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業銀行資本結構對其經營績效的影響實證分析-基于11家城商行的實證研究摘要伴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利率市場化的逐漸深入都表明銀行業外部經營環境發生不利變化，同時城商行自身資產的快速擴張也暴露出更大的風險，所以城商行迫切需要提高經營績效從而應對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在改善經營績效的所有方式中，優化資本結構的效果最為明顯。它對經營績效的影響直接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于資本成本的決定直接影響城商行的經營成本，二是通過資本的調整使城商行治理機制發生變化，從而改變各種代理成本來間接影響城商行經營績效。本文的目的是探究城商行資本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首先介紹了資本結構影響經營績效的國內外研究現狀，并就主要資本結構理論進行闡述。利用城商行的經營數據得出城商行當前的經營狀況，從理論角度探究了城商行資本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之后利用實證進一步檢驗，最終得出城商行資本結構對其經營績效影響的相關結論：（1）城商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其經營績效呈正相關；（2）城商行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城商行經營績效呈負相關；（3）城商行存款增長率與其經營績效呈正相關；（4）城商行二級資本增長率與其經營績效正相關；（5）城商行資產規模與其經營績效呈負相關；（6）城商行第一大股東為國有與其經營績效正相關，最后就城商行資本結構存在的問題對城商行的發展提出相應建議。關鍵詞：城商行，資本結構，經營績效目錄摘要 I第一章緒論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義 11.3國內外研究現狀 21.3.1國內研究現狀 21.3.2國外研究現狀 41.3.3文獻述評 51.4研究內容 51.5研究方法 51.6本文的創新點和不足 6第二章資本結構理論梳理與經營績效評價方法 72.1資本結構理論梳理 72.1.1早期資本結構理論 72.1.2基于MM定理的資本結構理論 82.1.3現代資本結構理論 92.2經營績效評價方法 11第三章城商行資本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分析 133.1權益資本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分析 133.2債務資本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分析 143.2.1債務資本帶來的稅盾效應 143.2.2債務資本對治理機制的影響 153.3二級資本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分析 15第四章城商行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現狀分析 174.1資本結構現狀分析 174.1.1股權結構現狀分析 174.1.2債務結構現狀分析 194.2經營績效現狀分析 204.2.1盈利能力狀況 204.2.2資產質量狀況 214.2.3經營增長狀況 22第五章城商行資本結構對經營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 245.1數據來源 245.2變量選取 245.2.1解釋變量選取 245.2.2被解釋變量的構造 245.3回歸分析 275.3.1模型的選擇 275.3.2回歸結果及分析 275.3.3穩健性檢驗 29第六章研究結果及建議 306.1研究結果 306.2對城商行的建議 306.2.1自身角度 306.2.2外部角度 31參考文獻 32

第一章緒論1.1研究背景自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增速極為迅猛，國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經濟發展方式已由高速度轉變為高質量。迅猛發展的背后是我國金融業的壯大，金融市場逐漸完善，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現階段金融業在供給側改革，和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中取得重要突破，我國多層次金融體系逐漸形成，不論是營業規模還是盈利能力都呈穩步增長。而在我國金融業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銀行業，規模不斷擴大，整體實力進一步加強。而其中堅持定位于服務地方經濟、服務小微企業、服務城鄉居民的城市商業銀行，經過三十余年的發展已經取得相當的成就，成為我國多層次金融體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截止2020年年末城市商業銀行資產總規模超過37萬億，占據我國銀行業的13.1%，從業人員超過40萬。城商行作為我國商業銀行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帶有商業性和股份性的特點，還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從立足之初的為中小企業和地方經濟提供金融支持再到堅持服務地方經濟、小微企業與城鄉居民，從頭到尾都顯示出城商行服務的區域性和與地方經濟聯系的緊密性。城商行堅決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全面立足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為全力支持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隨著我國宏觀經濟下行，在新常態發展背景下，商業銀行經營環境開始變的嚴峻。經濟增速調整后，銀行業整體利潤增速下滑，并且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化、互聯網金融的快速崛起、資產質量的周期性承壓以及來自監管層面的要求日趨嚴格的背景之下，許多大型銀行紛紛開始放慢擴張，而資產規模小、抗風險能力不強的城市商業銀行受到的沖擊則更為顯著，因此在經營環境變化不利的情況下，如何能夠有效提高城商行的經營績效，進而抵消宏觀環境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不論是對城商行的發展還是其所在區域經濟的發展都尤為重要。經營績效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與經營管理層的治理效率密不可分，而經營管理層結構的決定直接來自與其資本結構的組成，因此從資本結構的角度考察其對經營績效的影響，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提高意義重大。1.2研究意義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商業銀行利差收窄，利息帶來收入減少，凈利潤的增加速度比起之前有所放緩，因此城商行應當設法提高經營績效，增加抗風險能力從而應對經營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而優化資本結構是提升經營績效的有效辦法，一方面資本結構的調整會造成資本金成本的直接差異，從成本高低上直接對經營績效造成影響。另一方面，資本結構也決定了治理結構，如何通過對資本結構的調整從而提高治理機制的效率，對經營績效的改善也有很大作用。從理論來看，之前資本結構對經營績效影響的研究都是以大型銀行為研究對象，但城商行這一類特殊性的商業銀行群體，經營有明顯的地域性，相較其他銀行政府對其的干預性也較強，所以之前商業銀行資本結構對經營績效影響的研究能否繼續應用在城商行上值得懷疑。此外，從實際來看隨著城商行所處地區經濟的增長，城商行所肩負直接配合地方政府進行地區經濟調控的重擔會有所減輕，政府勢必減少對城商行經營的干預，城商行的經營會更加接近市場化。所以探究城商行資本結構對經營績效影響機理，對我國城商行的發展具有現實意義。1.3國內外研究現狀1.3.1國內研究現狀國內學者對于資本結構影響經營績效的研究往往以股權結構角度來入手，而且對于股權結構指標的選取大多以股權集中度、股權性質來探究其對績效的影響（1）股權集中度與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按照銀行經營的三性原則和駱駝評價體系，郭永利、張兆芹（2012）以我國商業銀行2007-2011年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銀行股權結構對績效的影響，發現股權集中度與資本充足率均會對銀行績效產生顯著正影響，此外國有屬性能夠促進商業銀行績效的提升。