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投資結構改革，保證經濟穩定發展～中國投資形勢分析與對策

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是黨的十九大的開局之年，中國面臨的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日趨復雜。外部環境方面，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摩擦，掀起逆全球化浪潮，企圖對中國經濟崛起的勢頭加以遏制；內部環境方面，我國經濟已經步入新時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增長動力轉換的關鍵時期，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投資形勢變化與我國經濟走勢密切相關，并且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工具和調節手段，在新時代促進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方面起到支柱性作用。一投資增速放緩，分地區、分產業投資出現分化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近年來呈現由波動上升到逐步下降再到趨緩穩定增長的趨勢。具體來看，2005～2008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基本在26%左右浮動，但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世界經濟進入下行通道，外需疲軟，國家及時推出“四萬億”計劃，積極發揮投資“短、平、快”的調節作用，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達到30.4%的區域高點，保證了我國GDP在2009年實現了9.4%的穩定增長。2010年之后，隨著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逐步顯現，前期投資政策逐步消化，加之國內經濟進入結構調整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和GDP增速呈現同步下降的趨勢，至2017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降至7.2%，GDP增速降至6.8%。與此同時，消費發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2018年，消費對于GDP的貢獻率達到76.2%。在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內增長動能轉換的內外雙重壓力之下，國內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的靈活調節作用進一步增強，以投資和消費構成的內需逐步成為保證我國經濟平穩增長的最主要力量，2018年我國GDP實現了6.6%的增速，人均GDP水平逼近1萬美元大關；2019年上半年實現了GDP6.3%的增速，多項主要經濟指標均處于合理區間（見圖1）。圖1固定資產投資及GDP變化情況分地區來看，東北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波動情況最為劇烈，2017年三季度之前處于負增長區間，其中在2016年二季度達到-32%的區域低點，其主要因素是東北地區經濟發展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在2015～2016年集中爆發，實體經濟不振。中央層面對于東北振興的問題高度關注，加大了東北地區國有企業的“混改”力度，引導資金、人才走出山海關，逐步優化東北營商環境，并取得了一定實效，東北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2017年四季度起保持了連續6個季度的正增長。值得注意的是，東北地區的投資仍然處于恢復性增長階段，2019年上半年增速重回-3.6%就是一個側面例證，東北經濟結構轉型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東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呈現穩定下降態勢，其整體趨勢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趨勢趨同，但增速稍低，呈現這種狀態的主要原因是東部地區經濟較為發達，穩定性較高，在較大經濟基數下，增長的絕對速度較低。中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較高，進入2018年之后，各季度增速均能夠保持在9%以上，這與中部地區較高的經濟活力密不可分。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出現小幅波動，在2018年三季度達到區域低點2.3%，隨后恢復至2019年二季度的6.1%，進一步表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韌性有待進一步加強（見圖2）。圖2分地區固定資產投資變化情況分產業來看，第一產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在近年來呈現小幅度上升的趨勢，由2005年的1.1%升至2018年的3.5%。同時，第一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較二產、三產波動更為劇烈，在2012～2018年期間，一產投資增速始終高于二產和三產，且均能夠保持兩位數增長。進入2019年之后，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放緩的背景下，農業領域投資回報率較低的問題逐步暴露，一產投資增速進一步放緩，至二季度達到-0.6%的低點。二產方面，投資占比近年來小幅下降，由2005年的42.1%降至2018年的37.4%。二產投資增速在2012年之前始終能夠保持20%以上的增長，受制造業走弱的影響，在2013～2015年出現跳躍式下降，至2016年二產投資增速僅為3.5%，隨著國家對于二產支持力度加大，2018年二產投資增速恢復至6.2%。三產方面，投資占比近年來穩中有升，由2005年的56.8%升至2018年的59%。三產投資增速與一產、二產類似，均呈現下降趨勢，但自2012年之后，三產投資增速開始超過二產，并在二產投資增長疲軟的情況下，成為保證總投資平穩增長的主要動力。三次產業投資占比及增速的變化，實際上反映了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趨勢。