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中涉及的網絡資源】（部分）壁畫：關于藏經洞：千古珍貴文物的悲哀敦煌國寶是如何外流的？敦煌藏經洞是二十世紀中國乃至世界最重大的文物發現之一，同時也是最富悲劇性的。三萬多件珍貴文物，流散到十多個國家。這是有史以來出土于一地的文物，經受最慘重的一次文化瓜分。對文物毫無概念的中國人藏經洞文物流散過程中，斯坦因并不是第一人，王道士也是被譴責的主要人物，從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到1907年斯坦因來到藏經洞，7年中已經有經卷通過王道士散落到地方官紳手中。關于王道士，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記載基本來自王道士的墓志銘和斯坦因書中的記錄，王道士把藏經洞遺書交給斯坦因的過程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愚昧、貪婪所能描述的。從1907年到1928年外國考察隊幾乎沒有受任何限制地從藏經洞帶走文物，一批又一批外國學者不遠萬里來探寶時，中國的官紳文人對這些文書價值的認識并不高于王道士。被斯坦因稱為潘大人的潘震，在斯坦因第一次到新疆時，這個溫厚的潘震雖然知道斯坦因所持的是游歷護照，給他提供的各種幫助卻都超出了游歷的需求，當他看著斯坦因把一箱箱文物運走時候，只是留下一個不解的疑惑:“為什么要把這些古代資料運到西方去？”藏經洞發現之后，王道士向地方官報告，也為他們送去了寶物，卻沒有獲得斯坦因那樣的重視。即使是翰林院編修、一代名文人葉昌熾，時任甘肅學政，1903年他手里就有了藏經洞的佛像、經卷，但他卻并沒有興趣走一趟，他眼中的經卷佛像只是收藏品而已。斯坦因是個什么樣的人：學者還是賊？斯坦因年輕時把亞歷山大大帝當作偶像，這使他迷戀歷史，繼而研習古代語言。漫長的一生中他多次沿亞歷山大東征的道路探險，就是試圖考證那些重大戰役發生地點。學習東方語言后，他又找到了一個遠行者形象——唐僧玄奘。敦煌國寶賣了40錠馬蹄銀最終，閉塞無知的王道士可能出于自欺欺人的想法，接受了斯坦因開出的條件，以40錠馬蹄銀的代價，出賣了所有被斯坦因和蔣師爺選中的經卷和帛畫，并且追加了60捆漢文寫卷和5捆藏文寫卷，雙方不把這些銀兩稱為購買經卷的費用，而是“功德錢”。俄藏敦煌藝術品的家底世界敦煌學家如今已公認，雖然從歐洲各國收藏的敦煌文物看，尤其在藝術品方面，俄羅斯藏品只是很小一部分，但卻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獨一無二的東西，比如，你看看這個”。魯多娃指著玻璃櫥窗內另一個男性泥塑頭像。這個造像猛看之下好像一個菩薩頭部，其實卻是一個寫實作品。身軀已經永遠遺失，臉上卻擁有菩薩一般慈眉善目的從容，是奧登堡考察隊在莫高窟內最值得自豪的發現之一。魯多娃示意記者蹲下來仰望這個唐代男子的面容。“你看他的眼睛，看他的眼珠，他的嘴唇線條非常細膩，發髻用一種從沒有見過的方式盤在頭上。”魯多娃讓記者膜拜她所贊嘆的這件“偉大的中國作品”，因為“在世界所有其他博物館的敦煌藝術品中，你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的頭像”。藏經洞的文物是怎樣流失到海外的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震動了國內外學術界，它為世界提供了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藏經洞發現的5萬多卷敦煌遺書，實際上是一座中世紀文庫，胡適曾稱它為“和尚圖書館”。近百年來，各國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敦煌遺書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學者們發現敦煌遺書不僅對中國史的研究，而且對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將要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許多歷史上的重大疑難問題可以在敦煌遺書的研究中獲得新的啟示。因此，研究成果大批涌現，在國際學術界形成了所謂“敦煌熱”。但是，現在你若想看看藏經洞發現的敦煌遺書，那么你必須跑遍全球。由于西方盜寶者的劫掠，使這些文獻分散在十幾個國家、30多個博物館中，現藏我國北京圖書館的敦煌遺書不過是被劫后剩余的殘卷。敦煌遺書中的精品流散海外，它給中華民族文化財富上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一據著名書畫家、鑒賞家謝稚柳記敘：清光緒年間，敦煌寺院，王道士雇了一人在莫高窟七佛殿替他抄經。抄經人把點旱煙的芨芨草似蘆葦插進墻壁的裂縫里，發現壁內深不可止，用旱煙桿敲壁，似有空聲。王道士用镢頭刨開墻壁，發現有一小門，又刨開泥封的門，是一間復室，約丈余見方，內堆積有許多白布包裹，每一包都包著經卷，整整齊齊，白布包下鋪著經幡、繡像等等。這就是后來舉世聞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王道士愚昧，不懂這些文物的價值。他拿了些經卷、畫像送給敦煌縣知事汪宗瀚。汪是識貨的，但他僅僅把這些東西當做鑒賞的古董、官場結交的禮品。1902年，甘肅學政葉昌熾從汪那里看到幾卷古書，幾幡畫像，葉昌熾知道這批文物的價值，就建議當時的藩臺衙門把這些文物運到省城保管。