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新聞（201）是數字媒體的技術可供性培育的，兼有網絡化、行動性和情感化特征的一種新型公共信息關系。不是數字和新聞的物理疊加，而是新聞在“數字性”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之下的新樣態。這意味著我們在研究新聞的時候，不能將技術視為一種單純的工具或手段，而應當在技術—文化共生論的視野下，將技術視為“新新聞”得以被培育出來的生態。由于數字和圖表相對于文字的直觀性和內容的豐富性，數字新聞的發展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媒體行業的重要趨勢之一。數字新聞學（235）是新聞學基于當下歷史條件進行的范式創新。是一個總體性的專業知識體系，是基于對數字媒介生態的準確理解和深刻闡釋的新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結合，是兼具描述性、規范性、解釋性和批判性的完整學術話語體系。從四個方面對傳統新聞學體系實現了繼承性突破：技術在新聞業態中日趨扮演生態性角色，數字新聞從業者的技工化，基于情感網絡的新聞業的成型，價值極化和價值虛無成為新聞業的持續性危機。從傳統新聞到數字新聞的轉型是一個深刻的歷史過程，是人類認知在信息時代的一種相較以往的破壞性創新。數據新聞（236）又稱數據驅動新聞，是一種對于大量數據和信息進行分析處理，運用可視化的敘述手段進行創作的新聞報道方式，是基于大數據時代的數據生產和數據庫而產生的全新新聞報道類型。關鍵在于數據驅動，特點是以龐大的數據為依靠的精確性、數據至今宏大聯系而構成的新聞廣度，可以對未來進行一定程度上的科學預測。最終呈現的是豐富多元的可視化信息，增強了內容的透明性和易讀性，具有較高的互文性、動態性和參與性。但也存在著諸如數據固化而形成的模板式報道，以及對于數據的過渡依賴而導致報道本身人文價值的缺失。大數據新聞（220）是一種用大數據思維貫穿新聞生產全流程的新聞報道，是包括傳感器新聞、機器人新聞在內的基于互聯網邏輯的新聞報道。其價值不在于新聞本身，而在于新聞從業者用數據講故事的能力，能否基于讀者的不同地域和興趣圖譜，來進行個性化的推薦和新聞定制，以及對未來趨勢和預測性報道等若干方面，新聞內容的價值來自于對數據價值的深度挖掘和關聯性分析。大數據新聞將逐步走向跨領域、跨平臺的開放式、眾包式的合作生產，并將目前仍處于先鋒實驗性質的報道形態轉變為新聞報道形態。計算傳播學（222）是基于互聯網技術發展而來的傳播學分支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人類傳播行為中可以被數據所記錄、被計算所推論的部分。它以傳播網絡分析、傳播文本挖掘等為主要分析工具，收集分析人類傳播行為數據，挖掘人類傳播行為背后的模式和法則，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機制與基本原理。互聯網時代，大數據的廣泛應用為計算傳播學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使計算傳播學進一步發展；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也擴展了計算傳播學的廣度和深度。目前被廣泛應用于數據新聞的制作、個性化新聞推送機制當中。媒介融合最早由浦爾提出，是指將原先屬于不同類型的媒介結合在一起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指傳媒業界內部不同形態之間的組合，并以此組建超大型傳媒集團；廣義指媒介與其他相關要素的匯聚與融合，包括媒介形態、媒介功能、傳播手段、資本所有權、組織結構等要素的融合。不僅包括媒介形態融合，還包括媒介功能、傳播手段、所有權、組織結構等要素的融合。2003年美國西北大學教授戈登歸納美國當時存在的5種媒介融合類型：所有權融合、策略融合、結構融合、信息采集融合和新聞表達融合。2023年3月媒體深度融合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被遺忘權（240）是在大數據環境下所提出的一種對于網絡數據隱私權保護的提倡。