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獻學家人物專題.ppt

張舜徽(1911、8、5—1992、11、27),湖南沅江人,自學成才。早年在長沙雅禮等中學任教,自1941年起,先后在湖南國立師范學院、北平民國大學、蘭州大學等校任教,曾任蘭州大學中文系主任。1951年起,在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并任歷史文獻學研究所所長。1979年創(chuàng)建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并任會長。在治學上,博覽群書,走通博之路,于小學、經學、史學、文獻學等均有精深研究,一生筆耕不輟,著述頗豐。在張舜徽先生近50年的學術生涯中,出版了一系列文獻學著作,比較重要的有《廣校讎略》(1943)、《中國歷史要籍介紹》(1955)、《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1962)、《清人文集別錄》(1963)、《中國文獻學》(1982)、《清人文集條辨》(1986)、《漢書藝文志通釋》(1990)等。這些著作對20世紀后半期中國文獻學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古典文獻學領域,他的著作構建了學科思想、方法與研究規(guī)模,構成了古典文獻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張舜徽的文獻學成就一、校讎學的總結二、典籍的敘錄與考辨三、注釋的實踐與方法四、文獻學的建立一、校讎學的總結1943年,張先生仿效鄭樵《通志·校讎略》之體例,寫成《廣校讎略》,是張先生執(zhí)教于湖南寧鄉(xiāng)的民國大學中文系時所寫。為“讀書指導”課的教本,1945年有壯議軒自刊本。自刊本流布甚稀,1962年,作者將其交中華書局出版,新版于原書之后增加了三種附錄：《漢書藝文志釋例》《毛詩故訓傳釋例》、《世說新語注釋例》。(一)討論校讎學及相關名稱。狹義的校讎學,即今日所說的校勘學;廣義的校讎學,即今日所說的文獻學。20世紀出版的校讎學著作,幾乎都是廣義的校讎學。張先生在《廣校讎略》一書中,主張的也是廣義的校讎學。他說:”近世學者于審定書籍,約分三途:奉正史藝文、經籍志及私家簿錄數(shù)部,號為目錄之學;強記宋、元行格,斷斷于刻印早晚,號為版本之學;羅致副本,汲汲于考訂文字異同,號為校勘之學。然揆之古初,實不然也。蓋三者俱校讎之事,必相輔為用,其效始著。”張先生本鄭樵、章學誠的觀點,強調目錄、版本、校勘皆校讎之事,校讎學之外,不應另有目錄學的存在。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目錄、版本、校勘及相關聯(lián)的辨?zhèn)巍⑤嬝妊芯?逐步形成專門之學。到了二十世紀后期,“校讎學”的名稱也不常用了,被“文獻學”所取代。(二)討論古代書籍流傳問題,主要包括(1)著述體例,強調著作、編述、鈔纂三者之區(qū)別;(2)著述標題;(3)關于作者;(4)稱引體例;(5)序書體例;(6)注書流別。(三)討論古代書籍流傳問題,先闡發(fā)簡紙與書籍的篇卷,再談書籍之散亡。(四)討論校讎學的各種方法,如目錄、分類、校勘、辨?zhèn)巍⑤嬝取?五)討論漢唐宋清學術成就,其重點是放在校讎學方面的,如辨章學術始于太史公、鄭玄注群經、宋代私門校書、群經新疏未必盡善等。《廣校讎略》之后,1946年,張先生將歷年所寫的文獻學論作5種合刊,在蘭州出版排印《積石叢稿》,這5種中的前三種都是關于古籍釋例方面的:《漢書藝文志釋例》、《毛詩故訓傳釋例》、《世說新語釋例》,旨在討論劉歆、班固著錄圖書的原則,以及注經、注史的變化,與《廣校讎略》互為表里。二、典籍的敘錄與考辨20世紀五十年代,張舜徽先生出版《中國歷史要籍介紹》與《中國史論文集》二書。前者是作者在歷史系講授“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一課的講稿,注重對基本史料與重要史籍的介紹;后者重點討論史料運用與處理的方法。《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修訂時更名為《中國古代史籍舉要》。修訂本在原書的基礎上,增加了五章:實錄、學術史、史辨書籍、史論書籍、史考書籍,比原來介紹史籍的范圍擴大了。幾年之后,張先生又主編《中國史學名著題解》,這本書有兩個特點:一是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角度,辯證地處理史籍歸類問題,對傳統(tǒng)類目有所突破;二是又一次擴大了史籍范圍,除傳統(tǒng)各類外,又收有金石甲骨考證類、筆記類、類書叢書類、文編類等。張舜徽先生在閱讀了一千一百余家清人文集的基礎上撰成《清人文集別錄》一書,于1963年出版。該書錄存六百家,正如作者自己所說:“雖未足以概有清一代文集之全,然而三百年間儒林文苑之選,多在其中矣。”每篇敘錄“輒好考作者行事、記書中要旨,究其論證之得失,核其學識之深淺。”“其有家學、師承或友朋講習之益者,務令比敘,以見授受濡漸之跡。”首先是考作者行事。《清人文集別錄》每篇之前均有作者生平的內容。考辨作者行事是傳統(tǒng)敘錄或提要的常規(guī)，張先生在所撰作者行事中,注重其家學、師承或交友,注重反映作者學術成長發(fā)展的脈絡。其次是記書中要旨,摘引了文集中的重要觀點。如方苞《望溪先生文集》:“言及《古文尚書》,則疑其文明暢曉,必秦漢間儒者得古文原本,若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第三是評論文集得失,這里既是對文集作者學風、學術水平高下的評論,也有對文集自身的考辨。如惠棟《松崖之鈔》之別錄,在談到惠棟學術的成就時,張先生說:”自其以一門為天地,以漢儒為宗師,篤信謹守,不知其他。耳目局隘已甚。不復廣采兼收,以會通經說之全。則其學之流于膠固,亦勢所必然耳。惠氏學術,所以不及戴氏沾溉之廣，亦即如此”《清人文集別錄》出版后曾多次重印,流傳頗廣,其學術價值也得到學界的高度贊譽。史學家顧頡剛在給作者的信中稱贊說：“先生所作諸書,示學者以途徑。啟牖之功,實在張香濤《鞧軒語》、《書目答問》之上，然彼二書,對我輩之效用已極巨。先生別白是非,指明優(yōu)劣,上紹向、歆之業(yè),下則藐視紀昀之書,其發(fā)生影響之大,固不待言。”

