1第十六講文明新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教案授課題目教學目的通過本講內容的學習，了解當今世界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體理念的提出、意義及中國實踐；理解和掌握人類文明新形態新在何處，蘊含什么樣的價值觀、文明觀，理解掌握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教學重點教學難點重點：當代世界所面臨的全球性治理危機及中西治理的不同。難點：人類文明新形態新在何處；中華民族共的內在關聯邏輯。1、教學活動的導入根據各節的內容需要，采用不同的導入手段，主要包括：創設情景；2、理論講授(1)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一方面，注重系統而科學的理論分析。另一方面，注重理論聯系實際，通過一些實際案例幫助學生更形象、更清楚地認識問題，從而有效增強教學內容的說服力、(2)注重經常用設問的方式，引發學生的關注和思(3)理論講授注意感情的投入，增強對學生的感染3、學生課堂討論組織學生圍繞一些主題展開討論等，在活動過程中，教師要針對學生的疑難問題給予解答、分析和總結，進而引導和啟大一、大二、大三各專業學生2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已經越來越難以應對正在與帝國之間的“互嵌式建構”過程。國、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秩序。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各交戰國形成了基督教文明內部相互承認主權的法理體系。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過一系列殖民戰爭，一度成為現代世界的普遍知識和制度樣本。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打破了歐洲均勢，以法國思想創造力。法國戰敗后由戰勝國建立和維持的1815年“維也納體系”,是一個由少數大國操縱的強權政治體系。大國協調與列強共治成為19世紀國際政治的主流。3斷涌現。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力量對比。2022年，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總量，按現價美元計算，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約為42.55%,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則占比為58.26%,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2010年以來，中國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總量和發展質量上進一步接近美國，實現了十幾億人口規模的全面小康，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從長時段的世界史看，東西方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主導國際社會的西方霸權秩序日益衰落，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國家將為“主要對手”,實行所謂的“脫鉤斷鏈”“去風險化”,全球治理面臨挑戰，人類文明發展呼喚新思維和新路徑。文明和歷史邏輯層面的重要區別，展現出了不同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4可靠代表和受托人。西方的選舉受到資本和的真實意見與利益訴求被遮蔽甚至扭曲。理人游戲。當代西方社會還出現了顯著的選舉疲勞癥、低投票率等現象，同。西方實行分權制衡和司法獨立，法治運行高越復雜，律師集團越來越龐大，訴訟成本越來越高轄”的制度幫兇，出現了雙重標準現象和法治公信力的下滑趨妥善地平衡個性發展與集體團結，更加重視推崇個人至上，更加強調獨立競爭。中國社會始族國家片面強調個人權利。中國社會更加強調族群整合；西方民族國家更加傾向市民社會與國家的二元對5成西方政教關系的數千年沖突以及不同教派間的政治沖突，甚至頻頻訴諸戰爭手段。原則上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不接受霸權也不輸出霸權。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國家竭力維護基于霸權規則的國際秩序，頑固維護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遏制和打壓多邊主義和文明多樣性，對人類和平發展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成挑戰。中華民族共同體經歷了從多民族區域性統一到多民族全國性統一這種從“分”到“合”的歷史進程，各民族都對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作出了獨特貢獻。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從古羅馬帝國體系和基中分化裂變而來，在整體上表現出從“合”到“流交融，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融聚發展。西方民族國家繼承造出高度同質化的現代“民族”觀念和身份。在現實制度實踐上，策，都沒有真正化解多民族社會治理問題；步帶來社會的撕裂與對抗，反而造成了更加嚴重的“認同政治”問題。中西民族治理的差異還深刻體現在以民族學為代表的學科和知識生產的不同演變軌跡上。西方民族國家在對外擴張類學和民族學為主體的知識體系，主要研究被他們稱作“野蠻人”的非西方群體，突出少數族群的特殊性，帶有濃重的視色彩。近代以來，在“西學東漸”背景下，民族學進入中國，雖然中國學者努力對其本土化，為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嘗試提供理論支持和知識6依賴。因此，進入新時代以來，著眼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民族學在內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國理論政策界和西方概念和話語的影響，探索建立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為核心的中國特色民族理論和話語體系。西方民族國家的族群分化日漸明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受新為尖銳。例如在美國，少數富人將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主要收益據為己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愈演愈烈。美國民主黨與共大，敵意持續加深，攻訐不斷升級，嚴重侵蝕其所謂的民主政治。2021年1月，大批美國人拒絕接受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包圍并襲擊國國會山騷亂事件，是美國政治極化與社會撕裂的縮影。2022年一項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美利堅民族的身份認同程度堪憂，67%的美國人不再對身為美國人感到驕傲。在歐洲，其政治光譜和極左翼政黨興起，呈現出強烈的反精英反建制的政治異現代國家的認同困境日漸明顯。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多民族國家。各國不同程度存在著各自的民族問題。7民與難民問題；在非洲，民族問題主要呈現為部族沖突；在印度，民族問題主要表現為教派矛盾與種姓制度問題。因此，世界各地區各國家都面臨著增強國家認同的共同任務。對于如何建設現代民族國家，歐美國家主要提出了族裔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兩種思路，相應采取同化與多元文化主義等具體政策，以應對種族與族裔多樣性。但這些措施并沒有真正解決現代國家認同困境，同質化的熔爐政策和極端多元化的族群治理模式皆無法真正奏效。