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4近代中國不僅有“兒童節”，還有“兒童年”每年的公歷4月4日是民國時期的兒童節，這一節日與"五四"以來"兒童的發覺"淵源頗深。晚清以降，在趨新求變的氛圍之下，學問界對兒童也做了一番國故的整理。在駕馭了西方先進文明的學問分子看來，傳統對于兒童的教養絕無半點好處，父母生育小孩無非抱著自私的投資心態——為自己的暮年養老防微杜漸，兒童不過是父權的附庸與皇帝的順民。在歐美傳入的"兒童中心觀"的推波助瀾下，兒童的"發覺"與救亡圖存的民主運動合流，形成一股戰亂之中的社會潮流，兒童獨立的地位和意義得到了重新的相識和確立。政治味深厚的兒童節自民國初年兒童被當作挽救國家危亡的希望所在，一時間，愛護兒童、兒童華蜜、慈幼事業成了社會上的熱門話題。為喚起社會對兒童的重視，將兒童從"養老傳嗣"的私意中解放出來。1931年3月7日，由熊希齡主辦的中華慈幼協會呈請上海市社會局"仿照鄰國方法，謹擬選擇4月4日規定為兒童節"。雖然兒童節設立的初衷是效仿西方諸國，但日期的選擇卻頗有中國特色。首先，考慮到春令氣候宜人，乃朝氣盎然之季，加之該時正逢植樹節，可取孫中山"樹木樹人"之期望；此外，民國多以"三三"禊辰節、"五五"重五節、"九九"重九節和國慶"雙十"等疊數之日為慶典節日，故而將兒童節設在雙四之日，可取與各節交相輝映之意。國民政府批準呈文后隨即制定《兒童節紀念方法大綱》，通令各級教化廳將該節日列入小學校歷，"以昭慎重而資提倡"，"四四"就這樣成為了小國民們的新節日。中華慈幼會的官方背景令兒童節在創立伊始便帶有深厚的政治教化意味，愛國愛黨教化是貫穿于兒童節活動的政治主線，從每年兒童節的紀念形式與內容便可初見端倪。在國民政府的指示下，第一屆兒童節以紀念大會的形式隆重拉開帷幕。各地會場均懸掛孫中山遺像、黨旗、國旗及國徽，借以彰顯黨國之意志。流程則與一般的成人政治大會無二：首先由各級政府領導輪番致辭，向兒童們灌輸愛黨愛國的政治教化，接下來由細心選定的兒童代表上臺宣讀愛黨愛國的心得感想，最終放映宣揚電影助興，并分發紀念禮物贈予參會兒童。紀念大會結束之時，參會兒童們則高呼"兒童要負起三民主義的責任""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等政治口號。在政府組織的紀念活動之外，各地的小學和無趣園也要舉辦演講活動，內容為本國革命先烈及古代偉人之兒童軼事，"借以闡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德目"，表演的才藝節目則要是"啟發兒童愛群、愛國、愛家庭的心理之嬉戲或短劇"。除了既定的儀式之外，隨著時局與社會話題的轉換，兒童節的主題也會與時政熱點相關，從1930年頭的收回東三省、國貨運動、新生活運動到1940年頭的精神總動員與抗戰建國運動。兒童節肇始之初，便成為弘揚黨義與復興救國的舞臺，兒童節不僅是為兒童所設的節日，"還附帶有復興民族以前的光榮和增進國民優良素養的意味摻雜其中"。劇烈的政治色調使兒童節得到了"政治節慶"的評價。這些看似五花八門的活動將兒童置于國家政治輿論的限制之下，在一天內強化培訓政治課業，使其成為"愛惜國家、擁護三民主義和國際領導者"的新國民，真正與孩子們有關的活動并不多。它不僅是國民政府彰顯社會限制力的手段之一，更是通過兒童教化成人的一種方法。從"兒童節"到"兒童年"兒童節的紀念大會流程冗長，形式呆板，并不能引起兒童參與的愛好，但社會各團體響應政府號召舉辦的兒童節活動卻使兒童們得到真正的實惠。公園、電影院對兒童實行半價或者全免票，各書局則折價出售各類兒童讀物，醫療機構則免費為兒童體檢和種痘，一些慈善機構則向貧苦兒童贈送玩具、糖果和圖書。據1933年《新聞報》的記載，在兒童節這天，滬上的公園、影院爆滿，而免費種牛痘和兒童健康體檢的醫院和診所多達35家，很多平日里無錢種痘的貧兒得以在兒童節享受到了同齡人的衛生福利。至1934年，兒童節已舉辦三年，雖然在大城市中得到廣泛的效應，然而在偏遠鄉鎮中并不普及。在關注中下層貧苦民眾的學問分子眼中，兒童節那些免費的福利和優厚的待遇不過是城市富貴人家孩子錦上添花的點綴，真正多數的貧苦的鄉村兒童并沒有共襄盛舉的資格。大多數上海的公園在兒童節這天只允許佩戴校徽的兒童入園，這意味著流浪和失學的窮苦兒童并沒有資格入園。對于連溫飽都成問題的孩子們來說，購買打折的兒童圖書和玩具無異于天方夜譚。在快樂的兒童節里，還有失學兒童去電影院和公園被驅除的故事。