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人的新解釋與經濟學的新發展的論文經濟學理論論文

在傳統經濟學中，經典經濟人是指在理想的狀況下，人們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備的信息和無懈可擊的計算能力，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后，他會選擇能比其他行為更好地滿足其偏好的行為。其中自利原則和理性行為原則是核心。簡言之，經濟人就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者，對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都是非理性的。傳統經濟學理論大廈就建立在這個假設基礎之上，但這個基礎不是穩固不變的，因為經濟人自誕生之日起就沒有離開過爭論的旋渦。[1]接著前人的爭論，20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人進行重新解釋，這些解釋大致可分為三個不同的方向，即對經濟人的修補、堅持或拋棄。對經濟人的新解釋加深了人們對人類經濟行為的認識，催生了系列經濟學新的分支學科，促進了經濟學的發展。本文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有關領域對此進行分析。一對經濟人修修補補，使經濟學貼近現實到目前為止，對經濟人進行修修補補，使經濟人更加貼近現實仍是重新解釋經濟人的主流。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這一方向上的研究成果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最多。1羅納德·h·科斯的解釋科斯看來，經典經濟人暗含著這樣的假定,即每個經濟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識,他們完全了解在資源稀缺性和未來不確定性約束下的相互競爭的自利行為所必須遵守的規則,由于人具有完全理性,制度在傳統經濟學中也就不重要了。科斯指出“應當從人的實際出發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2]科斯認為實際生活中的人是受制度約束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的交易活動是有交易成本的。WwW..coM科斯在對經濟人重新解釋的基礎上，利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提出交易費用理論，并把交易費用理論、企業理論和產權理論有機結合起來，說明產權不同的人會導致不同的效率，而產權的明晰會實現“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科斯因為揭示并澄清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數中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重要性，“對經濟的體制結構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獲得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2加里·貝克爾的解釋表面上看來，貝克爾是利他主義經濟思想的一個代表。他認為人不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還有利他動機，他在《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一書中建立了利他主義的模型。在模型中，貝克爾實際上是將利他主義的行為動機解釋為行為主體的效用最大化，將自利原則用之于利他主義現象。這表明貝克爾并沒有超越亞當·斯密所講述的關于面包師和釀酒師的故事。[3]在對經濟人進行新解釋的基礎上，貝克爾將經濟學作為研究社會關系中人的行為的分析工具，提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在于是否具有物質性或商業性，而在于是否具有稀缺性。所有與稀缺和選擇有關的問題都是經濟問題。在貝克爾看來，“經濟人是一種統一的方法，適用于解釋全部人類的行為，這些行為涉及貨幣價格或影子價格，重復或零星的決策，重大或次要的決策，感情或機械似的目的，富人和窮人，男子和女子，成人與兒童，智者與笨伯，醫生與病人，商人與政客，教師與學生等等。經濟分析能夠預見的應用范圍如同強調稀缺手段與各種目的的經濟學定義一樣寬泛。”[4]因而，他勇敢地將經濟人模式從經濟領域擴展到非經濟領域，廣泛地分析了種族歧視、犯罪與懲罰、家庭與婚姻等包括利他主義與道德在內的人類行為，開創了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研究，從更廣的維度揭示出經濟人的某些實際行為特征。貝克爾由于“把微觀經濟分析的領域擴大到包括非市場行為和相互作用的廣闊領域”而獲得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3道格拉斯·諾斯的解釋道格拉斯·諾斯認為人是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為了解釋制度的穩定與變遷，諾斯考察了人的認知過程,對經典經濟人的理性進行批判,認為人的學習對人的決策產生重大影響。人的學習不僅僅是個人在其一生中的經驗產品,而且還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經驗積累，積累起來的經驗知識存量又被置入人的學習，并成為路徑依賴，即過去對現在和未來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學習變成一種經過特定社會文化過濾的累加過程，而文化則決定著人們對損益的判斷。也就是說，生活在特定社會中的人總是受到所在社會的歷史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政治觀點的影響，而人在決策中會不知不覺地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從而產生偏見。比如一個中國人由于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他與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人在接受同一事物后的反應是不一樣的，原因就在于他們在各自的社會里接受的文化不同。這些文化在他們的決策過程中往往左右他們的思想，使他們看問題有失客觀、公正。