何永芳、劉丹萍（2015）利用我國2004—2013年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分析了商業銀行股權集中度、多元化經營與經營績效的關系，得出股權集中度與績效呈倒U型關系，且存在拐點效應，同時公司治理結構與多元化經營之間存在互補，在多元化經營對績效產生負面影響的作用下，只依靠股權集中度的提高帶來績效的提升并不能彌補多元化經營帶來的資源分散損失。關于股權集中度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是否為線性，騫磊、焦高樂（2017）以A股11家商業年銀行7年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股權結構與銀行經營績效間的聯系，認為股權集中度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是一種非線性的負相關關系，銀行經營績效的下滑與過于集中的股權有關，這種聯系在民營銀行中體現的較為明顯，而在外資銀行中并不存在。考慮了我國銀行業經營者的行政身份后，張濤、鄒青（2017）分析了我國銀行股權集中度、總經理政治關聯對銀行績效的影響，表明商業銀行業績與股權集中度呈現負相關，并且總經理的政治關聯也不利于績效的提高，同時對銀行樣本進行分類后，以上結論仍然成立。李從剛、許崇正（2017）通過研究城商行股權結構和制度環境與其經營績效的關系，發現股權集中度與城商行經營績效負相關，股權制衡度與經營績效正相關，制度環境能夠減少股權集中度對代理成本的影響，這一現象在國有城商行中更加明顯。張岳、周應恒（2019）利用因子分析法構建績效評價指標，研究股權集中度與經營績效的聯系發現村鎮銀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經營績效存在倒U型關系，股權制衡度與經營績效也存在倒U型關系。這說明使得村鎮銀行績效最大化的股權集中度是存在的，基于此政府應當引導村鎮銀行進行股權調整，引入民間資本達到股權之間的相互制衡從而提高村鎮銀行經營績效。廉永輝、張琳（2019）利用中國97家商業銀行數據，實證分析股權集中度對商業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結果表明第一大股東所持股份越多、第二大股東對第一大股東的制衡能力越弱、前五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越分散，則商業銀行盈利狀況較好。進一步的，在上市或批發性融資占比高的商業銀行中，股權集中度對盈利的影響較弱。為此，提高中國銀行業的盈利能力有必要實行股權多元化來降低股權集中度。林晟瑤、謝霏（2019）對我國商業銀行實證研究后認為，商業銀行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較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高其經營績效，同時前三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越大，越不利于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提高。據此得出，股權集中情況的調整能夠有效商業銀行經營績效，并且增加外資與民營資本在股份中的占比，使外國資本、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這三類股東相互制衡，能夠促進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提升。（2）股權性質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從商業銀行戰略外資的引進的角度出發，王瑤、劉吉田（2011）認為中國商業銀行的治理機制并不會對其盈利造成影響，但對銀行信貸風險控制能力、不良貸款率等影響顯著。并且指出境外戰略投資者的引入對銀行的穩健經營有著積極影響。針對城商行發展出現的兩極分化情況，其主要原因是未能建立良好的治理機制，治理機制內生于融資結構，而股權結構是治理機制的核心，基于此余奎（2012）從委托代理理論為研究起點深入分析我國西部城商行股權結構弊端，認為在地方政府為絕對控股大股東的背景下，存在雙重委托代理問題，在對股權結構多元化路徑分析后，認為央企的戰略引入能夠提高銀行資產質量，進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和成長能力，從而改善銀行經營績效。在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實行股份制改造的背景下，外資和民營資本也開始入股商業銀行，因而商業銀行股權結構呈現多元化特點與之相伴隨的問題也開始顯露。楊帆、張智英（2012）選取股權結構的相應指標來研究其對經營績效的影響，發現國有持股與外資持股大股東間的有效制衡有利于銀行經營穩健的提高。自城商行實行股權結構改革以來，民營資本主動參與城商行的增資括股，除了滿足城商行的資本金需求外還會對城商行之前的行政治理模式產生一定的影響。鑒于此，何美玲、洪正（2019），從民營資本基本特征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影響，和不同民營資本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異質性的影響為研究起點。利用2007-2016年城商行數據實證分析得出，如果政府為城商行實際控制人時，此時民營資本入股會提高城商行經營績效，而“散沙式的”民營小股東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提高毫無幫助。面對之前將外資參股與銀行經營績效或者董事會特征與銀行經營績效之間影響關系之間分離的研究，劉家松、張博（2019）將外資參股、董事會特征以及經營績效置于同一框架，從而考察引入外資與董事會特征和經營績效的關系，以121家銀行的748個數據作為樣本，研究發現銀行引入外資后的商業銀行在公司治理和經營績效方面都得到顯著改變，同時經營績效的提高與董事會規模的大小之間存在在顯著的正相關，較大規模的董事會能夠改善銀行經營績效，但外國董事的人數逐漸增加后，顯著關系變得減弱。1.3.2國外研究現狀考慮到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性，Huizinga（1999）按照所處的地區對商業銀行進行區分后，以利潤率作為經營績效的衡量指標，實證檢驗商業銀行資本結構與績效間的聯系，發現股權結構與績效存在顯著正相關。Faccio（2002）對全球1000家銀行經營數據實證研究后發現，大多銀行都由國家持股，國有股的變動并未對銀行績效產生影響。同樣的，在分析國有股對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時，Laeven（2003）也對位于不同國家銀行的股權、治理結構與績效間的關系進行探究，得出商業銀行股權中國有股占比過高不利于銀行績效的提高。Nourani、Wenmin（2016）也是按照國別對銀行加以劃分，利用數據包絡法實證檢驗東盟五國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間的關系，發現在東盟五國中長期資產使用效率高的銀行其績效較好。自中國銀行業實行股份制改革以來，外資的進入是否對中國銀行業經營績效產生影響。Berger（2006）通過對1993-2006中國商業銀行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分析資本結構對盈利能力的影響，認為在中國的商業銀行中，外資參股會對盈利能力帶來一定程度的提高，這一點在與沒有外資參股前的對比中表現的很明顯。考慮到中國銀行業組成的不同類型Fadzlan（2009）對中國銀行業盈利能力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得出大型國有銀行、大型股份制銀行以及城商行各自的盈利水平決定因素不是統一的，對國有銀行說流動性、信貸風險與盈利能力正相關，對股份制銀行來說信貸風險與盈利能力正相關，而對于城商行來說規模越大成本越高，導致盈利能力下降，并且股權較為分散時盈利能力較好，當貨幣供給增加時盈利水平下降。從核心資本的角度來看，Kazuo、Kentaro(2014)以2009-2013年日本商業銀行的經營數據為研究對象，得出國有持股比例較高則銀行績效較好，這是因為國家持股會使公眾對其的信任增加，銀行有了國家擔保從而獲得更多資源使得盈利增加。Phassawan（2017）通過對中國25家商業銀行12年間的非平衡面板數據實證分析后，得出盈利能力較好的中國商業銀行很少采用債務融資，大股東持股比例低的銀行也是如此，這表明銀行經營者制定的資本結構會對績效產生影響。1.3.3文獻述評對國內外研究文獻進行整理分類后能夠看出，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間存在密切關系。但二者關系究竟如何，并未形成統一結論。這是由于之前文獻研究在選取樣本、行業、數據、方法上的不同，導致結論上的差異性。主要體現在：（1）國外的研究通常以地區間差異、股權集中程度等因素出發來探究資本結構對績效的影響。而國內研究由于市場環境的差異傾向于股權性質、股權集中度對商業銀行績效影響的研究，重點探討國有股的影響。此外國內外對于債務結構對績效影響的研究也較少，即使已有研究也是單獨考察債務對績效的影響，而未將其與股權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內。（2）經營績效的評價本身十分復雜，不同學者選擇不同的衡量指標都會對實證結果產生影響，因此要結合當前城商行的實際發展選擇適合其績效評價的指標與方法。