要求賦予數據主體享有在互聯網環境下回收處理數據意愿的權利，即如果數據主體不希望數據再被使用，且這些數據沒有法律的理由予以保存，可以要求數據控制者將其在網上的個人數據刪除干凈，使其在網絡世界中被遺忘。2012年歐盟委員會提出數據主體應該享有被遺忘的權利，2016年我國《網絡安全法》中提出刪除權。對促進個人隱私的保護起到積極作用，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和互聯網運營商的權利限制，但是其實用性和可操作性仍須由法律實踐和技術發展進一步見證。參與式文化（173）詹金斯在《文本盜獵者》一書中，將粉絲對電視文本進行盜獵挪用、拼貼重組，并積極參與媒介內容的創作和傳播的現象稱為參與式文化。其產生需要跨媒介敘事的運行，即故事敘事技巧能有效吸引不同媒介的受眾參與到對故事的建構中，從而促使內容可以在不同媒介平臺之間相互流通。參與是文化代表著新媒體技術變革所帶來的一種文化轉型，其特征是與互聯網環境的總體特征相適應的。場景（200）是描述移動時空的新維度，是基于時間、空間、行為以及心理的環境氛圍的總稱。場景的概念最早由羅伯特·斯考伯和謝爾·伊斯雷爾在《即將到來的場景時代》中提出，該書將大數據、移動設備、社交媒體、傳感器和定位系統統稱為場景五力，這五個元素搭建了移動互聯時代場景的概念，使得場景得以發展和完善。胡正榮認為未來必然是一個場景細分的時代。場景時代即去中心化的網絡社會再度回歸中心化，這一次的中心是移動互聯中的每個個體。后真相（201）反映了當今社會“客觀陳述的事實往往不如訴諸情感和煽動信仰更容易影響民意”。但后真相并不是指真相的缺席，而是發現真相的過程更加曲折。基本特征：情緒在前，真相在后；認知在前，真相在后；成見在前，客觀在后。后真相不僅僅沖擊了新聞業的基本原則，挑戰了人們對于新聞的基本認識，也通過新聞的社群化傳播影響了良性社會的構建。后真相加劇假新聞和反轉新聞的發展，媒體要堅持核實原則和透明性原則，堅守新聞自由主義。（應對）技術反哺（218）是指在媒介技術快速發展過程中發生的老年一代向青年一代學習互聯網技術，以保證自身不與時代脫節的社會現象。該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卡爾·曼海姆提出的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存在反向繼承的可能性這一觀點上，是對文化與意識形態呈現方式的又一假說，是基于互聯網后喻文化而存在的技術的反向流動。互聯網技術的便捷和普及雖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地區上的數字鴻溝，但卻無形中擴大了代際隔閡，為技術反哺提供了社會條件。當下技術反哺正以Z世代為主導群體，呈現出更多的可能性。可視化新聞（233）是以數據為核心、以信息為支撐、以可視化為載體的跨媒體新聞報道形式。綜合了現代信息技術、數據化制作和可視化生產等多種應用。產生原因：由于一些相對復雜的時政新聞的解讀、突發性事件的調查、服務類信息的說明及一些社會事件的深度解析，新聞圖片難以一步到位地表達清楚，而文字又難抓“眼球”，并且顯得落后死板；傳播技術的進步和普及。可視化新聞將新聞轉化成圖像與圖形相結合的形式，即使是復雜甚至枯燥的新聞也能激發讀者閱讀的興趣，且媒體可實現紙媒端、電腦端、移動端三端的統一同時發布。慢直播（230）是指借助直播設備對實景進行超長時間的實時記錄并原生態呈現的一種直播形態，形成相對于“快”直播相對應的一種直播樣式。在電視節目中，慢直播一般是在開場、墊場、尾場中使用。慢直播是一種長時段、低剪輯、全記錄和久陪伴類型的直播，具有事件自我闡釋、內容原生態以及用戶自主參與等傳播特征。疫情期間，“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建造過程的慢直播引發1億多網友在線觀看。慢直播憑借其全時、共動的特點將受眾再部落化，可視化的報道便于公眾全面了解信息；全民在場參與也緩解焦慮感。媒介深度融合（278）2020年《關于加快媒體深度融合發展意見》要求結合既往媒體融合實踐內容，面向網絡媒介環境，進一步從新聞生產模式、新聞從業者技能調整等方面加快推動傳統媒體的轉型思路調整，解決已有融合矛盾問題，建立起更為完整的四級媒體新聞傳播格局，加強后疫情時代國內外新聞輿論工作輻射力。