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公務員考試（申論）模擬試卷7(總分：2.00，做題時間：90分鐘)1.一、注意事項1．閱讀給定材料，并按照要求回答問題。2．作答參考時限：閱讀材料30分鐘，作答90分鐘。3．本次測驗共1題，滿分100分。二、給定材料1．電視劇《小別離》中，無論是富裕家庭、草根家庭，還是城市中等收入家庭，都選擇送孩子出國留學，指望教育改變命運，哪怕是早早地就要和父母、同學說再見。“小別離”反映大時代。對家庭教育選擇的微觀描寫，折射出一種彌漫在整個社會的焦慮感。“你今天要是進不了前一百，你就進不了重點高中，你進不了重點高中就進不了重點大學，進不了重點大學等于這輩子就完了。”對于《小別離》劇中女主角童文潔經常念叨的這句臺詞，13歲孩子的家長張女士也有體會。“孩子每天做作業到半夜，‘有選擇’地參加興趣活動和社會實踐，孩子累，大人的閑暇時間也被擠壓殆盡。”上海家長陳先生最近就在糾結要不要早點送孩子出國讀書。他說：“送出去考慮的不僅是孩子在國內要接受12年的應試苦讀，且這種壓力和付出不一定能換來以后較高質量的生活。同時，國內學校對健康心態培養、學習的自由度和多元性、對體育的重視度都不如國外，還有食品安全等讓人操心的事。但是，出國留學意味著家庭的離別、親情的損失，孩子能否適應國外環境也是個未知數。”對于選擇不出國的城市家庭來說，雖沒有別離之苦，但他們也有焦慮，或許是高額的學區房價，或許是愈發火熱的補習班。今年8月，中國指數研究院發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北京市學區房均價達6.6萬元／平方米，比全市存量房均價高出30％以上。其中67％分布在西城、東城、海淀等教育資源集中區域，最貴學區房均價超過14萬元／平方米。為孩子選擇一所好小學附近的房產，是許多家長唯一可以自主決定的事。進入一所好小學，就意味著選擇了今后近10年的教育環境——這就是許多家庭“傾家蕩產”購買學區房的初衷所在。“拼孩”則往往通過參加名目繁多的課外補習來實現。一位80后白領媽媽為即將上小學的孩子列了個學期清單，暑假開銷加課外學習的費用達32萬元。除各種學習用品、生活用品和夏令營以外，總計20個課外興趣班。如今一些知名的學校已經擺脫了“高壓教育”的應試理念，反而是家長們對成績和升學的期望不減。北京一些名校校長認為，把孩子的成就當成家長人生價值的體現，是多數家長依舊無法擺脫的觀念。北京小學校長李明新認為，新一代家長面臨的社會環境變化了，影響了人們對教育的認識。與上一代相比，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變得更加實用、功利了，人們對教育的看法也愈加現實。與上一代父母普遍“嚴厲教養”不同，新生代的父母對孩子的態度較為溫和，但要求更加全面。“我自己就是十年苦讀熬出來的，并不覺得只會讀書、成績好有多么了不起。”一位名校畢業的媽媽說，她也會經常焦慮，但焦慮的方向是如何讓孩子多方面的能力獲得培養，而不僅僅是學業。2．在國內知名家長論壇“家長幫”上，一項針對國內家長關注問題的調查最近公布。這份名為《2016年中國家庭教育焦點問題調查報告》對不同城市6529個家庭關注的問題調查顯示，低齡兒童智力過早開發、中國孩子素質能力缺失等問題已成為新時代家庭教育的痛點。調查顯示，在3歲前，近一半的家長開始擔憂孩子的閱讀能力。在中小學階段，家長反而更擔心孩子的生活能力。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程方平認為，這反映了當前家庭教育在早期過于重視能力的獲得，忽視了性格品質、行為習慣養成等方面素質的培養。在北京、上海等教育資源豐富的大城市，認為自己“疲于奔命”的家長不是少數。一位家長如此評價激烈競爭的態勢：在一線城市，每個孩子背后都站著兩個“高智商”的父母，他們剛剛奮力在大城市中拼得一席之地，因此不能接受孩子的未來可能“比自己混得差”的現實，每個家庭都面臨“不進則退”的緊迫感，只能咬牙向前。家長的焦慮直接反映在如今的師生關系中。南京某小學教師葛蕓（化名）以微信群舉例說，一方面是群里家長對老師“熱情過頭”，哪怕是正常的布置作業，都有大批家長回應：老師您辛苦了！老師太棒了！老師注意身體！