文集別錄出版之后，張舜徽先生就清人筆記計劃寫三本書：《群經匯解》〈群書集校》《清人筆記條辨》（這本書以考辨筆記內容得失為主，間評作者學術水平的高下。〈清人文集別錄》與《清人筆記條辨〉二書是清代文獻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時也是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基礎性成果。張舜徽先生另一個重要領域是清代學術史研究。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在蘭州大學執(zhí)教時曾開設這方面的課程、并寫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初稿，其中〈揚州學紀》的敘論部分刊入〈積石叢稿》（1946年)一書。五、六十年代先后出版〈顧亭林學記》與《清代揚州學記》二書，此后《清人文集別錄》與《清人筆記條辨〉相繼問世;在此基礎上。張先生于晚年對清代學術史作了一次系統(tǒng)的梳理與總結，出版〈清儒學記〉（1991年），因此可以說，清人文集與筆記的研究是張先生清代學術史研究的重要一環(huán)。三、注釋的實踐與方法文獻學理論研究往往離不開文獻實踐，即文獻整理。文獻版本、校勘、注釋等整理工作為文獻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張舜徽先生在文獻整理方面的主要貢獻是《說文解字約注》與《漢書藝文志通釋》。清人強調讀書以識字為先，即做學問應由小學入經學，由經學入史學，張先生就是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的，我們可從他早年開列的《初學求書簡目》中看得出。今天我們從張先生的《憶往編》中，可以看到他早年閱讀文字學著作的書目如下:清王筠〈文字蒙求》、《說文解字句讀》、《說文釋例》；漢許慎〈說文解字》；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清桂復〈說文解字義證〉；清嚴可均《說文解字校議〉；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清郝懿行〈爾雅義疏〉1948年張先生在王筠〈文字蒙求〉的基礎上寫成〈廣文字蒙求》一書。在這部書的前言里，張先生把這部書的寫作目的作了說明。他說：“二十歲后，又博涉金文、甲骨文，所獲亦多。認為《文字蒙求》有待充實推廣，俾能成為比較適用的古文字學人門之書。頻年任教各大學，兼授文、史兩系課，嘗以文字學設教，即在此書基礎上。補列了許多字，并談到文字源流、六書義例、字書流別。又嘗以為文字可以考史。舉凡遠古人類生活活動圖影，悉保存在文字中，加以近歲涉覽譯本新書，對于有關人類起源、階級分析學說，略有窺悟，用來就古文字證說遠古史跡，頗有貫通之益，因就事物主題，作了淺明概略的敘述，籍以發(fā)凡起例，示初學以從入之途”。這部書后來收在張先生晚年出版的《舊學輯存》之中。