藩臺衙門算了算，把這些古物從敦煌裝車運到省城，至少得花費幾千兩銀子，太不值得，沒有采納這個建議。但公事總得敷衍一下，于是藩臺衙門給敦煌縣衙下了一道公文“經卷佛像，妥為封存”。縣衙接到公文，又下了一道公文給王道士，責成王道士“妥為封存”。歷史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一大批稀世瑰寶的命運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滿清政府的各級官吏卻對此無動于衷。王道士當然不會“妥為封存”，他帶了一箱經卷到酒泉，呈送給安肅道道臺滿人廷棟。但廷棟不識貨，以為這些繕本經卷的書法還不如他的好，只是拿了隨便送人。恰巧，嘉峪關稅務司有個比利時人任滿回國，向廷棟辭行，廷棟送他幾本繕本書，還告訴他是敦煌石窟發現的古書。比利時人路過新疆時，又把這些古書分贈給新疆的長康將軍和道臺。敦煌藏經洞遺書的發現就這樣傳播開了。二自1840年鴉片戰爭英帝國主義者用大炮轟開了中國大門之后，西方的所謂學者、傳教士、考古學家、探險家紛紛深入到中國腹地，打著傳教布道、測繪地圖、勘察地質、調查民俗、研究方言等等幌子，肆無忌憚地無孔不入，瘋狂掠奪我國大量的珍貴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在劫難逃。我國著名學者鄭振鐸1956年訪問蘇聯時，在列寧格勒參觀了冬宮博物館，并到東方研究所閱其所發現敦煌卷子多至萬卷，甚為興奮。這上萬卷的漢文古抄本，一定會有驚人的發現。他“已經發現了兩卷‘維摩詰變文’，又看到了‘劉知遠諸宮調’……，皆是早欲見之，今始償愿者……”鄭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天上午，續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都是他們事先挑選出來的；未被挑選的，不知還有什么‘寶物’在內。就這幾百卷東西內，已有不少十分驚人的……。”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收藏著約12000件敦煌藏經洞遺書，是1905年10月俄國人奧布魯切夫和1914年奧登堡從敦煌竊去的。奧布魯切夫在敦煌如何竊走經卷的，如今已無人知道，其實他是第一個到達藏經洞的西方盜寶者，早于英國的斯坦因二年。當后來另一個俄國人奧登堡到達敦煌時，藏經洞內遺書已所剩無幾，奧登堡在向王道士收買的同時，還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購，得到不少精品。具體情況，奧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記中作了記錄。這份記錄現藏原蘇聯科學院檔案館。倘能公諸于世，或許能告訴人們他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竊取遺書的情形。三1879年，匈牙利地質調查所所長洛克濟和斯希尼到我國西北甘肅一帶調查地理。洛克濟到了敦煌，莫高窟無與倫比的精美壁畫和塑像使他嘆為觀止。莫高窟留給他的印象實在太深了，乃至事隔20多年后，在1902年德國漢堡召開的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他做的關于敦煌佛教藝術的報告，對莫高窟的壁畫、雕塑的精致、美麗的價值推崇備至。他的“熱烈的敘述”使得在座的一人垂涎三尺，心馳神往。此人就是斯坦因，也是個匈牙利人，但卻在英國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邊地擔任總視學，后來又轉入印度的考古學調查所。他在做了充分的準備后，兩次到了我國新疆，當他從比利時人那里知道敦煌發現遺書，便迫不及待地在1907年5月趕到敦煌。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學者，雖然看不懂漢文，但他雇了翻譯湘陰人蔣資生。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記》里說：“從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燈光中，我的眼前忽然為之開朗。經卷緊緊地一層層地亂堆在地上，高達10英尺左右。據后來的測度，將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約有9英尺見方……”除了繕本卷子之外，還有“用無色堅韌的畫布作包袱的一個大包裹，打開之后，全是古畫”、“顏色調和，鮮艷如新”。他不露聲色地暗暗觀察王道士，他看到王道士對這些寶貴的經卷和藝術品毫不在乎，很為“驚異輕松”，他想“到了這一步，熱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過”，果然，“這種節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對于遺物的漠視因此似乎更為堅定一點”。斯坦因竊走的遺書共一萬余卷，還竊走了許多繪畫、刺繡、絹畫，其中有長及丈余、寬到五六尺的唐繡觀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剛經，經卷上有精致的佛像，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畫藝術杰作。斯坦因付給王道士的代價是14塊馬蹄銀。這14塊馬蹄究竟是多少兩銀子呢？據《絲綢路上的外國魔鬼》上說約合720兩，十六進位制。16個月后，這批中華民族的國寶被陳列在倫敦的不列顛博物館。