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動機與財富效應的權衡以房養老可行嗎一、本文概述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和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加劇，養老問題日益凸顯出其重要性和緊迫性。在此背景下，以房養老作為一種新型的養老模式，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并引發廣泛討論。本文旨在探討以房養老的可行性，特別是從遺產動機與財富效應的權衡角度進行深入分析。文章首先介紹以房養老的基本概念及其在中國的發展現狀，然后重點討論遺產動機與財富效應對以房養老的影響，最后提出相關建議和思考，以期為推動中國養老事業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在介紹以房養老的基本概念時，本文將闡述其定義、特點以及與傳統養老模式的區別。同時，通過梳理相關文獻和數據，分析以房養老在中國的發展現狀和趨勢，為后續研究提供背景支持。在討論遺產動機與財富效應的權衡時，本文將首先分析遺產動機對以房養老的影響。遺產動機是指個人在遺產傳承方面的心理需求和行為傾向，它可能促使一些老年人選擇保留房產作為遺產，而不是將其用于養老。接下來，本文將探討財富效應對以房養老的影響。財富效應是指房產作為一種資產，其價值變化可能對老年人的養老決策產生影響。當房價上漲時，老年人可能會更傾向于保留房產以獲得財富增值；而當房價下跌時，他們可能會考慮將房產變現以應對養老需求。在綜合分析遺產動機與財富效應的權衡后，本文將提出相關建議和思考。例如，政府可以通過完善相關政策和制度，鼓勵和支持以房養老的發展；社會各界也應加強對以房養老的宣傳和推廣，提高老年人的養老意識和選擇多樣性。本文還將探討如何平衡遺產動機與財富效應之間的關系，以實現個人養老需求和社會養老資源的優化配置。二、以房養老模式概述以房養老，也被稱為“住房反向抵押貸款”或“倒按揭”，是一種將住房抵押與養老保險相結合的養老模式。在這一模式下，老年人將其擁有的房屋產權抵押給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以獲得定期的養老金或接受老年公寓服務。老年人去世后，金融機構擁有房屋的處置權，通常通過出售、出租等方式收回投資。以房養老模式起源于美國，近年來在全球范圍內逐漸受到關注。該模式的核心在于利用老年人擁有的房產價值，通過金融手段轉化為養老資金，從而滿足老年人在沒有足夠儲蓄或養老金支持下的生活需求。同時，對于金融機構而言，以房養老模式也提供了一種新的投資渠道，尤其是在房地產市場日益成熟的背景下，這種模式具有較大的市場潛力。然而，以房養老模式也面臨一些挑戰和爭議。房價波動可能對老年人的生活質量產生影響。如果房價下跌，老年人獲得的養老金可能會減少，甚至不足以覆蓋其基本生活費用。該模式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規和監管機制來保障老年人的權益，防止金融機構濫用市場地位或進行不公平的交易。文化差異和社會接受度也是影響以房養老模式推廣的重要因素。以房養老作為一種創新的養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老年人的經濟壓力和提高生活質量。然而，其實施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房價波動、法律法規、社會接受度等，以確保該模式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三、遺產動機對以房養老的影響遺產動機，指的是個人希望將自身財產傳遞給后代的愿望和動機。這種動機在中國社會中尤為顯著，受到傳統文化、家庭觀念和社會習俗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在探討以房養老的可行性時，不得不考慮遺產動機對其產生的深遠影響。強烈的遺產動機可能阻礙以房養老的實施。許多老年人視房產為家族財富和地位的象征，希望通過房產的繼承來維系家族的連續性和社會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不愿意將房產用于養老，而是希望將其完整地傳承給后代。這種觀念使得以房養老模式在推廣過程中面臨較大的阻力。遺產動機還可能影響以房養老的效果。即使老年人同意將房產用于養老，他們可能仍會保留一部分權益，如繼承權或使用權，以確保后代能夠從中受益。這種保留可能使得以房養老的效果大打折扣，無法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然而，也應看到，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觀念的轉變，部分老年人的遺產動機正在逐漸減弱。