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經濟趕超為什么會發生突然“逆轉”？基于創新理論視角對其經濟持續低迷現象的解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曾以持續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取得了非凡的經濟成就，甚至有一些經濟機構預測，日本有可能于千禧之年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1]。然而，正當日本為其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而欣喜的時候[2]，其經濟增長卻突然發生“逆轉”[3]，陷入了長期“持續停滯”的局面，損失之重，創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之最。據統計，在這場持續停滯的危機中，日本的國民財富損失了14%，其程度不亞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遭受的破壞[4]。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統計，日本的國際競爭力也從1994年的第四位下滑到2007年的第二十四位[5]。直到今天，日本仍像一個被困的巨人，飽嘗著“逆轉”過程中所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的痛苦折磨[6]。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指出：“日本經濟的失敗與它的成功一樣意義深遠。日本今天發生的既是一場悲劇，又是一種警示。”[7]盡管有關方面的研究已經有了許多富有價值的文獻，但本文仍然嘗試從新的視角展開分析并努力澄清這一“逆轉”背后隱藏的關鍵因素。一創新理論與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準。經濟增長一般用國民生產總值（GDP）表示，它可以反映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為其居民提供各種經濟產品的能力。當GDP停止了增長或者開始下降時，經濟衰退就開始了。那么，是什么導致了經濟衰退或增長？可以說，經濟學從未停止過對這一問題的探討。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從已發現的諸多要素中進一步分離出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即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創新。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指出的那樣：“創新是任何重大經濟增長的前提。”[8]美國另一位學者羅伯特也指出：“自18世紀以來出現的幾乎所有的經濟增長，最終都可以歸功于創新。……如果沒有創新，資本主義的增長過程將不具有任何重要的意義。”[9]至于創新為什么具有這么重要的作用，羅伯特認為：創新具有三個關鍵特征：一是創新具有積累性特征，它會構成經濟發展中知識存量的凈增長；二是創新具有公共產品特征，它會在技術改進方面形成規模經濟的效果；三是創新具有“加速器”的特征，即一個穩定的創新產品通常意味著產量的增長，而不是固定不變。正是創新的這三個特征，增強了對經濟發展中GDP的貢獻作用[10]。具體來說，創新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和制度創新。以上三者雖然同屬創新，但所表現的特點和所需要的支撐性條件是不同的。（1）技術創新具有個體化、偶然性、規模小的特點。關于技術創新，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在其《經濟發展的理論》一書中列出了5個方面，即開發新的產品、引進新的生產手段、開拓新的市場、獲得原料和半成品的新的供給源以及實現新的產業組織。他認為，這樣的技術創新一旦出現，經濟社會發展就會產生一種“不連續的”飛躍[11]。而這樣一種“不連續的”飛躍正是“開動和保持資本主義發動機運轉的根本推動力”。（2）產業創新具有組織性、系統性和市場規模的特點。技術進步通過產業間的相互影響，會將更多的產業卷入發展的過程中。用熊彼特的話說，技術創新一旦卷入商業過程，便會“不斷地從內部使這個經濟結構革命化，不斷地破壞舊結構，不斷地創造新結構”，實現“產業突破”。產業創新又為技術創新提供豐厚的利潤回報，從而推動技術的持續性創新，進入良性互動狀態。產業創新需要承擔更大、更多的市場風險，所以，產業創新需要制度鼓勵，提供創新機會并給予創新回報。（3）制度創新使創新活動從偶然性到常規化，從自發行為到組織行為，從企業行為到國家體系。