2005年我國三次產業對GDP的貢獻為5.2∶50.5∶44.3，一產占據相當比重，二產作為絕對主力超過50%；至2010年，受金融危機出臺投資計劃影響，二產對GDP的貢獻率一度達到57.4%；2015年之后，隨著經濟水平不斷提高，經濟結構不斷優化，三產貢獻率超過了二產，至2018年三次產業對GDP的貢獻為4.2∶36.1∶59.7（見圖3）。不過與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為75%～80%的國際經驗水平相比，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任務仍然任重而道遠。圖3分產業固定資產投資變化情況二促進制造業技術創新升級、建立房地產業長效調控機制、發揮基建業“補短板”功能在構成國民經濟的眾多行業中，制造業、房地產業和基建業是固定資產投資的主力，三者投資額之和的占比約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八成左右。特別是2018年三者投資之和占比升至84.9%，2019年前兩季度分別為85.8%和84.3%，三大行業投資對總投資的影響進一步增強（見圖4）。圖4三大行業固定資產投資變化情況第一，制造業投資處于艱難曲折恢復之中，高技術產業有望成為新的增長極。制造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近年來基本保持在30%左右，在2012年曾經達到34.3%的階段高點，制造業投資增速在2012年以前同樣能夠保持超過20%的水平。進入2015年之后，國內產能過剩情況進一步加劇，制造業的盈利水平進一步降低，其順周期特性進一步顯現，企業對制造業投資的預期進一步下降，制造業投資增速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別僅為4.2%和4.8%。隨著國內“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穩步推行，2018年后半年制造業投資增速出現顯著回升，三季度和四季度分別為8.7%和9.5%。值得注意的是，進入2019年以來，美國政府升級貿易摩擦，制約了國內制造業復蘇；加上制造業產能過剩、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盈利能力不高等問題還未能夠得到根本性扭轉，制造業投資增速在2019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出現下行，分別僅為4.6%和3%。從制造業的細分行業來看，在制造業投資增速整體下滑的情況下，不乏亮點行業取得較高增長。醫藥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2019年上半年增速分別達到8.4%、7.2%和8.5%，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步伐進一步加快，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增長10.4%，制造業技術改造投資增長13.1%。由此可見，目前國內制造業已經進入深度調整期，制造業發展的關鍵在于產業轉型升級，推動國內制造業由資源投入密集型向科技研發密集型轉換，大力發展高技術制造業，推動傳統制造業改造升級，形成新的增長極，是我國制造業發展的必由之路。這就需要在政策上進一步支持制造業轉型發展，例如在減稅降費方面使得制造業企業獲得更多實惠，在金融上降低制造業企業的融資成本等。第二，房地產業投資增速進一步加快，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建立房地產市場長效調控機制勢在必行。房地產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近年來基本保持在22%～25%。制造業、房地產業和基建業均受到宏觀經濟周期影響，但與制造業的順周期特性及基建業的逆周期特性不同，房地產業具有兩個顯著特點：第一，房地產開發具有相對固定的流程，從取得土地到設計施工再到竣工銷售，其時間期限相對固定，因此房地產業投資存在一定的內在周期性；第二，房地產業對政策特別敏感，政府的調控力度直接影響市場房價，進而傳導至房地產企業，致使投資預期發生變化。基于上述房地產業的特性，可以看到近年來房地產業投資增速在與宏觀經濟下行趨勢相一致的基礎上，呈現波動下降的趨勢。2015年房地產業投資增速達到2.5%的低點，主要原因是2013年房地產市場過熱，政府調控力度加大，房價得到控制，企業投資意愿下降；2016年下半年隨著全國主要城市房價迎來新一輪上漲，房地產業投資增速有所回升，達到6.8%；2017年3月，北京出臺被稱為“史上最嚴”的“3·17調控”，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跟進，房地產業投資增速回落至3.6%；進入2018年之后，房企對于政府新一輪的調控機制開始適應，加之前期購買囤積的土地逐步進入開發周期，房地產業投資逐步回升至8.3%，并在2019年一季度和二季度進一步達到11.4%和11%。在近期房地產市場出現過熱趨勢之后，針對房地產的金融政策明顯收緊。銀保監會加強了對于房地產開發項目的融資管理，嚴控資金違規流向房地產市場[1]；國家發改委明確要求房地產企業發行外債只能用于置換未來一年內到期的中長期境外債務[2]。此外，2019年棚戶區改造計劃規模約為285萬套[3]，不足2018年的一半，棚改收緊勢必對2019年的房地產業投資產生一定影響，2019年下半年房地產業投資增速大概率放緩。總體來看，房地產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是一把雙刃劍。積極引導、推動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對保證我國經濟平穩增長、改善人民生活條件具有積極作用。在此過程中，特別要防范房價過熱、過快增長，對消費產生過大的擠出效應，綁架國民經濟。進入2019年之后，在“房住不炒”理念的指引下，“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成為當年房地產市場的工作重點，堅持“分類調控、因城施策”，從供給端推動房地產市場長效調控機制建設，才能滿足人民不同層次的住房需求，形成房地產行業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良好局面。第三，基建業投資增速下降較快，“補短板”成為今后一個時期基建投資的重點方向。基建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近年來基本保持在25%～28%。我國的基建業投資具有明顯的逆周期特性，主要是由于基建業企業中國企比例高，當經濟出現下行趨勢時，國家能夠通過行政命令有效調控基建業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基建業的這種特征直接反映在基建業增速之中，2009年基建業增速高達42.2%，保證中國經濟在受到金融危機沖擊之后仍能夠穩定增長；2015～2017年，在制造業、房地產業投資增速均以個位數增長的情況下，基建業投資增速基本維持在15%～17%，拉動了固定資產投資的整體增長。