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環境的江西省競爭力考察研究摘要：以江西為例，一方面探索江西制度環境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探討作為環境因素存在的制度環境對區域競爭力的影響作用。同時，特別討論了作為區域競爭力中現實競爭力因素的經濟水平、生產力水平對制度環境的影響，指出制度環境、制度安排，與生產力、生產方式有直接的關系，土地資源豐富決定的農耕生產方式是“封閉、狹隘、目光短淺、講求人際關系”的，是排斥市場秩序的根源。

關鍵詞：制度；制度環境；區域競爭力

區域間發展存在的巨大差異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在區域競爭力差異的問題上，學術界有很多種解釋，如要素流動論、素質觀念論、地理位置論、體制差異論、政策傾斜論，等等，但究竟哪些因素起主導作用仍有較大爭論。在最近的研究中，學者們紛紛指出制度作為“內生”變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討論具體的制度安排，而是探索作為環境因素存在的制度環境對江西競爭力的影響作用。

一、江西省競爭力現狀分析

區域競爭力大致可以分三類，即初始競爭力，潛在競爭力和現實競爭力。初始競爭力主要指包括人口、距離世界市場的距離、人均水資源擁有量、森林覆蓋率、人均耕地面積等指標；潛在競爭力主要指政府管理能力、企業競爭力、人力競爭力及制度競爭力，具體說來包括教育經費、研究與開發支出、高校學生數、外商投資、社會保障體系、基礎設施建設等指標；現實競爭力主要指經濟實力(GDP及人均GDP)。初始競爭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區資源稟賦的現狀，本文不加以論述。在潛在競爭力和現實競爭力兩方面，江西的現狀是不容樂觀的。《1997年中國區域發展報告》指出，江西在整個省、區、市發展狀態綜合評價中屬于低收入組，其中，社會經濟綜合指標排名第20位，在中部五省(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江西)中居于第4位，經濟發展水平排名第26位，是中部的最后一位。在很多具體指標上，如，XX年，江西知識創造綜合指標排名27位，XX年為第20位；XX年科研論文綜合指標排名第28位，XX年為第23位；XX年高校畢業生數綜合指標排名第17位，每十萬人大專以上學歷的人數綜合指標排名第25位。在現實競爭力上，XX年，江西GDP總量為XX．00億元，全國排名第17位；XX年GDP總量為2450．00億元，在全國排名16位；XX年江西人均GDP全國排名第27位；XX年人均GDP排名第25位。總的來說，江西屬于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緩慢，工業化進程滯后。

二、制度環境對江西省競爭力的影響作用

第一，江西制度基礎薄弱。制度有三個要素，即制度制定的主體、激勵機制及政策。在欠發達地區，政策要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顯得更為重要。而江西卻長期處于被經濟發展政策所遺忘的境地。新中國建立后到1979年間，雖然中央政府強調各個區域的均衡發展，內地和沿海的差距逐步縮小，但國家從國防需要出發，在區域經濟發展和布局上將全國分為一線、二線和三線區域。經濟建設和工業布局的重點放在三線地區，而江西則屬于二線地區，既不如三線地區有國家政策扶持，也不如東部沿海一線地區有良好的經濟基礎，經濟發展一直滯后。1979年后，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再次轉向非均衡發展，經濟發展中心東移。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中央明確提出“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江西再次被經濟優先發展的優惠政策所遺忘。

第二，在政府管理上，政府管理的范圍、程度及政府運作的績效會嚴重影響地區的經濟發展。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由于公共服務職能日益復雜龐大，財政負擔日益加重，許多國家采用有限政府理論，但在中國，市場經濟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主導型市場經濟，政府幾乎成為一個準市場主體，這樣必將嚴重影響到地區的競爭力和發展，江西作為一個內陸省份，經濟發展受行政干預的情況仍然十分嚴重。

第三，江西產權制度不明晰，制度缺乏創新。而江西則在產權制度改革上進程緩慢，江西真正重視民營經濟，并在制度上加以保護和激勵比沿海地區足足晚15年，至今江西各類經濟成分的企業的產權仍不能說得到了確保。在中部五省中，江西的非國有經濟發展也是最差的，非國有化水平及利用市場分配資源的比重與河南相比尚且相差甚遠，更不用說于沿海省份相比了。在制度創新上，一方面，江西沒有進行以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為目標的制度創新，由于其國退民進起步很晚，至今還有相對較多的國有企業沒有完成改革，企業虧損負擔明顯重于東部，制度創新包袱較重。另一方面，制度創新必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創新收益，二是創新者。江西的國有經濟比重過大，產權不明晰，導致創新收益并不一定由創新者來獲得，而是由其他的“搭便車”或“尋租”人員獲得，所以對創新者的激勵問題就是一個最根本的制度問題