在〈廣文字蒙求〉的基礎上，張舜徽先生從1961年起開始為〈說文解字〉作注。〈說文》問世以來，注家甚多，尤以清人成就為大。其中桂復、段玉裁、王筠、朱駿聲四家可為代表。張先生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結合近世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新材料，寫成〈說文解字約注》一書。這部書主要特點有三：一是廣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前人注文、各種典籍相關者、新出土的文獻等，均廣收博采，存其精義；二是闡明字義，遵循雙聲相衍之理。作者認為:“聲在文之先，意在聲之先，有是意而后有是聲，有是聲而后為文以象之。故凡發(fā)音部位相同之字，其義多相同或相近；三是每字之下都有注者的按語，以抒發(fā)著者的見解，或補申《說文》中的疑義、闕義，或訂正前人的附會和錯誤。先生晚年，在文獻整理上的又一重要工作，是為〈漢書藝文志》所作的通釋。《說文解字〉是讀書的基礎，《漢書藝文志》則為治學的綱領。故張先生自少好讀是書，常置案頭，時加箋記，直到晚年，重溫是書，復有箋記以成〈漢書藝文志通釋》（以下稱〈通釋〉)一書。《漢書·藝文志》為班固《漢書》十志之一，是班固根據(jù)劉歆的《七略》刪拾其要而成的。由于《七略》一書早佚。所以該目更受學者所重。它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圖書目錄，也是第一部史志目錄，對后世圖書的分類、目錄的編制及文獻學研究，均具有深遠的影響。

這部目錄將東漢前中國人的知識和學問作了一次系統(tǒng)的總結，為后人辨章學術源流、考鏡圖書嬗變，提供了可靠的依據(jù)。因此，自唐代始，學者們就十分重視對《漢書·藝文志》的整理和研究。唐顏師古注《漢書》，于《藝文志》的注釋簡括可靠，為后人研讀提供了基礎。宋王應麟的《漢書藝文志考證》為最早的《漢書·藝文志》研究性專著。其后有王仁俊《漢書藝文志校補〉、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漢書藝文志拾補》，劉光〈前漢藝文志注》，以上為清人的研究成果。近人研究《漢書·藝文志》的成果有瞿潤緡《漢書藝文志疏證》、姚明輝〈漢書藝文志注解》、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李笠《漢書藝文志匯注箋釋》、李賡蕓〈漢書藝文志考誤》、余嘉錫《漢書藝文志索引》、許本裕〈漢書藝文志箋》、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葉長青《漢書藝文志問答》等。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是近年《漢書·藝文志》最新的研究成果。至于在論著中論及《漢書·藝文志》的及報刊上的有關論文，那更是不勝枚舉。