另一方面又是家長帶給老師的巨大壓力，“孩子受欺負了要找老師興師問罪；孩子做值日，家長要來幫助掃地倒垃圾；動輒@老師，要求關照孩子冷暖、吃飯；孩子考得不好，又要求我們開小灶補課……”3歲孩子的父親陳先生一開始主張尊重孩子的想法，支持孩子各種看起來“不靠譜”的探索嘗試。然而，隨著孩子慢慢長大，他注意到西方教育理念“水土不服”的問題。與中國傳統教育觀念“梅花香自苦寒來”主張管教不同，西方理念提倡尊重孩子的天性，認為只要有愛、自由、溝通和鼓勵，孩子自己就會順利地成長。這些理念看起來十分美好，卻面臨許多實際的問題，孩子散漫的個性和“自我中心”的習慣令他備感擔憂。“一旦孩子到了上學的年齡，問題將更嚴重。”一位小學家長說，身邊無數經驗證明，孩子上學第一天將是“自由與愛”教育觀念的終結。小學人學半個月后，幾位幼兒園時期的小伙伴彼此想念，家長們就搞了一個聚會。“不問不知道，一問嚇一跳。”孩子幼兒園的同學上了附近一所知名小學，不僅每天要寫大量作業，家長也要深度參與。自己孩子的小學是一所普通學校，一年級不留作業，孩子回家就是玩。這位家長說：“就在那一瞬間——在其他家長討論該買哪本課外練習冊的時候，我感覺自己落后了，愧對自己的孩子。”“進人不同的小學，果然面臨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若干年后，孩子們的知識積累、學習習慣必然拉開巨大差距。”他決定，周末就給孩子找附近的輔導班。雖然“自由”“尊重”等觀念受年輕家長青睞，但在實際生活中很難堅持。一位堅持小學期間不讓孩子上課外輔導班的父親認為，小學可以釋放孩子的天性，但中學階段應該把學習成績放在首位。畢竟，無論對大人還是孩子，生活都不只是眼前的愛和自由，還有明天的挫折和困苦。3．焦慮來自于對比——別的學校有，別的孩子在學。南京市第三幼兒園的家長余先生說，自己越來越害怕跟其他家長聊天，他已經給女兒報了美術班和英語班，未來還打算報一個幼小銜接班。“原本覺得孩子負擔夠了，但是跟其他家長一交流就會發現，有的孩子在大班就已經開始學習寫字甚至是硬筆書法，理由是上學后考試能比別人快一點。這樣比較下來就會莫名地擔憂，別人學你不學是不是就會落后了。”南京師范大學教科院副教授殷飛認為，說白了就是攀比，有時候家長甚至沒搞清楚自己在焦慮什么，就三人成虎形成了恐慌，把正常的學校教育過程妖魔化了。然而，焦慮的家長總能在“對比”中發現落差，千方百計搶先出發；總試圖領先于人，而擔心屈居人后。于是，在無休無止的自我較勁和競爭妄想中，家長們不斷給孩子增加重負。焦慮來自于選擇——學和不學，就在一念之間。選擇買房或交擇校費，還是選擇優錄？選擇A校的幼小銜接，還是選擇B校的俱樂部？選擇高中出國，還是選擇國內高考？不夸張地說，中國家長面對孩子教育問題的選擇時，之所以“舉輕若重”，甚至患上選擇恐懼癥，是因為他選擇的不是某一種現實，而是在選擇未來。南京白領齊亞萍在給孩子選擇培訓班的過程中感受到，某種程度上，做父母的每一種“加碼”都是希望給孩子的未來增加多一點的選擇權。“既然做了選擇，就要全力以赴，不給將來留遺憾，但放到孩子身上，常常又會很矛盾，對處在童年的孩子來說會不會是不可承受之重？快樂和學習之間如何平衡，是擺在每個家庭面前的難題，畢竟童年只有一次。”齊亞萍說。更深層的焦慮來自于所在群體的社會壓力——進不了前一百名，這輩子就完了。除了極少部分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漠不關心，大多數家長都會產生焦慮，且不分群體。而這種焦慮無疑與當下社會的板結化密切相關：柳傳志的女兒一統網絡搭車帝國，王健林的兒子成為舉足輕重的網紅，而寒門難出貴子。教育焦慮所折射出的社會現實是：家庭的見識與父母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孩子的命運。殷飛認為：“從這個角度來說，當下中國教育跟過往的一個不同之處是，所有人都想要教育好孩子，但最終能夠付出的水平不一樣，結局也會不一樣。中等收入群體不是怕窮，他們是既害怕社會結構固化，自己的下一代無法再往上攀升，又害怕社會結構變動太快，稍有不慎就往下滑。社會壓力的釋放點聚集到教育上，就產生無窮無盡的焦慮。從根本上看，中等收入群體的命門不僅是教育，其他方方面面都有不安。”對廣大寒門學子來說，教育焦慮更多是一種“縱使命運不公，我也無法不用盡全力”的酸楚。高校農村學子比例長期偏低，一些農村學子直接放棄高等教育，“讀書無用論”早已在農村蔓延。