“如果制度安排不巧將更多的報酬給予了大膽的尋租活動，或破壞性活動，諸如戰爭或有組織的犯罪，而將較少的報酬給了生產性的創新活動之時，我們可以預料一個經濟體中的企業家資源將會被配置在生產性事業之外。”因此，“對一個社會而言，最有希望推動創新活動的方式，就是減少非生產性或破壞性尋租行為的收益”[12]。在其他類型的經濟體中，新技術的擴散是以緩慢的速度進行的，通常需要幾十年甚或幾百年的漫長過程，而市場經濟最鮮明的特點就是新技術傳播擴散的速度獲得了顯著提高。市場經濟中存在的競爭壓力迫使企業不斷地進行創新，同時給予創新行為以相應的制度保證。從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制度創新三者的相互關系可以看出，只有在制度創新的條件下，技術創新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產業創新才具有了必然性和經常性的特征。這或許就是馬克思所認為的，技術必須理解為一種社會過程，技術變遷則必須當成一種技術與社會之間相互作用的復雜過程來理解。在創新理論中，本文更加關注兩點：一是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二是后發展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主要路徑是技術進步（包括技術引進與技術創新）。熊彼特理論的核心是技術革新，他認為技術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羅伯特也認為：“對增長有利的主要因素是創新導致的技術進步。”[13]美國經濟學家索洛通過對美國1909～1949年的統計資料分析也證明了這一點，這期間技術創新對美國GNP的貢獻率為87.5%。美國另一位學者錢德勒也認為，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美國制造業生產率的快速增長，與作為新技術和新慣例的“大量生產”的生產方式的投入使用密切相關。由此可見，關于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的觀點，不僅是理論上的推論，同時還有歷史事實的驗證。關于后發展國家如何才能實現對先發國家的趕超，美國學者格申克隆認為后發展國家可以利用“借用技術”實現自身的快速發展[14]。就是說，后發展國家能否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取決于其技術進步的速度，取決于能否走出一條從技術引進到技術創新的道路。從技術引進到技術創新，是后發展國家真正實現經濟趕超的質的飛躍。因此，后發展國家在趕超先進國家的過程中，必然經歷一個從技術引進到技術創新的過程，而技術創新則更需要創新的社會環境與其相適應，其難度比技術引進更具有艱巨性。關于這一問題的認識，應該說是趕超經濟理論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新突破[15]。二日本的經驗與教訓從人類社會工業化的進程來看，日本也屬于后發展國家[16]。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經濟趕超過程就是一個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的過程。在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經濟增長的研究文獻中，“日本成功的關鍵在于有效地實現了技術進步”是一個最具有普遍性的觀點[17]。可以說，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就是技術進步的時代。技術進步的貢獻可以從綜合要素生產率（TFP）對經濟增長所做的貢獻變化中得到反映。日美學者分析日本經濟增長率的結果表明，TFP的增長在1963～1973年間達到了4.1%，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度超過了50%，反映了這一時期技術進步的速度十分迅速；1973～1983年間，TFP降到了0.5%，從技術側面反映出技術的提升尚不能適應經濟結構的調整；1983～1991年間，TFP重新上升到2.5%，反映出高附加值、技術密集型產業方向的調整收到了成效；1991～2000年間，TFP又降到了0.2%，反映這期間技術進步明顯放緩的事實[18]。（一）日本的經驗綜合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技術引進的成功經驗有如下幾個方面：（1）在積極進行技術引進的同時，高度重視對引進技術的精細化改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日本技術和西方技術的最先進水平相差甚遠。當時日本政府發表的技術白皮書承認：“日本的工業比起美國，技術上落后20年。”