媒體深度融合的策略謀劃是國家對媒介與社會變化的方向判斷，是提升媒體社會治理能力和宣傳喉舌作用的現實需要。不過，過分強調技術發展、盲目拓展縣級融媒體渠道等現象也已成為影響媒體深度融合的發展痛點。如何適應快速迭代的媒介環境，堅定政治意識和社會公器的職責，是強調深度融合的新聞業必須進一步考慮的問題。平臺社會（298）荷蘭學者范迪克最早提出，她認為，在當下的世界中，平臺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基礎設施，并且對當下的社會運作與制度安排實現了深度滲透。有六大核心特征：數據化、商品化、多元化、集中化、個性化、全球化。這些特征相互影響：一方面商業價值深度融入在作為基礎設施的平臺系統之上，使得意識形態系統和社會市場、政府和公民社會等行為者之間斗爭激烈；同時技術的全面滲透，又導致了一系列諸如算法黑箱的倫理問題。當前，以全球性社交媒體或功能性媒體為主的平臺社會是大勢所趨，因而對平臺的治理，實際構成了社會治理的重要環節。針對平臺背后的倫理、資本、公眾、控制等問題，重建社會信譽體系，以價值觀與社會責任進行引導，或許是可行之法。平臺型媒體是平臺商和出版商合成后的新詞。是指既擁有媒體的專業編輯權威性，又擁有面向用戶平臺所特有開放性的數字內容實體。這種平臺性的媒介不是單靠自己的力量做內容和傳播，而是打造一個良性的開放式平臺，平臺上有各種規則、服務和平衡的力量，并且向所有的內容提供者、服務提供者開放，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其各自獨到的價值都能夠在上面盡情地發揮。例如小紅書、抖音等等。平臺型媒體也是未來傳統媒體轉型方向之一。區塊鏈（240）是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加密貨幣體系的核心支撐技術，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數接庫。具有去中心化、公開透明化、不可更改逆轉性。在數據追蹤、虛假信息核查、版權保護、收益分配機制重建等方面具有十分顯著的優勢。目前區塊鏈技術框架還不夠成熟，無法滿足大規模商業化落地。區塊鏈媒介系統的創建還涉及大量法律、政策等相關問題的研究，需要配套相關法律、政策保障系統正常有效運作。基于區塊鏈創設的開放性新聞生產模式的美國區塊鏈新聞平臺Bitpress通過XBP代幣作為一種獎勵貨幣，用以激勵新聞機構、新聞從業者和讀者的參與。區塊鏈新聞是基于區塊鏈技術呈現的更為客觀、透明、不可篡改的數字化新聞。它伴隨著“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發展起來，用代幣來衡量勞動價值、維系媒體運作、激發受眾參與、評價新聞產品，在促使新聞實踐擺部第三方影響，實現客觀、公正和中立的價值追求方面體現出新的技術突破。作為新生事物，區塊鏈新聞既體現出原有的新聞倫理的延續，又創造性地用技術方式解決當下社會突出存在的信任問題。彌補了互聯網新聞存在的種種問題，有助于打擊虛假新聞，增強新聞的透明性，促進客觀性的實現，并推動公共新聞的發展。人工智能（299）較之其他類似的智能系統而言，具有更加強大的自主性，依靠算法和計算機，以實現類似人類大腦的思維方式。作為現代科學的一種，也是未來各個領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在新聞傳播學領城，人工智能也表現出了其獨特的方面，如機器人新聞、算法、個性化新聞推送等應用。目前人工智能技術尚未完善，依然存在一定技術上的漏洞；關于技術與人文的哲理思考始終是現代傳媒業的焦點話題。機器價值觀的局限性與數據新聞下新聞報道人文關懷的消逝等問題都是人工智能技術帶給新聞業的挑戰。面對人工智能，一味地抵觸或是一味地推崇都將走入困境，正確面對技術帶來的變化，以人類記者的新聞專業主義和媒介素養把關計算機技術，實現人機共生，才是未來的發展方向。社交機器人（237）泛指基于社交媒體平臺，通過大數據和算法技術進行自動化內容生產和仿真人際交往互動、情感勞動的程序化智能體。功能涉獵信息傳播、數據調研獲取、模仿人類聊天社交、提供新聞報道等方面，在諸如社會輿論引導、國際傳播中都可見社交機器人的影子，Twitter的數據顯示，目前社交網絡上有2300萬的活躍賬戶實際上是社交機器人。