映出西方民族國家范式造成的內部民族治理危機，也反映出西方帝國主義通過殖民主義和全球化網絡造成的全球性民族治理危機。但一些西方國家卻采取雙重標準，對自身和盟友的問題視而不見、百般開脫，對其他國家卻吹毛求疵，甚至不惜歪曲歷史與現實，意圖通過打民族牌、宗教牌、人權牌的方式，實現遏制他國發展、破壞他國形象、干涉他國事務的目的。的治理體系。中國共產黨始終與時俱進優化民族治理理念，將民族因素、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支持。球性族群治理難題。中國的民族治理理念和制度8性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具體實踐，實現了各民族和諧共處，破解了政治認同與族群撕裂困境，彰顯了以共同體原則和方法超越西方民族國家范式的獨特優勢，能夠為開創全球治理新局面提供重要助力。更大更重要貢獻的必然選擇。代之問的中國方案。201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時指出：“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2015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全面闡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內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從五個方面描繪了國際關系發展的美好前景，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此次大會上還首次提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這一概念，指出“和平、發展、公9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其基本內涵，將中華民族的價值追求延伸拓展至世界層面，契合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指向，為解決世界性難題提供了重要啟迪。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指出，中國“愿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人類前途命運的思考和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的擔當。2017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演講時指出：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抽象形態轉向現實舉措。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載入黨章。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系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202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發表主旨講話，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倡導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這是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后，中國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的進一步豐富發展。同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指出人類是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強調要深化“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建設一個開放包容、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世界，共大局”,從全球治理角度思考謀劃人類社會理想秩序的思想成果，在歷史轉折關頭為世界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人類已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背景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雖分屬內政與外交領域，但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貫通和促進。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對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同體。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應當在尊重人類文明多樣性的基礎尋求互利合作的空間，促進人類和平發展。在當代實踐中，“一帶一路”的和平發展、協和萬邦的重要理念。理。多元一體格局體現了一致性與多樣性的辯證統一，契合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包含著構建超大規模共同體的基本原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社會的理想目標和演進方向，指向構建相互尊的新型國際關系，實質是要走出一條國與國交往的新路。這更加需要把握好多元與一體的辯證關系，反對民族歧視和偏見固民心相通的社會根基，建立命運與共的共同體意識。值引領。中國主張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同價值，是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全面超越。所謂“普世價值”,實質是以西方價值觀改造乃至取代其他國家、民族的價值觀，具有濃厚的西差異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治理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世界秩序是以190多個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全球體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不是要取消各個現代國家的界限，而是要在主權國家的基礎上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世界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秩序觀與治理觀的集中體現，與西方國家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內在自我中心主義和權力等級制邏輯完全不同。中華民族堅持人民至上，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底層邏多民族國家建設能否贏得各族人民的支持，歸根結底取決于“為了誰、依靠誰”。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都不能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非主權國家的權力游戲與地緣秩序操作，而是能夠切實提升各國人民幸福的民心工程與人權事業。共同推動人權事業的發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各國的共同使命。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法基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人民至上原則及其人權保護體系，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權利哲學及其制度實現提供了有益借鑒。