綜上，本文在參考國內外先進研究理念與方法的基礎上，結合城商行的實際發展，利用更新的數據將績效評價綜合化，展開城商行資本結構對績效影響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探求二者關系為城商行的發展提供建議。1.4研究內容本文旨在探究城商行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之間的影響關系，首先依據現有理論對城商行資本結構對其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進行理論分析，之后選取11家城商行作為研究對象，將11家城商行9年間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的數據整合成面板數據，運用因子分析對以四方面反映城商行經營績效的各項指標進行線性處理，減少指標個數，最終得一個反映城商行績效的總指標，以此作為被解釋變量，利用固定效應模型實證研究城商資本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得出城商行資本結構結構影響經營績效的具體結論，并對我國城商行資本結構存在的問題給予相應的建議。1.5研究方法（1）理論分析與計量分析相結合運用資本結構相關理論結合城商行資本結構現狀，對其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進行理論分析。選取合理的樣本城商行，從各銀行年報以及銀保監會等公開渠道搜集整理數據，借助因子分析計算出城商行經營績效綜合得分以此作為被解釋變量，利用面板回歸探究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2）對比分析法對城商行的資本結構現狀以及經營績效現狀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描述性分析，并將樣本中不同城商行進行對比，并就對二者現狀的分析找出城商行可能存在的問題，為之后的實證結果分析提供支持。1.6本文的創新點和不足現有的研究側重以國有大行和股份制銀行來研究銀行業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的聯系，并且對經營績效的衡量往往只考慮盈利能力這一個角度，基于此本文考慮到城商行與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之間的異質性的同時，將經營績效的衡量拓展為多個角度并將經營績效的最終衡量指標綜合化，運用因子分析法將城商行經營表現中的多方面、多維度指標融合為一個全面反映城商行經營狀況的綜合指標以此來衡量城商行經營績效。本文的不足在于大部分城商行未上市，并且已經上市的城商行也存在時間短的情況，所以數據的收集較為有限。此外，對于影響經營績效的因素較多且復雜，本文試圖構建較多的指標來探究對其的影響，但是難免存在疏漏，導致實證結果與理論研究出現偏差。第二章資本結構理論梳理與經營績效評價方法2.1資本結構理論梳理資本結構，狹義來說就是企業資本組成中的負債與權益之比，廣義上講資本結構是作為構成企業各種要素的組合，直接表現為企業融資形成的最終結果并且也界定了各項權益與企業的歸屬。同時，也從根本上決定企業的治理結構。因此，國內外對于資本結構理論的探究從未停止，所以本部分先對資本結構理論進行梳理，比較分析各個理論的優缺點，從而為后文的分析提供理論上的支持。2.1.1早期資本結構理論（1）凈收益理論該理論由美國經濟學家大衛·杜蘭德于1952年提出。該理論假定單項債務資本與權益資本成本不會發生變化，如圖2-1提高債務和權益資本比例來降低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企業價值增加。基于此企業可以盡可能的多借債，按照平均資本成本公式，債務的增加導致企業財務杠桿率上升，而企業加權資本成本率也由此減少，企業價值提高。這說明越高比例的負債水平會使企業價值越大。該理論的成立離不開上述嚴格的假定，即公司期望的報酬率永遠大于借債的利率，債務融資利率永遠固定。可以看出作為早期公司資本結構價值理論，其假設比較極端所以在現實中幾乎不能成立。因為在無限舉債的同時，公司的財務風險增加，導致破產概率變大，此時基于經濟學“理性人”假設的情況下，公司股東會要求追加回報，同時舉債的增加，使得債權人權益保障下降，風險的增加債權人也會要求提高借款利率。圖2-1凈收益理論示意圖（2）凈營業收益理論繼凈收益理論之后，大衛·杜蘭德認為負債融資會使企業財務杠桿系數擴大，即使債務資本成本不發生改變，也會加大企業權益資本的風險，這種情況下權益成本上升。負債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使得企業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的下降，而是保持不變。綜上該理論的核心觀點為，財務杠桿率的變動不會引起企業綜合資本成本的變化，從而企業的總價值也不會發生變化，對企業來說沒有最優的資本結構，企業的價值只會取決于企業的經營收益。而這明顯與企業的籌資實踐不相符合，由此可見，這一理論由于過于強調負債的作用，而未考慮不同籌資方式產生的資本成本問題。（3）傳統資本結構理論該理論是對以上兩種理論進行概括，認為負債成本、權益成本和加權資本成本這三者都不是常量，當資本結構發生調整時，這三者也會隨之而變，具體為當債務低于一定水平時債務資本的成本趨于平穩，此時增加債務融資時權益融資成本緩慢增加，債務資本成本仍舊低于權益資本成本，在此情況下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下降。但當債務超過一定水平時，伴隨著債務增加與之而來的財務風險也會變大，導致負債成本上升，并且權益資本成本的上升速度加快，而由權益資本與債務資本共同決定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也會上升。企業杠桿率的變化會導致平均加權資本成本經歷先下降直至最低點然后上升的過程。因此，隨著財務杠桿的調整，企業會出現一個最低的平均加權資本成本，也就意味著企業存在最優的資本結構。2.1.2基于MM定理的資本結構理論基于未考慮公司所得稅的前提，之后的研究以引入稅收、破產成風險因素分為稅差學派、破產成本學派和將這兩種學派納入統一的權衡理論。（1）考慮公司所得稅的MM定理—修正后的MM理論相比之前的理論MM定理的論證比較嚴謹，但是同時MM定理的假設也過于理想化，現實中很難存在。于是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1963）考慮到稅收對公司資本成本的影響后，認為債務的利息在稅前支付，由此通過債務融資會帶來節稅優勢，即稅盾效應。按照這一理論負債的增加可以通過減輕公司稅負，從而使得股東收益增加。因此，相較于權益融資債務融資可以為公司帶來價值的提升，當負債水平達到100%時，公司價值最大。（2）破產成本理論針對破產成本與MM定理的關系，破產成本學派的代表人之一巴克斯特（1967）嘗試從理論上證明兩者聯系。他認為公司能夠獲得債務融資的前提是讓債權人確信公司能夠保障債權人權益，基于此公司可能存在某一水平的負債，該水平下的負債是債權人可接受的負債范圍。同時，如果公司負債高于這個水平財務風險變大，公司的平均資本也會隨負債的增加而增加公司總價值減少，同時指出公司破產的概率只有當公司負債水平超出一定水平后才會增加。但這一學說也只是從理論角度分析了破產成本對MM定理的影響。破產學派的另一些代表人物沃納、奧爾德曼則通過利用數據衡量破產成本，提出預期間接破產成本模型，在能夠預知銷售利潤的假設前提下，測量出間接破產成本。（3）權衡理論布倫南和斯塔普萊頓（1978）將修正后的MM定理與破產成本理論相融合得到了權衡理論，認為債務融資能夠給企業帶來免稅的收益，企業由此可以通過債務的增加使得企業的價值增加，但是債務的上升也會使得企業風險的增加，企業陷入財務困境的可能性也會變大，甚至使企業破產。從這一點來看，企業的最優資本由負債帶來的免稅收益和破產成本共同決定，同時企業的價值為權益資本的市場價值加上稅盾的價值減去破產成本。而之后的馬蘇里斯（1980）將負債的成本從破產成本進一步擴大到代理成本，并認為企業的最優資本結構是稅盾收益與各類負債成本的權衡。總之權衡理論的核心是企業可以通過考慮負債融資的利弊，選擇適合自身的負債比例，債務的優勢為減少稅負增加股東權益，債務融資的缺點為負債比例過高可能帶來財務風險，從而使得負債帶來的邊際效益下降。因此，需要對負債帶來的的收益與成本進行權衡，從而選擇相應的資本結構。2.1.3現代資本結構理論面對之前資本結構理論的基本性假設信息充分，即信息完全充分披露，市場上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然而現實中很難出現這樣的完美狀態，舉例來說一個公司的經營者總是能夠比投資者更清楚公司的日常經營情況，會掌握一些投資者不了解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經營者可能會利用自身掌握的信息，在公司經營中做出有利自身利益的決策，而缺乏信息的投資者利益容易受到侵害。以此為研究起點，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突破了之前理論的基本假設“充分信息”，認為信息披露不充分，信息的使用也是存在成本的。現代資本結構理論開始探究在這種背景下，企業的最佳資本結構如何形成。（1）代理成本理論詹森、麥克林（1976）認為現代企業的二權分離制度，會產生代理成本。公司負債提高，財務風險的增加促使債權人提高報酬率，從而擠壓所有者利益。