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產資源刑法立法問題研究

礦產資源刑法立法問題研究礦產資源是我國維系生產推進社會進步的重要資源，發達國家在早期發展工業的同時都已認識到了保護礦產資源的必要性并具有比較完善的司法體制。我國在1990年首次將礦產資源的保護問題納入到了法律的范疇中，1997年更是將非法采礦罪與破壞采礦罪納入了刑法。但是，現今國內大小非法采礦的行為卻沒有得到良好的遏制，部分違法行為責任人也并沒有通過法律途徑得到懲處，這就讓違法分子的違法行為更加猖獗，對社會以及人民造成了極大的安全隱患。

通過我國對于保護礦產資源立法至今的三十多年的案例可以發現，刑法對于保護礦產資源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制約作用，這首先體現在刑法對于礦產違法行為并沒有強烈的約束，其次對于違法犯罪行為也沒有足夠的懲處效果。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犯罪的形式也層出不窮，之前的法律已經不能適用于新形式犯罪，為了維護國家財產與人民的人身安全，我國的礦產法律體系也應相對應地進行一系列的改善。

一、中國礦產資源刑法現狀與犯罪特點

我國刑法中對于礦產資源犯罪的條款只有破壞性采礦罪與非法采礦罪兩條（刑法第343條第1款、第346條）。犯破壞性采礦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犯非法采礦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礦產資源嚴重破壞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我國的礦產資源刑法由于時代等因素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明顯已經跟不上社會的發展，體現出了立法上的滯后性。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與完善發展，新型的犯罪層出不窮，而現行的刑法與礦產資源保護的關系是以人的短期利益為中心反射至礦產資源利益的，這還遠遠達不到礦產資源的保護作用。由于礦產刑法立法晚，國家對于相關法律的實踐少的原因，我國礦產刑法存在著法律規則不科學、功能不協調、操作性差、懲處力度低、取證難等特點，其中最主要的問題為立法理念不科學、起刑點偏高、刑罰設置不合理等，這讓礦產刑事案件的處罰力度大大降低，影響了法律對于違法行為的制約效果。礦產資源刑法立法缺陷產生的主要原因則是由于中國的刑法立法采取的是單軌體制，“罪”與“刑”只存在于刑事法律之中，而刑法以外的領域的法律不能有獨立的罪刑條款，這在世界范圍的刑法立法中是十分滯后的。

總結礦產資源刑法立法后出現的礦產資源犯罪行為，我們可以發現其犯罪具有明顯的特點，分別為：犯罪的地域性、犯罪方式的明顯性、犯罪的故意性與犯罪的反復性。礦產資源犯罪的地域性是最明顯的特點，因為礦產資源的分布具有自己的特點且不可能改變，這就導致了礦產犯罪集中在固定的區域內;而礦產資源的開采過程需要采用大型的挖掘開采機器，這就與其他犯罪的隱蔽性不同，很容易被人察覺;根據《刑法》的相關規定，非法采礦罪在主觀意識上與其他犯罪不同，犯罪人都是明知自己并不具備開采的資格而受到經濟利益的驅使非法開采所以排除主觀過失，犯罪帶有強烈的故意性;礦產資源的犯罪行為往往受到了巨大的利益驅使，而我國刑法中對于礦產資源犯罪的刑法卻并不嚴厲，前文介紹破壞性采礦罪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非法采礦罪造成嚴重資源破壞的最高也是處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就導致了犯罪人對于法律的漠然，尤其是一些地方的執法部門（尤其縣級以下）容易產生官商勾結的現象，促使礦產違法現象的屢禁不止。而犯罪人在受到刑罰出獄后由于刑期短、經濟利益大等因素也容易重操舊業進行違法犯罪行為。

二、發達國家礦產資源刑罰借鑒

發達國家由于經濟與工業起步早，發展成熟，對于礦產資源保護的法律體系也更加健全，其中以俄羅斯、日本與美國的礦產資源刑法體系最為健全。這些礦產資源刑法的條文一般存在于附屬刑法或刑法與附屬法并存，這種采用附屬刑法來進行詳細法律規定的做法可以有效擴大刑事監管范圍，處罰方式一般以處罰金為主、自由刑資格刑為輔的做法。我們在借鑒發達國家的礦產資源刑法的時候應該因地制宜地批判性地擇其良者吸收，參考我國的具體情況適當加重量刑以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有效地遏制礦產資源刑事犯罪。

（一）俄羅斯礦產資源法律法規

俄羅斯聯邦保護礦產資源的法律主要為《煤礦安全法》、《油氣管道（干線）運輸法》、《礦產開采稅法》、《貴金屬和寶石法》、《產品分成協議法》、《地下資源法》與《聯邦大陸架法》七部，在《俄羅斯聯邦刑法典》中“有關危害公共安全及擾亂社會秩序的犯罪”的章節中關于“生態犯罪”部分明確規定了何為礦產資源犯罪。俄羅斯礦產資源法律的特點為罪名與刑種的多樣性，這極大地擴大了礦產資源法律的適用范圍并可以根據具體犯罪采取不同的刑罰，其處罰措施包括了罰款、自由受限、自由剝奪、勞改、拘捕、強迫工作與禁止進行某些活動或承擔某些職務。其中“禁止進行某些活動或承擔某些職務”一條可以針對我國礦產資源犯罪的反復性對犯罪人施行針對性的監管，有效避免犯罪人發生再次犯罪的可能，減少犯罪的反復性概率。