幸運的兒童，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過兒童節，4月4日不過是兒童節的加強版；可大多數的窮苦兒童而言，4月4日也與他們不相干，"他們照舊搽皮鞋、做苦工、挨餓、挨凍"。學問分子在兒童節之中呼吁民主與同等，主見"促成民主的政治經濟，進而實現真正的兒童節"?；蛟S是聽到了這些呼聲，為了讓兒童節的福利能夠惠及更多的窮苦兒童，中華慈幼協會借鑒美國"兒童華蜜運動"提出了變"兒童節"為"兒童年"的建議，將對兒童的關注時段拉長，不再局限于一時一日，全年聚焦于兒童的社會哺育問題，并特殊提出要著意于改善底層兒童的生活狀況。在國家行政院的批準下，1934年4月21日至1935年7月31日被定為民國首個"兒童年"。與之前兒童節只在各大中心城市開展活動不同，這次政府將關注點轉移到下層兒童，虐待和拐賣兒童的法律法規也被提上日程，實施各種針對災區兒童、斗爭遺孤以及城市童工的救濟措施。全國各地相繼成立兒童年實施委員會，廣設兒童虐待防止令、母親詢問處、夏季健康營、感化院及盲啞童學校，以國家之力改善兒童教化、健康、衛生等諸多福利問題。經過一年持續不斷的努力，這一節日借助廣泛的活動"漸印入全市民眾的腦海，起而相識兒童、敬重兒童，并有不少敬重兒童人格的事實表現"。巧合的是，上海兒童年的提出恰好與國貨年重合在一起。廣闊華商抓住這一良機向兒童推銷國貨與洋商爭利。中國國貨公司特地針對兒童開設了兒童游樂市，激勵父母給孩子購置國貨，通過用國貨將愛國主義根植在兒童的心中，兒童節所發禮品也都務求國產。"中國兒童用國貨"漸成一種話語。在《成都兒童節紀念特刊》中有一則孩子教化母親的故事，說在兒童節當天一名小學生陪媽媽去買衣料，規勸母親肯定要買本國產，"因為我們買外國貨，我們的金錢就會落到外國去，他們就會買些槍炮來打我們"。兒童節中的"國共之爭"在全民抗戰的背景之下，兒童不僅被挖掘出與成人不同的特殊性，在賜予兒童福利的同時，更被賜予了支持抗戰的全新責任。假如說國家興亡是匹夫有責，那么在婦女解放與兒童發覺的浪潮之中，肩負國家重任不僅匹婦有責，連兒童也算一份。在慶祝兒童節的宣言中，國民黨對六千萬兒童提出了新的責任："要讓兒童們一起起來參與爭取民族解放的抗戰工作；要以戰時教化來組裝和武裝我們兒童，確定我們兒童對民族國家的使命和任務。"對于兒童在斗爭中所擔當的詳細工作也列出了詳細要求，包括戰士救援、慰勞、捐獻、宣揚、增加生產等戰時后勤工作，必要時參與肅清漢奸的工作以及上火線的前線工作。隨著戰火的擴散，幼失怙恃的苦兒越來越多。以政治訓導為實質的兒童節，雖然在當時的情勢下有其意義，但仍不免遭到質疑。共產黨成立的陜甘寧邊區抓住兒童節不能惠及大多數貧苦兒童的弱點對國民黨加以抨擊。在邊區舉辦的兒童節活動的講話中，中共認為在國民黨反動政府所統治的城市里，"參與兒童節紀念的只能是一些受得起教化的有錢兒童，而很多工人、貧苦市民的兒童們是不知道什么兒童節的"。相比之下，在解放區兒童被中共納入"全民皆兵"的生產系統之中被充分地動員起來，以村或區為單位組成集體制的兒童團。這些小團員們擁有自己的組織和小領導，能夠自行組織生產生活，并召集會議做出各種確定，全部兒童無論貧富均被納入高效的組織體系之中從而達到"幼有所養"的目的。邊區教化廳、邊區婦聯、邊區青救會及延安各小學則會聯合舉辦政治測驗競賽、兒童座談會、文藝晚會、嬉戲晚會和展覽會等規模盛大的紀念活動。兒童們以村、區為單位，兒童團召開自己的會議，推選和表揚學習、生產、放哨的模范兒童。陜甘寧邊區政府給他們頒發獎旗和獎品，并號召全區兒童向他們學習。隨著新政權的建立與冷戰格局的形成，兒童節也深深地浸染了深厚的冷戰氛圍。1949年11月，具有顯明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國際民主婦聯理事會會議在蘇聯首都莫斯科召開，為了紀念在二戰中被帝國主義與反動派殘酷屠殺的兒童，與會的將六月一日定為新的國際兒童節，旨在"愛護各地兒童的生活、衛生和教化權利"。1950年3月我國教化部正式發出通告，遵從國際婦聯理事會的決議，廢除舊的兒童節，以最新的國際"六一"兒童節作為新中國的兒童節，至此，持續了19年的"四四"兒童節在新中國統轄的大陸地區落下帷幕。雖然"四四"兒童節只走過了短短二十年，但對中國兒童觀念的沖擊與更新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溯其起因，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