一些老年人開始更加注重自身的養老需求和生活質量，愿意通過以房養老等方式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一些家庭也面臨著房產繼承的困境，如子女無力繼承或不愿繼承等問題。這些情況都為以房養老提供了可能的空間。遺產動機對以房養老的影響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強烈的遺產動機可能阻礙以房養老的實施和推廣；另一方面，隨著觀念的轉變和社會的發展，部分老年人的遺產動機正在減弱，為以房養老提供了可能的機會。因此，在推動以房養老模式時，需要充分考慮老年人的遺產動機，通過政策引導、社會宣傳等方式來降低其影響，提高以房養老的可行性和接受度。四、財富效應對以房養老的影響財富效應，通常指的是資產價格變動對個人財富和消費行為的影響。在以房養老的模式下，財富效應主要體現在房產作為老年人主要資產的價值變動上，以及這種變動如何影響他們的養老生活和消費水平。正面的財富效應可能會促進以房養老的可行性。當房地產市場繁榮，房產價值上升時，老年人的財富相應增加，他們可能會更有信心和能力選擇以房養老的方式。這種情況下，老年人可以通過出售或抵押房產獲得足夠的資金來支付養老費用，提高生活質量。然而，負面的財富效應也可能對以房養老構成挑戰。在房地產市場低迷時，房產價值下跌，老年人的財富減少，他們可能會感到更加經濟壓力，擔心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養老。這種情況下，即使他們想要通過以房養老的方式獲得資金支持，也可能面臨房產價值不足以覆蓋養老費用的困境。財富效應還可能影響老年人的消費行為。當房產價值上升時，他們可能會更加傾向于增加消費，享受更高質量的生活。然而，這也可能導致他們在未來的養老生活中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相反，當房產價值下跌時，他們可能會更加謹慎地消費，以節省資金用于養老。因此，在考慮以房養老的可行性時，必須充分考慮財富效應的影響。政府和相關部門應關注房地產市場的動態，制定相關政策來穩定房產價值，降低財富效應對老年人的負面影響。老年人自身也應合理規劃資產，平衡當前的消費和未來的養老需求。五、以房養老的可行性分析以房養老，作為一種新型的養老模式，其實質在于將老年人的房產資源轉化為養老資金，以滿足其日常生活和醫療等方面的需求。然而，這種模式的可行性并非一目了然，需要我們從多個角度進行深入的分析。從經濟角度來看，以房養老的可行性受到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在房價上漲的情況下，老年人通過出售或抵押房產獲得的資金可能足夠支撐其養老生活。然而，一旦房價下跌，這種模式可能就無法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養老資金的使用也需要合理的規劃和管理，以確保其能夠持續、穩定地為老年人提供服務。從社會角度來看，以房養老的可行性受到社會保障體系的影響。在一些社會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的地區，老年人可以通過養老金、醫療保險等渠道獲得足夠的養老支持，因此，以房養老的需求可能并不強烈。然而，在一些社會保障體系相對薄弱的地區，以房養老可能成為老年人的一種重要選擇。再次，從法律角度來看，以房養老的可行性受到相關法律法規的制約。例如，在房產抵押、出售等方面，需要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以確保老年人的權益得到保障。對于養老資金的管理和使用，也需要有相應的監管機制，以防止資金被濫用或流失。從文化角度來看，以房養老的可行性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在一些傳統觀念較為濃厚的地區，老年人可能更傾向于將房產留給子女，而不是將其用于養老。因此，推廣以房養老模式需要考慮到這些文化因素，以避免與傳統觀念產生沖突。以房養老的可行性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房地產市場、社會保障體系、法律法規以及傳統觀念等。為了確保這種模式的可行性，我們需要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動以房養老模式的發展。六、結論與展望經過對“遺產動機與財富效應的權衡以房養老可行性”的深入探討，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在當前社會背景下，以房養老作為一種養老模式，確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潛力。這一模式能夠有效地利用老年人的房產資源，轉化為養老資金，緩解養老壓力。