中華民族堅持共同繁榮共同發展，為推動構建要參照。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中，促進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題。為推動發展合作，實現共同發展，中國呼吁共建團結、平等、均衡、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助力。踐支撐。中國共產黨以綠色發展為重要理念，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將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相統一，開啟了人類現代化新的綠色路徑。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須以生態保護為基本前提。中華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續發展理念，有助于內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推動。推動者、實踐者，始終圍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領域深化中國實踐，貢獻中國力量。建成小康社會，不僅改寫了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史，也創造了世界人權保障新奇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7億多人口擺脫貧困，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明顯縮小了世界貧困人口“版圖”。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解決了世界1/5人口的小康問題，使14個與中國接壤國家擁有了一個穩定、強大的友好鄰邦，不僅為東亞的穩定作出重要貢獻，也給世界注入強大正能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2013年，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截至目前，中國已經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一帶一路”合作從亞歐大陸延伸至非洲和拉美。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共建“一帶一路”使參與方貿易增加4.1%,吸引外資增加5%,使低收入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加3.4%。受益于“一帶一路”建設，2012—2021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份額提高3.6%。到2030年，共建“一帶一路”每年將為全球產生1.6萬億美元收益，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3%;2015—2023年，760萬人因此擺脫絕對貧困，3200萬人因此擺脫中度貧困。與全球化早期西方列強爭奪基礎設施領域。周邊、亞太、中國一東盟、瀾湄國家、中非、中阿、中拉、中國一中亞、上海合作組織等命運共同體穩步推進。在全球層面，網絡空間、核安全、海洋等命運共同體應運而生，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多次寫入聯合國、目前擁有9個成員國、3個觀察員國和14個對話伙伴國，其成員國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經濟總量約占全球1/4,是當今幅員最廣、人口最多的綜合性區域組織，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如中國倡導設立的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亞洲和廣大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穩定發揮了推動作用。態，是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是人類現代文明的新形態，為人類社會發展道路提供了新選項和新方向，具有深刻的世界歷史意義。民美好生活，還是犧牲人民利益而服從資本增值邏輯?是為資本，還是為人民?對此問題的不同答案，區別了不同的文明形態。從資本邏輯轉向人民中心，便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新原則。引導社會發展避免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苦難”和“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致力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價值追求。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更高綜合與更深刻體現。人類文明新形態開辟文明發展新路徑。中國道路打破了“歷史終結論”。針對“本國優先”“逆全球化”思潮向世界蔓延，中國站在公平正義的一邊，高舉新型經濟全球化旗幟，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堅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靠的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匯聚智慧辦成事，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提供新的體制參照和實踐路徑，徹底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迷思。開啟了“所有人造福所有人”的合作格局。人類文明新形態引領文明發展新境界。中國道路打破了“國強必霸論”。中國沒有陷入西方“國強必霸”的歷史定律，即使是在綜合實力最強的時候，中國也沒有對外殖民掠奪、沒有炮艦政策、沒有強加于人的不平等條約。無論是積極倡導共建“一帶一路”,還是主動參與全球治理，中華民族都是將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把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聯系起來，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人類文明新形態調整文明發展新關系。中國道路打破了“文明沖突論”,這為促進多元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新的力量。中國道路證明，只有多元文明交流互鑒，才能更為妥善地平衡個體與群體、責任與自由、義務與權利、德治與法治、道義與利益、本國與世界的關系，從而淬煉出真正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不是謀求用一種文明取代所有文明，而是給人類文明百花園培育新生機；不是為了孤芳自賞突出自己，而是為了交流互鑒，為人類文明的未來開辟新可能。明提供有益借鑒。1族宗教、反對種族歧視。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只有經歷對傳統“東方主義”新境界。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面對不可阻擋的經濟全球化趨勢與和平發展潮流，必將與第三世界國家以“天下為公”的大同理念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以“修文偃武”的和平精神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以“義利相兼”的義利觀謀求開放包容共贏的發展前景，以“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促進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以多元、民主、包容和有機互動方式激活歷史遺產，共同追求更公正的國際新秩序，共同創造人類和平發展新前景。的藩籬，將危機轉變為融匯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意識形態對全球風險，合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見本章課件視頻1.如何理解西方民族國家范式?2.如何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世界意義?3.如何理解人類文明新形態?