在這種情況下，人很難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意義的“理性”人。似乎在諾斯的論證中，把歷史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政治觀點等因素包括進去以后，人的行為就變得非理性了。但是，諾斯仍然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他關于經濟人的認識可以說沒有超出經典經濟人的巢臼。諾斯在重新解釋經濟人的基礎上，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與羅伯特·福格爾同獲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4經濟對策論中的經濟人博奕論（策略對策論）由20世紀初的一些數學家提出，設計用數學公式表達棋、牌類選手下棋和出牌的技巧。約翰·豪爾紹尼、約翰·納什、賴恩哈德·澤爾滕等人將博奕論研究領域的策略對策論運用于經濟方面的分析，形成經濟對策論。無論是完全信息或不完全信息博奕，策略對策論都刻畫了競爭中的經濟人的互動關系，從而使理性經濟人從靜止的狀態活躍起來，從多個方面加深了人們對經濟人的認識。在豪爾紹尼所建立的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合作博奕和不合作博奕中，局中人都是有限認知能力的人，從而使其成為現實中的人；在“囚徒困境”例子中的納什均衡局中人通過理性思考得出的決策是不合乎理性的結果，即人人都具有理性，都具有理性的人在相互交往的經濟活動中，理性與博奕的結果，就有可能得出對經濟活動所有當事人來說都是非理性的決策，個體的理性可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他們三人把博奕論的分析方法引入經濟學，在非合作博奕的均衡分析理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對博奕論和經濟學產生重大的影響，改造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大大豐富了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從而獲得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5信息經濟學的解釋信息經濟學在繼承傳統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承襲了有限理性理論。根據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論，一個有限理性的人總是試圖最大化其效用，但它只具備有限地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能力，這種有限的能力導致私人信息的存在不可避免。當一方試圖獲取另一方已經擁有的信息，其成本可能超過收益；或即使一方主動地向另一方披露這些信息，但對于接受方而言，這些信息可能是不可證實的，這意味著信息注定是不對稱的。不對稱信息的引入產生了全新的微觀經濟學分支，這些分支的理論成果被稱為激勵理論、契約理論或代理理論等等。信息不對稱按時間分為事前非對稱和事后非對稱，事前的非對稱可能使契約當事人隱瞞關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實的信息來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從而導致逆向選擇。事后的非對稱則容易產生道德風險，在委托—代理關系中，由于委托人不能把代理人的行為后果與他不能控制的因素分離開來，代理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行為后果的責任推到委托人的身上而回避了風險。價格機制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便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從而要尋求一種與特定的交易信息結構相兼容的契約安排，這構成了委托—代理理論研究的主題。以上的信息經濟學各研究主題其實也包含了經濟行為主體的博奕行為，也描述了從事經濟活動的當事人在競爭市場上進行交易的過程，使靜止的經濟分析動態化，使處于靜止狀態的人進一步成為生動而又現實的人。在對經濟人重新解釋的基礎上，詹姆斯·米利斯和威廉·維克里由于他們“在不對稱信息條件下激勵經濟理論做出基礎性和開拓性的貢獻”而獲得199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喬治·阿克勞夫、邁克爾·斯彭斯和約瑟夫·斯蒂格里茨三人“在現代信息經濟學研究中的突出貢獻，尤其是對不對稱信息市場的研究”而獲得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6阿馬蒂亞·k·森的解釋阿馬蒂亞·k·森認為:“現代經濟學把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主要缺陷，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造成的”。[5]他指出了經濟學與倫理學同源的思想，認為要把經濟學放歸回“關注真實的人”。還認為“在倫理學的研究中，人這一概念具有不可約減的‘二元性’。我們可以就一個人的主觀能動方面來看這個人，認識和關注他或她建立目標、承擔義務、實現價值等的能力;我們也可以就福利方面來看這個人，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們注意。但是，這一兩面性，在純粹自利動機的模型中卻完全消失了，在那里，一個人的主觀能動完全出自他或她對自己福利的考慮。不過，一旦自利這一束縛被解除，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即個人主觀能動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他或她的個人福利來啟動的。”[6]森的貢獻在于承認經濟學在研究世界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時，經濟學需要人類“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設，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標來解釋和預測經濟生活;但是應該加入倫理的內容，承認人類行為動機的多樣性，使人性假設最為逼近真實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阿馬蒂亞·k·森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解釋經濟人，因“在福利經濟學的基礎研究方面以及對貧困和不平等問題的突破性創見”而獲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二堅持傳統經濟人，發展傳統經濟學體系羅伯特·盧卡斯可以說是這個方向的代表，它不但堅持了經典經濟人，而且還發展了經典經濟人，認為經濟人具有準確的理性預期。