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竺可楨學習過度用功 1竺可楨生平 3竺可楨學習過度用功胡適說：“像他那樣，一定活不過20歲。”1905年，竺可楨15歲，就讀于上海澄衷學堂，同班同學胡適14歲。兩人都喜愛讀書，但竺可楨因為過度用功，身體極為虛弱，胡適指著竺可楨對人說：“像他那樣，一定活不過20歲。”胡適想不到的是，竺可楨活得比他還長壽，而且成為中國氣象學、地理學的“雙科宗師”，創辦中國第一個地質學系和氣象研究所，培養出張其昀、胡煥庸等地理學界的“開山大師”，并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十三年。離開澄衷學堂后，竺可楨進入上海復旦公學讀書，胡適則考入上海的中國公學讀書。1910年8月，二人同赴北京參加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費生選拔考試。當時有400多人應考，錄取70人，竺可楨第28名，胡適第55名。在美國留學時，二人開始學的都是農學，竺可楨先就讀于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農學院，1913年夏畢業后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地理系專攻氣象，并于1918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應聘到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任教。在武昌高師，由于當時該校學生大多是湖北、湖南人，幾乎都聽不懂竺可楨的紹興口音，只能通過講義來學習竺可楨開設的課程。為此，竺可楨要花費大量寶貴時間刻印講義。此外，當時武昌高師的教師以留日學生居多，而留美歸來的竺可楨許多教育觀點和主張得不到留日同事的理解和支持，讓“孤家寡人”的竺可楨十分苦悶。此時，執掌南高師的郭秉文正大張旗鼓地招攬人才，力邀竺可楨加盟南高師。于是，1920年夏天，竺可楨調入南高師。同年，他與中國第一個乘飛機上天的女性張俠魂結婚，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在南高師，竺可楨被聘為文史地部教授，講授氣象學，同時還教授理化部的微積分和農科的地質學。當時的地理系雖號稱系，但專門化課程不多，與傳統意義上的“輿地科”相差無幾。竺可楨分析世界形勢后，認為清政府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沙皇俄國以區區720萬美元將阿拉斯加賤賣給美國，都是決策者缺乏地理知識所致。而當時，日本人對于中國地理的研究遠遠超過中國人，美國有頭等測候所200多個，中國卻只有上海、香港等兩三處外國人辦的測候所。為此，竺可楨深感恥辱，大呼“要組織機關，捐募巨款，調查全國之地形、氣候、人種及動植物、礦產”，而要完成此等使命，必須創辦新型的地學系，培養中國自己的地學家。指導學生論文從不署上自己的名字1920年，東南大學以南高師為基礎宣告成立，竺可楨主張以此為契機創辦新型的大地學系，得到了校長郭秉文、教務主任陶行知等人的支持。于是，我國第一個地學系正式在東南大學文理科下成立，竺可楨擔任系主任。新地學系的一大特點是重視實習、實踐，在校園六朝古松下建立了測候所，學生輪流觀察、記錄、分析氣象情況。竺可楨對學生觀測訓練要求非常嚴格，并以身示范。無論嚴寒酷暑還是刮風下雨，他都和學生一起準時觀測，詳細記載每個天氣要素，毫無疏漏。當時，東大氣象觀測記錄可靠性、儀器設備完好性居全國之首。身材瘦小的竺可楨，還常常帶領學生赴野外實習，指導學生采集標本。以學生采集的標本為基礎，東大在科學館建立了我國大學中第一個地質標本室。同時，竺可楨還特別重視學生研究能力的培養。他和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合作，指導學生成立“史地研究會”，創辦《史地學報》，刊登師生的著譯作品。竺可楨指導學生論文從不居功，從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使有學生“強行”署名，竺可楨也托詞道：“老師怎么能與學生處在同一個水平上呢？”至于考試，則常常由專題寫作代替閉卷考試，讓同學們感覺收益頗大。聘請器材保管員上臺為學生講課竺可楨原本可以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闊步前行，但在1936年2月16日卻走向了另一段人生軌跡。這一天蔣介石突然約見他，要他去浙江大學任校長。蔣介石是聽了陳布雷、翁文灝等人的意見，認為竺可楨既有聲望資歷，又是浙江人，乃浙大校長的不二人選，約見之后對他更是滿意。竺可楨剛開始很不情愿擔任校長，認為“大學校長，其職務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長”，自己很難也不愿意應付繁雜瑣碎的官場應酬和千頭萬緒的行政工作，更不想放棄剛剛有起色的氣象研究所的工作。然而妻子和朋友的鼓勵，如陳布雷弟弟陳訓慈來函勸他“浙省文化近來退化殊甚，需一大學為中流砥柱”，再加上竺的公心——“余若不為浙大謀明哲保身主義，則浙大又必陷入黨部之手，而黨之被人操縱已無疑異”，最終使得竺可楨決定接受浙大校長職務，但竺可楨提出三個條件，“財政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干涉；而時間以半年為限”。蔣介石在陳布雷的勸說下，勉強同意這三個條件。于是，1936年4月25日，46歲的竺可楨正式出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同時兼任氣象研究所所長，一直到1946年)。竺可楨接手的浙大可以算是當時全國最破敗的大學了，圖書館藏書稀少，只有六萬余冊；教師隊伍更是堪憂，國文、中國歷史、外國歷史均沒有教授任課，還不斷有教授辭職。完成交接手續后，他求賢若渴，先后聘請了胡剛復、梅光迪、張蔭麟、王淦昌等30多位著名學者前來浙江大學任教，而對于不稱職的教授，即使是領導也要解聘。竺可楨剛來浙江大學時，工學院院長朱一成只領薪水卻從來不上課，最終被竺可楨開除。在聘請教員時，竺可楨敢于打破學歷限制，唯才是舉。當年，浙江大學化學系有個器材保管員叫查長生，因家庭困難，無力上大學，只有高中學歷。在浙江大學做化學系器材保管員時，查長生常常旁聽化學系的課程，學完了從大學一年級到四年級的全部課程。抗戰期間，傷員需要大量的磺胺藥物，而此類藥全部依賴進口。查長生翻閱大量外國相關文獻，自己實驗合成了磺胺藥，合成后沒有辦法鑒定其療效。恰在這時，他的小兒子得了痢疾，查長生便把自己合成的藥給兒子吃，結果一吃就好。竺可楨聽說此事后，親自跑到查長生家里，反復動員，請得查長生上臺為學生講課。浙大的費鞏教授頗有才氣，在一次開教務會時，曾當面對竺可楨冷嘲熱諷：“我們的竺校長是學氣象的，只會看天，不會看人。”竺可楨聽后，微笑不語。后來，竺可楨不顧教育部“只有國民黨員才能擔任訓導長”的規定，認為費鞏“資格極好，于學問、道德、才能為學生欽仰而能教課”，依然請費鞏做浙江大學訓導處長。1944年3月5日凌晨，政治激進的費鞏前往復旦大學授課，突然在重慶碼頭失蹤。竺可楨知道消息后甚為吃驚，立即去找陳布雷、朱家驊等人打聽費的下落，還帶領浙大教授聯名致電教育部和蔣介石，要求維護人權。而國民黨特務機關咬定未逮捕費，費的下落始終未明。1950年，竺可楨還上書周恩來，建議查清真相，但由于種種原因，直至文革之后，方才查證費確是被中美合作所特務綁架殺害。原只想做半年校長的竺可楨，后因抗戰爆發，形勢所迫，義不容辭地將擔子一直挑了下去，率領全校師生四次遷校，堅持辦學，聲譽日隆。1944年，李約瑟教授考察了中國諸多大學后，說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將其譽為“東方劍橋”。1946年，在經歷了整整8年半的流亡之后，浙大在竺可楨帶領下安然回到杭州。學校奇跡般地從原來的3個學院16個學系發展壯大為7個學院27個學系，教授由原先的70余名發展到200余名，在校學生由原來的500余人增至2000余人，成為中央大學之外當時全國又一所最完整的綜合性大學。38年零37天的日記沒有一天中斷過可就在浙大蒸蒸日上時，竺可楨自己卻倍感焦灼。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要求各大學校長、院長加入國民黨，竺可楨是少數沒有加入國民黨的大學校長之一。1949年，竺可楨60歲大壽時，浙大學生自發為校長舉辦祝壽晚會，并做了一面錦旗，上書“浙大保姆”四個大字，以表對校長的崇敬與感激。然而，竺可楨沒有參加晚會，也沒有接受錦旗。為了躲避蔣介石要求他去臺灣的命令，他避走上海，以這樣一種不辭而別的方式，離開了他精心耕耘了13年的浙江大學。最終，竺可楨留在了大陸。除了對國民政府失望外，還有專業上的考慮。“他是搞氣象的，工作的環境不是在實驗室而是在大自然，相對于大陸，臺此后，竺可楨還陸續擔任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等職，并于196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繁忙的領導工作之余，竺可楨仍然堅持擠出時間，親自到野外進行實地考察，獲得科學研究第一手資料。當年，竺可楨聽完胡適說他活不過20歲的話后，心頭一驚，開始默默鍛煉身體，顯示出其終生個性：表面溫和、靜默，內在執著、剛毅。從他的日記可見一斑。從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總計38年零37天，竺可楨的日記沒有一天中斷過。此外，年輕時，竺可楨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種外語，但解放后，年過六十的竺可楨根據工作需要又開始學習俄語，一直學到終于能夠閱讀俄文資料。此事，也足見他的堅毅個性。能憑空建立中國首個地質學系和氣象研究所，成為中國地理學和氣象學“雙科宗師”，將浙江大學從中國最敗破的大學建成“東方劍橋”，也都與他的這種個性相關。1910年，在赴美的輪船上，竺可楨和胡適再次相遇，胡適又說他活不過六十，并打賭：如果活過六十，胡適就在竺可楨的壽宴上磕三個頭；如果竺可楨活得比胡適長，就在他尸體的屁股上踢一腳。沒有人想到的是，1949年之后，兩人卻隔海相望從此陌路，而竺可楨活得竟比胡適長。1962年，時任臺灣中研院院長的胡適在臺北去世。即使記得曾經的那個賭約，身在大陸的竺可楨也沒有辦法在胡適尸體屁股上踢一腳，他能做的最多是在內心嘆一口氣。這是兩類知識分子的人生，也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宿命。《先生歸來：南京民國老大學那些人和事兒》竺可楨生平