一方面，社交機器人對社會信息有強大的協調功能，但同時，它也能影響輿論、妨礙公眾正確認知客觀事物、威脅民主政治合理性，獲得非法利益。因此，對于社交機器人的規制也是未來網絡治理重要方向。文本盜獵者（225）“盜獵”指積極主動的閱讀行為，最早由米歇爾?德賽杜提出，將讀者和作者的關系概括為一種爭奪文本所有權和意義控制的持續斗爭。詹金斯將這一概念運用到粉絲文化中，在《文本盜指者：電視粉絲與參與性文化》中用“文本盜豬”指粉絲閱讀并對文本進行二次創作的再生產經驗。粉絲消此者就如同盜獵者一樣，并采用自己的方法來對內容改造。在這期間，粉絲由被動的意義接受者我轉化為積極的創作者和意義的操控者，將媒介消費變成了新文本、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產，產生出一種難以忽略的亞文化。數字勞工（252）起源于政治經濟學派對于傳播產業中非物質勞動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達拉斯·斯密塞受眾商品論的延伸。英國學者福克斯提出了“數字勞工”概念，指那些在互聯網中進行內容生產的用戶，他們從事數字內容生產的行為往往繁瑣而卑微，雖然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卻不被視為“工作”。根據不同的勞動形式分為三種類型：互動社交平臺上的內容生產與消費、彈性雇傭制度下網絡“寫手”、游戲產業鏈中的廉價“玩工”。“數字勞工”具有一定的欺騙性，沉浸在互聯網世界的大量網民表面上看是在消磨時間，實則淪為了互聯網企業的“免費內容”的生產者。四級融合（212）是指以先進技術引領驅動媒體融合發展，通過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按照資源集約、結構合理、差異發展、高效協同的原則，完善中央媒體、省級媒體、市級媒體和縣級融媒體中心四級融合發展布局。建立適應全媒體生產傳播的一體化組織架構，構建新型采編流程，形成集約高效的內容生產體系和傳播鏈條。帶動全國各級媒體的融合轉型，推動我國媒體深度融合四級融合是我國當下深度融合的具體體現，對于打造全媒體對外宣傳格局，講好中國故事具有重要意義。

四全媒體（202）是指全程、全息、全員、全效媒體，是關于推進媒體融合發展，建設新時代全媒體的新概念。全程媒體是指新聞事件發生的全過程都要在傳播鏈條中，突破時空尺度；全息媒體是指利用媒介技術手段創造新聞呈現形式新樣態，突破物理尺度；全員媒體是指萬物皆媒，突破主體尺度；全效媒體是指媒體功能的全面化和傳播效果的精準化，突破了功能尺度。四全媒體的提出對于我國媒體融合時間進程而言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與我國未來媒體融合發展休戚與共。算法技術（187）是通過機器學習的方法找到最佳公式的集合，能夠把復雜的數據轉換成特定的、符合邏輯的關系結構或決策數據，算法技術的核心是數據。當前算法技術已經普遍用于新聞界，如利用算法對用戶的數據進行分析從而實現對用戶的精準推送。算法技術創新了新聞分發方式，但也伴隨著信息繭房、隱私侵犯等風險和治理的挑戰。應對算法風險需要社會多方共同努力，如平臺承擔起“第一責任人”的責任，有關部門加強監管等。縣級融媒體（221）是在國家體制和統一改革格局下建立的縣級新型傳媒單位。習總書記在2018年全國新聞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要盡快落實縣級融媒體的建設，提升地方媒體的傳播力、引導力。縣級融媒體中心要實現三個層面的功能：新聞資訊、政務公開、生活服務。建設縣級融媒體也就是要進行地方媒體的媒介融合，這一方面關系到縣級媒體的生死存亡問題，另一方面也關系到媒體的輿論引導能力建設。未來縣級融媒體中心的發展方向應著重打破組織間藩籬隔閡，加強媒體間人才隊伍建設，融入人工智能技術。新聞記者四力（243）是指新聞工作者的腳力、眼力、腦力、筆力。習總書記在2018年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廣大新聞工作者必須進一步發揮和提升自身的腳力、眼力、腦力、筆力，真正成為黨和人民信賴的新聞工作者。