因此，合理的資本結構，必須是股東與經營者之間代理成本、債權人代理成本之和最小下的負債水平決定的。如圖2-2，E*對應下的資本結構為公司的最優資本結構。格羅斯曼、哈特（1982）認為在債務的作用下企業的經理人會努力工作，減少個人享受，從而降低股權代理成本。具體為如果企業發行債券，就會出現破產的可能性，而企業經理人為了保住自己在位的好處，就會提高在利潤最大化追求上的積極性，從而降低了股權的代理成本，公司價值上升。圖2-2代理成本理論示意圖（2）信號傳遞理論代理成本理論的研究思路實質是如何減少信息不對稱下的道德風險問題，而信號傳遞理論提出者羅斯（1977）則認為無論是公司經營者還是股東都置身于一個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在這種環境下公司的市場價值不能被正確的反映出來，此時投資決策效率不高甚至是無效率。但是資本結構能夠反映公司發展前景的相關信息，不同的資本結構則向資本市場上的各類投資者傳達出公司的價值信號，因此投資者可以根據公司經營者選擇的資本結構來進一步分析公司真實的市場價值。（3）優序融資理論梅耶斯（1984）認為在信息不充分時，經營者比公司外的投資人更清楚公司經營狀況，外部投資人只能根據經營者所傳遞出的信號來評估自身的投資決策，舉例來說，一個投資項目其價值被低估，在信息不對稱下，公司經營者為維護原有股東利益會考慮放棄使用發行新股來融資，而當投資者知道這一模式后，會產生逆向選擇，即發行新股傳遞出經營的負面信號，由此來評估項目的正確價值。所以優序融資理論得出公司融資的方式是按照一定順序進行，先進行內部融資，再舉債，發行股票是最后的方式。（4）控制權理論不同于之前代理成本理論、信號傳遞理論從收益與分配權角度來研究資本結構決定理論的思路，威廉姆森（1988）認為股權和債務不但是融資的方式，而且也是控制權的體現，由于股票具有權益性質，而債務則無此性質。因此股權的比例將直接反映出對公司的控制程度，由于資本結構的不同會直接導致控制權分配不同，控制權在不同投資主體之間變換時，企業價值也會隨著改變。具體為當企業經營狀況較好時，此時企業控制權為股東所有，而股東通過股東大會將其委托給經理人，但當企業經營狀況惡化時，債權人就會直接取得企業控制權，對其進行清算、重組或者破產。綜上，控制權理論指出公司的最優資本結構存在于企業價值最大時的所對應的控制權分配情況。2.2經營績效評價方法企業經營績效這一概念最早出現于上世紀末我國發布的《國有資本金績效評價規則》，認為經營績效是來反映出企業對所擁有資源使用效率的高低水平，以及企業的治理效果。經營績效評價能夠在一定的經營期間內，對企業的經營成果進行評判，對經營中的重大決策提供參考，還能發現企業存在的問題并結合自身管理經驗，做出相應改進，進而提高企業效益。但是評價方法的不同，評價指標的不同都會導致不同的評價結果。單一指標的經營績效衡量方法是從靜態的角度來反映企業的經營績效水平，在研究應用中使用較多，常用的指標有：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收益率、每股凈利潤、以及利潤率等等。但這種以財務報表為基礎的績效評價，往往只能反映出企業的盈利能力，而對企業的成長能力和其他的整體的情況難以體現。多重指標的經營績效衡量方法克服了之前單一績效評價的缺點，結合企業多方面情況，從盈利能力、償債能力、運營能力、成長能力等多個角度出發，選取多個指標，綜合全面的反映企業的經營結果。因此，多重指標所衡量下的經營績效更加具有客觀性、全面性。以下為主要的經營績效評價方法：（1）經濟增加值法股東是企業的所有者，他們的利益才是企業最終的利益，所以股東利益的追求才是一個企業經營發展的根本動因，EVA以股東利益最大化出發認為資本獲得的收益最低也要補償投資者所承擔的風險，意味著所有者應當取得大于資本市場類似風險投資所獲得的收益，利用調整后的會計利潤減去資本成本，得到企業的最終利潤。因此，EVA能夠反映出企業的經濟利潤，它是把股東利益與經營者利益統一，進而反映企業經營績效。但是EVA的應用在我國受到一定的限制，主要是EVA誕生于資本市場較為發達的西方,公式計算要求的指標獲取比較準確，而我國當前的資本市場尚不能為EVA的計算提供嚴謹的數據。除此之外，在計算經濟增加值法時，還會面臨對資本成本的確定存在差異，致使不能建立統一規范，使用范圍只能局限于公司的歷史分析和內部評價。（2）平衡記分法平衡記分法的評價框架分為四部分如圖2-3，第一部分為組織學習和成長性，第二部分為內部經營過程，第三部分為客戶滿意程度，第四部分為財務最終結果。平衡記分卡法的主要思想是讓這四部分相互驅動的原因來呈現組織戰略軌跡，實現績效考核—績效的改進及戰略實施—戰略的修訂這一目標過程。平衡記分卡法既涵蓋了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又強調了非財務指標的管理，從而在企業戰略與企業目標之間形成一個雙循環。將部門績效和企業、組織整體績效相關聯，使各部門工作努力方向與企業戰略要求相匹配。它在績效評上的優點顯而易見，從四個方面的平衡來考察經營績效。但是平衡記分法的測評條件較為嚴格，出于技術角度和管理角度的執行較為困難，修正難度也大。圖2-3平衡記分卡法（3）本文構造的經營績效評價方法因子分析的原理是是根據數據間的相關性的高低加以分組，使得不同組別之間變量不相關，進而讓每一組變量都能夠代表一個基本結構，與之前相比對變量做了降維處理。而在探究城商行資本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時，代表經營績效的指標分為好幾個方面，每一方面都是從不同角度對經營績效的反映，忽略其中任何一個都不能對城商行的經營績效做出全面、綜合、系統的評價。因此，本文也通過利用因子分析法將反映城商行經營績效的資產質量狀況、償付能力、經營增長狀況等指標，最終融合為一個反映城商行經營績效的綜合性指標來作為城商行經營績效評價的反映，并以此作為被解釋變量來探究城商行資本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關系。第三章城商行資本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分析3.1權益資本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分析股權資本作為權益資本，是城商行的各類出資人依照公司法規定共同為城商行成立籌措的資金，按照出資的多少享有對城商行的所有權。因此在考察股權結構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影響時，按照出資人的出資份額和性質將股權結構細化為股權集中度與股權性質來反映城商行的股權結構情況。（1）股權集中度股權集中度反映了城商行所有者持股比例的分布情況，各個股東持股比例的差異，會形成不同的股權集中度，一般來講股權集中度分為三類。股權高度集中表明，城商行大部分股權集中在一個或者極少幾個股東手中，而股權高度分散則表明城商行股東之間持股比例整體都不高，股份分布情況在所有股東之間都差不多，而股權適度集中就是介于以上兩者之間。股權集中度會影響城商行治理結構，而治理結構的差異會對經營績效產生影響。因此在城商行中，如果存以某一股東擁有絕對多的股份，必然會使其在重大經營決策中起到決定作用。如果第一大股東能夠時刻洞悉市場變化，善于把握機會，那么在城商行經營中對重大決策的決定權會對城商行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勢必提高城商行經營績效。但是股權一旦過于集中，大股東可能產生追求超額利潤的動機，從而損害到中小股東利益，也會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產生不利影響。然而當股權處于高度分散狀態時，股東不會因對公司的經營監督而獲得更多的收益，從而出現所有股東對經營者的監督都不夠積極，經營者獨攬大權，不利于公司經營績效水平的提高。所有股東擁有的股權比例都比較低，由于股東之間相互牽制，使股東對城商行經營發展中的重大決策無法起到決定作用，無法及時做到有效表決，更不利于銀行長遠的發展。總體來說股權既不能太過集中，也不能太過分散，適度的集中的股權，才能夠減少各類股東間的代理成本，大股東之間的相互制衡能有效對重大決策做出表決，小股東也能及時監督制約，只有這樣才有利于城商行經營績效的提高。（2）股權性質城商行的股東類型也會對經營績效產生影響，因為不同的股東背后是不同的權益主體。按照城商行年報中的股東類型，可以將其股東分為國家股、法人股、和自然人股這三類。各類股東的目的與行為存在差異，對城商行的發展預期以及風險偏好會持不同看法，從而導致不同類型的股東會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因而，不同性質的股東會對城商行在經營中重大決策上的表決產生影響，從而影響其經營績效水平。如果城商行的大股東為國家，因為其在城商行的持股目的是多樣的，并非只考慮自身利益，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不會一味追求銀行價值最大化，會考慮公眾利益，例如實現地區經濟的調控，穩定區域經濟發展等其他目標。在這種多重目標追求下，容易模糊政府對城商行剩余索取權，股東權利的行使沒有具體的現實主體，這會降低激勵機制的作用，甚至使激勵機制直接失效。因此，國有股這種特殊性的存在，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城商行的收益水平，國有持股比例越高越不利于城商行經營績效提高。此外，國有股還具有“通病”—道德風險，也會通過影響城商行經營者經營效率，進而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產生負面影響。