竺可楨（1890—1974），浙江上虞人，20世紀卓有成就的科學家、教育家，被譽為“品格和學問的偉人”。1910年赴美國留學，1918年獲哈佛大學地學系博士學位。回國后先任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教員、東南大學地學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成為我國近代氣象學和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1936年起，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在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中，在貴州的窮鄉僻壤，他將浙大從一所地方性大學辦成了全國著名的綜合性大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耀眼的篇章。1949年10月，他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著有《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我國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物候學》等。

被迫離開浙大，但決不去臺灣廣州1949年元旦，竺可楨日記寫道：“今日元旦，見報載蔣總統之文告，謂共產黨茍有誠意，中央政府愿意和平。渠之個人進退，可以不計云。此與過去之戡亂到底口吻不相同。一般老百姓莫不希望和平，故聞者莫不喜形于色。”時局動蕩，身為大學校長，竺可楨肩頭的壓力很重，他的內心一點也不樂觀，更不會“喜形于色”。自接任浙江大學校長以來，十三年的光陰已無情地逝去，期間經歷了艱苦卓絕的8年抗戰，4次西遷，顛沛流離，在廣西宜山日寇飛機的轟炸下，竺可楨將“求是”確立為浙大的校訓，他明確解釋“求是”就是“冒百死排萬難以求真知”，正是憑著這種精神，在遙遠的西南邊陲，這位成就非凡的科學家愣是把一所小小的地方大學辦成了全國矚目的一流學府，被譽為“東方劍橋”、“民主堡壘”，培養了在各個領域出類拔萃的一代英才，他也因此成為20世紀中國教育史上一位足以與蔡元培相比的“偉大的大學校長”（蘇步青語）。從1936年到1949年，他在浙大的十三年確實書寫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一曲動人的樂章。竺可楨本來打算維持浙大到大變局的最后一小時，但4月29日他就被迫離開浙大到了上海。4月28日，即紅旗插上南京城頭的第四天，他接到杭州市政府轉來的杭立武電報：“俞市長煩速轉浙大竺校長，望早蒞滬。教授愿離校者到滬后可設法。曉峰已到。杭立武。”杭立武時為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因為4月26日竺可楨聽說軍警闖入上海交大、逮捕80多名學生的消息，他為浙大師生的安全感到擔憂，他曾于27日接連走訪浙江省教育廳長、省政府秘書長、省保安司令，詢問軍隊是否會進浙大捕人，并未得到確切的答復。他放心不下，所以當即給杭立武復電：“滬校疏散，浙大師生震驚，此時暫難離杭。”同一天晚上，他得到了省主席和保安司令“決不入浙大捕人”的保證，加上杭立武4月29日又一次來電催他。所以他雖感為難，但還是決定暫時離開浙大，他的日記對當時的心態有詳細的記錄。因余覺部中既有電囑余去滬，余雖復電謂師生見滬上報載疏散十五大學莫不震懼，但昨晚鄭石君已謂省府決無來浙大捉人之意，故余已無留浙大之理由。兼之杭州謠傳日多，謂余將出任維持會副主席，故余若再留浙大，極難剖白對于政治上有何關系，因之決計暫時避開。不料晨間又接杭立武電，謂有要事相商，速來滬云云，因此余之地位遂成untenable[站不住腳]，不可避免的要離杭了，否則只能辭職離校，但后一著亦須離杭遂行。于是再四思維，不得不出之一走。當天下午大雨不止，他沒有帶家屬一同離校。原定兩點三十分開車，結果焦灼地等到晚上十一點十四分才開車，大批士兵蜂擁上車，一路上也都有士兵上車，而且一度因士兵搶車輛而停車。車廂人滿為患，其中95%是兵，他在日記中說：“余聞一軍官談國民黨與共產黨之戰，目前共軍得勢已無可挽回。……又一軍人談在沈陽如何脫走情形，從不聞有同仇敵愾之意氣，亦無憤恨復仇之心理，所謂軍無斗志也。”直到4月30日中午十二點半，火車才到達上海西站，人滿為患，他只能從車窗跳出，出站時軍警要上海身份證，“頗有刁難”。等到達中央研究院安頓下來，他就安排陪他同來的姚維明回杭州，并請轉告夫人陳汲（允敏）“決不去臺灣或廣州”。當天下午三點，他見到杭立武，所謂“要事相商”果然是要他去臺灣或廈門，他都拒絕了，并提出辭職。當晚，杭立武送來旅費二千萬，他只是“當袁洋五元”了事。可以說從他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沒有想過要去臺灣。5月2日早晨，他到街上買燒餅充饑，《新聞報》上有鈕永建、竺可楨飛臺灣的消息。“見之使我大為驚惶，不知此消息之何來。緣張默君確于三十日乘坐考試院專機赴臺北，鈕永建亦在內云。……又遇曉峰，立武正在搬家，似日內即將出發者。渠仍勸余去臺灣，且謂辦護照須在廣州云……”國民黨行政院及各部早在南京陷落前就已遷至廣州，當時竺可楨應邀去巴黎參加科學與其社會關系委員會會議，也必須到廣州才能辦理護照。