腳力，需要新聞記者從線上線下更好地開展新聞工作；眼力，要求記者以政治及辦報為核心，體察社會動態；腦力，期望記者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看待問題；筆力，從記者的文字功底出發，對其新聞報道作品內容提出更高標準。記者四力的提出，不僅為我國新聞工作的未來發展指明方向，有利于構建全媒體和融媒體的現代傳播體系。新聞輿論工作（235）是指以主流媒體為核心的新聞隊伍通過報道形式對黨和國家的政治宣傳任務、對民眾的呼聲和需求、對當前輿論環境的引導和監督等作出的回應、采取的行動。不僅源自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黨報理論的論述，也源于中國百年辦報歷程的新聞實踐。它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從新聞宣傳轉向新聞輿論的話語變革，本質是單項直線的教化思維到平等互動的新聞傳播觀念的顛覆。在當前傳播主體多元、內容復雜的輿論環境下，新聞輿論工作應站好政治立場、明確觀念轉向、創新內容與形式，真正讓政治宣傳、新聞報道起到傳播共同體的作用。新型主流媒體（267）即主流媒體的新型化，指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主流媒體集團。新型主流媒體將各種媒介資源、生產要素有效整合，信息內容、技術應用、平臺終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形成具有強大傳播力、影響力、引導力、公信力的全媒體。打破了傳統媒介之間的壁壘，消融了媒體介質之間以及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邊界，使得媒體個性化更突出，受眾更廣泛，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當下傳播環境中，主流媒體重塑話語權變得至關重要，要想重回公眾視野，就必須著眼于變革，這是當前對傳媒轉型的最頂層設計，也是傳媒轉型的最終目標和訴求。信息繭房（232）由凱斯·桑斯坦在《信息烏托邦》中提出。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由于個人的信息需求并非全面的，因而信息選擇也存在偏向性，形成類似于“我的日報”的信息集合，久而久之會將個人困在像蠶繭一樣的繭房中。其形成與當今互聯網時代算法技術在信息推送中的運用息息相關，是個人選擇和算法技術共同作用的結果。使受眾處于信息的自循環當中，導致個人信息接收“回音壁”加劇、個體認知失衡、群體極化、群體價值異化等一系列問題。應對信息繭房，需要人工記者積極介入，努力實現新聞專業主義和新聞價值的回歸。元宇宙（213）是整合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多種新技術而產生的新型虛實相融的互聯網應用和社會形態。其核心技術邏輯在于對當前所有新興技術進行整合交互，以此實現人類完全的數字化生存于社會空間的賽博化。這一概念最早出現于斯蒂芬森的小說《雪崩》，現指與現實世界平行的、完全沉浸的和虛擬的人造空間。雖然在技術層面和物理層面仍存在大量問題和隱患，但新技術的背后預示著人類社會與技術進一步交融的發展方向，未來，媒體傳播也將在元宇宙的推動下，進一步進行媒體融合。智慧媒體（192）是基于共享經濟，可以充分發揮個人的認知盈余，并依托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以虛擬現實、人機交互為媒介的一種新媒體。比新媒體更新、更全面、更科技化，通過AI+媒體的形式實現全網監控、全網采集，信息通過數據挖掘和深度算法實現智能傳播。智慧媒體可以利用技術識別假新聞，并在信息過載的時代實現信息的智能匹配，更好滿足用戶需求。目前，智能媒體逐步運用到新聞傳播領域，貫穿新聞生產與分發的各個流程。智能傳播（223）從技術角度而言，智能傳播是依托以人工智能為特征的傳播方式，主要包括傳感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支持。一方面是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