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垃圾處理產業化的現狀和對策我國是世界上垃圾包袱最重的國家，人均每年垃圾產量440公斤。2000年、2001年，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分別為1.18、1.35億噸/年，城市歷年的垃圾堆存量高達66億噸，侵占35億多平方米的土地，已有2/3的大中城市被垃圾包圍，有1/4的城市不得不把解決垃圾危機的途徑延長到鄉村。尤其是城市垃圾的二次污染，導致城鄉結合帶區域生態環境惡化。并且，城市垃圾產生量在不斷增長，近年來年增長速度達到5-8%。一、目前我國及杭州市垃圾處理現狀近幾年來，全國不少城市環衛部門在城市垃圾回收、運輸和處理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城市垃圾處理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進展速度較慢、垃圾處理技術落后，尤其是運行經費的欠缺，垃圾包圍城市、垃圾污染城市的現象仍非常普遍。已建的垃圾處理設施相當部分是簡易填埋，不能做到準時掩蓋；不具備完善的滲濾液收集和有效處理的設施，填埋氣體未加收集和利用，二次污染現象嚴峻。垃圾焚燒處理技術和設備良莠不齊，部分焚燒廠煙氣處理和監測達不到環保要求，產生的飛灰等危急廢物尚未做到平安填埋，可能產生的環境污染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垃圾分類收集工作剛剛起步，廢物回收尚處在原始的粗放階段，與垃圾處理減量化、資源化的要求不相適應。社會、公眾和單位對垃圾的危害及處理過程中應負的責任熟悉不清，垃圾處理的巨大壓力和費用都由政府獨自擔當。杭州市老城區目前平均日產生活垃圾2800余噸，除喬司建有一個垃圾焚燒廠外（但由于國內垃圾焚燒的技術和設備都不成熟及處理成本較高等因素，通過焚燒來處理的垃圾量較為有限），只有一個垃圾填埋場，即杭州市天子嶺廢棄物處理總場。該場建于1991年，設計使用年限為13年，庫容量即將飽和。投資額達3.5元人民幣，設計使用年限為24.5年的其次填埋場正在籌建中，但由于建設資金籌措及征地較困難等緣由，建設進度較慢。在環衛作業方面，依據杭州市環衛科研所的調查分析，由于受到行政管理條塊的限制，擔當垃圾收運處理的是政府部門下屬的環衛事業單位，這些事業單位從屬于不同級別、不同區域的行政主觀部門，多個不同的管理主體，造成相互之間因利益的安排和管理界限的制約而難以協調，導致垃圾收集、儲分、運輸、處理及回收各個環節重疊與脫節并存，方案與市場交叉，規章與無序沖突。設施、設備資源配置失衡，設施、設備閑置與短缺的現象同時存在，垃圾收集工不能到最近的中轉站傾卸垃圾，工作效率低、工作強度大、人力和物力不能有效調配和利用，直接導致成本抬高、服務質量不盡如人意，消失“衛生死角”和“城郊結合部垃圾問題”等頑癥。二、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產業化現狀⒈方案經濟體制陰影阻礙了城市垃圾處理的產業化運作。由于長期在方案經濟體制下，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活動都由政府作為一個公眾服務機構而包辦，而企業和居民對擔當合理的垃圾處置費用缺乏熟悉，未很好地貫徹“誰污染，誰付費”的環保政策，直接結果是導致了市場機制的丟失，最終的結果是政府為處理城市垃圾而擔當浩大的資金支出。市場機制在我國的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在垃圾處理等環境愛護領域，除了深圳等少數城市，市場機制應用較少。基于市場機制的城市垃圾處理模式要優于基于方案體制的模式。在市場運作的狀況下，政府、企業和公眾都對該問題擔當各自的責任：政府負責宏觀的調控和對環境法律、法規的修改、補充；商業化企業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處理生活垃圾；通過付費和其他經濟手段，公眾增加環境意識。⒉政策的不完善阻礙企業進入城市垃圾處理領域。城市垃圾處理產業，跟其他環境愛護產業一樣，具有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但在任何市場中，投資者必需考慮經濟效益。因此，假如政府政策離開了對垃圾處理產業從中實現保本微利的支持，垃圾處理企業就無法運作。在杭州，早在1991年以21號市長令發布了《杭州市環境衛生有償服務實施方法》，收取垃圾傾倒處置費，由各區環衛局代收。由于市、區財政分家，各區環衛局以經濟困難，未付垃圾處置費給垃圾處理單位。而市政府至今又無很好政策措施相配套，影響了企業進入垃圾處理領域。而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深圳的一家垃圾焚燒廠，日處理垃圾400噸，但面臨著一個無法運作的局面：一方面是條件不允許對垃圾收集與處理進行收費；另一方面又由于高稅收而無法從它的主產品??電力中獲得足夠的收入。象深圳這樣的事例許多，在籌集資金建設處理廠后，卻無法保證正常收入而無法運作。⒊處理技術的欠缺阻礙了垃圾處理產業的進展。現代的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是一項簡單的系統工程，從垃圾的產生、收集、轉運、處理及最終處置，先進的技術可以在每個階段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國，和其他進展中國家一樣，城市垃圾處理的技術水平相當于發達國家上世紀70年月末或80年月初的水平。從源頭分類收集和減量化工作還不到位，還在試點階段。綜合利用程度相對比較低，尤其是適應于循環經濟的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