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的哲學思考摘要：外部因素是任何事物存在和發(fā)展的必要條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不例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泛指超越具體民族和國家范圍的影響和制約其理論創(chuàng)新和現實發(fā)展的外部條件。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需要在概念界定的基礎上，分析其基本特征和作用方式，同時還應從內外因辯證關系視角明確其作用限度。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哲學思考內因和外因辯證關系原理是唯物辯證法關于事物運動發(fā)展的重要原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構成了其內部因素，同時超越具體民族和國界的外部因素也始終對其發(fā)揮著重要影響。任何事物的發(fā)展不僅有內因的決定作用，也離不開外因的促進作用。因此，正確認識并深入研究外部因素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便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一個嶄新課題。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的概念界定外部因素，簡稱外因。“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1](P302)外因是指能夠對某一事物的變化和發(fā)展產生復雜影響的外部條件總稱。正如辯證法大師黑格爾所言：“根據通過與條件的聯(lián)合，獲得了外在的直接性和有之環(huán)節(jié)。”[2](114)一般而言，外因對事物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制約作用，發(fā)揮加速和延緩的作用。不管外因效果如何，作用大小，都不能直接決定這一事物自身所固有的特殊本質、特殊規(guī)律和特殊規(guī)定性。但是在特殊情景下，外因能夠通過局部地改變事物發(fā)展趨向，從而對事物發(fā)展發(fā)揮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對事物的發(fā)展發(fā)揮決定性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體現為一個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發(fā)展趨勢，是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因此，各個民族國家只有在沖破民族和國界的狹隘性和地方性的前提下主動向世界歷史轉變才能在世界歷史中求得生存和發(fā)展。以此觀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要積極融入世界歷史發(fā)展潮流之中，通過對影響其發(fā)展的諸多外部因素的借鑒、吸收、消化、創(chuàng)新，不斷豐富和發(fā)展自身，增強理論活力和生命力，實現自身不斷發(fā)展。具體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是指超越具體民族和國家范圍的影響和制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和現實發(fā)展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綜合，其包括當今時代特征、國際局勢變化、重大世界事件、人類優(yōu)秀文明成果、全球化發(fā)展趨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多種現實境況。當前，學界在馬克思主義主義中國化研究中自覺不自覺地多基于內部因素的分析視角，而缺乏對其外部因素的理性審思。明確提出并合理闡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的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一個內外因素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歷史進程，內部因素不可或缺，外部因素同樣不應忽視。從理論意義而言，從外部因素視角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有助于突破傳統(tǒng)的內因分析范式，從而可以實現對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深化，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經驗和基本規(guī)律的總結拓寬。從現實價值上看，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的形成與發(fā)展都離不開內外部因素的互相影響，尤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外部因素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將會不斷突顯。為此，加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的研究將為我們提供了解和把握當今國際環(huán)境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及發(fā)展趨勢的理論依據，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chuàng)新提供思想源泉，為解決當前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面臨的各種問題提供一些歷史啟示，為開創(chuàng)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提供有價值的參考。總之，這一概念的提出拓寬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視域的理論需要，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寬廣的全球視野，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鮮明的時代特征。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的基本特征（一）非決定性從地位和屬性的意義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具有非決定性的基本特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的內部矛盾規(guī)定了事物的本質屬性，對事物存在和發(fā)展具有決定作用，對事物發(fā)展而言是第一位的；而外部矛盾通常起著加速和延緩的作用，只要在少數情況下，才具用特定的決定意義，即使這樣，其也是以內部矛盾為基礎的，因而對事物發(fā)展而言是第二位的。“事物發(fā)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fā)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fā)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lián)系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fā)展的第二位的原因。”[1](P301)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言，其發(fā)展的根源在于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因而對中國具體實際的認識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部原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發(fā)展的根本動力，這是必須首先應該予以明確的。