此外，作為國家代理人的國有法人，對城商行日常經營管理的監督也不夠積極，導致容易出現“缺位”現象，從而使監督機制無效，也不利于城商行經營績效的提高。若國外資本作為大股東來參股城商行，如新加坡華僑銀行有限公司參股寧波銀行，荷蘭商業銀行參股北京銀行。這類外資比起國家控股其產權明晰，引入外資參股對城商行內部治理更加積極有效。因為外資的目的就是單純的利益最大化，其首要動機就是獲取經濟利益。所以，外資參股會從長期的角度來考究城商行的經營治理機制，更加注重城商行的長期發展。基于此，比起國資外資更愿意主動參與城商行的經營治理。同時，有的外資還擁有成熟風險管理經驗，這對城商行的經營發展會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此外，外資能夠采用“用手投票”的表決方式，在城商行的重大決策上擁有一定程度的發言權，會從長遠的角度考慮做出提高城商行經營績效的選擇。從監督機制來看，外資對參與城商行的內部治理會比較積極主動，能夠采取相對有效的措施，來監督城商行的經營管理層。3.2債務資本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分析債務資本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影響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權益資本相比債務資本所產生的資本金成本較低，第二債務資本會影響城商行的治理結構，治理結構的差異會帶來一些代理問題，從而產生不同的代理成本，進而影響城商行績效。以下考察城商行債務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就從上述兩個方面展開。3.2.1債務資本帶來的稅盾效應債務資本可以給城商行直接帶來成本上的優勢，因為在考慮公司所得稅的情況下，根據規定債務利息可以在稅前抵扣掉，因此負債會使城商行納稅減少，使得城商行價值增加。與不負債的企業相比，負債企業能夠利用所得稅減少現金流出，相當于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資本金成本的降低，增加股東收益，即債務的稅盾作用。3.2.2債務資本對治理機制的影響（1）財務危機成本債務自身具備的稅盾優勢并不代表負債比例越高越好，因為負債的提升也會給企業帶來相應的財務問題，甚至導致陷入財務危機。當公司出現財務風險時，為了避免公司破產，管理層會采取一些有利于短期績效提高的行為，如變賣長期資產，減少長期支出等。此外，當財務危機嚴重時，企業通過債務融資成本會上升從而抵消掉負債的帶來的稅盾收益，這種情況下，企業財務危機進一步惡化，甚至直接導致企業破產。總的來說，負債比例越高其伴隨的財務風險越大，發生財務危機的概率也就越大，財務危機的成本也隨之提高，從而對企業經營績效產生不利影響。（2）代理成本負債會使債權人與股東會出現委托代理成本，當債權人將資金借給企業后，資金的控制權發生變化，而債權人與作為債務人的股東利益出現不一致時，可能出現股東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會通過董事會和經營層來做出損害債務人利益的行為。但是，債權人是理性的，為了避免損害自身利益行為的出現，債權人會采取一些措施來限制股東及其經營層，如在合約中對借款使用加以限制，同時債權人也會加強對企業財務狀況以及經營行為的監督，這些都會使債權人要求的回報提高，進而增加了代理成本。而代理成本最后會由全體股東承擔，所以會導致企業最終價值的減少，從而不利于績效的提高。對城商行來講主要負債來自于客戶存款，但是儲戶的分散使其難以對銀行經理人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督，從而債權人治理作用難以發揮，使債權代理成本上升。3.3二級資本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影響機理分析在分析城商行資本結構對績效的影響研究時，按照所有權歸屬將其劃分為股權與債務，但是城商行作為金融類企業，其資本構成中還具有既有股權性質又有負債性質的二級資本，所以本文參照姚燕燕（2020）中對于銀行資本結構中的分類，將具有復合性質的二級資本對績效的影響進行單獨分析二級資本又稱附屬資本，由一些非永久的股東產權組成，通常包括優先股、次級債、準備金以及其他長期債務。二級資本的存在能夠使銀行吸收一定程度的壞賬損失，抵御一定的風險，符合商業銀行經營的安全性原則。同時，二級資本能夠補充銀行資本金，優化資本結構。例如，二級資本中的長期債券，在不改變所有者權益的情況下，增加所有者和經營者剩余索取權從而對經營者起到正面的激勵作用，同時長期債務的約束性會對銀行的經營者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長期債券利息的支付減少了城商行的可用資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財務風險，降低了破產的可能性。此外，二級資本中的次級債券，不但能夠補充城商行資本充足率降低融資的成本，還能減少伴隨負債產生的經營風險。因此，合理增加二級資本能夠優化城商行資本結構，推動城商行資產規模擴大，進而促進經營績效提升。但是我國的商業銀行，無論是大型國有銀行、大型股份制銀行，還是中小型的城商行，二級資本占加權風險資產的比重長期以來都是保持極低水平，遠遠低于監管限制要求。這與我國的金融監管有關，因為二級資本工具本來種類不多，且在發行審核上也較為嚴格，城商行作為中小型銀行在二級資本補充上比較受限。總體來說，合理適度增加二級資本在風險加權資產中比重，能夠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提高起到積極作用。第四章城商行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現狀分析本文研究的是對象是城商行，由于城商行的發展經營會因所處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存在差異，地方政府對城商行經營的干預程度會有所不同，基于此本文選取的城商行都位于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且規模較大的城商行，這些地區的政府在城商行的發展中更多的體現出資人身份干預較少，城商行的經營管理更加貼近市場化。4.1資本結構現狀分析4.1.1股權結構現狀分析表4-1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年份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寧波銀行13.7413.7413.7418.5818.5820.0020.0021.6019.99北京銀行16.0713.6413.6413.6413.6413.6413.0313.0313.03上海銀行19.2419.2417.3217.3215.0813.3013.3813.8414.38江蘇銀行10.0010.008.768.768.767.737.738.048.04鄭州銀行12.5812.4512.4512.589.559.229.2225.6325.63長沙銀行20.8920.8920.9223.8521.0521.3921.4019.2619.48南京銀行13.4212.6812.7312.7314.8714.8714.8714.8714.87杭州銀行20.0020.0020.0018.4419.9917.9918.0018.0018.00廈門銀行28.9028.9028.9025.0025.6025.6020.2120.2120.21廣州銀行63.9963.9963.9963.9949.4949.9450.0122.5822.58天津銀行24.0524.1724.1719.4519.4515.8815.9215.9215.92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以及各城商行年報整理（1）股權集中度從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來看，在2011-2019這十年間樣本城商行大部分都呈現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廣州銀行下降程度最大，從20111年的63.99%降至2019年的22.58%。鄭州銀行上升最快，從2011年的12.58%上升至2019年年末的25.63%。表4-2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年份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寧波銀行46.7545.4949.1155.6656.0059.7160.2162.8659.31北京銀行38.7635.9935.8935.9133.6740.3443.0542.2337.37上海銀行40.3240.3240.9640.1639.5735.1837.0538.6639.39江蘇銀行31.7431.7432.2232.2232.2228.5928.5929.1529.89鄭州銀行37.2637.1337.1337.2628.1527.1427.5946.6046.60長沙銀行52.0752.0752.1452.1951.4753.9253.9348.5448.76南京銀行39.6639.7441.7141.5842.9644.1544.5841.6844.71杭州銀行52.6152.6152.6150.5253.6147.8547.8548.4849.04廈門銀行65.4865.4865.4870.2169.8669.8660.5364.7064.70廣州銀行92.9692.9692.9692.9690.1690.1692.0378.9679.49天津銀行50.8951.1451.1456.2156.2136.3936.4336.4336.43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以及各城商行年報整理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能夠大致反映股權集中度情況，從樣本城商行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來看除了寧波銀行、鄭州銀行、南京銀行有所增加，其他城商行都有不同程度下降。