第十三講先鋒隊與中華民族獨立解放-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教案(1919—1949)授課題目教學目的通過本講內容的學習，掌握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掌握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民走過的浴血奮斗的革命歷程，理解民國時期我國民國時期的民族治理及其局限性。教學重點教學難點重點：中國共產黨帶領各族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難點：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深刻改變了近代向和進程。1、教學活動的導入根據各節的內容需要，采用不同的導入手段，主要包括：創設情景；2、理論講授(1)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一方面，注重系統而科學的理論分析。另一方識問題，從而有效增強教學內容的說服力、感染力，提高教學效(2)注重經常用設問的方式，引發學生的關注和思(3)理論講授注意感情的投入，增強對學生的感染3、學生課堂討論組織學生圍繞一些主題展開討論等，在活動過程中，教師要針對學生的疑難問題給予解答、分析和總結，進而引導和啟發學大一、大二、大三各專業學生2歐洲，發出西方文明已經破產的感嘆。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昭在中國大地率先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的是李大釗，從1918年7月起，他3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國人民對構建世界新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限制，成為新的國際秩序中的平等一員。然而，1919年巴黎和會上，列強犧牲中國利益，意圖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利益轉讓給日本，一時國內輿論嘩然。中國人開始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主導世界秩序的事實并沒有改變，中國受人宰割的局面并沒有改變，只有徹底反帝反封建，才能改變被奴役、受壓迫的命運。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以青年學生為主，市民、工商人士等廣泛參與的反帝愛國游行，喊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北洋政府迫于各方壓力，最終未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姿態登上政治舞臺，標志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進入有先進階級領導的新階段。五四運動后，李大釗更加積極投身于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新文化運動由此進入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1919年9月、11月，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給苦苦探尋救亡圖存出路隨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不斷傳播，建立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被提上日程。最早醞釀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1920年8月，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1月，擬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同年10月，李大釗等在北京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11月，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任書記。從1920年秋至1921年春，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國內外相繼成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組織基礎。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來自7個地方的10余名代表，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參加了會議。4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是各民族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政治組織，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的先進組織。早在年，李大釗就指出，中華民族不分珍域、不論大之精神有以鑄成之也”;由于滿、漢、蒙古、回、藏等“文化已漸趨于一致，而又隸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國體之下”,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當悉黨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是為“中華國家之再造，中，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示了人類社會普遍發展規律，確立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指明了正確道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能夠生根發芽開花，更是因為它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沃土和精神氣質高度契合。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想信念，與中華文明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相契合，與中國歷代有志之士追求民富國強的夢想相適應，特別是與近代以來中國先進分子救亡圖存、復興中華的愿望相一致。它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與一、矛盾統一、以民為本、知行合一等思想，都有著天然的、內在的、廣泛的統一性。最重要的組織表現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所以毛澤東指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5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強調必須聯合一切革命黨派和資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組織和推動下，在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罷工后的13個月內，全國發生大小罷工百余次，參加人數在30萬以上，中國工人運動達到第一次高潮。