通過遺產動機與財富效應的權衡，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以房養老模式在實際操作中可能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然而，要真正實現以房養老的廣泛應用，還需要在政策和制度層面進行進一步的完善和創新。例如，可以通過優化房產稅政策、建立更加完善的房產評估和流轉機制等措施，提高以房養老模式的吸引力和可行性。還需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提高老年人的養老保障水平，為以房養老模式提供更加堅實的支撐。展望未來，以房養老作為一種創新的養老模式，有望在解決養老問題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不斷的探索和實踐，以房養老模式將會不斷完善和優化，為老年人的養老生活提供更加多樣化的選擇。我們也期待更多的學者和專家能夠關注這一領域的研究，為以房養老模式的推廣和應用提供更加科學的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參考資料：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日益凸顯，養老問題成為了社會的焦點。傳統的養老方式，如養老金、醫療保險等，已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養老需求。因此，以房養老作為一種新型的養老思路，應運而生。以房養老是一種利用房產資源進行養老的方式。它允許老年人將自己的房產抵押給金融機構，以獲取養老金或醫療費用等方面的支持。這種方式的優點在于，它能夠充分利用房產資源，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養老保障。以房養老可以緩解政府養老壓力。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政府在養老金和醫療方面的負擔越來越重。以房養老能夠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養老保障，減輕政府的負擔。以房養老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老年人可以將自己的房產抵押給金融機構，以獲取養老金或醫療費用等方面的支持。這樣，老年人就可以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生活質量，享受更好的醫療和養老服務。以房養老可以促進社會穩定。通過以房養老的方式，老年人可以更好地保障自己的養老問題，從而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存在。這樣，社會就可以更加穩定和諧地發展。以房養老是一種新型的養老思路，它能夠充分利用房產資源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養老保障。它不僅可以緩解政府養老壓力，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還可以促進社會穩定。因此，我們應該積極推廣以房養老這種新型的養老方式，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養老保障。隨著社會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加劇，養老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以房養老模式作為一種新型的養老方式，逐漸引起人們的興趣。本文將深入探討以房養老模式，分析其現狀、挑戰以及未來發展。以房養老模式是指老年人利用自有房產的未來價值，通過反向抵押貸款等方式獲取養老金。這種模式為老年人提供了穩定的現金流，幫助他們提高生活質量，實現資產傳承。然而，以房養老模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市場接受度低、政策不完善等。本文采用文獻綜述和案例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以房養老模式進行研究。通過對國內外相關文獻的梳理，總結以房養老模式的優點和不足。結合實際案例，分析以房養老模式在實踐中的應用情況。反向抵押貸款產品的設計還有待完善，如貸款期限、利率等需進一步優化。以房養老模式作為一種新型的養老方式，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然而，目前還存在一些問題和挑戰，需要政府、金融機構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不斷完善政策和產品設計，提高市場接受度。