廣州銀行股權最為集中，雖然從2011年至2019年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不斷下降，但是仍然高達79.49%，遠遠高于樣本城商行十年間平均持股49.51%的水平。而北京銀行與上海銀行十年間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變化相較其他城商行較為穩定，并且截止2019年年末兩家銀行比例也比較接近分別為37.37%、39.39%，查閱年報發現這兩家城商行大股東中外資持股較高，同時相當比重的戰略外資促進了這兩家銀行的股權多元化，股權結構相對合理，因此股權集中適度。從整體來看，樣本城商行股權較為集中。（2）股權性質再看股權性質，從2011年至2019年我國大部分城商行第一大股東為政府，截止2019年年末我國一半以上城商行第一大股東仍為政府，這與城商行的成立背景有關，因為我國大多數城商行都是由地方性商業銀行改組而來，而地方性商業銀行是由政府直接出資成立的，這一點也是城商行股權結構的顯著特點。再看外資持股比例，長沙銀行與廣州銀行在2011年-2019年期間一直未有外資持股，而其他樣本城商行在這期間陸陸續續都引進外資持股，有的外資持股還有下降，樣本城商行外資平均持股為10.37%，而樣本中一半以上高于該水平，說明城商行外資持股水平較高，但是不同城商行之間外資持股比例差距較大，例如2019年中鄭州銀行外資持股比例最大達到25.63%，而長沙銀行、廣州銀行、天津銀行外資持股為0，但從圖4-1可以看出樣本城商行外資持股總體處于上升趨勢。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以及各城商行年報整理圖4-12011-2019年樣本城商行外資持股變化情況4.1.2債務結構現狀分析（1）資產負債率從圖4-2中可以看出樣本城商行9年間資產負債率平均值為92.86%，截止2019年年末資產負債率最高的為杭州銀行達到93.89%，最低的上海銀行為92.07%，但根據《巴塞爾協議》中的規定，商業銀行風險核心資本充足率為8%,這就意味著銀行的資產負債率低于92%就較為合理，雖然城商行資產負債率自2011年以來一直處于下降態勢，但是仍然高于92%的規定水平。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以及各城商行年報整理圖4-2樣本城商行資產負債率變化情況存款變化情況客戶存款是商業銀行的基礎債務業務。樣本城商行除了天津銀行2016年、2017年增長率為98%、96%外，其余城商行在這九年間增速均超過100%，至2019年末寧波銀行增速在11家城商行中增速最快達到120%，而增速最慢的天津銀行也達到了105%。這說明城商行客戶基礎逐漸加強，存款總規模不斷擴大，負債規模不斷擴大，銀行競爭力逐漸增強。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以及各城商行年報整理圖4-3樣本城商行資產存款總額4.2經營績效現狀分析4.2.1盈利能力狀況盈利能力是城商行開展業務創新、實施穩健經營的基礎。強大的盈利能力能夠提高城商行的市場競爭力，對城商行盈利的分析從常用的資產收益率與凈資產收益率來展開。（1）資產收益率ROA反映的是總資產的獲利能力，ROA越大說明企業資產利用效率較高，在收入增加和成本控制方面表現較好。我國城商行資產收益率整體呈下降態勢，這是由于受到利率市場化和央行降息等影響，城商行資產利潤率持續走低，且資產總規模增長較快，導致資產收益率下降。因此，城商行在資產總額增加的同時，也要注重利潤的提升。（2）凈資產收益率根據圖4-4可以看出2019年我國城商行凈資產收益率均值為11.87%，其中寧波銀行最高為15.13%，鄭州銀行最低為8.73%，整體來看城商行之間凈資產收益率差別不大趨于平穩，但是與國有大行以及其他股份制銀行相比城商行凈資產收益率的整體水平處于偏低。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以及各城商行年報整理圖4-42019年樣本城商行凈資產收益率4.2.2資產質量狀況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以及各城商行年報整理圖4-52019年樣本城商行不良貸款率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以及各城商行年報整理圖4-62019年樣本城商行不良貸款率撥備覆蓋率從圖4-5、4-6中可以看出，在樣本城商行中鄭州銀行不良貸款率最高，且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最低，這說明鄭州銀行資產質量在城商行中處于最低水平。而寧波銀行這兩項指標在所有城商行中變現最優，資產質量狀況較好。分開來看城商行中除了寧波銀行與南京銀行不良貸款率低于1%，其他城商行都高于此，由此看出城商行不良貸款率處于較高水平。再看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除了鄭州銀行較低，其他城商行都高于200%，整體水平相對較高。而寧波銀行更是超過了500%，經營較為穩健，資產質量優于其他城商行。4.2.3經營增長狀況經營增長能力反映的城商行資本增值狀況和經營增長水平。從圖可以看出樣本城商行之間利潤增長率、營業收入增長率、以及總資產增長率相差較大。利潤增長率高，意味著城商行未來擴大經營規模的可能性大，發展潛力也更大。利潤增長率較高的有寧波銀行、杭州銀行、廈門銀行都超過20%，而其他銀行都在15%以下。營業收入增長率反映了銀行收入的增速情況，該指標一半以上城商行超過20%，整體表現較好。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以及各城商行年報整理圖4-72019年樣本城商行經營增長情況第五章城商行資本結構對經營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5.1數據來源鑒于各類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和真實性以及考慮到各個城商行的規模大小，以及城商行的上市情況，最終選取11家城商行，其中10家為上市銀行1家未上市，以其2011-2019年的各類數據作為樣本研究數據，數據均來源于wind數據庫以及城商行各自發布的年報，數據來源真實可靠。11家城商行分別為寧波銀行、北京銀行、上海銀行、南京銀行、杭州銀行、鄭州銀行、長沙銀行、廣州銀行、江蘇銀行、天津銀行、廈門銀行。5.2變量選取5.2.1解釋變量選取按照之前章節對資本結構的劃分，選取相應指標作為解釋變量。以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TOP5）以國有股持股比例（SS）、國外資本持股比例（FS）、第一大股東是否國有（NLS）指標反映股權結構。債務結構方面以資產負債率（DAR）、存款增長率（SDR）用來反映城商行負債結構變化情況。二級資本增長率（AC）來反映二級資本結構變化情況。綜上8個指標來代表資本結構，研究其對經營績效的影響。另外，考慮到其他因素對模型準確性、以及實證結果的影響需要引入一些控制變量以城商行總資產（SIZE）代表自身因素。表5-1解釋變量表解釋變量指標股權結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第一大股東性質NLS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TOP5外資持股比例FS國資持股比例SS債務結構資產負債率DAR存款增長率SDR二級資本結構二級資本增長率AC控制變量資產規模SIZE5.2.2被解釋變量的構造結合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最終從四個方面選取11個指標作為經營績效基礎指標：盈利能力方面選取資產收益率ROA、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衡量指標。經營增長方面選取利潤增長率、營業收入增值率、資本保值增值率作為衡量經營增長能力指標。償付能力方面選取資本充足率、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這三項指標。資產質量水平方面選取不良貸款率、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流動比率來反映資產質量狀況。首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其中為數據均值，為數據標準差。對數據進行巴特利檢驗如下：表5-2巴特利檢驗KMO取樣適切性量數.664巴特利特球形度檢驗近似卡方623.866自由度55顯著性.000巴特利檢驗是用來檢驗各個數據之間的相關性，檢驗結果范圍為0到1，數字越大越好。