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吳遵民認為，部分農村家庭功能缺失，父母外出打工，農村教育獨木難支；大城市以戶籍為主分配教育資源，隨遷子女難以接受優質教育；二流、三流大學的文憑在就業市場上不斷貶值，使農村家庭認為受教育的成本高于回報。壓力之下，不少家長都把“拼孩”變成了一項艱巨事業來完成——從重點小學到重點中學，再到重點大學。家長們相信，一路的優質教育是孩子優質未來的保證。問題是，誰又能保證失落的不比得到的珍貴？這些是不是孩子自己的理想？“面試的時候，我問孩子你最喜歡什么。她冷冷地說，英語課。我給她一顆巧克力，她看了一眼就交給了身邊的母親。”上海某知名小學校長曾向《半月談》記者感嘆，現在的孩子不快樂，甚至常常處于焦慮緊張的狀態，周圍的一切都好像是對他們進行某種“測試”或“評價”，他們只好努力去成為父母渴望他們成為的那個孩子。一位家長則無奈地說道：“誰愿意給孩子那么重的負擔，問題是大環境就是這樣。”4．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周憶粟認為，中國的親子關系，以家庭為單位來傳遞各種資源。目前70后、80后家庭大都是4-2-1／2的家庭結構，在收入水平普遍提升后，父母有多余的資源和精力集中在一兩個孩子身上。這是焦慮的物質基礎。焦慮的社會基礎則有多種構成。“在日漸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看來，房子是資產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意味著安全感和成就感；孩子則是家庭向更高社會經濟地位晉升的希望。”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文軍表示，對“下墜”的恐懼促使他們堅信“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的理念，如果難以做到，就會患得患失，比如反對異地高考，反對高考減招等。與富裕人群相比，中等收入群體認為自己的孩子最輸不起，這部分孩子也恰恰是學業壓力最大的一個群體。上海社科院調查顯示，超過六成滬籍家庭的子女教育消費占家庭收入比重超過15％，其中56.8％的家庭這一比重在16％至30％。一些不算富裕的家庭也爭先把孩子送人私立國際學校就讀，不惜負擔每年超過10萬元的學費。人類學家項飚曾用“蜂鳥”形容北上廣的年輕農民工群體。其實，中等收入群體的教育焦慮也如同蜂鳥，必須高頻度地振蕩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以避免下落。在“懸浮”狀態中，或許只有不停地“振動”或者奮斗才能讓他們獲得安全感。前不久，由N大學余教授署名的文章《底層放棄教育，中產過度焦慮，上層不玩中國高考》在微信朋友圈廣受熱議。文章提出“教育還能改變命運嗎”這一教育價值的反思性問題。其核心，仍是教育能否促進升遷性的社會流動。文軍教授認為，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學畢業生的一紙文憑，就是邁人社會精英群體的入場券。到今天，高等教育的擴張降低了文憑的交換價值；經濟高速發展使各行各業積累起一批社會精英，他們將優勢和資源通過各種途徑傳遞給下一代。“從社會發展內部規律看，資源日漸集中，社會流動性降低是正常現象。”然而，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基礎性功能不容改變。這就需要教育機會更公平地向社會所有人開放，更多人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教育的評價、選拔機制更加科學，能夠關照每個人的成長、成才。在上海，持續多年的“委托管理”，使大量農村教師隊伍專業水平、學生綜合素質和學校管理水平有了顯著提升，使農村學校出現了生源回流的可喜現象。在城區，正視校際差異和“擇校”現象，自2015年起推行學區化、集團化辦學以增加優質基礎教育資源總量；此外，全市分批推進“新優質學校”建設，實行“綠色指標評價”，在改變學校育人方式的同時，引導家長逐漸放下功利和焦慮。