未來的以房養老模式有望為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提供更多幫助，為老年人帶來更多福利。財富效應（TheWealthEffect）是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提出的新理念，指某種財富的累積存量達到一定規模后，必然產生對相關領域的傳導效應或者是控制效應。由于財富本身是多元的，比方說有物質財富、精神財富之分，所以財富效應也就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財富效應是指貨幣財富效應，由于金融資產價格上漲（或下跌），導致金融資產持有人財富的增長（或減少），進而促進（或抑制）消費增長，影響短期邊際消費傾向（MPC），促進（或抑制）經濟增長的效應．簡而言之，就是指人們資產越多，消費意欲越強。財富效應又稱實際余額效應。這一概念是C．哈伯勒提出來的，在研究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況的可能途徑方面，哈伯勒把注意力集中在貨幣財富上，并指出在價格下降時，這種財富的實際價值會增加；因此貨幣財富的持有者會通過支出過多的貨幣，來減少他們增加的實際貨幣余額，從而提高趨向于充分就業的總需求水平。這種價格誘致的財富效應在理論上的正確性，已被各種類型的貨幣財富所證實。廣義的財富效應是指涵蓋了所有財富的更為廣泛的概念，有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物質上能滿足你各種生產生活需要的物品就是財富；精神上能讓你愉悅舒暢的就是財富。50年代的“財富”是激情：中華兒女們豪情澎湃、高歌猛進，金錢是多余的羈絆!70年代的“財富”是斗爭：斗出一片火紅的天，金錢是一種鍛煉覺悟的戰場!80年代的“財富”是變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金錢擠進了發展的硬道理!90年代的“財富”是組合：忙碌發展的中國在創造、在變革、在試驗、在組合各種被解放的元素們，金錢是組合品的標志!世界首富比爾蓋茨曾經說過：真正的財富=觀念+時間,成功者知道一百個失敗的原因同時知道一個成功的方法,失敗者知道一百個失敗的原因卻不知道一個成功的方法。在我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歸屬感、對經濟發展的信心等等，都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而這種不以實際物質計量為單位的財富，其財富效應更加明顯，更有財富傳導和控制效應。其前提是人們的財富及可支配收入會隨著股價上升而增加。因此，人們更愿意消費。財富效應說明的是資產（如股票、債券、不動產）價格的變化如何影響消費，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兩個方面實現的：（1）資產價格的上漲使得公眾持有的資產的名義總額增加，財富的增長會促使公眾增加對商品和勞務的消費，從而消費增加；（2）資產價格的上漲使得公眾對未來的收入的預期增加，按照永久收入假說，未來收入的增長也會促使公眾增加對當期產品和勞務的消費。財富包括兩種形式：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財富的增加或減少意味著兩種資產總額的凈增減，而不是某一種資產的增減，因而公眾手持貨幣資產的增加或減少也并不意味著其持有財富的增減。當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利用公開市場操作，向私人部門購進政府債券，這樣會使得社會現金資產增加，債券資產減少，這改變的只是財富的構成，但財富持有總額未變。同樣，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也會得出相同的結論。通過這種效應有可能影響總需求的擴大或縮小。當財富持有者為償付其他債款或為籌資購買急需品而向商業銀行借貸時，總資產和總負債依然沒有發生變化，貨幣存量的增減也并沒有帶來公眾持有財富的變動。但是，這種財富效應肯定會引起總需求的變化。當財政部為了彌補財政赤字采取印發新的鈔票或者以財政部有價證券為交換，為在銀行取得新的存款而增加貨幣供給時，貨幣存量增加。此時，由于財政部將鈔票支付給公眾或者將存款轉交給公眾，其結果是公眾手持貨幣量增加，但未失去其他資產。這種財富效應會直接帶來商品需求的上升。貨幣存量變動的財富效果大多數情況下是構成財富的各種資產的結構變化，只有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才會產生財富的增減。但無論哪一種效應，都會帶來總需求的改變，這也正是某些西方經濟學家賴以說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一個論據。股市規模制約了財富效應影響的廣度。