但是，進入2018年之后，基建業投資出現了大幅下降，各季度增速為8.3%、3.3%、0.3%和1.8%；2019年雖然有所回升，但在上半年僅保持3%的增長速度。基建業投資“斷崖式”下降，與近兩年實行的地方債務及融資平臺管控、PPP項目清理具有直接關系。2017年6月，財政部發布“87號文”[4]，嚴格按照規定范圍實施政府購買服務，嚴格規范政府購買服務預算管理，嚴禁利用或虛構政府購買服務合同違法違規融資；同年11月，又推出“92號文”[5]，嚴格規范政府和PPP項目運作，防止PPP異化為新的融資平臺，堅決遏制隱性債務風險增量。“87號文”和“92號文”的出臺，使得基建業在“嚴監管”、“緊信用”的政策影響下，出現了持續低速增長。另外，我國基建業經過多年高速增長，國內基礎設施投資基數和建設水平已經大幅度提高，從需求側來看，已經難以維系基建業高速增長。面向未來，從供給側出發，“補短板”將成為基建業發展的重要方向，其中主要包括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國家戰略相關重大工程建設、農業農村改造建設、生態環保綜合治理、社會民生重點工程建設等。隨著國家對于地方債務治理取得成效，基建業投資項目進一步規范，融資渠道進一步通暢，基建業對經濟發展的調控支持作用必然進一步增強。三加快國企“混改”步伐，加強民企減稅降費力度，促進二者優勢互補共贏發展按照企業性質區分，固定資產投資可以拆解為國有控股投資、民間投資、外資投資等部分，其中前兩者之和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近五年來保持在97%左右，國有控股投資和民間投資是構成我國投資的主要力量。第一，國有控股投資出現觸底反彈，國企“混改”步伐加快。2014年之前，國有控股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逐年下降，由2005年的53.3%下降至2014年的32.2%，近年來有所小幅回升，至2019年上半年占比達到37.6%。國有控股投資增速方面，在2009年金融危機沖擊和2016年民間投資下行的情況下，分別達到35.3%和18.7%的區域高點，表現出一定的逆經濟周期特性，發揮了國有控股投資穩定經濟的重要功能。2018年，國有控股投資增速受基建業投資增速下降影響出現放緩，在各季度分別為7.1%、3%、1.2%和1.9%；進入2019年之后，增速有所反彈，在前兩個季度分別達到6.7%和6.9%（見圖5）。圖5國有控股、民間固定資產投資變化情況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對于國企來說，近幾年面對的主要任務，就是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6]。2018～2019年是國企“混改”由理論探索向付諸實踐邁進的關鍵階段，截至2018年，國家發改委推動實施國企“混改”試點累計達到50家，其中僅2018年當年就增加31家，2019年將進一步推動100家以上的“混改”試點。通過穩步推進國內“混改”，可以加強國企穩健性，有效應對現階段國內外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同時還可以提升國有資本的市場化配置效率，發揮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戰略性支柱作用。第二，民間投資增速穩中有降，亟需加大減稅降費力度，激發民企活力。民間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近五年來基本維持在60%～64%。民間投資中制造業占比較大，因此其增速的變化趨勢與制造業趨同。2016年，在制造業疲軟的情況下，民間投資增速達到3.2%的低點，隨后兩年出現反彈，至2018年為8.7%。進入2019年以來，再次受到制造業投資增速下降影響，民間投資增速在前兩個季度分別降至6.4%和5.7%。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國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為創業就業的主要領域、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政府職能轉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國際市場開拓等發揮了重要作用。”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兩個毫不動搖”不會改變。要激發民營經濟活力，首先需要以減稅降費作為抓手，減輕企業稅費負擔，增加民企獲得感。2017年開始，我國推出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減稅降費，此輪減稅降費覆蓋廣、力度大，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全國累計新增減稅降費11709億元，其中減稅10387億元。值得注意的是，減稅降費更大效應在于穩預期，讓企業擁有長遠的預期，增加長期的投入，激活微觀主體的活力。第三，從國有控股和民間投資占比、增速的相互關系來看，確實具有一定的“此消彼長”關系。但是這種關系更多的是統計意義上的此消彼長，關鍵還是在于國有控股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相互競爭、相互合作、相互促進，共同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這就需要賦予民企和國企平等的市場地位，積極發揮國企技術、資源優勢和民企效率、活力優勢，實現共贏發展。四優化對外投資結構，利用FDI技術外溢效應，合力繪就對外開放新格局與國有控股投資和民間投資相比，涉外投資規模較小，但是對我國“走出去”和“引進來”戰略相結合，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具有關鍵作用。具體來看，涉外投資又可以分為我國對外國投資和外商對我國投資，在此，前者選用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作為代表，后者選用外商直接投資（FDI）作為代表，分析研判我國涉外投資形勢（見圖6）。圖6涉外投資變化情況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方面，2016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穩步推進，中國企業掀起了一輪海外并購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