當天，他就給嚴仁賡、蘇步青寫信，告訴他們未去臺灣，“于狂風驟雨中倉皇出走，拋十余年共患難之友朋、生徒、妻子于不顧”，事出無奈，希望他們見諒，并表示自己已向教育部辭去浙大校長職務，回中央研究院。至于上海各報所謂他昨天已飛抵臺灣的報道，他說：“近代物理學尚未發現分身之術，兄等置之一笑可耳。”實際上是辟謠。5月6日，竺可楨“途遇蔣經國”。據他事后告訴接近的人，蔣經國曾勸他去臺灣，他婉言謝絕了。浙大學生謝覺民回憶，多年后去臺灣，蔣經國單獨邀請他午餐，親口對他說：“當年我奉父命，邀請令師竺可楨先生前來臺灣，可惜他未能前來。”5月17日中午，他接到傅斯年臺北來電，邀他去臺灣大學，他在日記中說：“得孟真自電，囑赴臺大。余將函復辭謝。因余十四年長浙大，若欲重執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溫習靜讀不可也。”5月19日晨，竺可楨接到杭立武廣州來電：“請上海醫學院朱院長接洽，乘機飛穗，已為兄辦護照，并聞，弟杭立武辰巧。”巧即十八日，杭立武說替他辦好了護照，就是指去巴黎的事。之前5月9日，竺可楨曾打電話給Unesco（巴黎科學與其社會關系委員會）的施茂德，知Unesco尚未有回電。此時陳毅的大軍離龍華機場已只有五里。5月20日，因為護照已辦妥，竺可楨到中央銀行，“擬提取所存六百余元美金以為萬一赴法國出席科學會議可作為旅費，不料私人存款亦須在廣州提取，故此款又落空矣”。他感嘆：“凡奉公守法之人往往吃虧，此現政府之所以不能受人愛戴也。”從“萬一赴法國出席科學會議”中“萬一”一詞即可知，竺可楨實也并沒有下決心去法國，至于廣州、臺灣則從來沒打算去。無論時局如何演變，他已選擇留下，不想再上國民黨這條船了。5月27日，上海已解放，《大公報》報道了“竺可楨未去臺灣”的消息。1949年，在去留之間，竺可楨為什么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留下，從他當年的日記和當事人的回憶來看，至少有三個主要因素。一是他對國民黨的腐敗、暴戾十分不滿，并深感絕望。二是他對浙大和學生的感情深厚，不愿離開。三是中共地下黨對他積極爭取，團結尊重他。

“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敗”

當1949年來臨的時候，竺可楨尚未最后意識到曲將終、人將散。但他對國民黨的腐敗、暴戾有著很深的反感，并深感絕望。上海解放之后，他日記中的兩段話基本上代表了他對國民黨的評價，5月26日他和友人談及政局，“以為國民黨之失，乃國民黨之所自取。在民國二十五六年蔣介石為國人眾望所歸，但十年來剛愎自私，包攬、放縱貪污，卒致身敗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謂唐明皇開元、天寶二個時期截然不同。有一楊國忠已足以僨事，何況如楊國忠者尚不止一人乎”。5月27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民十六年國民黨北伐，人民歡騰一如今日。但國民黨不自振作，包庇貪污，賞罰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顛覆。解放軍之來，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敗。”他曾幾次在日記中提到蔣介石心腹愛將湯恩伯的貪婪。3月23日，當他聽說湯“在滬曾要求七千條金子為代價，可以撤兵之說”后，感嘆“目前買賣貨物，價值較大者均值百抽一為保安捐，真可謂苛政猛于虎矣”。5月20日他又記下了湯向中央銀行提取金子一萬條及所有銀元的傳說，并進一步議論——“空穴來風，非無根之謠乎？上海各校聞傳將以關金發薪，依照底數每元關金作八十萬金圓（市價二百四十萬），而袁洋價已二千七百萬一枚，則教授薪亦不過袁洋三數枚而已……”竺可楨對國民黨缺乏好感并非始于1949年，1961年12月30日他為申請加入共產黨而寫的思想自傳中說：“對于一般的國民黨黨員我是瞧不起的，不但是我自以為做科學和教育事業為清高，我從宋子文、孔祥熙的明目張膽貪污行為，更覺得官是做不得的。”宋是他在哈佛大學時的同學，“功課很平凡”，做了財政部長，“數年之間頓成富翁”。他埋頭科學研究，不太關心時事，可對宋、孔他們的貪污腐敗，他是打心眼里蔑視。不過他對蔣有好感，認為他北伐消滅北洋軍閥有很大功勞。“到了1941年以后，蔣介石不顧輿情，一天天地壓迫學生，我才慢慢地對他失去幻想。”抗戰勝利后，他曾在杭州和江問漁以及少數浙大同事說過：“為國家前途計，為蔣介石個人計，最好的辦法是蔣通電下野。”可以說，他對國民黨經歷了從失望到絕望的一個過程，他曾數次拒絕加入國民黨，因為他“素來對于政黨毫無興趣，而且深惡痛絕陳立夫的作風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貪污”，他公開主張“大學是超政治的，三青團不應進入大學”。到1943年，“那時大學校長幾乎全已加入國民黨，只有他一個人不是黨員。那一年教育部強迫各大學負責人到重慶入訓練團，未經他的同意就公布他為三青團的監事，所以當他們要他填寫入黨志愿書時他就填了，反正入不入黨也沒有關系了（還領有黨證）。三青團與國民黨合并后，他居然被列名國民黨中央委員。但他從未交過黨費，從未參加過黨員會議，更不用說中央委員會會議。抗戰勝利后，陳布雷幾次來信要他登記，他都復信拒絕了。