專家表示，教育體制機制的改革猶如“大象轉身”，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上海經驗”值得堅持和推廣。《小別離》劇中，三位小主人公選擇出國是為了逃避中考。最近，教育部出臺中考改革方案，旨在通過推行初中學業水平考試、完善綜合素質評價、改革招生錄取辦法、取消特長生加分等四大舉措，克服“唯分數論”，實現招考從“招分”到“招人”的轉變，可謂直面家長的教育焦慮。吳遵民認為，必須看到，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農村學生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求學之路尚未發生根本變化，他們同樣需要更優質、多元的教育資源。“高校專項計劃等‘高考扶貧’舉措并非長遠之策。高考改革如何運用綜合評價，使其體現農村生的特殊品質；自主招生制度如何優化，給沒有光鮮證書的寒門學子更多機會，都值得深思。但最根本的，是要完善‘教育扶貧鏈’，補上農村教育的欠賬，才能避免貧困和農村低收入群體的代際傳遞。”他說。焦慮越大，某種程度上也說明社會對教育的價值和功能的期望值越高，但將社會“減壓閥”和流動“調節器”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教育身上并不合理，也不可能。因此，有專家也指出，根本性解決教育焦慮的密鑰在教育之外。只有社會的開放公正、人們社會經濟地位的獲得是靠德行、知識與能力，而非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本等“先天因素”，教育的公平才能真正落地，教育的價值才能最大彰顯，教育的功能才能以人為本，教育的實現才能日益多元。5．人人都需要優質教育資源，讓人人享有優質教育資源是教育改革的應有之義。但何為優質，人們的理解、定義大為不同。許多人反對應試教育，呼喚素質教育，卻不敢放棄應試教育，擁抱素質教育，這種“葉公好龍”的心態較為普遍。當教育改革涉及教育模式的轉變、教育內涵的調整時，許多呼喚改革的家長便打起了退堂鼓，甚至走向改革的反對面。近期，河北涿鹿素質教育改革的實施者，該縣教育和科學技術局局長郝金倫黯然“下課”，涿鹿教改宣告失敗。涿鹿縣學習的榜樣河南西峽縣雖然在素質教育改革上取得了成功，卻未能在更大范圍內復制。在教育領域，局部改革即使成功，也難成燎原之勢，這便是教育改革的困境所在。河南教育學院教授徐玉斌認為，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任何局部的改革都需要整體的支持，甚至需要教育系統外的社會支持，才可能成功。缺乏整體支持和統籌協調的局部改革，只能是將頭上的病治到腳上，腳上的病治到背上，不但不能綜合施治，除掉病根，還可能引發“排異反應”。涿鹿教改失敗的一大原因是一部分家長的反對和上訪。悲哀即在于此：教育改革的失敗不是源自既得利益者的反對，而是源自呼喚改革者對改革的放棄。這種深層次的矛盾不僅存在于涿鹿一地，而且廣泛存在于中國的每一個縣市之中，也存在于每一名家長的內心深處。以鄭州市民王女士為例。她在鄭州西區有一套房子，可以劃片上互助路小學，這是西區一所歷史悠久的名校；她的丈夫在鄭州東區有一套房子，可以劃片上緯五路一小，這同樣是鄭州一所有名的小學。但在究竟讓女兒讀哪個小學的問題上，王女士陷入了糾結——東區的小學多強調素質教育，孩子們更熱衷在小學參加各類特長班；西區的小學多強調基礎教育和應試教育，對孩子成績抓得比較緊，很多家長在小學三年級就開始為孩子報各種輔導班，力圖讓孩子考上好初中。王女士內心深處希望孩子能接受更多樣化的素質教育，卻又擔心沒打好成績基礎，在以后的考試競爭中吃虧。最終，她選擇了東區的緯五路一小。“因為東區的學校越來越重視成績了，況且，即使在東區上，我也可以選擇早點給孩子報輔導班。”鄭州七中的李老師分析，鄭州西區家長經濟條件往往一般，家長有著強烈意愿，要通過高考改變下一代的命運；東區家長雖然經濟條件相對要好，但能上國際班、出國留學的仍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孩子仍然要參與殘酷的高考競爭，成績仍然是家長考慮的第一要素。于是，在西區孩子的競爭壓力下，東區孩子最終也不得不加入到輔導班的大軍之中。