但1923年二七慘案后，工人運動轉入低潮，中國共產黨意識到此時的革命力量不如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決定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而此時屢遭挫折的孫中山也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精神和真誠坦蕩。1923年，黨的三大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的革命立場和國民黨的改組可能后，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以黨內合作的方式實行國共合作。1924年，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提出的“新三民主義”與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基本一致，奠定了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等10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第一次立了統一戰線，掀起了大革命高潮，開創了反對命新局面。1924年工人運動開始復興，1925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農民運動逐步發展，從1924年7月起，共產黨人彭湃、毛澤東等在廣州開辦了六會內涵更為深刻，形成了中華民族“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大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初期的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逐漸形成。中6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重視民族問題，始終堅持民族平等原則，反對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提倡民族團結。1922年，黨的二大把民族平等作為黨的原則之一，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首個民族綱領，大會宣言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黨的二大綱領對中華民族的表述，表明將自身發展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相聯系，將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確立為自身革命斗爭的目標。中國共產黨在蒙藏學校的工作，為民族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最初的干部準備。1913年成立的北京蒙藏學校，是北洋政府為應對日益嚴峻的邊疆局有成效的工作。1923年，鄧中夏、趙世炎等中國共產黨黨員進入蒙藏學校，北京蒙藏學校青年群體迅速向中國共產黨靠攏。1925年前后，中共蘭夫回憶，到1925年，全校120名學生中，黨團員就有90多名。從蒙藏學校走出的共產黨人，如烏蘭夫、奎璧、多松年、李裕智、賈力更等，后為中國革命進入下一階段準備了必要條件。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走過了28年浴血奮斗的革命歷程。曾經被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逐步組織起來，緊密團結、7根本上扭轉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在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成功探索了中的新方案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新路徑。江評論》發表《民眾的大聯合》,提倡建立民眾的大聯合與中華民族的大聯合，疾呼“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無論是在根據地還是在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都積極推動工農大聯合，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工農聯盟，提升中華民族凝聚力。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9月9日，毛澤東等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軍公開打出了“工農革命軍”的旗幟，在攻打中心城市長沙受挫后，開始了創建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從進攻大城市轉為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革命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1931年11月，在各族群眾的支持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宣告成立，其頒布的《中華蘇維定：“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的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種族、宗教，在蘇維埃法律前一律平等。”這是黨首次以憲法的形式對民族平等作出保障，得到了蘇區各族群眾的積極擁護。解決了無地少地農民的土地問題，有效團結和動員了各8爭。在黨的領導下，各族群眾緊密團結在一起，共同開展革命斗爭。在海南陵水縣，黎漢群眾組建武裝，攻克縣城，建立蘇維埃政府。在湘鄂川黔地區，土家、苗、侗等少數民族群眾積極參與建設革命根據地。在廣西左右江地區，鄧小平、張云逸等帶領壯、瑤、漢等各族群眾發動百色起義，成功宣告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的誕生。黨早期領導少數民族革命和武裝的經驗，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革命斗爭的重要部分。多次發動對蘇區紅軍的“圍剿”。1934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開始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長征。紅軍穿越湘、黔、滇、川、甘、青、陜等10余省，經過了苗、瑤、壯、侗、土家、白、彝、藏、回有利契機。1934年11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關于對苗瑤民的口號》,呼吁反劉伯承同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成為長征途中一段民族團結的佳話。在四川甘孜，五世格達活佛深信紅軍是一支能夠為人民帶來幸福的軍隊。草、安置與保護傷病員，藏族人民寧愿自己挨餓，也要“啊，紅軍，紅軍/藏族人民的親人/為祖國解放給你們護佑/盼你們早有歸期。”在寧夏興隆鎮，紅軍與清真寺主教互贈禮物，樹立了回漢團結的榜樣，紅軍被當地回族群眾稱長征期間，中國共產黨真正把握住了各族群眾渴望擺脫帝國主義壓迫和國內軍閥剝削的時代訴求，將堅持民族平等、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作為爭取少數民族支持革命的重要前提，以有針對性的政策宣傳和民族實踐贏得了各民族的真心擁護，吸引了不少藏族、羌族、回族、彝參軍與支前。中國工農紅軍還在民族地區進行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建設的初步嘗9試。在陜甘紅軍的幫助下，甘肅正寧縣龍咀子成了黨組織，發展了回族黨員，進行了分糧食、分土地的革命運動。1936年8月，紅軍在甘肅與寧夏交界的豫旺、海原一帶的回民聚居地區，幫助當地回民建立了“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是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二者是地方與中央的關系。