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伴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縱深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深刻地影響著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國家治理，以數字治理為核心特征的政府數字化轉型成為全球治理轉型的核心議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數字技術的普及推廣與快速演進為我國政府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強大的科技驅動力，數字化轉型已成為我國各級政府積極順應數字化潮流、把握數字化機遇、主動應對挑戰的重要舉措。理論意蘊：政府數字化轉型的生成邏輯和理論內涵（一）政府數字化轉型的生成邏輯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數字化技術通過改變信息采集、傳遞和分析的方式，提升了生產力水平，由此促成了治理體系所依賴的資源、工具，以及組織形態和組織間關系的改變。隨著新型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應用滲透，當前層級式、分散式、串聯式的政府治理模式需要與時俱進，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需要。因此，國家治理體系要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進步而不斷改革調整，治理能力要根據日益復雜的發展狀況不斷優化提升。另一方面，面對新時代世界大變局和中國大變革，我國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和履職水平，必然需要轉變治理理念、方式和規范，系統性推進制度創新和深化改革。當前，政府數字化轉型已成為引領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先導力量，國家需要以政府數字化轉型來牽引和帶動治理體系的數字化協同，進而撬動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的全面發展。（二）政府數字化轉型的理論內涵政府數字化轉型的目的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其核心是思維、體制和模式的創新，其本質是以數字化改革來支撐治理體系改革，其目的是實現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數字化轉型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個狀態，它是面向治理場景的“敏捷創新、迭代創新”。政府數字化轉型不能簡單等同于現有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的數字化，政府數字化轉型是一項思想理念創新、業務流程創新、組織架構創新、信息技術創新的系統性、協同性和引領性的改革。政府數字化轉型是要把整個政府運作模式進行創造性的數字化改造，注重業務協同、數據融通、技術集約，推動政府工作過程數字化和工作結果數字化，進而改變政府運作流程、治理方法甚至組織架構。整體路徑：以“四轉”牽引和驅動數字化轉型（一）轉思維：革新治理理念思維決定意識，意識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結果。政府數字化轉型首先應革新理念，超越以往治理能力的認識論基礎，如傳統政府能力強調經驗驅動、危機驅動等機制，改變數字技術對治理能力驅動的認識論，數字化轉型意味著政府治理必須要全面基于數據治理和創新應用數字技術，突破傳統業務條線垂直運作、單部門內循環模式，以數據整合、應用集成和服務融合為目標，以服務對象為中心，以業務協同為主線，以數據共享交換為核心，從而構建“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整體治理體系。數字化思維意味著需要從封閉式邊界思維轉變到開放式跨界融合思維，具備業務和技術的破界融合思維、線上線下的破界融合思維、管治和共治的破界融合思維。同時，數字化思維的本質是創新，是連續性創新與顛覆創新，是追求原創性創新而非簡單模仿創新，是追求躍遷式成長變道超車而非漸進式彎道超車，這就要求數字化轉型的推動者和參與者要富有一定的改革精神。數字化轉型是一場內在組織與管理革命，它需要有清晰的轉型變革思維，要能在組織內達成共識，形成堅定的數字化轉型信念，在戰略、組織、人才、文化、管理、流程等各個層面進行系統的變革創新，并卓有成效地執行。（二）轉組織：重塑治理結構從工業化社會到后工業化社會，數字技術的變革和演進推動行政組織結構范式從金字塔狀科層組織結構向扁平化、網絡狀組織結構轉變。為實現推動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目標，政府組織形態和范式也需要不斷更新，提升和再造自身能力，進而轉換為治理能力。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實踐過程是對政府內部組織權力和行政資源的規范化與結構化，因此必然會涉及組織形態變革、職能機構整合等調整。在政府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要在數字化改革的總體方向指引下綜合考量行政體系的職權劃分，各就其位，各盡其責，對政府部門進行優化重組構建整體性政府，從而建立適應數字體系的高效而靈活的治理組織體系。