因此，借用新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日本技術政策的一個首要目標。1946年日本外務省發表《重整日本經濟的基本問題》提出，必須通過合理化經營和提高技術水準，使生產成本也能夠具有與國外產品競爭的能力[19]。從此，日本企業爭先恐后地與歐美企業進行技術協作，掀起了引進技術的熱潮。據統計，1950～1967年，日本的技術引進數量和金額分別由76件和0.026億美元增加到1295件和2.39億美元，可以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經歷的最初的技術引進時期。據日本一家銀行的調查報告說，日本僅用了1955～1970年的時間就掌握了世界各國半個世紀開發的幾乎全部技術成果[20]。可以說，日本經濟的現代化有一半是從國外“買”回來的。當然，日本并沒有止步于單純的技術引進，而是通過加大投入力度對引進技術不斷進行精細化改良，最終實現了從技術外圍國到技術核心國的轉變。一般情況下，日本在引進技術后，要花費相當于購買技術一半的經費從事研究。比如1965年日本全國企業的研究費用為2200億日元，其中引進技術的研究費用為300億日元，購買專利技術費用為600億日元。（2）通過對生產工藝的精益化改進，快速建立現代化的產業發展體系。在這方面，日本鋼鐵工業的發展是突出的事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先后引進了美國和蘇聯的高溫高壓煉鐵技術、法國的高爐噴吹重油煉鐵技術、奧地利的氧氣頂吹煉鋼技術等六大鋼鐵新技術。日本在充分消化這些技術的基礎上，對其生產工藝進行了精益化改進，建立了世界第一流的現代化鋼鐵技術生產體系。除了鋼鐵工業外，電力工業、造船工業、汽車工業以及電子工業等也都確立了自己的工藝體系，從而得到了迅速發展。（3）適時調整技術政策，積極引導日本從技術引進階段向獨立創新技術階段的轉變。日本是一個資源十分匱乏的國家，其能源的95%、主要工礦業原料的90%以及糧食的60%以上依賴進口，只有依靠“技術立國”才能獲得真正發展。以20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為轉折，日本政府通過產業政策調整積極促進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從日本和美國的技術開發力的水平對比的發展狀況來看，以各期美國的水平為100的話，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水平分別為22.2、41.0和58.4[21]。日本技術水平與技術開發能力在許多領域達到甚至超過了歐美國家[22]。在電子產品領域，日本的錄像機、激光唱片、電視機、傳真機、數碼表、攝像機、計算機游戲等制造技術也有很強的競爭力。尤其在節能技術、機械制造技術、微電子技術等方面達到世界領先水平。1982年，美國商業與貿易閣僚會議通過并發表的題為《美國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力評價》的報告，開始將日本列為美國高技術領域的主要挑戰國。曠日持久的美日汽車、半導體貿易摩擦，其基礎不再是勞動力成本的差異，而主要在于產業技術的差異。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日本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二）日本的教訓20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國際環境看，經濟全球化、技術信息化、市場個性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國際競爭日趨激烈。這一新的發展趨勢，使社會變化速率加快，多樣化發展明顯，風險性愈益加劇。從國內環境看，伴隨著“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日本經濟也完成了趕超式發展而進入成熟階段。新的國際、國內形勢要求日本的技術進步也要實現從技術引進到技術創新的轉變。正如日本經濟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在追趕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引進新的技術和制度，但是一旦加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就不能只依靠復制別國的東西來進行發展，必須通過技術革新來不斷地創新。”[23]在完成經濟趕超任務后，日本政府也及時提出了自主開發的“技術立國”戰略（1981年被確定為技術立國元年）。