這是中國共產黨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重要探索，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萌芽。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經過長征血與火的洗禮，有效團結動員了各族同胞參加中國革命斗爭，鞏固并擴大了自身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同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反對 組建了東北人民革命軍。1935年，中國共產黨先后在《為抗日救國告全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全時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總括工農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將解決民族問題納入抗日救國政治行動的整體范疇，意味著中國共產解放；沒有各個民族的解放，也就無法匯聚起中華民族解放的滾滾洪流。1936年，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國共再次合作。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進入全民族抗戰階段，同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在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正式文件中，“中華民族”作為國內各民族一體化的整體性概念，作為具有歷史延續內涵的中國人的族稱概念，已經基本穩定下來。伴隨著“中華民族”概念在黨內廣泛使用，中國共產黨對于各族人民之間政治、經濟、文化和命運的一體性、共同性、整體性的認識不斷加深。中華民族先鋒隊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構成了其重要實質內容。1938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就“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這些重要論述均表明，作為中華民族先鋒隊，中國共產的族體成分和多元一體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統一多國情和中華民族歷史發展規律有了更深刻的把握。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擬定了《關于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并獲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這是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研究中國民族問題的第一本著作，從史實和理論兩方面批判了國民黨對回民的大民族主義政策，系統闡述了爭取回族的十一條政策，為后來中國共產黨制定民族政策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1941年6月22日《解放日報》社論《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始終認為抗戰建國，不是漢族一族之事，而是國內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業，此種重大艱巨的事業，如果沒有參加，就不能有最后勝利的保證。因此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以團結國內各少數民族共同抗日圖存，就是當前抗戰中的嚴重任務之一。”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面臨亡國的嚴重危險。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織人民、依靠人民，推動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各族兒女共赴國難，并肩御侮，實現了全民族大抗戰、全民族大覺醒。在東北，漢、滿、朝鮮、蒙古、回、達斡爾、等各族人民積極開展抗日斗爭。大批朝鮮族群眾參加東北抗日聯軍，第五軍婦女團8名漢族、朝鮮族女戰士在彈盡援絕的最后一刻，用生命譜寫了“八女投江”的英雄詩篇。古至西蒙古，沿途宣傳抗戰，參加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誓與中華民族共存亡。1937年11月，目睹華北淪陷、淞滬會戰及太原會戰等重大戰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全民族抗戰的呼吁和感召下，來自內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人士代表組成了“蒙藏回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發布《告全國同胞書》和《敬告全國抗戰將士書》,宣稱國內各民族同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存亡與共，相依為命，并高呼：“中華民族萬歲!”在華北地區，面對日軍的進犯，中國共產黨團日武裝，反抗外敵侵略。由馬本齋任總隊長的冀中軍區回民教導總隊改編為八路軍第三縱隊回民支隊，在漢、回民眾的共同支持下，這支部隊轉戰冀中平原的廣袤土地，創造了輝煌戰功。1944年2月，馬本齋去世，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為他題挽詞，將其視為民族英雄。臺兒莊戰役中，以少數民族將士為主體的滇軍六十軍，英勇無畏血戰。革命音樂家洗星海為之譜寫軍歌，歌詞中寫道：“我們來自云南起義偉大的地方，走過了崇山峻嶺，開到抗敵的戰場，弟兄們用血肉爭取民族的解放，發揚我們護國、靖國的榮光。”以開通，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許多少數民族同胞將掛毯、綢緞、錢的金耳環；喀什一位貧苦寡婦，捐出了自己一穗一穗撿來的一袋小麥；80頭牛、32峰駱駝、1萬余兩白銀和50余兩黃金。當時的新疆地廣人稀，買了10架戰斗機。1938年8月24日，由新疆各族同胞捐獻的10架“新疆號”戰斗機在成都機場騰空而起，參加了著名的“武漢保衛戰”。至1944年8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獻飛機154架，僅塔城各縣就捐獻14映。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僑也以各種方式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投身于全民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中華民族氣節。海外華僑表示，祖國的存亡，就是華僑的存亡，寧可為祖國死，也不愿看著祖國淪亡而偷生。他們紛紛組織建立各種抗日救亡團體，從物力、財力和人力上竭力支援祖國抗戰。著名華僑陳嘉庚慷慨解囊，大規模資助國內抗戰，直至抗戰勝利。1945年9月，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10月，被日本占領50年之久的臺灣及澎湖列島重歸中國主權管轄之下。1946年11月至12月，中國政府派官員赴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重立主權碑，派兵駐守。這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在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解放斗爭中取得完全勝利。經過全民族抗戰，中華的高度，團結合作達到了新的層次，愛國主義精神達到了新的高峰，中華民族精神得到了新的升華。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邊區政府和抗日根據地展開了一系列民族工作，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方面進行了積極探與被選舉權。