第四，在對外開放以及吸引、消化外資等資源方面落后。江西利用的外資很少，開放程度也是中部五省中的第四位，但是江西在對外開放和吸引外資的過程中經常以廉價土地等資源的出讓為吸引外資的手段，實際上已經進入了這樣的一個政策干預的博弈游戲中。江西的對外開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導的計劃和運動，把對外開放當作一項政治運動和任務來完成，以行政命令作為其運作的動力，這樣的對外開放在動力上不會持久、后勁不足，而且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撐和保障極易造成資源的浪費和“尋租”行為的產生。同時，長期把對外開放當作政府行為來看待，會導致忽視微觀主體的作用，從而阻礙對微觀主體的制度改造。

第五，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與生產力、生產方式有直接的關系。江西制度環境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受生產力水平制約很大。這突出表現在對政策的理解和執行上。江西的制度建設并不落后，但是卻沒有形成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江西的生產力水平低，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觀念就落后于制度的建設，即使制度是先進的，但是由于人們的思維方式的落后以及執行上的不足，就無法顯示出制度的效力。總體來說，土地資源豐富決定的農耕生產方式，是“封閉、狹隘、目光短淺、講求人際關系”而排斥市場秩序的根源(這時中西部地區農業大省的通病)。

第六，在非正式制度方面。有資料顯示，從清代起，由于清朝的重農政政策，江西的農業大省地位就已經奠定。清初，在廣大的因戰爭而遭破壞的“重災區”，如兩湖，江西等地，清廷實行“除荒征糧”政策，即廢除明朝以來的荒田及逃丁的錢糧，按清初實行的田數及人丁征收錢糧。而至于戰亂影響較少的江南，不但沒有實行“除荒征糧”政策，反而將逃丁的錢糧轉嫁到實在田地“通融兼收，以補足額”。在這樣政策的保護下江西由于自身的資源豐富、物產富饒，致

使江西人安于現狀，小農意識十分明顯；而江浙一帶由于農業的發展受限反而促進其手工業及其他行業的發展，人們的從商意識強，一直發展到后來，這種從商意識就變成極強的市場主體意識。

三、結論及對策

江西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改善自身的制度環境，從而推動經濟的發展，提高其區域競爭力。

第一，抓住全國制度轉型的有利時機，努力改善自身制度環境。江西雖然在幾次重大的優先發展政策中沒有得到最大利益，但是目前全國的制度環境都在轉型，發達地區先進制度環境對江西的輻射效應正在逐漸增強。江西應該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利用外部力量和外部先進制度的壓力，來實現制度環境的升級。

第二，在政府管理上，克服政府對經濟的各種行政干預。政府應該確定自身行為的界限，減少對經濟運行的干預，消除對私人財產權的侵犯，取消不合理的審批和許可制度，采用有限政府理論，政府只在宏觀管理上發揮作用，其目的在于最低限度的介入經濟運行過程，這種介入不在于扭曲經濟發展，而是為經濟發展鋪平道路。同時，政府把精力放在完善各種相關制度及其有效的實施上，這就要求政府不僅應該重視正式制度的建立與落實，還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兼容性。在非正式制度的培養與建立上，既要保留原有的優秀傳統，還應鼓勵群眾創業，引導群眾把自己當做市場主體來看待，積極參與市場競爭與運作。

第三，在產權制度上，加快產權制度改革的進程。國有企業一直存在產權不清晰的問題，根據制度經濟學對產權的界定，國有企業的產權是沒有最終歸屬的，即個人不可處置資產，涉及資產的改變、銷毀或轉讓時，沒有最終的所有者決策。而集體討論的處置方式往往會喪失資產處置的最佳時期，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變化。在資產運營的過程中面臨的收益減少等風險卻不能由國有資產的代理人來承擔。所以，目前我們一是要減少國有企業的存在數量，首先在量上進行調整，使國有企業只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某些競爭性領域發揮作用；二是對經濟運行良好的國有企業給予有效的制度供給，使其建立良好的企業治理結構；三是要加快非國有化水平和利用市場分配資源的比重，因為非國有經濟的產權一般相對較為明晰，在很多方面集體和私人所有制較公有制更有效率。

第四，提高江西的市場化程度，加大江西的開放力度。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指向的宏觀信息管理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這就有賴于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在對外開放方面，江西開放的時間晚，比沿海將近要晚十年，對外開放的地域及領域都很小，在開放中經濟交流與合作的層次又較低，所以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江西的經濟發展。江西在現階段，一方面要加快開放中的制度及法律設施的建設，改變市場誠信缺失等弊病，建立和完善投資創業的制度，優化企業家的成長環境；另一方面，江西要放寬開放的領域，加快資本市場的開放，有效利用外商投資，使用財政和金融兩大杠桿對經濟進行調控。

第五，要加快江西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大力發展工業。經濟水平、生產力水平屬于區域競爭力中的現實競爭力因素。江西要提高其區域競爭力，必然要求提高其現實競爭力。而江西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習俗”及江西的現有制度根源又更多地與生產方式相關聯。為此，江西必須大力發展工業，農業雖然重要，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