但是外部因素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也并非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條件也是其創(chuàng)新發(fā)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從某種程度上影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發(fā)展。（二）復雜性從形式和范圍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具有復雜性的鮮明特征。聯(lián)系的普遍性和多樣性決定了外因的復雜性。外因體現為一事物和他事物之間相互聯(lián)系、相互制約的關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從外因作用形式來看，可以將其細化為機械作用、物理作用、化學作用、生物作用、社會作用、精神作用等；從作用范圍而言，又有宏觀作用、中觀作用和微觀作用之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言，在全球化已然成為時代發(fā)展趨勢的現實情況下，其不能固步自封，而應該積極適應全球化的發(fā)展趨勢，不斷擴展理論視野，主動融入時代潮流，實現與外部世界的積極溝通。這就使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也便具有復雜性的特征。這表現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從不同方向和不同維度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不同程度的現實影響和多重作用。例如世界文化成果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言，便具有復雜性，其既有助于豐富和充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內涵，同時也可能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負面效果。（三）具體性從性質和結果來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具有具體性的鮮明特征。由于外部因素復雜性的特征，我們對外因作用的性質和結果就不能一概而論，而應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基本原則。從總體而言，盡管外因的作用復雜多變，但依然可以將其歸為性質不同的兩大類型：一是影響性的外部因素，二是致變性的外部因素。這兩類性質的外因具體作用表現如下：復雜性的外部因素復雜性的外部因素影響性外因致變性外因積極作用消極作用催化、媒介、導向、援助、輔導等妨礙、瓦解、摩擦、干擾、壓制等積極作用消極作用致生性：促成事物的良性質變致滅性：導致事物突然異變在現實世界中，影響性外因和致變性外因并非單獨作用某一事物的存在和發(fā)展，更多的情況是二者綜合作用的結果。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言，其外部因素也具有復雜性的特征。某一外部因素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可以產生諸多方面的影響。例如和平和發(fā)展的時代背景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復雜作用。中國共產黨在科學判斷時代方位和時代主題的前提下，確定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祖國統(tǒng)一理論、調整國防和軍事戰(zhàn)略等。（四）歷史性從變化趨勢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具有歷史性的顯著特征。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此外，如果談到某一國家（例如，談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歷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于其他各國的具體特點。”[3](P375)外部因素也是一個不斷生成、發(fā)展和消逝的歷史過程。隨著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外部因素總是呈現為一個歷史演變過程，有的正在生成、有的蓬勃發(fā)展、有的已然開始衰亡，有的呈現顯性狀態(tài)，有的呈現隱性狀態(tài)等等。具體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言，其外部因素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不斷的發(fā)展變化之中。建國之初，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毫無經驗可言的歷史情況下，只能首先以蘇為師，因而歷史上形成的計劃經濟體制成為影響當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外部因素，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其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也逐漸消逝。這就需要我們以歷史的眼光看待影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外部因素，將其放在世界歷史的發(fā)展長河之中，對其進行準確判斷，全面分析各種外部因素的利弊影響，進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chuàng)造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歷史的眼光分析這些外部條件，還要用歷史的眼光來評價其具體的作用。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的作用方式“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1](P139)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還應關注其作用方式問題。外部因素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影響，是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來實現的：（一）比較所謂比較就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在特定范圍內將彼此有某種聯(lián)系的事物加以對照，從而確定其異同。按照不同的標準，比較可劃分為不同形式。例如按屬性的數量，可分為單向比較和綜合比較；按時空的區(qū)別，可分為橫向比較與縱向比較；按目標的指向，可分成求同比較和求異比較；按比較的性質，可分成定性比較與定量比較等。比較是認識事物的基礎，是人類認識、區(qū)別和確定事物異同關系的最常用的思維方法。黑白、真假、善惡、養(yǎng)丑、好壞、是非、高低、大小、快慢、長短、優(yōu)劣、福禍等都是在比較中才能體現出自己區(qū)別于對方的特定屬性。如果沒有比較，人們要客觀準確地把握不同事物各自的本質規(guī)定將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情。比較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方式。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在《所羅門的雅歌或唯一者》中指出意大利女歌唱家“倍爾西阿尼的歌唱不能與青蛙的鳴叫相比，雖然在這里也可以有比較，但只是人與一般青蛙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倍爾西阿尼與某只唯一的青蛙之間的比較。”