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新制度經濟學思考新制度經濟學家往往考察不同發展水平國家內部影響和制約經濟成就的制度因素，而較少關注國際制度的演進及相關問題。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的“約束特定行為模式和關系的一套行為規則”如國際政治秩序、國際經濟秩序（包括國際貨幣體系）恰恰也正是制度從而也是制度經濟學所不可或缺的內容。1997年從泰國開始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是二戰以來持續時間最長、涉及國家最多、影響最為嚴重的一場經濟危機，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認為，這場金融危機最主要還是來自于制度上的內源性結構問題，尤其是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和非均衡性，是金融危機形成的根本原因。本文試圖從制度變遷的社會績效角度，來分析國際貨幣體系演變的內在動機與改革方向。一、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制度非均衡的表現制度非均衡是導致制度變遷的前提條件，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內在動機。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這種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兩點。1.主體行為錯位。一般地說，國際貨幣制度包括國際儲備資產的確定、匯率制度的協調與國際收支的調節方式等幾個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西方國家的貨幣制度進入一種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時期，但作為布雷頓森林時代標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卻依舊在國際經濟金融活動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究其來源實際上是二戰之后英美兩個大國在各自提出的“凱恩斯計劃”與“懷特計劃”之間斗爭的結果，代表了資本主義大國利益。由于IMF殘存的舊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沒有發揮應有的最后貸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機中開出一些不適當的“藥方”而備受世人的非議。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個旨在穩定國際匯價、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并通過提供短期信貸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暫不平衡問題的國際機構，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金融組織，與世界銀行和WTO并列稱為世界三大經濟“聯合國”。50多年來，IMF對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政策、匯率確定和貨幣政策都產生重大的影響。IMF始終以體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主線，美國在基金組織中一國所占的份額就達到18%，擁有絕對的否定權。IMF對會員國的貸款規模極其有限，而在資金分配方面又存在著不合理之處，其貸款按會員國交納的份額分配，主要發達工業國占有份額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貸款資金最需要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另外，IMF提供貸款時附加的限制性條件極其苛刻，這種限制性條件是指IMF會員國在使用它的貸款時必須采取一定經濟調整措施，以便在IMF貸款項目結束或即將結束時能夠恢復對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機構一樣，在發放貸款時必須考慮貸款資金的回收問題，以保證它擁有的資金能夠循環使用，就此而言，IMF發放貸款時附加限制性條件顯然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從IMF近年來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貸款限制性條件的實際結果看，由于IMF對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夠準確和全面，附加貸款條件規定的緊縮和調整措施卻給借款國的經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在金融危機中，接受IMF的資金援助的東南亞各國都被迫按其所開的“藥方”進行調整和改革，而這些“藥方”都是：要求危機國采取財政緊縮和貨幣緊縮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資進入并進一步穩定匯率；要求亞洲各國整頓金融機構，加速開放市場并邁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補貼政策等。IMF的這些限制性條件，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資本流動自由化，反倒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的動蕩；此外IMF對這些面臨匯率風暴沖擊的國家采取強制措施，不但無法恢復投資人的信心，反而加劇了資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業的資金成本大幅提高，從而加速破產的速度，并引發通貨膨脹的急劇上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指責美國借IMF對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貸款之名，實行“經濟殖民主義”的掠奪。美國以援助為籌碼逼迫東南亞各國開放國內市場，并要求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樣更動搖了市場的信心，使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徹底瓦解，1976年簽訂以浮動匯率制合法化、黃金非貨幣化為主要內容的牙買加協議從此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國際金融進入了一個沒有體系的時期（注：學術界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有人稱其為“沒有體系的體系”，也有人將其歸納為牙買體系。它的內容是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國際儲備資產，多樣化的匯率安排，多種形式的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及各國相對靈活的國內宏觀政策選擇，這種制度使國際金融市場發生重大變化。）。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不存在“超國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只是各國對外貨幣政策和法規的簡單集合。其特征表現為：各國對外貨幣政策轉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種限制性制度，允許貨幣逐步走向自由流動和貨幣價格的自由浮動，市場成為調節經大的作用。目前，中國在新的貨幣體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選擇是：一方面促進IMF的決策機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們可借鑒歐盟的做法，先在區域內協調，在東亞范圍內用同一聲音說話，憑借其整體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抗衡，這樣就有可能使歐美接受中國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造中發揮較大的作用?？傊?，國際貨幣體系是規范各國間貨幣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為世界范圍內的公共產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創新的特殊利益分配，這其中包含了制度變遷主導型國家對他國的部分權力控制。如以美國懷特計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使美國大受“鑄造稅”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國在二戰后獨霸西方社會的戰略企圖在經濟領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經濟實力相對懸殊，大量發展中國家要求變革國際貨幣制度的愿望最為強烈，是制度變遷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無力承擔制度創新的責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給。但同時美國在全球社會日益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今天又不具備足夠的權威來實施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實際上是一種主導型的制度變遷，政府是決定制度供給的主導力量，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產品，無人提供制度供給，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擁有絕對權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潛能，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具有特別作用。在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的今天，象二戰之后單純依靠一個超級大國的霸主地位來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貨幣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國際社會的多邊協商與外交力量的制衡，這其中發展中國家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歐元與日元的崛起，將與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這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單一國際貨幣的最終目標也會越來越遙遠。儲備貨幣的確定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一個關鍵，而對儲備貨幣的所在國來講又意味著極大的制度創新的優勢。美國、歐盟與日本出于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都有著強烈的制度創新的意愿，紛紛提出有關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構建框架的設想，從實力比較，因此美國、歐盟與日本最有可能成為未來制度創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約束條件是制度的邊際收益等于制度的邊際成本，因此在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邊際的和局部的，這也意味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是一個漸進與漫長的過程?！竻⒖嘉墨I」[1]［美］道格拉斯·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出版社1994年版。[2]潘英麗：《全球視角的金融變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