見證最后的白色恐怖

在1949年的名人搶奪戰中，國民黨方面雖然一再想拉竺可楨去臺灣，但對他也是心存芥蒂，并早已將他列入所謂“和平分子”的黑名單。4月15日，竺可楨的朋友周普文告訴他，曾見到過特務人員的兩張黑名單，一張是“反動分子”，不易見到。一張是“和平分子”，很多知識界的朋友都榜上有名，竺可楨也名列其中。國民黨特務的這張“黑名單”對于竺可楨最終下決心不去臺灣，恐怕不會沒有影響。他在思想自傳中講到1949年的選擇時說到杭州解放前三天離開浙大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的原因：“首先由于國民黨特務視浙大為眼中釘，而且從他們看來我是站在學生方面，是他們的對立面，在他們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對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對共產黨辦學方針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舊業為適當。”對于蔣介石排除國民黨內的異己，將深得杭州市民擁護、對浙大多有照顧的浙江省主席陳儀免職、幽禁，竺可楨在日記中多次表示了不滿。2月17日一早，他從《大公報》獲知陳儀被免職。“公洽到杭后，對于浙大備極愛護，如教職員工之給無價米、吳大信等五人之無條件釋放。一旦換調，不知日后省府之是否更變政策也。”2月18日，“有人以為上月二十六吳大信[等]釋放時浙大學生大貼標語，省府置之不問不聞，與此次之更調有關，因特務方面必擴大其辭以報告蔣也。余以此知余地位之危險。陳叔諒早有言，謂浙大學生應加取締，不知校中教職員全不管事，而使余首當其沖也。季谷謂陳公洽星期一九點去上海。任顯群則已先時離杭，因任之作風，非有陳公洽之雅量不能相容也”。

2月21日，“省長陳公洽、市長任顯群離杭去滬，市民送者極為擁擠，在太平洋影戲園開會”。陳儀臨行前，竺可楨去送行，談了十分鐘。“余告以過去渠對于浙大同人給與無價米每月七斗，同人極為感激，而對于學生之越軌行動保安司令部和特務機構均欲嚴辦，總由渠個人加以寬容之辦法尤為難得。據云渠此次之免職，重要原因之一為一月二十六吳大信[等]五人釋放[時]沿途游行并貼標語，特務報告更夸大其詞一事所致。余得此消息于公洽之口，心中極為不安，因公洽去浙是一極大損失，因其人確有理想，且具膽識也。”陳儀與任顯群離杭前夕還交代說浙大學生辦的《每日新聞》千萬不要向校外發行，“不然必起沖突”。[20]

3月3日，竺可楨在南京和翁文灝見面。“陳公洽之看管亦為事實。……三點朱騮先來談，知陳公洽免職命在十七日前一周已到，廣州孫哲生亦不明底蘊，后在上海遇浙警察[？]長，知陳公洽確不見客，謂其曾函共產方面，愿單獨媾和云……”3月4日，竺可楨回到杭州。“李季谷來，知陳公洽確被監視于衢州湯恩伯家中，因渠曾親筆函某長君，勸采取個別與共產黨取得和平之故云云……”[21]6月6日，他前天聽說陳儀“已被押至臺灣”，但告訴他的人“認為無性命之憂”。[22]7月4日，“李季谷來，知外傳陳公洽在臺與張學良被一同槍斃之說不確”。[23]不過，陳儀最后還是被蔣下令殺害了。在上海最后的白色恐怖中，竺可楨更是見證了國民黨的暴戾，他在日記中一一記下了國民黨敗退前的罪行。5月6日，他從上海醫學院朱恒璧那里知道，國民黨士兵4月26日曾進入復旦，校長章友三受到侮辱。“謂不許友三聲張，且搜查其寓所至三次之多，而主持之者皆系學生也。復旦校舍亦受破壞。交大駐兵至萬人，在校中搜出左派宣傳刊物至二卡車之多，使王之卓不能抗議駐兵云。”5月8日、9日，他聽說陳鶴琴前日曾被上海警察局拘捕，因左翼的中小學教職員聯誼會曾發帖請陳鶴琴為顧問。請柬尚未發出就遭檢查，陳以此而被捕。“局中刑事科長適酒醉”，有人問如何發落，“科長乘醉狂言曰一律槍斃。其草菅人命如此”，“后經章友三、王之卓、朱恒璧等四校長向市長力保，由陳良面批交警察廳毛森釋放。余聞之毛發為之森然”。5月22日，他在霞飛路看見“有黃牛黨以高價買賣銀元而槍斃”，不過他認為“昨日槍斃者計六人。但抬高銀元黑市決非六人所能為力，亦冤哉枉也”。6月20日，蔣介石派飛機轟炸上海，竺可楨認為“此時轟炸上海，徒苦人民，實乏意義也”。正是對國民黨的暴戾有清楚的認識，他才逐漸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從失望繼而絕望。