這一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政治平等，促進了各民族的團結統一，充分調動了各民族共同參與邊區治理的積極理民族問題的模式進行了反思，吸收“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的歷史經驗，借鑒因俗而治的制度經驗，摒棄了傳統族群治理中高度依托士紳、豪閥等本地特權階層的弊病。1941年5月1日，《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高了邊區蒙古族、回族等少數民族群眾的生活水平，一度出現大量回民涌入邊區定居的現象。區各級政府大都設立了少數民族文化教育機關，負責少數民族的文化教育工作；成立了蒙古文化促進會、回民文化促進會，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習俗和宗教信仰，發揚蒙古族、回族等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還創造性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目標，使之成為各族人民自覺接受的新文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凝聚了共同的文化價值追求。進行文化知識教育的同時，還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宣傳黨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尊重民族風俗習慣等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有強烈的中華民族整體意識、勇擔中華民族解放和推動國家發展建設使命的優秀人才。抗日戰爭勝利以后，各族人民熱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繼續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老路。1946年，國民黨政府組織軍隊進攻中原解放區，挑起了全面內戰。中華民族面臨著兩種命運的抉擇：一個是獨立市，全國各地各階層各民族的人民群眾抗爭在一起。解放區獲得土地的翻身農民，為保衛勝利果實，或參加人民解放軍，或以各種形式支援解放戰爭。中華民族在反對內戰的浪潮中凝聚了新的共識，主張愛國、反對賣國，主張民主、反對獨裁，主張和平、反對戰爭，主張發展、反對倒退，國民黨反動派完全陷入人民解放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方列強的步步侵略和西方民族主義知識的傳播，各少數民族仁人志士也在苦苦求索民族自由解放，進行了無數次可歌可泣、不屈不撓的斗爭，但最終都失敗了。正如烏蘭夫說的那樣，一切可能的途徑都探索過了，一切可能的辦法都試驗過了，蒙古民族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基礎上聯合起來共同反帝反封建、共求中華民族解放的革命綱領，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希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幫助下，各民族群眾真正認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深刻認識到各民族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在黨的領導下共同為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和繁榮昌盛而奮斗，少數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正是在黑暗摸索和血火實踐中認識到這一點，各族仁人志士才紛紛匯聚在黨的旗幟下，一如百川歸海，中國共產黨最終成為中華民族走向新紀元的政治領導力量。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明確將民族問題的基本方略。1946年《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提出，邊區各少數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區，得劃成民族區，組織民族自治政權；在不與省憲抵觸的原則下，得訂立自治法規。在這一具有政治綱領和根本法律性質文件的指導和保障下，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先后建立了包括5個回民自治區和1個蒙民自治區在內的一些區、鄉自治機構，促進了少數民族群眾的政治覺醒，保障了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的權利，增強了他們的中華民族整體意識。在領導內蒙古自治運動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民族問題存在著被大國操縱和利用的隱患，也可能存在國家分裂的巨大風險。1947年4月，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執委擴大會通過《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明確指出即將成立的內蒙古自治政府所轄的自治區域，是中國的組成部分。4月27日，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通過《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宣言》,鄭重宣告：“內蒙古自治政府是內蒙民族各階層聯合內蒙古區域內各民族，實行高度區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聯合政府，并非獨立自治政府。”5月1日，內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內蒙古人民挫敗了少數封建上層分裂勢力的陰謀，創造了民族區域自治從理論到實踐的光輝典范，為后來新中國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立為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堅實基礎。民國時期，民國政府高度依賴地主階級、買辦階級和英美等列強，不可能領導中華民族取得真正的獨立與解放，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少數民族面臨的階級壓迫和經濟剝削，無法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但是，作為1840年以來從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的一環，民國時期的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進程仍有新的進展。民國政府采取社會的新舉措，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起到了鞏固和促進作用。民國建立后，帝國主義挑撥民族關系，妄圖分裂中國，民族問題特別是邊疆民族問題出現較為復雜的局面。北洋政府先后公布《蒙疆善后委員令，表達了維持疆域管轄、維護國家主權的意愿。南京國民政府屢次在憲法性法律文件中，對包括蒙古、西藏在內的中國固有領土主權進行重申。1929年，國民政府成立直屬行政院的蒙藏委員會，作為中央主管蒙藏政務的最高機關，負責蒙藏地方的行政及各種興革事項。中央內政部也設有管理少數民族事務的機構。南京國民政府后來還逐步在邊疆民族地區派駐各種不同機構，代表中央政府或主管邊政機國民政府持續發展邊疆經濟、文化、衛生、教育等傳，創新民族地區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弱化民族差異和政治隔閡。國民政府多次派人去西藏、新疆及內蒙古宣慰，通過創設機構、設置官職、授予頭銜等方式，加強中央政府與這些地區的聯系，強化中央政府管轄。西藏、新疆、內蒙古的地方政治勢力逐漸向中央靠攏，如班禪系統的堪布、喇嘛等都曾暗中或公開支持中央、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