這一轉變的鮮明特點是，把發展科學技術進一步置于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戰略的核心地位，而且更在于強調加強基礎研究和自主技術開發，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1995年日本政府又頒布《科學技術基本法》，在技術立國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戰略。從技術立國到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標志著日本技術立國戰略的核心內容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其目的就是以技術創新和發明創造為中心，推動科技革命和科技進步。2002年度《科學技術白皮書》指出：為了維持日本的競爭力……有必要構筑起具有獨創性的、能夠持續進行產品創新的體系。盡管日本政府高度重視從技術引進向技術創新的轉變，但嚴峻的現實卻是，日本不僅沒有實現重大技術創新，反而在信息技術革命中顯得格外踟躕不前。信息產業和信息化對世界各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被視為“第三次產業革命”。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就基本實現了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變。日本在工業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了“最完善的工業社會”，以汽車、家用電器為代表的現代工業具有強勁的國際競爭力。然而，日本陶醉于工業化的成就，對信息革命的意義認識不足，措施不力，出現了“制度空白”。直到2000年日本政府在內閣府設置“IT戰略本部”，開始著手研究IT立國戰略，2001年正式實施《IT基本法》。結果在信息技術、信息產業和信息化方面拉開了與美國的差距，處于相對落后的局面。1985～1993年，美國企業在信息技術上的投資占其總資本投資的比例從約20%增加到35%，而同期日本企業投資所占的比例僅從13%增加到18%。日本經濟企畫廳在《日本經濟走向新生的道路》中，對日美信息化進展進行了比較：1998年，美國計算機家庭普及率為50%，日本為32.6%；美國學校網絡普及率為89%，日本為35.6%，而且適合于信息化時代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也落后于美國[24]。1999年，美國計算機生產量為3917萬臺，日本為895萬臺。2007年，日本IT技術專利登記數為24%，美國為39%；2002～2006年，日本發表計算機領域學術論文占世界的比率為8%，美國為36%。日本發表計算機領域學術論文被引用率為4%，美國為53%[25]。由于信息產業發展和信息化程度的相對落后，導致了日本制造業技術的衰退以及日本國際競爭力的弱化[26]。此外，日本在遺傳工程、海洋科學、航空技術等領域的基礎研究和開發應用方面也已經落后于美國。日本為什么沒有站在信息技術發展的潮頭，為什么沒有實現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其深層次原因在于制度創新不足。新的技術與社會發展必然要求經濟體制的制度性重組，日本政府也意識到需要改革政府體制以順應時代發展，多年來也一直強調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性，積極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但是由于制度的硬化，使日本政府無力促成這樣一種變化，所出臺的政策效果也就不斷地被削弱，根本性的轉變也就難以實現。那么，造成日本政府制度創新不足的原因何在？具體來說，在于其體制的僵化性、市場的封閉性和社會的排他性。1.體制的僵化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了迅速實現經濟趕超目標，日本形成了適合于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制，即官僚體制下的官民一體。在這一體制下，日本政府通過行政指導和各種規制有效地保護了國內市場和經濟中較弱的部門，力爭實現“沒有輸家的發展”[27]。于是，在日本慢慢形成了人們所說的政府、官僚、財團之間形成的“鐵三角”式的庇護方式。這種體制雖說增強了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卻也助長了一些企業的“依賴”意識，形成了政治、行政、產業界非常堅固的既得利益集團，阻礙了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積極性，也阻礙了政治與行政的改革[28]。比如，融合了計算機、通信和無線廣播技術的信息和通信產業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而在日本，計算機行業在通產省的管轄之內，通信和廣播產業屬于郵政省管理。