組織結構調整和整合需要打破部門界限，突破功能分割、各自為政的管理和服務方式，由過去以部門為核心的辦事方式，轉變為以業務為核心的辦事方式，直接面向服務客體，使得信息和資源突破傳統職能和轄域分割的權力壁壘，形成隨需而變的業務流程和跨部門協作的工作環境。（三）轉模式：再造治理流程數字化轉型必然涉及業務流程的再造，流程再造進度不及時，則業務協同進程中極易產生時間差、頻率差的后果，屬地管理體制的強大慣性運行，對跨區域、跨層級、跨部門協同關系的系統性建構勢必產生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力。流程再造一旦不匹配新的模式，在組織向心力和技術驅動力的雙重支配下，政府數字化轉型將遭遇科層權力規制與數字治理模式之間組織性分歧的沖突與平衡的兩難局面。數字化行政轉型的“技術嵌入”客觀上會被傳統科層內在“體制吸納”，進而對建立部門整合、組織重塑、耦合協同的現代政府體系形成阻礙。流程再造需在統一部署的“一盤棋”框架下推進政府數字化轉型，首先，要梳理和校準核心業務，從政府部門自身職責和數字化改革要求的角度，確定政府各部門的核心業務并一一梳理清楚。其次，確定業務流程和協同對應關系，明晰部門權利事項，確定每一個流程和環節，明確相關協同部門配合事項及流程，并確定跨部門的協同關系。在此基礎上，再進行提升、優化、精簡，完成對核心業務的梳理和流程再造。最后，加強跨層級、跨區域協同，以系統性、關聯性、協同性的整體政府理念，從企業和群眾辦“一件事”的視角，實現縱向一體化和橫向一體化。縱向一體化即各層級一體聯動、步調一致、高效協同，實現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和自下而上的應用場景創新相結合。橫向一體化即各部門各領域一體聯動、步調一致、高效協同，實現相互貫通、系統融合和綜合集成。（四）轉手段：優化治理支撐數字化轉型離不開以數據為核心的數字基礎設施，因此構建從數據采集、歸集、匯聚、共享、開放到應用的全生命周期的政務數據平臺和數字治理框架，是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和基礎保證。數據成為關鍵管理要素，數據是建設數字政府的基底，跨層級、跨部門、跨領域的數據歸集、共享、交換是整個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基礎，豐富的智能化應用推動政府治理“用數據說話、用數據管理、用數據決策”。在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前進道路中，應著力打造數字治理支撐體系，建成整體協同、運行高效、服務精準、決策科學、治理完善的數智政府。首先，構建先進、可靠、安全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數據資源基石，以數據賦能為核心，建設全口徑梳理、全活化歸集、全精準管理、全過程評估、全方面使用的數據管控體系，確保數據的完備性、精準性、適用性、即時性和綜合性。其次，構建全面、先進、可靠的數字協同與治理體系，形成數字協同、數字治理和數字進化三位一體的體系架構。第三，建設一體化數字監管和服務體系，構建廣泛服務公眾、企業、公務員和所有政府機構的平臺，并持續地實現數字資源的能力化和數字能力的共享化，對外提供優質政務服務，對內提供高效辦公協同，實現政府組織數字化轉型，促進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經驗探尋：以“數字廣東”為例（一）以創新思維推動數字政府改革2017年，廣東省將數字政府改革建設作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再創營商環境新優勢的著力點和突破口，以“政企合作、管運分離”的模式全面開展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工作。“數字廣東”改變傳統建設運營管理模式，在“數字政府”建設中引入互聯網文化，吸收“快速迭代”“小步快跑”等互聯網發展理念，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效率。“數字廣東”以觀念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業務創新、技術創新、模式創新驅動“數字政府”改革建設，推動信息技術與政府管理深度融合，創新政府治理手段。經驗表明，一項項利企惠民的便利措施和成果背后，是廣東“數字政府”敢為人先、不斷改革創新的新突破。（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貫穿始終“數字廣東”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從用戶體驗角度優化政務服務流程和應用設計，并以群眾“來不來用、愛不愛用”的結果檢驗政務服務成效。以“粵省事”為例，通過積極探索移動在線政務服務的新模式，梳理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政務服務事項，“粵省事”基于微信平臺，通過業務流程再造、業務協同和數據共享，壓縮了群眾的辦事時限，優化了群眾的辦事體驗。截至目前，“粵省事”移動民生服務平臺注冊用戶突破1億，已經成為全國服務最全、用戶最多、活躍度最高的省級移動政務服務平臺。（三）以集約高效的數字基礎設施為關鍵支撐“數字廣東”通過“大平臺、小前端、富生態”集約建設新模式，改變系統分散、煙囪林立的局面。“數字廣東”為廣東省“數字政府”改革提供政務云平臺、政務大數據中心、公共支撐平臺三大基礎資源平臺，基礎設施層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建設、統一運營，實現政務云資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