四接踵而來的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他當時率領一支探險隊在我國新疆進行考古發掘，當他看到長庚將軍送給他的一卷佛經是唐代寫本后，便迫不及待地問明來源，于1908年3月趕抵敦煌。伯希和是學識淵博的漢學家，他憑著深厚的漢學功底和豐富的考古知識，把藏經洞中所有的遺書通檢一遍。他自己說：“洞中卷本未經余目而棄置者，余敢說絕其無有。”有一張伯希和盜竊藏經洞遺書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對堆積如山的經卷，正在蠟燭下一件件、一頁頁地翻檢……他在藏經洞里待了3周，“不單接觸了每一份文稿，而且還翻閱了每一張紙片”。他純熟的漢語基礎和中國歷史知識，使他選走藏經洞里的全部精華。所以，他盜走的經卷是最有價值的。比如有關道教經典的卷子幾乎全被伯希和盜走了，大約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遺書最大的價值是保存了許多古代學說，保存了古注。比如《論語》，現在讀的只有一種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經洞發現了皇侃注的本子，收錄了兩漢和魏晉之間所有人講《論語》的要點，都被伯希和盜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詡說，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幾乎都是最有價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譯而忽略的更珍貴的經卷和語言學、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6000多卷寫本和一些畫卷，裝滿10輛大車，運往巴黎。五繼奧布魯切夫、斯坦因、伯希和之后，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率領的探險隊也到過敦煌，成員中有桔瑞超和野村榮三郎，他們從王道士手中騙到500多卷經卷和兩尊精美的塑像。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來華，他為了向中國學者炫耀自己取得的輝煌成果，將隨身帶來的敦煌遺書在北京六國飯店展出。中國學者羅振玉、董康、蔣斧等人聞訊，拜訪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們通報了敦煌藏經洞的情況。據羅振玉記載：“博士指伯希和為言石室尚有卷軸八千軸，但以佛經為多，異日恐他人盡取無遺，盍早日購致京師。”《集蓼編》中國學者這才看到幾卷敦煌遺書，“摩挲贊嘆，扼腕不已”。當時的《順天時報》、天津《大公報》也以“石室藏書出現”為題進行報道，敦煌發現“藏經洞”的消息這才傳遍京城內外。清政府到這時才如夢初醒。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經洞被發現的第9個年頭后，清政府學部教育部才發出電令，并撥經費6000兩白銀，令搜買敦煌遺書，敦煌縣存檔的第47號《移文》中記載：“奉學部搜買，敝縣會同學廳傳及紳民，盡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買，護解省垣……搜買千佛洞前代寫本經卷解省，領價改修文廟。”1910年三四月間，敦煌縣將第一批敦煌遺書6004卷裝車啟運。這批劫后的遺書自敦煌運至北京途中，因偷盜而散失無數。當運送遺書的大車抵達北京時，新疆巡撫何彥升字秋輦之子何震彝字暢威竟將大車接到自己家中，約其岳父李盛鐸字本齋和劉廷琛、方爾謙等人，挑選遺書，取其精好者藏匿下來，而將較長的經卷，一拆為二三充不足之數。根據李氏及家人以后出售的卷子目錄，看出李盛鐸當時攫取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因他死得早，又將經卷大都作為禮物饋贈了親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個未知數。現藏東京的一部分卷子，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的150余卷經卷，就是何、李當年私下藏掖下來的。對于這種明火執仗的偷竊行為，學部侍郎寶熙上章參奏。因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土崩瓦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總之，這批敦煌遺書在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卷數比敦煌起運時還多，變成8697卷。1929年，京師圖書館將卷移交北平圖書館時，則成了9871卷。如果以卷數而言，現在的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已近萬卷，成為世界上著名的收藏敦煌遺書的三大圖書館之一了。六自1900年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經卷之后，1944年，常書鴻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以外的地方又發現了經卷殘片。1944年8月30日，他們在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