[4](P517)比較不是任意的對比，而是具有特定范圍和互相聯(lián)系的事物之間的作用方式，比較應在具有可比性的范圍內才能體現其科學性。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研究中，通過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比較分析，在認清他我異同的前提下有利于深化我們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有利于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決心和勇氣，其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的基本作用方式。（二）借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也離不開對古今中外人類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學習和借鑒。正如鄧小平所言：“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歷史，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fā)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5](P167-168)例如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當今西方思想萬花叢中的一朵奇葩，我國學者曾一度對其進行否定和抵制，他們認為只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正統(tǒng)，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則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觀點是十分可笑的。“我們要推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chuàng)新,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必須加強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批判地吸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積極成果,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要求。”[6](P113)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思想理論的具體內容和概念范疇的具體形式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該重視的理論資源。例如西方馬克思主義提出的“物化”、“主體性”、“整體性”、“文化霸權”、“社會批判”、“合法性”、“解構”、“重構”、等等一系列概念和范疇，作為一種新的話語范式，已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思維方式和思想框架產生了深刻影響。此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范疇也有助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走出蘇聯(lián)哲學教科書的體系束縛，從而實現其向馬克思主義精神實質的回歸。（三）吸納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馬克思主義從來都不是封閉僵化的思想體系，而是在辯證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正如列寧所言：“馬克思主義同‘宗派主義’毫無相關之處，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fā)展大道而產生的一種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3](P309)開放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征之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不例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應在批判鑒的基礎上勇敢地吸納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世界一切優(yōu)秀文明成果。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yōu)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的一切優(yōu)秀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guī)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7](P37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就社會制度而言，兩者是根本對立的，但不能簡單地將資本主義社會創(chuàng)造的一切都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些文明成果并不具有意識形式色彩，比如先進管理經驗、科學技術、經營模式等，不存在姓社姓資的問題，這些文明成果都應該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吸納的具體對象和實際內容。（四）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是指主體基于長期、反復的認識和實踐，特別是在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運動基礎上，達到的實踐上的創(chuàng)造性行為和理論上的質的飛躍。創(chuàng)新是人類特有的思維方式，理論創(chuàng)新是其集中體現。作為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認識活動，理論創(chuàng)新是人類對事物和認識對象的現象與本質、規(guī)律與變化所作的揭示和概括，是認識的深化、拓展與升華。實踐發(fā)展永無止境，認識真理永無止境，理論創(chuàng)新永無止境。“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chuàng)新是社會發(fā)展和變革的先導。通過理論創(chuàng)新推動制度創(chuàng)新、科技創(chuàng)新、文化創(chuàng)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創(chuàng)新，不斷在實踐中探索前進，永不自滿，永不懈怠，這是我們要長期堅持的治黨治國之道。”[8](P537-538)一部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創(chuàng)新過程。可以說，基于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chuàng)新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存在方式。“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發(fā)展很快。