“應該有獨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

對浙大和學生的深厚感情，對竺可楨選擇留下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長期以來國民黨強硬勢力總是指責他“放縱學生自由，甚至縱容共黨”，甚至將浙大稱為“共匪之租界”，其實是毫無根據的。他一貫信奉孟子、王陽明的性善說，在浙大，他就是以這樣的觀點看待學生，認為每個學生都是好的，除非他以自己的行為證明自己是壞人。他理解學生對現狀的強烈不滿，正如他在1948年6月22日的日記中說的：“學校為社會之縮影。因政治不安定，所以學生喜作政治活動。”但他向來不贊成學生從事政治活動，更不認同學生的左傾。到1948年7月5日，他還對學生說：“目前蘇聯供給我們以馬列主義，美國供給我們以白米面包，但吾人而有知，應該有獨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屬可鄙。”1949年1月2日晚，他觀看了學生游藝會，其中有“譏諷政府”的《逃》、《皇帝與太陽》等話劇；4月5日晚，他帶著孩子去參加浙大合唱團春季音樂會，合唱中有沈思巖的《貴州謠》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均嫌政治氣味太重”。此前1947年11月10日，他在浙大校務會議上曾說：“余同情于子三之慘死，但并不同情其政治活動。學生在校，盡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動。”對浙大“民主墻”——生活壁報，他的態度也是如此，他不同意政治氣味過濃，但他認為只要學生以真實姓名發表批評意見，即屬言論自由，沒有理由取消。浙大學生自治會出的《每日新聞》“全載共產黨廣播，為保安司令部所不滿；且對外銷售”，他也只是“囑自治會將《每日新聞》出版負責人或機關印出（《每日新聞》只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發售，必須向市府登記”，并沒有加以干預。竺可楨主張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學術自由、“為學問而學問”，他為浙大確立的校訓“求是”就是要求學生追求真理，一切以真理為依歸。他本人不過問政治，也勸別人“不必過問政治”。但他擔任浙大校長的十三年正是動蕩不寧、學運風起云涌的十三年，特別是1942年以來，浙大多次發生學生、老師被捕事件（1942年、1945年、1947—1948年間），每一次他都是盡力營救，竭盡所能，千方百計地奔走，毫不畏縮，更不推卸責任，法庭審判時他都是親自到場。也因此這個大學校長身上才散發出一種灼人的光芒，大多數浙大師生對他的愛戴同樣是真誠的，發自肺腑的。對他而言愛護學生是他的本分、天職，國民黨當局每次叫他開除學生，他的態度都很明確：“故吾人總須愛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評政府而開除之。”他認為“辦教育之基本信仰與警察廳長不同”。浙大學生領袖于子三被國民黨殺害后，他以一個校長的身份挺身而出，公開自己的道義立場，這可歌可泣的一幕必將永遠感動后世。1949年9月10日，他在北平六國飯店見到張元濟和沙文漢（沙孟海弟，后改名張登，浙江新任教育廳長），“據言于子三并非共產黨員。謂余在《申報》上發表了談話，為于子三抱怨，因此釀成各方之同情，國民黨政府因之再不敢大肆搜捕虐殺云云”。

為師生的柴米油鹽奔走

在浙大的最后時光，為了維護浙大教師、學生的日常生活，為了保證浙大這架機器的正常運轉，竺可楨幾乎成了一架要款的機器，整天為師生的柴米油鹽而煩惱，不斷地給教育部、行政院發電寫信，甚至到南京面見代總統李宗仁。盡管如此，1月14日，他在上海《申報》上看到一則“竺可楨挑重擔”的消息，卻深感不安，在他看來這一切不過是分內之事，不該受額外的贊譽。1月7日，竺可楨寫信給教育部代部長陳雪屏催款。“因目前已到公私兩無辦法之時候。私人方面目前一個月薪水只可購擔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經常[費]只一萬二千元，不及電費八分之一而已，而一月份經費始終未來，故今日擬請儲潤科及鄭石君二人于星期日赴京。”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教育部、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員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據狀況”。又派人到中央銀行借款，“以期于星期二可以加發一個月之薪水，因許多教員均將無法維持生活也”。

1月9日，他在日記中抱怨：“又南京公務人員各發二個月之應變費及一千元，而杭州及他埠均未發，此又表示政府之不能公允也。”1月10日，浙大從中央銀行借到二月份的經費款。他決定第二天發薪，300元以內的各發1000元，300元以上者發1500元，其余的等南京款到后再發足。晚飯后，他帶著孩子松松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價大漲，米近千元一擔。1月28日是舊歷年除夕。“今日年夜，杭城鬧市鑼鼓喧天，而政府則和戰未決、兵臨城下，真所謂‘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不禁感慨系之。”[33]1月29日是春節，“學生方面扮有旱船、獅子、龍燈、蚌殼精等，并有飛機等紙扎之彩。學生等頗熱烈慶祝，而教員則忙于謀生，食不飽，衣不暖，故可謂毫無興致也……”[34]他本人也是憂心忡忡。1月31日，他批評“教育部對于各校之經費漫不經心，而任意分發職員，可謂不近情理矣”。2月12日，接到浙江省主席陳儀電話，撥給浙江大學米一百石，另將二月份每人七斗提早發給。對陳儀的雪中送炭，他一直心存感激。但杯水車薪，最多只能解燃眉之急。不過十多天后，陳儀就被免職離開了杭州。2月14日，竺可楨動身去上海，請朱騮先轉告陳雪屏，要求給浙大發三個月的“應變費用”。2月15日，他與復旦、交大、同濟、上海醫專、商校等校長商量的結果是，聯名致電已遷到廣州的陳雪屏，表示如不能給三個月的應變費，他們將全體飛往廣州請愿。

2月27日，他再度來到上海，第二天會同復旦、交大等校代表十四人夜車赴南京，準備分別上書行政院和李宗仁副總統，提出改善教職員待遇（以生活指數計算）、學生伙食費改為銀元六元、經常費、臨時費等要求。3月1日，竺可楨他們去見李宗仁，因為他們去了十六個人，客廳都坐不下，就站在外面談。“李德鄰比蔣介石要從容得多，而無架子可說，比較平民化。渠即說對于滬杭一帶教職員之生活極為關心。”呈文交上后，他們就退出了。3月3日，他和翁文灝見面。“據云目前中央意見不統一，是令人最傷心之事。余告以目前經費困難，各校長至須匯同集體包圍教長、行政院長要錢，實太不堪，故余有不得不去職之勢。”3月4日，他回到杭州，花了二百元黃包車費才到校。“知十倍之經常費九百余萬昨已到，本可發薪水，但以中央銀行無鈔票，故不能發給。學生自治會新選出之代表包洪樞、楊錫齡來詢經費情形。”3月19日，竺可楨在校務會議上報告校中近況及目前最嚴重問題及經濟、校舍、畢業生失業問題，會計報告經濟狀況。