在通釋之前，張先生曾作《漢書藝文志釋例》從五個方面分析《七略〉與《漢書·藝文志》的異同，總結出了《漢書·藝文志》的某些義例。今《通釋〉則是全面疏證《漢書·藝文志》，建樹頗多，是張先生晚年的又一力作。首先，《通釋》對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甄采。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著錄的《周史六韜》一書之下，就采錄了顏師古、沈濤、姚振宗三家之說。這一方法即傳統(tǒng)的“集注”，廣采前人之說，保存并集中了豐富的材料，頗便讀者。其次，《通釋》對句讀有誤者加以訂正。句讀和標點是對原文理解的第一步，不正確的句讀和標點就會造成對原文理解的錯誤。〈通釋》糾正了目前一些通行本《漢書·藝文志》的句讀和標點的錯誤。如《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類“春秋古經十二篇”。有書標點為“《春秋古經》十二篇”。《通釋》標點為“〈春秋》古經十二篇”。后者標點比較符合實際情況。

第三，史證之偶疏者補之。如《國語〉與〈左傳》二書，司馬遷、班固都認為是左丘明所作。張先生認為：“兩書斷限不齊，詳略有異;所載史實，多有不合;甚至同記一事，而互有牴牾。從文體看，復不相類，其非出自一手，昭然易辨。”又，《孫子兵法》十三篇傳世，后人多認為此書為曹操所重編。張先生以新出土的材料證明，曹操重編之說是沒有根據(jù)的。第四，間附論說以評斷之。《通釋》一書評斷的內容非常廣泛，多出作者己見。有對一書作者的確定，如《世本》，張先生認為此書是戰(zhàn)國史官所輯，經秦漢時人整理成編。有對前說的評論，如《漢書·藝文志》孝經類有《爾雅》、《古今字》二書，章學誠認為此二書不當入孝經類。評斷還涉及一書的注本或版本。如《爾雅》，前人注疏有郭璞、邢昺、邵晉涵、郝懿行四家，張先生認為后兩家注本較好。這種評斷對后學有裨益。

四、文獻學的建立作為一個傳統(tǒng)學者，張先生有關文獻學的見解與觀點主要散見于他的文獻學著作中。文革結束后，文獻學教育與研究逐步受到重視，文獻整理工作開展得也較普遍，在這種時代需求之下。張先生將他的文獻學理論進行了一次系統(tǒng)總結，并寫成《中國文獻學》一書。這部書構建了文獻學研究的基本框架，包括文獻學理論探討、文獻研究、文獻整理研究、文獻學史的總結。(一)文獻學理論的探討。張先生主要集中在文獻學要承擔如何的時代使命？二十世紀初，梁啟超提出文獻學即廣義的史學，也就是說文獻學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張先生秉承這一學術觀點，進而討論文獻學的任務，他提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文獻整理，他說：“我國古代，無所謂文獻學，而有從事于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學者，在過去稱之為校讎學家。所以校讎學無異成了文獻學的別名。凡是有關整理、編輯、注釋古典文獻的工作，都由校讎學家擔負了起來。”在這里，張先生認為，校讎學與文獻學，實同而名異。至于文獻學的任務，張先生說：“我們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繼承過去校讎學家們的方法和經驗，對那些保存下來了的和已經發(fā)現(xiàn)了的圖書、資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簡、書書)，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使雜亂的資料條理化、系統(tǒng)化；古奧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進一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條別源流、甄論得失，替研究工作者們提供方便，節(jié)省時間，在研究、整理歷史文獻方面，作出有益的貢獻，這是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文獻整理是文獻學基本任務。在張先生看來，文獻學的主要任務是在文獻整理的基礎上，“去粗取精，刪繁就簡，創(chuàng)立新的體例，運用新的觀點，編述為有系統(tǒng)，有剪裁的總結性的較全面的，完整的《中華通史》，以使人們了解中國悠久的文化，油然而生愛國之心。”從現(xiàn)在來看，這個任務已超越了文獻學家的職責，應當由歷史學家來承擔。但是在過去，文獻學與史學密不可分。因此可以說，這一觀點正是“文獻學是廣義的史學”的一個重要解說。(二)文獻研究。《中國文獻學》詳細討論了古代文獻的材料(甲骨、金石、縑帛和紙)，古代文獻的散亡，古代文獻的著述方式與體例，寫作的模仿、偽托、類輯等。在《廣校讎略》中，作者也涉及到這些問題，但《中國文獻學》在這方面更加系統(tǒng)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