從表可以看出檢驗值為0.664超過0.5，這表明變量之間存在明顯相關性關系，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表5-3總方差解釋表總計方差百分比累積%13.951526.01826.01822.22221.56547.58331.21119.22266.805圖5-1碎石圖根據總方差解釋圖與碎石圖篩選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從碎石圖可以看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總共有3個，特征值依次為3.9515、2.222、1.211，這三個因子累計貢獻率為66.805%，從第四個因子開始特征值都小于1，因此前三個因子代表性較好，大致能夠反映之前11個變量的信息，可以替換之前所有變量。碎石圖也能反映出自第三個因子之后，特征值變化不夠明顯，綜上選取前三個公因子較為恰當。表5-4旋轉后的成分矩陣成分123ROA.887.124ROE.881.191不良貸款率-.774-.266-.183流動比率-.594.181不良貸款撥備率.454.320一級資本充足率.895.180資本充足率-.142.746營業收入增長率.165.254.842利潤增長率.130.332.824資本保值增值率.157-.145.671從旋轉后的成分矩陣可以看出ROA、ROE、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在成分1上載荷值較大，代表盈利能力，一級資本充足率、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資本充足率在成分2上載荷值較大代表了償付能力，營業收入增長率、利潤增長率、資本保值增值率在成分3上載荷值較大代表了成長性。城商行作為特殊的一類企業，本質追求就包括盈利，而成長性與銀行未來發展有關，所以城商行經營績效主要由這兩方面決定。根據成分得分系數矩陣寫出公因子F1、F2、F3表達式如下：表5-5成分得分系數矩陣成分123ROE.329-.058-.042ROA.346.022-.111利潤增長率X1-.106.010.435營業收入增長率X2-.095-.030.454資本保值增值率X3-.067-.192.420資本充足率X4-.047.367-.136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X5.052.360-.048一級資本充足率X6-.016.399-.057續表5-5成分得分系數矩陣不良貸款率X7-.288-.098.085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X8.127-.009.095流動比率X9-.245.086.078S為綜合經營績效，其數值為綜合經營績效得分。5.3回歸分析5.3.1模型的選擇利用豪斯曼檢驗進行模型選擇，檢驗結果如下：表5-6檢驗結果豪斯曼檢驗結果chi2(9)=146.47Prob>chi2=0.0000可以看出P值為0，應當選用固定效應回歸。5.3.2回歸結果及分析利用我國11家城商行2011-2019的年報數據進行固定效應回歸結果如下：表5-7回歸結果SCoef.St.Err.t-valuep-value[95%ConfInterval]SigTOP1.023.0082.85.006.007.04***TOP5-.037.013-2.78.007-.064-.011***SS.001.0140.11.916-.026.029FS.023.0131.79.078-.003.049*DAR.007.0450.16.871-.082.097SDR.009.0051.76.082-.001.019*續表5-7回歸結果AC-.0010-2.29.025-.0020**NLS.667.1983.37.001.2741.061***SIZE-.637.065-9.860-.766-.509***Constant11.85182.10221.607**Meandependentvar0.000SDdependentvar0.635R-squared0.770Numberofobs99.000F-test29.309Prob>F0.000Akaikecrit.(AIC)42.792Bayesiancrit.(BIC)68.743***p<.01,**p<.05,*p<.1股權結構方面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系數為0.023，并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表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對城商行經營績效影響顯著。并且第一大股東性質NLS系數為0.667，通過5%的檢驗水平，這說明第一大股東為國有且占有一定比例時對城商行經營績效有著顯著正影響，這是由于選取的樣本城商行都位于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政府干預較少，城商行自主經營空間大，并且城商行所在的政府作為出資人也會對城商行的業務發展給與支持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TOP5系數為-0.037，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城商行股權過于集中對經營績效產生了負面影響，之前的資本結構現狀分析也表明樣本城商行股權較為集中這一事實情況。外資持股比例系數分別為0.023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外資持股對城商行的經營績效產生顯著影響。（2）債務結構方面債務結構方面的解釋變量資產負債率DAR系數為0.007未能通過檢驗，存款增長率SDR系數為0.009，在10%置信水平下較為顯著，表明存款增長對城商行經營績效有著顯著正影響。城商行相較于大型國有銀行、大型股份制銀行而言，業務種類較少，負債相對單一，而客戶存款作為基礎業務在城商行總負債中占比很高，所以存款的增加能夠提高城商行的經營績效。（3）二級資本結構方面二級資本增長率系數為-0.001且通過顯著性說明，表明二級資本的增長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提高帶來負面影響，城商行二級資本的構成為準備金、次級債等，但城商行對這些資產的使用效率不高，未能為經營績效的提高帶來正面影響。控制變量中只有銀行資產總規模SIZE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系數為-0.637，說明城商行資產規模與經營績效存在明顯負相關，分析原因可能是近年來城商行資產規模逐漸擴大，但盈利能力并未提升太多，而且由于資產的快速擴張也帶來的不良資產的增加，這些都會導致城商行經營績效的下滑。5.3.3穩健性檢驗為確保回歸結果真實可靠，需要對實證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作為城商行經營的外部環境宏觀經濟增長也會對城商行的經營發展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為此引入GDP增速做為控制變量再次進行回歸分析。表5-7穩健性檢驗模型(1)模型(2)TOP10.029***0.023***(2.95)(2.85)TOP5-0.055**-0.037***(-2.60)(-2.78)FS0.0100.023*(0.72)(1.79)SS-0.0080.001(-0.54)(0.11)DAR0.0490.007(1.03)(0.16)SDR0.011**0.009*(2.28)(1.76)AC-0.001**-0.001**(-2.20)(-2.29)NLS0.755***0.667***(3.62)(3.37)SIZE-0.483***-0.637***(-5.26)(-9.86)GDP0.023*(1.87)YEARYESYESBANKYESYESObservations9999R-squared0.7850.775從表5-7可以看出核心解釋變量TOP1、TOP5、SDR、AC、NLS、SIZE分別在1%,、5%置信水平下通過檢驗，并且之前回歸模型與增加控制變量的回歸模型相比，系數方向一致說明回歸結果穩定可靠。第六章研究結果及建議6.1研究結果按照之前章節的理論部分分析與實證分析的結果本文最終得出如下結論：（1）從股權結構來看，城商行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性質為國有均與城商行經營績效呈正相關；（2）從債務結構看，城商行存款增長率與城商行經營績效正相關，與以往文獻不同的是本文實證結果中資產負債率與城商行經營績效未表現出明顯的聯系，可能是受制于樣本數據的原因；（3）城商行二級資本增長率與經營績效呈負相關，二級資本在城商行穩健性經營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其增長理應與城商行績效呈正相關，而實證結果卻呈現相悖的結果，這說明當前城商行對于二級資本的使用效率并不高；（4）城商行資產規模與經營績效呈負相關，這是因為城商行資產快速擴張的同時，其經營中也暴露出的較多問題，最終對綜合績效產生負面影響。6.2對城商行的建議6.2.1自身角度（1）適度降低股權集中度。