當信息和通信產業開始發展的時候，則在兩個部門之間發生了“管轄權之爭”。這種相互爭執，直接阻礙了日本信息和通信產業基礎設施的建設。直到2001年，日本政府才開始制定一系列電信改革方案，電信壟斷局面才開始打破。在社會轉型時期，日本政府沒有提出具有現實意義的明確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向以及應該采取的政策，而是力圖停留在原有產業及制度內部謀求發展，未能實現進一步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這就構成了進一步發展的制度上的障礙。日本有許多學者認為，日本的經濟體系直到現在也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還殘留著限制過多和創新不足等追趕歐美過程中的負面遺產[29]。2.市場的封閉性日本市場的封閉性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政府對外政策的內取性。雖然從客觀性指標看，日本屬于高開放程度的發達國家，但由于日本市場的開放具有開放行為選擇的被動性、開放過程的非合理保護性、開放傾向選擇的生產者利益性以及商品進口的原料優先性等特征，使某些產業降低外資進入壁壘的措施難以施行。比如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自由化于1966年開始啟動，直到1973年才在大多數產業允許外國資本建立獨資企業，進展速度十分緩慢。如以法令形式存在的《大規模零售業店鋪法》等，要求營業面積等超過一定規模的零售企業，若要取得經營資格，必須事先獲得通產省等行政管理機構的許可。而這一冗長而繁雜的許可申請程序，事實上已經成為一種市場準入障礙，借以達到保護既存零售企業的目的。據日本《外資系企業總覽》統計，1998年出資比例在20%以上（不包括合同企業數）新設立的外國企業為121家，比1997年的165家減少了近30%，不到最高年份1986年250家的一半[30]。因此，日本在“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排名中，在31個世界主要國家（或地區）中竟排到了第29位[31]。（2）政府對內政策的壟斷性。日本政府在相對較長的一段時期內，擁有對經濟的直接控制權，如分配進口外匯配額權、限制進口數量權等。從嚴格意義上講，具有強烈的政府管制色彩。伴隨著日本市場的逐步開放，企業的自主性發展逐漸得到認可和尊重，但日本政府并不心甘情愿地喪失曾經擁有的經濟控制權。因此，以政府規制等變通方式，盡可能保留對經濟的間接控制和干預權，形成了龐雜的政府規制體系，也有人將日本形容為“管制的資本主義”[32]，甚至有人戲稱：“大藏省甚至對某些產業如何生產筷子都要進行管制。”[33]根據2008年日本國民對政府制定政策的滿意度調查，日本國民認為政府制定政策不能夠反映或不能夠充分反映民意的竟占75%[34]。日本政府的過多規制，嚴重扭曲了企業行為，增加了企業運行成本，減少了企業的靈活性，銷蝕了企業的創新意識。據統計，在筑波，一個研究項目從立項審批到開發研制，再到出成果，一般需要10年左右的時間[35]。（3）企業制度的封閉性。日本企業集團成員之間的相互持股、金字塔型的系列承包制（內部交易）以及企業內部的終身雇傭制（內部勞動力市場），造成信息披露原則、破產法律以及能夠減少公司控制而帶來市場競爭的措施難以實施。企業制度的封閉性還體現在技術研發方面。日本技術開發的閉鎖性顯然是影響創新績效的一個因素。美國企業在經營中經常通過購買、技術引進合同等方式導入必要的技術，而不是單純依賴于自身的研究開發。與美國企業積極地利用外部資源不同，日本企業通常是通過自身的研究開發來實現。這種方式使得日本企業可以獲得核心技術，但也承擔了投資風險。由于研究開發周期長以及投資風險加大，所以，日本企業的研究開發投資回報率很低。統計表明，盡管許多日本公司的研究開發投資甚至超過了固定設備投資，但研究開發投資并沒有與公司利潤的提高相聯系。這在宏觀經濟層面上則表現為TFP增長率的下降[36]。3.社會的排他性文化是一定社會經濟、政治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從最深層次上影響著社會組織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變革意味著打破既有狀態，需要人們付出努力去加以適應，新技術的引入還可能會對一些個人或團體的既得利益形成威脅，因而容易受到排斥[37]。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接受并追求創新。創新需要一定的社會氛圍，需要對原創研究的政策支持和普遍贊賞。而日本社會是一個對失敗極不寬容的社會，甚至達到了幾近殘酷的程度。日本對特立獨行的人普遍持批評的態度，對創業者更是如此。對于“在你認識的人中，創業者是否受到尊重？”