股市規模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股市的總市值，主要用市值占GDP的比例來衡量，一是指股市的參與面，即持有股票財富的家庭占社會總家庭的比重。沒有足夠的規模，財富效應的影響面相當有限。不確定性是一種普遍的存在，是證券投資的天然屬性，這直接影響到財富MPC的大小。一般來說，在股市趨勢不明朗的情形下，股市中的收入最多只能是暫時性收入，它將不與持久性消費發生固定比率，對消費的影響也僅是暫時的。如果股市波動幅度大，或者投資者趨向于短期投資，其影響將更多的表現為財富的結構調整，而不是總量的增加。股市上漲，對消費產生兩種效應，一是通過增加財富，減少儲蓄，擴大消費的效應，即財富效應。一是因股市持續攀升而產生的賺錢效應，使原本用于即期的消費轉化為股票投資，或者因股市長期下跌，投資者被套牢，導致當前消費被迫減少，即所謂的“擠占效應”。當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利用公開市場操作，向私人部門購進政府債券，這樣會使得社會現金資產增加，債券資產減少，這改變的只是財富的構成，但財富持有總額未變。同樣，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也會得出相同的結論。盡管如此，通過這種效應有可能影響總需求的擴大或縮小。當財富持有者為償付其他債款或為籌資購買急需品而向商業銀行借貸時，總資產和總負債依然沒有發生變化，貨幣存量的增減也并沒有帶來公眾持有財富的變動。但是，這種財富效應肯定會引起總需求的變化。當財政部為了彌補財政赤字采取印發新的鈔票或者以財政部有價證券為交換，為在銀行取得新的存款而增加貨幣供給時，貨幣存量增加。此時，由于財政部將鈔票支付給公眾或者將存款轉交給公眾，其結果是公眾手持貨幣量增加，但未失去其他資產。這種財富效應會直接帶來商品需求的上升。貨幣存量變動的財富效果大多數情況下是構成財富的各種資產的結構變化，只有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才會產生財富的增減。但無論哪一種效應，都會帶來總需求的改變，這也正是某些西方經濟學家賴以說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一個論據。“財富效應”理論認為，股價上升會刺激消費，過度的消費反過來又會提高公司利潤和就業，然后造成通貨膨脹。利潤的提高使股價繼續上升，收入的增加又刺激著對股票的需求。然后股價的上升繼續刺激消費，于是在理論的永動機上，整個循環將重新開始。有一種理論要好得多，認為股價對經濟作出反應，而不是恰恰相反。根據這種觀點，企業家的進取行為創造了能提高生產率的新技術。生產率的提高使收入增加、帶來了預期的利潤及投資。這提高了就業率，促進了經濟增長，同時抬高了股價。這種發展的核心是低稅收、穩定的貨幣、對知識產權的尊重和自由貿易。只要存在這些條件，財富就會以驚人的速度創造出來，股票市場也會有好的表現。這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如果財富效應起了作用，我們應該能看到股價上揚與消費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但兩者之間幾乎不存在什么關系。從1965年到1982年，標準普爾指數平均每年只上升14%，而消費開支的年增長率從5%上升到了12%。1981年以來，股票價格上升了約1200%，而消費開支的增長速度實際上有所減緩。如果財富效應的確存在的話，那么它竟然隱藏了近40年，直到1999年才表現出來。談到通貨膨脹，該理論的證據就更少了。1965年，除食品與能源以外的個人消費減縮指數（減縮指數剔除了物價變動因素，又稱消除通貨膨脹指數）按年率計算增長速度僅為13%。到80年代初，雖然股市蕭條，但通貨膨脹的年增長速度達到10%。自從80年代初經濟繁榮開始以來，通貨膨脹率一直在下降，到今年4月，“核心”個人消費減縮指數只比一年前高了7%。這一切證據都沒有動搖格林斯潘和美聯儲的其他成員。不同的財富時代，人口遷徙一直遵循的三個基本規律是：第一，人口遷徙總是從資源貧乏國家流向資源豐富的國家；第二，人口遷徙總是由人口稠密的國家流向人口稀疏的國家；第三定律就是遷徙的人口主體都是遷出地最具有創業能力的優秀人口。那么，在這三個流動定律支配下的人口遷徙，對遷入地和遷出地財富效應到底是怎樣的呢？歷史上最著名的移民國家莫過于美國。美國的富強歷史，既是一部創業史、戰爭史，同時也是一部持續不斷吸引移民的財富持續流入史。航海大發現后至18世紀末，有200多萬以上的歐洲人移居到新大陸，這些人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創業資本、生產工具，還先后從非洲等地購買了1000多萬名黑奴，從而使北美洲迅速從原始的采獵經濟時代進化到農業（種植園）經濟時代，并且開采礦山，產生了近代加工業，以及相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移民引發了北美大陸第一次財富大爆炸。