盧卡斯認為，現實經濟行為主體不僅僅是自利的人，而且更是一個理性的人，在經濟活動中，人們受自身利益的驅動，不僅要做出理性的判斷和決策，即需要冷靜客觀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了解完備信息的內動力，而且有能力去做出這樣的判斷和決策。因此，他認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前提依然是理性經濟人。盧卡斯還進一步提出經濟人具有理性預期的能力，亦即經濟當事人為了避免損失和謀求最大利益，會設法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對所關心的經濟變量在未來的變動情況做出盡可能準確的估計而不會犯系統性的錯誤。他認為，在預期和現實的相互關系的視野內，理性預期和其他預期的區別在于，理性預期所考察的重點是預期與現實行為結果的一致性，它是與相應的經濟理論與模型更加相一致的預期。盧卡斯還指出，理性預期并不排斥現實經濟中固有的不確定因素，相反，不確定因素的隨機變動可以使人們預期值偏離其預期變量的實際值。人們一旦發現錯誤就會迅速做出正確反應，進而把預期及時調整到與有關變量的實際值相一致的水平上來。在這個基礎上，盧卡斯建立了新的宏觀經濟模型，將微觀個體與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結合起來。理性經濟人的“理性”在該模型中發揮到極致：人們的預期對經濟行為產生相當重大的影響，從整體和長期來看，人們的預期是合乎理性的，即預期值與未來實際值是一致的。盧卡斯在理性預期和“自然率”假說的基礎上，提出了貨幣中性理論，并以理性預期為基礎提出他關于信息不完全性和由此引起的相對價格變動與絕對價格變動的混淆是產生經濟周期原因的經濟周期理論，并以此為依據提出了“政府干預失效”的政策結論。盧卡斯由于“發展和應用了理性預期假說，從而改變宏觀經濟分析，加深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而獲得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三拋棄經濟人，經濟學延伸到非理性行為的研究傳統經濟學只研究人的理性行為，在人的非理性行為方面的研究顯得蒼白無力。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出現改變了這一狀況。行為經濟學是一門邊緣學科，它綜合了傳統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以及人類學等多門學科，著重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對經濟行為進行規律性的研究。行為經濟學認為，人的經濟行為是在其心理活動的支配下進行的，因而是人的經濟心理的外部表現。它試圖根據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打破傳統經濟學關于人的行為不變的假定，將非理性等復雜的人類行為納入標準經濟理論之中。實驗經濟學是運用自然科學實驗的方法和技術來研究經濟問題的一門學科。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中的經濟人不再僅僅自利，而是人們也可能考慮利他，當然有時也會產生沖動，采取非理性行為等等。顯然，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對傳統經濟人并不是簡單的揚棄，而是仍將理性假設的情況包含在其中，認為理性假設在某些情況下是合適的，但在另一些情況下，非理性更能解釋現實。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對經典經濟人的辯證揚棄使經濟學的視野從理性行為擴大到包括非理性行為在內的人類行為，而傳統經濟學缺失的恰恰是這方面的內容。雖然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改變了經典經濟人的假定內涵，拋棄了理性經濟人假設，但倒塌的只是新古典傳統的框架，而不是經濟學科的本身，相反卻促進了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擴大和發展。丹尼爾·卡尼曼和弗農·史密斯因在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方面作出開創性的重要貢獻而獲得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四結論我們不難看出，新產生的現代經濟學各新分支學科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各新的分支學科都貫穿了一條人本主義的線索，呈現著人本主義的趨勢，滲透著對經典經濟人的重新解釋的內容；第二，以經典經濟人假設為基礎的傳統經濟理論體系仍在發展，并取得了新的突破，如理性預期理論；第三，各新的分支學科都放松了經典經濟人脫離現實的約束條件，并以打破了的約束條件作為新理論的邏輯起點；第四，包括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在內，各新的分支學科對經典經濟人并沒有全盤否定，但重新解釋的經濟人比經典經濟人更加現實，研究的主題離現實更近，經濟理論中的人也由抽象的經濟人變得生動起來，日益人本化；第五，現代經濟學各新的分支學科都是在多學科的交匯中形成的。總之，對經濟人的重新解釋構成了現代經濟學前沿理論發展的一種趨勢，在這種趨勢中，人越來越接近現實，據此而制定的政策也越來越顯得人本化。在某種意義上，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但人的復雜性導致了對人研究的多面性，比如從社會學、心理學、生物學、法學、政治學、人類學等不同的角度和側面來研究人。由于人的各方面的行為相互影響，正如人的心理活動會影響人的生理變化一樣，這些學科的研究彼此之間日益出現交叉融合的趨勢，在學科與學科的邊緣地帶出現了交叉學科。隨著對人認識的深入，經濟學對人的假定的認識還會不斷演變，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會因此而不斷拓展，將會出現越來越多的與經濟學交叉的學科，也許在未來的經濟學體系中，理性經濟人將得以重構。

注釋：［1］楊春學認為，關于經濟人的公開爭論有三次：19世紀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