從之前資本結構的現狀分析與之后的實證結果來看，現階段我國城商行股權較為集中，由于股東在會議中的表決權由股東的投資比例決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大股東控制整個城商行的經營策略、管理策略，在這種背景下中小股東無法對城商行的經營管理建言獻策。若大股東經營效率不高，整個城商行經營績效也會下降，不利于城商行的發展,所以當前城商行的股權應當適當分散。對于當前城商行而言，適度分散股權能夠減少各類股東間的代理成本，大股東之間的相互制衡能有效對重大決策做出表決，小股東也能及時監督制約，這樣才有利于城商行經營績效的提高。（2）引進外資持股，促使股權多元化。城商行應該引進一定程度的戰略外資，雖然實證結果顯示外資持股對城商行的經營績效未產生影響，但這不代表外資引進對城商行績效提高不起作用，實證的結果可能受多重因素影響，比如數據量的大小，時間跨度的選擇等，現階段我國城商行外資持股比例還是處于一個較低水平，有些城商行甚至沒有引進外資，當然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但是不能否認成熟戰略外資的引進確實會對城商行的經營與治理機制帶來一些影響，比如成熟戰略外資與境內資本相比在風險管理與經營創新上具有一些優勢，外資對經營層的監督也相對積極。這些都會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提高帶來正面影響。但是在外資的引進中也要注意甄別，防止一些短期投機資本參股，對城商行經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總之，城商行還是應進一步引進適當比例外資，促使城商行股權結構多元化從而提高經營績效。（3）優化債務結構。從之前城商行債務現狀可以看出，城商行與國有大行相比存款占總負債的比重更高，并且存款增長速度較快。這與城商行的自身特點有關，城商行作為區域性的商業銀行，本身業務種類少，對于存款這種基礎又重要的業務格外注重，因此只好通過壓縮利差來吸引儲戶，導致存款增長快且所占比重大，當區域內的儲戶吸收飽和時，城商行的業務就會受到一定限制。同時，以儲戶存款為主要占比的債務結構，讓分散的儲戶難以對銀行經理人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督，從而債權人治理作用難以發揮，使債權代理成本上升。因此城商行應當豐富債務種類，負債種類的增加才能使債務結構多元化，進一步發揮負債對城商行經營績效的積極作用，但是我國債券市場不夠發達，對城商行債務多元化提供的作用比較有限，所以城商行應該結合自身發展與客戶需求，推出創新型負債業務，既豐富融資渠道，又能促使債務結構多元化。綜上，城商行應在審慎經營和監管層面要求的允許下，加強負債業務創新，優化債務結構。6.2.2外部角度（1）營造寬松環境，降低進出門檻。對于當下的我國銀行業，進出門檻仍應繼續放寬，對銀行業持股股東的限制也應進一步放寬，營造一個寬松的政策環境，引導、鼓勵民營資本進入城商行，不但有益于城商行股權結構多元化，對于城商行競爭力與經營績效的提高也是大有裨益。尤其是民營資本，本文受限于數據獲取的困難并未對民營資本對績效的影響加以分析，但是我國許多行業在政策完全對民營資本開放的情況下，民營資本會快速成長甚至成為行業龍頭就如華為公司。對于金融業，由民營資本控股的民生銀行不良貸款率多年來一直在同業中處于最低水平，這從一定程度上凸顯了民營資本的優越性。因此，從政策的角度放寬各類資本進入城商行的門檻限制，能對城商行股權結構的改善與績效的提高創造有利條件。（2）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市場化建設是完善我國資本市場的關鍵，在市場化的進程中例如企業的進出，并購與收縮等之類的問題應當交由市場完成，在資源配置中運用競爭機制，將資本市場打造成有效配置資源的場所。對于城商行而言，借助發達的資本市場健全投資者關系管理，對城商行治理決策體系進行完善。同時從監管層面應當重點對內幕、關聯交易等嚴格監管加大處罰，不但為城商行更是對中國銀行業的整體發展營造規范、公正的市場環境。參考文獻[1]姚燕燕.商業銀行資本結構對盈利能力影響實證研究——基于11家上市銀行數據分析[J].西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0,42(11):118-127.[2]劉家松,張博,羅琦.外資參股、董事會特征與商業銀行經營績效——基于中國121家商業銀行的實證分析[J].中國管理科學,2019,27(09):119-129.[3]林晟瑤,謝霏.股權結構和經營績效的相關性研究——基于我國上市銀行實證分析[J].中外企業家,2019(33):41-43.[4]孫紅進,李征.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影響因素研究[J].經濟體制改革,2020(01):164-169.[5]阮珂,何永芳,劉丹萍.公司治理結構、多元化經營與績效——基于我國上市商業銀行2004—2013年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15(11):142-151.[6]楊帆,張智英.商業銀行股權結構與經營績效——基于上市銀行的實證[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1):95-98.[7]張岳,周應恒,劉珍珍.村鎮銀行股權集中度與經營績效的關系研究[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9,35(12):84-93.[8]廉永輝,張琳.股權集中度、市場約束與商業銀行盈余管理[J].金融經濟學研究,2019,34(02):125-138.[9]張濤,鄒青.政治關聯、股權集中度與銀行績效——基于我國上市銀行業的實證研究[J].武漢金融,2017(12):35-42.[10]王希,劉吉田,王瑤.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與經營績效研究[J].商業研究,2011(12):95-99.[11]李從剛,許崇正,李躍然.股權結構、制度環境與經營績效:來自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的經驗證據[J].華東經濟管理,2017,31(08):92-98.[12]騫磊,焦高樂.我國商業銀行股權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J].華東經濟管理,2017,31(07):104-110.[13]何美玲,洪正.民營資本入股與銀行績效改進——基于城市商業銀行的經驗證據[J].當代財經,2019(07):47-58.[14]王譯,徐煥章.制造業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研究[J].財會月刊,2017(08):3-10.[15]陳安,宋清.我國上市銀行資本結構對盈利能力的影響研究[J].農村金融研究,2016(07):48-51.[16]嚴海玲,冉曉東.市場結構與資本結構對農村信用社經營績效的影響研究[J].商業經濟研究,2016(01):165-166.[17]郭露,琚然,戴志敏.股份制商業銀行資本結構與代理成本分析[J].華東經濟管理,2015,29(11):108-114.[18]何慧.資本結構、審計質量對經營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J].財會通訊,2015(24):25-28.[19]高麗,劉昭郡.混合所有制、資本結構與銀行經營績效[J].財會月刊,2015(17):107-110.[20]蔡壽松,顧曉敏.商業銀行資本結構對盈利能力的影響研究——基于中國15家上市銀行面板數據的分析[J].管理現代化,2015,35(01):7-8+15.[21]張恒.商業銀行優化資本結構的途徑探討[J].商業時代,2014(18):74-77.[22]周文君.上市銀行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關系實證研究[J].財會通訊,2013(36):34-37.[23]武霞.上市銀行資本結構現狀及優化探討[J].財會通訊,2013(11):71-72.[24]馬瑾.上市銀行資本結構對盈利性影響的實證研究[J].財會月刊,2013(04):7-10.[25]王先述.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對其績效的影響——基于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J].山東社會科學,2012(09):136-139.[26]郭永利,張兆芹,晏建軍.資本結構與股權結構對商業銀行綜合績效的影響[J].管理學報,2012,9(07):1052-1057.[27]郭文旌,周磊.商業銀行最優資本結構選擇的模型與實證分析[J].產業經濟研究,2012(02):78-86.[28]蔣健,趙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股權結構與盈利能力——基于我國商業銀行的實證研究[J].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12(01):33-38.[29]劉艷妮,張航,鄺凱.商業銀行股權結構與經營績效的關系——基于上市銀行的實證分析[J].金融論壇,2011,16(07):37-43.[30]解川波,產俊.商業銀行資本金補充機制研究[J].南方金融,2011(04):4-7.[31]郭陽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