從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又有數千萬歐洲人移居美國。尤其是二戰期間，大量在歐洲受到迫害的猶太商人和科學家遷徙到美國。二戰以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相應地也成為國際移民的首選目的地。歐洲人、墨西哥人、亞洲人都爭先恐后地移民美國，從而導致美國在1952年制定了新移民法。根據1952年新移民法，1951年到1955年期間每年平均有近100萬名非法移民被美國驅逐出境。1965年新移民法實施后，歐洲非法移民美國的人開始減少，亞裔的非法移民增長更快。上述向美國的移民，無論是早期的自由移民，還是后期的合法或非法移民，至少都是成熟的勞動力，更多移民還攜帶著技術、技能和資本來到這個國家。雖然增量人口會帶來一些諸如就業壓力、治安等社會問題，但是幾乎所有移民對這個國家的財富增長都是做出貢獻的。不僅如此，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不僅聚集了工業革命初期歐洲新教徒和創業精英，而且聚集了猶太人、華人等全世界各民族的優秀分子，這些高素質的科學家、企業家、商人和勞動者是美國成為全世界財富聚集地的根本原因。除了美國之外，歷史上大量引入移民的國家還有殖民時期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南美洲諸國。由于是從歐洲等發達地區引入創業人口和創業資本，所以移民造就了上述國家的經濟繁榮。二戰后由于歐洲重建需要，大量需要移民，最初是歐洲內部的移民，如愛爾蘭人流向英國，意大利人、葡萄牙人、波蘭人向法國和北歐國家的移民。后來由于數量上不能滿足，所以開始從各自的殖民地國家移民。于是，從馬格里布到圭亞那，從印度到馬魯古群島，大批青壯年勞動力資源被送到歐洲。1970年歐洲吸引的移民人數從1950年的400萬增加到1100萬。移民促進人口輸入國財富增長的例子，除了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典型的早期殖民國家之外，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色列，從世界各地聚集到以色列的猶太人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就在那片不毛之地建設起一個富裕的國家。既然有這么多國家的繁榮是受益于移民，那么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對移民進行重重限制呢？因為移民既是財富的創造者，又是財富消費者，同時還會對遷入國的資源、環境、基礎設施、就業帶來影響。移民是否受到歡迎，關鍵取決于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如果移民的財富創造能力大于其財富消費能力，那么我們可以把他稱為產品剩余的提供者，也就是區域財富的凈貢獻者。反之，移民就是遷入地財富的凈消耗者——只有這個國家面臨需求不足，且移民攜帶足夠貨幣資產的情況下，財富凈消耗者的遷入，才是有益的。其二，即使是剩余產品的提供者，還要看這些新移民的生產效率是否高于遷入地區的人口邊際生產力，以及環境、基礎設施承受能力。如果新移民的預期勞動生產率大于其消費能力而低于遷入區的人口邊際生產力，那么其遷入人口的財富效應就是增加該地區的總量財富，但是會降低該地區的人均財富。如果短時期內的遷入人口不能很快就業，或者超出了遷入城市環境和基礎設施的承受能力，就會降低原有居民的生活質量。即便是沒有超出環境和基礎設施承受范圍，也沒有降低遷入地人均財富，移民也能夠找到就業機會的情況下，發達國家還是會限制很多移民。原因是，移民可能會與當地居民競爭就業機會和自然資源，降低平均工資等等。但是研究表明，移民的進入由于存在著人才就業結構的交錯，并沒有顯著增加人口輸入國的失業率。移民還有可能因為促進了國際貿易而增加了所在國的就業機會。通過研究我認為至少移民增加數量同失業率之間沒有必然的相關關系。而另一項對1991—1995年間15個歐洲國家的實證統計分析則表明，一國的人口通過移民輸入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帶動其GDP增長25%-5%。總而言之，無論是歷史的還是理論的研究都表明，移民對于遷入而言，絕大部分情況下意味著財富的增加。盡管發達國家對待移民進行越來越多的限制，主要選擇那些高素質人口、技術攜帶者和資本攜帶者，但是歷史將證明，這種排斥勞工的做法對于上述國家的財富增長未必是有益的。除了在經濟蕭條和其他原因造成的人口壓力較大的歷史時期之外，一般而言，移民對于遷出國的影響從長期看是不利于財富增長的。15世紀末16世紀初“地理大發現”后，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國家先后在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