（二）日本礦產資源法律法規

日本是世界范圍內法律相對最為健全的國家之一，日本對于多種犯罪成立單獨的法律，在世界范圍內起到了法律典范的作用。1970年在我國還沒有對礦產資源立法的時候日本就已經通過了14個環保法律，其中《關于對人體健康有危害的公共犯罪處罰辦法》（簡稱《公害罪法》）是日本對于資源保護及懲治資源犯罪的基礎。其中包含的七個條文是世界在保護環境中采用刑事手段的先例，也開創了單獨為公共危害刑法立法的先例。日本《公害罪法》的立法原則為重罰金刑、輕自由刑的原則，對于企業違反法律的現象不僅要追究企業犯罪中個人的責任還要科以法人高昂的罰金。《公害罪法》的立法理念就是讓高額的罰金來提升犯罪成本以減少犯罪的概率，一般資源犯罪都是為了追求高額的經濟利益，當罰金的額度嚴重到可以抵消犯罪所獲得的收益的情況下可以極大程度上讓犯罪人在犯罪行為產生前就考慮到后果而減少犯罪概率。同時高罰金刑、低自由刑的設定十分符合人道主義的原則，從最初的思維上做出正確的引導而不是等犯罪后用刑責來處罰犯罪人，這一點十分值得中國的礦產資源刑法借鑒。（三）美國礦產資源法律法規

美國由于歷史原因受到歐洲英法等國家的影響，其法律采用的為判例法的制度，整個國家并沒有一個完整統一的刑法典，其刑法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分別為：美聯邦刑法、各州刑法與聯邦及各州編制的經濟法規及行政法中包含的有關刑事法律的法規，而美國在對于礦產資源刑事法立法的突出特點就是在單行法中直接規定刑事罰則，針對具體的礦產資源犯罪判定具體的刑法量。美國的《露天采礦控制和回填復墾法》是美國第一項專門規范特定行業的環境保護法律，該法律規范了對于采礦責任人的行為，在采礦后必須盡最大的可能恢復因采礦而受到破壞的土地到最佳狀態，并對責任人的責任做出嚴格規定否則必須承擔刑事責任。盡管我國的法律體制不同，但是美國刑法對于礦產開采過程中所造成的破壞提出了明確的補償要求，這使得整個礦產開采過程中及開采后的善后工作有法可依，十分值得我國的借鑒。

三、我國礦產資源刑事立法的完善

（一）重構構成要件、降低起刑點

目前我國礦產資源刑法的主要問題為第二章所提出的立法理念不科學、起刑點偏高、刑罰設置不合理等問題，由于我國礦產資源刑事犯罪只有破壞性采礦罪與非法采礦罪兩項，同時設立的年代較為久遠，同時由于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等水平較低，法律的構成要件呈現出不合理的特點。如非法采礦罪中“經責令停止開采而拒不停止”，非法采礦的行為與盜伐林木具有相似的部分，同為竊取國家財產、破壞固有環境的特點，但是盜伐林木罪卻沒有“經責令停止砍伐而拒不停止”的款項，這就說明了立法時對于這種行為明確為盜取國家財產，其惡性程度與主觀意識并不比非法采礦要輕，同時“責令禁止”需要有一定的執行期限，期限內犯罪人仍可能持續犯罪，對國土及人民生命安全造成威脅。而對于非法采礦的起刑點為五萬元人民幣，這與一般的盜竊罪相比構成犯罪的數額更為巨大，但是非法采礦所盜取的國家財產的行為與造成的影響也更為惡劣，根據國家財產不容侵犯應降低起刑點與盜竊罪持平。

（二）明確罰金額度，重置自由刑期

我國對于礦產資源犯罪的法律成立得較早，但是中國由于近30年間處于高速發展的狀態，發展后的經濟水平已經遠非30年前可比，在不成熟的立法條件下對于罰金的處理并沒有設立明確的額度。由于礦產資源犯罪多是受到了極大的利益驅使，那么在罰金方面一定要遠超過非法所得才能夠對犯罪人起到約束作用，在罰金的設置上可以參照《俄羅斯聯邦刑法典》與日本《公害罪法》并參照我國其他罰金模式提升到非法所得的80%至3倍并責令最大限度地恢復土地至原始狀態。而我國對于礦產資源犯罪的自由刑設計也明顯偏低，前文提到犯破壞性采礦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犯非法采礦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礦產資源嚴重破壞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表現出礦產資源犯罪的刑期均為有期自由刑并上限較低。隨著科學發展觀與循環經濟戰略的部署，環保問題更應該受到人們的重視，尤其是非法采礦造成的不可逆性的生態損害，對造成礦產資源嚴重破壞并不可逆性生態損害造成國家財產嚴重受損的應采用無期自由刑。

（三）增設罪名，擴充處罰方式

隨著中國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破壞性采礦罪與非法采礦罪作為我國礦產資源刑法的兩條罪名已經越發凸顯我國在保護礦產資源方面的不足。尤其是在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大前提下，環保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過渡的重大問題。建議針對礦產開采環境問題增設罪名，同時由于礦產資源稀缺性的不同更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