類似的記載在竺可楨的日記中一直持續到5月3日杭州解放。

愛校如家，愛生如子

即便是在整天為柴米油鹽發愁的日子里，竺可楨也沒有忘記被國民黨關押在獄中的學生。1月25日，李宗仁出任代總統后，“報載政府將釋政治犯，停止特務，并各大城市解嚴，恢復各種停刊之報紙”，浙大即以校方名義向特種刑庭要求保釋吳大信、李雅卿、酈伯瑾、陳建新、黃世民等五個學生。午后，他親自到監獄探望了吳大信他們五人，其時酈伯瑾等三人入獄已達一年之久，他和吳大信等談了一會就出來了，“回途走歸”。1月26日早晨，浙大自治會的學生包洪樞等告訴他，他們將集體前往迎接吳大信等出獄。他說特種法庭雖然答應交保，但是否今天就能釋放并不知道。但學生性急，前一天晚上就已開會決定去迎接。因為擔心學生安全，他請蘇步青等三位教授前往特種法庭，并電話通知相熟識的監獄長，告訴他將有大批學生要去。浙大學生排隊前往監獄，一路在墻上大書“還我于子三來”、“嚴懲戰犯”等標語。竺可楨很擔憂，如果與退伍軍官及前方撤下來的士兵相遇，將會發生沖突。“幸告無事”他才松了口氣。當晚，他就接見了吳大信等五人。同時他也接到了保安司令部的公函，“謂貴校學生午后結隊游行，公開散發污蔑政府之傳單；在戒嚴時期急應制止此種行為云云”。第二天上午，他與蘇步青召集學生自治會代表包洪樞、左大康等七八人開會，“責以昨日去第一監獄保釋吳大信、李雅卿、酈伯瑾、黃世民、陳建新等五人，校中集隊去之學生二百余人不應該以浙大名義在廣濟醫院及各處墻上亂寫標語，因墻各有主，不能亂涂；且前方退回中央軍已云集杭州，一旦治安不穩，則此輩軍隊隨時可以浙大為目標而進攻，則浙大之安全不可保。學生集全力以筑圍墻，輪流守夜，為的是安全，而到處標語，適足以召禍而已”。難得的是即使在這樣風雨飄搖的日子里，竺可楨依然堅持辦學的原則。2月7日，陳儀親自出面向他說情，有兩個學生要到浙大借讀，其中一個是暨南大學外文系三年級的郁飛，即被日本人殺害于印尼的著名作家郁達夫之子，當時住在陳家。竺可楨表示：“余頗以為難，因欲來借讀者人數甚多，且此二校均在上海南京繼續開學，何必借讀于浙大。”2月10日，陳儀再次問及郁達夫兒子來浙大借讀的事。“余以暨南在滬開學，目前暫難有辦法，俟開學時有余額再說。”哪怕有他的留美老朋友胡適親筆信，也不能通融。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系二年級學生華力帶著胡適的信前來，竺可楨表示“浙大開學已六星期，此時不能再收借讀生”，只有等暑假再參加入學考試。對1945年“失蹤”的浙大教授費鞏，竺可楨更是念念不忘，直到1949年還多次在日記中提及。1949年12月31日，竺可楨在北京接到費鞏哥哥費盛伯來信，稱費鞏之死“系三青團康澤所為”，他馬上寫信給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囑追查其事”，并表示“日后當面詢此事也”。竺可楨愛校如家，愛生如子，對浙大和莘莘學子極為深厚的感情成為他毅然決然選擇留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為如此，浙大師生才會一再吁請他重回浙大。當然，對于傾注了壯歲全部心血的浙大，即使在離開之后，他也是無時不在關心。他在上海等待變化期間，和杭州的聯系一直很頻繁，浙大師生一直希望他能回校，他則以“一時難脫身”推辭。5月1日，他初到上海，就在日記中表示自己身為浙大校長，“故有部令不得不來滬”，王勁夫來電請他回杭，同時接到校中全體師生來電，要派代表到上海請他回去，他只是嘆息“但余目前已無[從]去杭矣”。5月3日，他接到電話，知杭州已于下午三點半“失落”。打電話到杭州，已無人接電話。5月22日下午，他聽說有人騎腳踏車到上海，稱杭州有三處被炸，錢江大橋、城站與浙大，他很著急，“深望此說之不可靠也”。5月31日，他從來信及來人得知，“知杭州一切安好，并無轟炸城站及浙大之事；并知5月3日杭州之解放極為平安。學校尚未接收，但照常上課。每人曾由文教處發三千元之人民幣，教授與校工一律待遇。校務會議常務委員為蔡邦華、王勁夫及譚天錫三人云云。……振公函則謂杭州市長譚震林已按中共當局令余回浙大主持。如此信確，乃其不幸之事，因余對浙大校長一職實已厭惡萬分也……”6月2日，他寫信給蔡邦華、王國松、譚天錫及所有同事、學生，懇切地表示不回浙大。“十四年來，弟在浙大雖竭盡綿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絀，爛額焦頭”，現在年達耳順，精力日衰，更應“退讓賢路”。長期的校長生涯已使他心力交瘁，他想回到科學研究的本行中去，這也是他長久以來的心愿。本來1936年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出任浙大校長只是臨時性的，因為抗戰一拖再拖。在時代巨變之后，他再也不想戀棧了，所以他才會說“厭惡萬分”。6月10日，竺可楨收到杭州來信，得知浙江軍管會于6日起派軍事代表二人，并派嚴仁賡、陳立、許良英、包洪樞等九人組成接管小組，召集臨時校務會議。“指出嗣后浙江大學是人民的學校，擔負著培養人材的重大任務。目前工作仍由臨時校務會議執行，但一切措施，應有軍事代表簽署始能生效力。”6月27日，有人告訴他，大多數教員熱切盼望他回校。當時盛傳浙大法學院將與上海各校法學院合并，浙大有人希望他能向新政權進言，他表示自己既已辭了校長，自不便專門進言，“但如其咨詢，自當盡忠以告”。7月5日，他聽說“前天浙大同學會討論事務，決計挽留余回校”，并派出多人到杭州，與浙大同人商量挽留辦法。“余表示決絕不干，謂余在浙大十三四年，自四十六以至六十歲，實為余之壯年時期。現已達衰老，應讓余退休。因大學校長職務繁重，非老朽如余所能勝任也。”7月17日，在北平科學會議期間舉行的浙大校友會上，王淦昌、蔡邦華、蘇步青、貝時璋等參加，與會者紛紛發言請竺可楨回浙大。“余甚為感動，回答時余幾不能發言。”裘克安甚至提議發起請他回校的簽名運動。9月6日，蔡邦華告訴他，浙大接管后，停聘60多名教授，胡剛復等都在其中，還有些職員，他感嘆“可知浙大接管情形與北大、清華、南開可謂全不相同也”。