一個教育的“理想國”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只能出自每個人的參與和努力。如果家長們空有教育改革的呼喚，卻缺少支持教育改革的信心和寬容，教育改革成功的希望又在哪里？顯然，當前人們在焦慮之余更需保持理性，應對教育改革多一些信心和寬容，為孩子多留出一些選擇的空間和成長的時間。唯有此，才能走出焦慮，回歸從容。6．統一的課程設置、過窄的課程結構、沉重的課業負擔、單調的校園生活，這樣的“千校一面”，是中國基礎教育的真實寫照。2007年，Z省教育廳廳長劉某帶隊到芬蘭考察基礎教育改革。他們在走訪一所只有20多名教師、200多名學生的中學時發現，學校每學期開設200多門課程。所有參觀者大為震驚。Z省決定作出改變。經過多次調研、論證，2012年，Z省的教育發生了一場巨大變革。其核心思想是“選擇性教育”。Z省教育廳鼓勵各學校根據自身的硬件、師資等實際情況，選擇合適方式、合適時機實行“走班制”，把課程選擇權交給學生。變革從難度最大的高中階段開始。2012年起，高中必修課學分從116分減至96分，選修課學分從28分增至48分。同時實行走班制，學生不僅選課程，還可以自主選擇班級，爭取做到“一名學生一張課表”。目前，全省高中已全面建立知識拓展、技術技能、興趣愛好、實踐研究四大類選修課程體系，平均每所學校開發開設了102門選修課，約有70％的教師參與了選修課程開發，64.4％的教師兼任了選修課教學。走班制逐漸從選修課擴大到必修課。一些重點中學自愿打破原來的“行政教學班”模式，實行語、數、外、理、化等必修課選課走班制。位于H市的綠城育華學校是最早的探索學校之一。“改革后，學生既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老師上課，也可以選擇適合自己難度的課堂。”該校教學負責人解釋。高二年級的一位學生家長說，實行走班后，孩子最顯著的變化是自信心提高了。“一年下來，孩子沒有再說過討厭課堂、討厭老師、討厭考試等，作為家長，我們真的很開心。”在普通高中課改成功經驗的前提下，從2015年開始，Z省義務教育階段的課程改革也正式展開，首次把義務教育課程分成基礎性課程和拓展性課程兩大類。Z省教育科學研究院的調查數據顯示：改革后，大部分學生成績同比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高達95.5％的學生認為課業負擔減輕了，有63.9％的學生認為自己的課余生活豐富多彩。Z省政府督學、Z大學教授方某認為，選課走班，是一場“破冰之旅”，在一定程度上觸動了傳統教育“工廠化、流水線”模式的根基。三、申論要求“給定材料5”中提到：“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任何局部的改革都需要整體的支持，甚至需要教育系統外的社會支持，才可能成功。”請你從對這句話引發的思考說開去，寫一篇文章。要求：1．觀點明確，條理清晰，邏輯嚴密，論證充分，語言流暢；2．不要大段摘抄材料；3．作答時必須用黑色墨水的簽字筆或鋼筆，在答題卡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上一律無效；4．篇幅在1000字-1200字（計入標點與空格）。

（分數：2.0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確答案：(正確答案：【參考范文】凝聚多方智慧助推教育改革教育改革能否順利前行并獲成功，既需教育領域自身不懈的努力，也需外部社會必要的支持。在教育改革已經走過三十多年歷程的今天，這一認識可以說已成基本常識。但問題是，對于已經進入“深水區”“攻堅期”的教育領域綜合改革來說，由于其難度遠非此前階段所可同日而語，因而所需社會支持也絕非此前階段所可相提并論，簡單的、一般意義上的改革支持已滿足不了改革需求。為此，我們需要思考：教育領域綜合改革需要怎樣的支持？某些單項教育改革，尤其是一些微觀層面的單項教育改革，由于其任務單一，規模較小，能否順利推進并獲成功主要取決于教育自身因素，尤其是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因素，諸如教師的教育觀念、教學方法，或者校長的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