這樣的問題日本只有25%的人給予肯定，而美國則有85%的人給予肯定；對于“你是不是因為害怕失敗所以沒有創立自己的企業？”，70%的日本人回答“是”，80%的美國人則回答“不是”。在日本，冒個人風險并承擔失敗的相應后果，是需要超常魄力的。許多日本的創業者往往不對群體抱任何歸屬的希望。此外，日本鼓勵創新的制度也存在不合理之處。比如對待職務發明，日本依舊將專利歸于政府和公司，使得發明者難以得到合理的發明激勵。最為典型的例子是關于藍色高亮度發光二極管的訴訟案。公司憑借該技術在10年中獲利1200億日元，但發明者僅得到公司2萬日元的獎勵[38]。日本經濟體制的僵化性，弱化了市場的敏感性；日本市場的封閉性，限制了開放的深度；日本社會的排他性，壓抑了人們的創新精神。2006年，有機構以經濟指數、個人指數、技術指數、政治指數為指標，列出了世界各國全球化程度排名表，日本的綜合排名居第28位，遠遠落后于新加坡、瑞士、美國、愛爾蘭、加拿大、荷蘭、澳大利亞等國家[39]。這些都導致日本社會變革的速度令人痛苦而沮喪的緩慢[40]，也構成了技術創新發展的蜀道，所以才有人發出了“為改革賭以政治生命”的感慨[41]。就在社會處于艱難轉型的過程中，日本又出現了游離技術創新主題的“泡沫經濟”現象，以致日本政府鼓勵技術創新的政策效果無法顯現。“泡沫經濟”期間，日本股價持續飆升，地價持續上漲，整個社會彌漫著投機行為，人們癡迷于經濟泡沫而完全失去了理性的判斷力。據統計，1986～1990年日本全國商業用地平均價格累計漲幅達67.4%，其中，東京、阪神及名古屋三大城市圈平均地價累計漲近1.2倍。日本投資者甚至到美國各地以高價購買土地、礦產、農場、工廠、企業、旅館銀行、商業中心等。在夏威夷，80%的酒店和70%的高爾夫球場歸日本人所有，夏威夷幾乎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早有學者指出：“當經濟奇跡達到極限的速度超過了人們想象的時候，一切理論與政治陣營已處于高度自我蒙蔽的狀態。”[42]此時的日本，從政治家到普通國民都開始頭腦發熱，認為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與日本相比。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列島充滿驕傲和狂躁之氣，以為日本經濟增長前景無可限量。對大量過剩資本的形成及流向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更沒有將其引導到增強基礎開發能力和產業創新上去[43]。1988～1990年間日本企業曾經大規模地增加了生產設備投資，其幅度甚至高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幅度。但是，此次制造業產業的投資有相當一部分用于擴大生產能力，而非用于創新的和革命性的產品。當時市場上確實不斷出現一些新產品，但這些新產品基本屬于“泡沫技術”而非技術創新。“泡沫技術”是指只給產品增加某些討人喜歡的特征，但并不增加實際的新功能。《日本經濟白皮書》還錯誤地將此視為技術創新的標志[44]。“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經濟開始步入漫長的衰退期。實際增長率趨于零，失業問題嚴重，地價持續下跌，金融系統紊亂。自1960年日本總務廳統計局開始統計調查以來，企業研究經費一直增加，但1992年度與前一年相比首次出現減少。由于日本政府負擔的研究經費比率低于其他國家，所以企業研究經費的減少無疑是一個危險的信號，給日本企業的研究開發投下了陰影[45]。值得注意的是，盡管20世紀90年代日本企業加大了研究開發的力度，日本的研究開發經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在發達國家中也位居前列，但日本的TFP增長率依舊出現下降。其原因是缺乏革命性的創新以及研究開發的低效率。由于缺乏革命性的創新，整個日本市場缺乏強有力的需求支撐，投資難以形成新的熱點。三幾點啟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后發展國家開始了追趕發達國家的努力，但除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外，世界上大多數后發展國家不僅沒有趕上或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差距反而越來越大。正當人們對日本寄予厚望的時候，日本卻突然發生了“逆轉”。因此，怎樣縮小或趕超發達國家仍然是一個有待理論探索和實踐發展的重要課題。總結日本的經驗和教訓，有如下幾點啟示：（一）積極創造有利于創新的社會環境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曾經指出：“一個社會要維持較高的平均增長速度，就必須要不斷進行減速斗爭，現代科學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