三件事上看心態

與浙大風雨同舟十三年，竺可楨迎來了他的60歲生日，在中共浙大地下黨的積極安排下，由學生普選產生，實際上掌握在地下黨手里的學生自治會出面，一場慶祝他們敬愛的校長60歲生日的活動2月間就拉開了序幕。學生以為2月25日是竺可楨的生日，師生自發舉行慶祝活動，學生準備演戲，教職員紛紛送禮、寫賀詩，祝廉先的賀詩中有“日下弦歌有替人”、“桃李花開千萬樹”等句子。實際上這一天離竺可楨真正的生日還有十來天，竺可楨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說：“而且今天陽歷二月二十五、陰歷正月二十八，和我的陽歷和陰歷的生日統如風馬牛不相及，亦是可笑事也。但是親友如此記掛我，我內心總是感激的。”早在2月21日，他就在《浙江大學日刊》刊登了一則感人的《竺可楨啟事》，鄭重表示，禮物一律不收，開會一概不到。近有同事同學發起為楨慶祝生日。現值海內鼎沸，同室操戈，民生凋敝，已至極點。學校經費拮據，賴舉債以度日，同人月所入不足以溫飽，同學賴公費以維持菜根淡飯，以致老弱者疾病叢生，死亡相繼；幼壯者營養不良，發育堪虞。值此時際，馬齒加長，徒增悲憫，尚何慶祝之足云。3月7日才是竺可楨的生日，3月6日，浙大學生自治會舉行盛大的祝壽晚會，他辭而不往；學生向他獻上“浙大保姆”的錦旗，他堅辭不受。3月7日，學生代表提出建“可楨圖書館”作為紀念，他的回答是：“人尚健在，何必？”為了避免師生來祝壽，他帶著家人外出，中午在小吃店里吃面條、餛飩，度過自己的60歲生日。3月8日，因為學生為他的生日大做廣告，賀電、賀信不斷，他將賀禮一律退還。3月12日，浙大教授夏承燾在日記中說：“學生貼出祝竺校長六十壽文字，記校長小節數事，可見其人格，頗為感奮。”學生對他的愛戴確乎是誠摯的，否則光憑中共地下黨的組織也不會有這么熱烈。那一刻，竺可楨尚未意識到自己的浙大校長生涯即將告終，他更不會想到的是這樣大規模地慶祝他的生日并非完全是師生們自發的，而是有組織在推動。竺可楨選擇留下的第三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共地下黨主動地做工作，表示對他的團結尊重。84歲的許良英先生（他是當時中共浙大黨支部書記、中共杭州工委委員）告訴我：“1949年元旦，我們用‘中共杭州工委’的名義給他和一批開明的教授發賀年信（用地下黨組織名義發信，這在杭州歷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并發動學生為他60歲壽辰開展全校祝壽活動。”就在國民黨風雨飄搖、大廈將傾，蔣介石發表“和平”文告、黯然下野之時，竺可楨收到了這封蓋有“中國共產黨杭州工作委員會”印記的特殊新年賀信，信中希望他堅持工作，保衛人民財產，懇切地希望他留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接著，他又接到了“中共杭州工委”翻印的新華社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這對于他在去留之間的選擇到底產生了多大的作用，誠然是很難判斷，但有三件事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的心態。一是在竺可楨的支持下，1月3日，浙大學生普選成立了護校（實際上是迎接解放）的“應變委員會”。幾天后，他專門抽時間約見“學生所推舉之應變委員會來談話”。[53]1月19日，他接受學生“應變會”前一天提出的加固學校圍墻的建議，決定“即日交包工估價，由學生擔任填土等工作”。自從傳來國民黨政府將遷往廣州的消息以來，人心惶惶，許多大學都在考慮遷校，而浙大卻忙于筑墻，其中深意盡在不言之中。1月20日，浙大校方也組織了“安全委員會”。4月24日，更名為“浙大應變執行會”，竺可楨為7人主席團成員之一，主席為浙大經濟學教授嚴仁賡，副主席是數學教授蘇步青。4月29日，竺可楨被迫離校赴滬時給嚴、蘇二人留下一封誠摯感人的信，在申述了自己不得不離開浙大的苦衷后，還有一番加了著重號、意味深長的話。“所幸應變執行會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創新局面，而發揚浙大。”寫完信之后，他又在后面加了一番話。“又啟者：執行會重要職員如警衛組主任等，必須住入校內，想兄等亦早見及，但急待實行耳。”這封信嚴仁賡一直保存著，二十多年前復印了一份給許良英先生，我曾見過這一復印件。二是竺可楨多方了解共產黨進城后的情況。1月8日，他在浙大的潑斯頓夫人那里看到陳達夫人北平來信。“知共軍入清華時在十二月二十九。當時頗為驚慌，但僅數小時此驚濤即成過去云云。”2月13日，他聽說“諸暨鄉下幾全在土共之手。但土共并不猖獗，與人民尚相安云”。4月6日，他請北平新來的朝陽大學教務長王鎮遠、北大政治學教授崔書琴吃晚飯，飯后請王鎮遠講北平近況，王是3月8日離開北平的。“云北平情形，共軍紀律佳；共黨干部作集團生活，無貪污之事，是其佳點；惟缺乏干部，經濟生活更不如前。”三是在等待時代巨變的日子里，竺可楨并沒有焦躁不安，六神無主，除了工作之外，依然是平靜地讀書、思考，似乎超越于當時急風暴雨的風浪之外。3月17日，他讀ClarenceMill的《氣候與人生》；3月21、23日讀《世界之羅盤》關于地緣政治學等文；3月24日讀《洪北江詩文集》，第二天他在日記中說：“其所著《意言》乃四十八歲在貴州為學使時著，時為1794年，中有《治平》《生計》二篇述人口問題，與馬爾薩斯氏所說相類，但其書[較]馬氏第一版《人口論》出版年月早四年（1798），此亦可謂巧矣。馬爾薩斯謂人口增加速率是幾何級數，而食物生產增加是數學級數，其言簡而包含甚廣；氏則比較籠統。‘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兩者比較，竺可楨發出了“中國科學之不能興亦以此”的慨嘆。3月28日，他讀費正清1948年出版的《美國與中國》；3月30日，讀阿諾德·湯因比的《文化在審判中》；4月9日，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全文不過十頁、四千余字而已；較之洪亮平《治平》、《生計》兩篇一千二百字長約三倍余。但馬文頭三頁約一千五百字全系空論，實際有關人口者不過三千字，而其中重復者有之。至于立論，馬爾薩斯似較精辟，對于數字更為精密。馬爾薩斯提及循環，其原因殊不近理也。近來英國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Lilley教授約余寫文，為科學之社會關系史委員會之用，文字以三四千字為限，余擬作《十八世紀末中國之人口壓力及一位中國馬爾薩斯所倡之學說》。”4月11、12日，他接連讀英年早逝的浙大教授張蔭麟留下的遺著《中國史綱》，感到“極為精彩”；4月16日，到浙大圖書館讀《耶魯評論》及《元史·元太祖本紀》；4月19日，到浙大國文系圖書館讀顧炎武《日知錄》中關于天文與地理部分；4月20日，著手翻譯洪亮吉《意言》中關于“治平”一章（至22日譯完）。5月24日炮聲可聞之際，竺可楨還在上海讀Heapo的《宇宙之構造》。正因為他在去留之間已作出了抉擇，所以他才會“泰山崩于前而不亂”，保持波瀾不驚的心境，讀書不輟。

“一切以真理為依歸，決不指鹿為馬”

無論如何，竺可楨在浙大的十三年始終沒有摧眉折腰事權貴，也從未介入政治，他有自己的獨立的追求，有他的人生理想，他對科學的興趣從來沒有消失過。國民黨特務人員把他列入“和平分子”，浙大壁報上左傾青年指責他“科學救國”、“第三條道路”不僅無損于他的人格，而且最好不過地說明了他是一個追求真理的科學家，一個自由知識分子。1月16日，王淦昌從美國回來，杭州科學工作者協會舉行歡迎會，同時討論如何應付目前變局的問題。竺可楨發言時指出：“科學工作者在目前此種局勢下，不但要在物質上應變，而且要在精神上應變，就是說，科學工作者應抱堅定之立場，追求真理。不論在何種社會環境之下，一切以真理為依歸，決不指鹿為馬，抹殺真理。”2月14日，他去上海時目睹了金山衛及上海附近到處在修工事，聽說要筑3500個碉堡，已筑成2000個。面對連天炮火，這位信仰和平的科學家，其心情可想而知。3月21日，嚴仁賡在浙大工學院禮堂演講《有效需求，正義、平等與自由》，反對胡適提出的“有政治自由始有經濟自由”之說，主張先有經濟自由而后始有政治自由。有學生提問何時才會有經濟自由，嚴答怕要等到共產黨當政始有經濟自由。另一同學即起問：那么必須有一種政治而后才能有經濟自由嗎？對此，竺可楨的看法是，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恐不能分得如此清楚，“亦猶雞蛋生雞與雞生雞蛋之孰先孰后問題乎”。4月1日是浙大二十二周年紀念節，竺可楨在演講中指出真金不怕火燒，他引用古希臘詩人“從困苦艱難中方可得到真學問和經驗”及孟子“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格言，認為現在就是考驗大家的時期。他強調“但問是非，不問利害”的精神，要求浙大學子恪守“求是”校訓，并倡導“恕”，認為——“目前要世界和平，第一要做到恕字，要能消弭猜忌、嫉妒、仇恨的心理。吾人檢討自己，學校、整個社會及民族均如此。整天說人家的壞話，從不會產生世界和平。要復興中國，須得和平。惟和平始能增進生產，安定民生，建設和教育才有辦法。我們在大學亦應自己檢討，不要開口便罵政府的貪污無能。學校應當改良之處甚多，如公物之不知愛惜，房屋草地馬路之不整潔，以及公共圖書之失落破壞，即是吾人不顧公德之表示。借書而久假不歸，亦非好道德。借書正應如手中得金圓券一樣，隨借隨脫手，方可使要閱者遍受其利。惟有每公民能公而忘私，恕人責己，國家才會太平，民族才會復興。”[63]這一點給夏承燾教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說：“早往大學路開二十二年校慶紀念會，竺校長講恕道，甚好。”這些言論大體上代表了竺可楨的真實思想，他只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一個科學家，一個有責任感的大學校長。難怪有些浙大的一些左傾學生一解放就表示對“和平分子”的不滿。6月8日，他在上海收到夫人陳允敏杭州來信，得知浙大校內的壁報指責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徹底，不能對惡勢力爭斗，只剩了些科學救國空談。竺對于舊的固然厭惡，對于新的心存懷疑。但民主與反民主不容有中間[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間毀滅之路”云云。[65]無論國民黨特務將他列入“和平分子”的“黑名單”，還是浙大壁報說他走“中間道路”，其實都算得上是準確的。竺可楨雖然讀過斯諾的《西行漫記》、趙超構的《延安一月》，他心愛的女兒竺梅投奔了解放區，但如他自己所言他對共產黨的認識畢竟是“一鱗半爪”，對解放區的情形也是“毫無所知”，“對于馬列主義更是一竅不通”，他曾在浙大公開說：“世界上有兩種勢力最大，一個力量以恨為出發點，一個力量以愛為出發點。以恨為出發點，天天要講斗爭、打擊、痛罵。”他認為“要拯救中國，要達到世界永久和平，只有以愛為出發點才能做到”。在政治上他崇拜服膺的是孫中山、甘地。

對新時代開始有了感性認識

1945年他讀過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日》后以為“里德系共產黨，故其言不免于偏”。1947年6月7日，他在太平洋船上讀了白修德著的《中國之震雷》（現譯《中國的驚雷》）后雖然相信共產黨在抗戰中，在土地改革方面“統比國民黨政府做的徹底而努力得多”，但也認為這本書“對于[國民黨]政府攻擊不遺余力。所敘多為事實，但對于共產黨則贊揚備至，不免偏激”。竺可楨對共產黨真正有了感性認識，而不是通過閱讀、聽說還是從親歷上海解放開始。從那以后，我們可以從他的日記中看到他對新政權、新時代的最初認識。5月26日，他一覺醒來，上海已經解放。“法界與河南之英界公共汽車已照常行駛。解放軍在路站崗，秩序極佳，絕不見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門前亦有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門之站崗者倦則臥地，亦絕不擾人，紀律之佳誠難得也。”5月27日午后，他出門只見沿途路上“均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狀態。時有鼓吹之汽車疾馳而過，喊口號‘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等。在大新公司有毛澤東、陳毅司令像高懸空際。南京路店鋪均尚關閉，公共汽車亦不開。法租界則電車公共汽車照常行駛中。霞飛路店門均開，時有學生帶鑼鼓游行，且見女學生插鮮花于解放軍衣襟上。霞飛路行人觀者如睹……”5月30日下午，謝季華和錢臨照一起來看他，謝季華剛從南京到丹陽，與陳毅同來，曾聽陳毅說共產黨將盡力寬大對待敵黨，胡適、傅孟真、翁文灝“均無避去之需要”。陳毅曾看過中央研究院院士錄，“見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及竺可楨，說應當電告杭州市長譚震林到浙大訪竺，可見陳毅此時還不知道他在上海。6月1日，“今日起時鐘又撥遲一小時，因解放軍來滬后，以北平未用夏令時間，京滬與平不能有異，故又將時鐘撥回一小時。不知城邑與鄉村不同。農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夏季時間不必提早。城邑則慣有夜市，如不撥早，晨間日光浪費。或者以為夏令時間為英美辦法，蘇聯并未頒行。不知道莫斯科、列寧格勒緯度已高，夏季撥早一小時不能節省電費，因夏日晝可自晨三四點到晚九點十點也。倒是北緯三四十度有夏令時間之需也。”[70]對此，氣象學家竺可楨尤為敏感。6月12日，上海新政府的文教處副處長李亞農來。“余告以上海船舶往來甚眾，不久臺風時期將屆，應未雨綢繆，先為之備。次談及夏季時間改早問題。余以為大城邑如上海，改早時間可以省電，不妨由公用局之用電度數算出之。”6月17日，中央研究院被接收。18日院中聯誼會請民主人士施復亮來講演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和李亞農等談及8月將開的科學會議請了七八百人之多，他說：“如此眾多，費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