現在的一年抵得上過去古老社會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9](P578)這就要求我們緊跟時代步伐，把握時代脈搏，回答時代課題，在新的實踐基礎上不斷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我們考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的理論旨歸在于利用其有利條件來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chuàng)新，并以與時俱進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社會實踐。因此，不論是比較、還是借鑒，亦或是吸納，最終都要通過創(chuàng)新這一環(huán)節(jié)來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斷深化和發(fā)展。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的作用限度“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lián)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10](P359)普遍聯(lián)系和永恒發(fā)展的觀點是唯物辯證法的總特征，是人們考察事物、分析問題的基本原則，二者皆源于事物自身的矛盾性，因而正確認識制約事物發(fā)展的內外因關系問題便成為一個重要的基礎性哲學問題。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內外因共同推進了事物的變化發(fā)展，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之一。內因是事物存在和變化的根本前提，它規(guī)定了事物發(fā)展的根本方向。任何事物的生成、變化、發(fā)展、消逝都根源于該事物的內部矛盾，外因作用的發(fā)揮，即使在特定條件下的決定作用的發(fā)揮也只能以此基礎，必須通過內因互動才能實現。正確認識內外因的關系問題，就必須反對非此即彼的內因決定論和外因決定論。前者只關注內因歸根結底意義上的決定作用，而忽視外因作用的發(fā)揮，具有絕對化、模式化的錯誤傾向；而后者單純強調外因在特定條件下的決定作用，沒有看到內因在事物發(fā)展中的基礎地位，違反了辯證唯物主義關于內外因關系的基本原則。總之，我們不能在總體上給內因或外因在影響和制約事物發(fā)展中的地位下一個簡單結論，而只能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對于它們在促進一事物具體發(fā)展過程中的具體作用進行客觀把握。客觀情況怎樣就怎樣，既不擴大它，也不縮小它。理論的問題不能僅僅依靠理論自身來解決，而必須將其置于社會實踐之中，讓現實來回答。具體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視域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和觀點考察當代中國具體實際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部原因和理論創(chuàng)新的根本動力；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考察當今時代特征、世界文明成果、經濟全球化發(fā)展潮流、當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變化、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外部因素也是當今時代向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一項重要歷史使命。但需要明確指出的一點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才是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fā)展創(chuàng)新的根本，外部因素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真正發(fā)揮其作用。參考文獻：[1]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黑格爾.邏輯學（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114.[3]列寧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項武生、閆映雪.理論創(chuàng)新機制及對建設學習型政黨的價值[J].理論探討,2010(2).[7]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江澤民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江澤民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民族主義與教育讀后感

在杜威的眾多教育著作中，1916年發(fā)表《民主主義與教育》可以作為杜威的教育思想的總綱。有些英美學者把它和柏拉圖的《理想國》以及盧梭的《愛彌兒》并列，視其為教育經典中的經典。在此書中，杜威接著盧梭的自然主要義教育思想，發(fā)展出了一整套“兒童中心論”和“從做中學”的教育教學理論，這在尊重兒童、熱愛兒童的現代兒童教育革命中做出了重大貢獻。重溫《民主主義與教育》這本書，是理解近百年來美國以及眾多國家尤其是中國教育演進的鑰匙，更是當下中國教育改革可資鏡鑒的寶貴思想資源。

一、學校教育是一種民主教育在杜威生活的年代，美國傳統(tǒng)教育有兩大弊端：一是脫離社會，一是脫離兒童。“兒童是教育的出發(fā)點，社會是教育的歸宿點，正像兩點之間形成一條直線一般，在教育出發(fā)點的兒童和教育歸宿點的社會之間，形成了教育歷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就會教育和造就出什么樣的兒童，而如果想造就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社會，又必須從兒童教育抓起。杜威的想法是社會的公平民主首先要求教育做到公平民主，須通過教育來改造社會。應該說，這是比較符合教育的社會定位的。所謂民主主義社會，是指人人共享利益，人人能夠互愛互賴，能夠自由交往，能夠協(xié)力維持社會繁榮和進步的社會。它有幾個基本特征：一、它是人人平等的，不是等級森嚴的；二、它是自由開放的，并非專制封閉的；三、它是和平共處的，而非以暴力相威脅的。教育改造人類，改造社會，取代革命。學校是社會的一部分，不能獨立于社會之外而獨自存在，一個民主主義的社會不容許學校教育有背民主和有礙道德發(fā)展的現象存在，必須符合民主主義社會這三個原則或精神。教育民主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民主的社會需要民主的教育，而學校的教育亦應該是一種個性化的、自由平等的、民主的教育。杜威認為，“民主主義不僅是一種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種聯(lián)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種共同交流經驗的方式。”（第92頁）如果說民主是一種通過教育養(yǎng)成的生活習慣、一種生活方式，那么這種習慣或方式是怎么養(yǎng)成的？這就有賴于教育。而民主主義社會給教育提出了極高的要求。這里撇開教育民主中的學校管理的民主不談，僅談課堂教學的民主問題。其一、教師與學生在人格尊嚴上是平等的，賦予兒童以主體地位，樹立起“兒童中心論”的意識，反對“教材中心論”、“教師中心論”。兒童中心論就是重視兒童求知好動的天性，避免傷害兒童的天性與興趣，讓兒童做為學習的主體自己主動地學習。對此，杜威說到“現在，我們教育中將引起的改變是重心的轉移。這是一種變革，一種革命，是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從地球中心轉移到太陽中心一類的革命。在這里，兒童變成了太陽，教育的一切措施要圍繞他們而組織起來。”夸美紐斯認為，“學校是兒童心靈的屠宰場。”一個長期生活在專制社會的教育制度下的兒童，長期受制于家長、教師和長輩等威權力量，從小就極容易養(yǎng)成一種絕對服從和獨裁專制的生活方式，無法領悟到自由的真諦和民主的精神，對民主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種戕害。僅在學校教育領域，教師的教育強制也是一種社會強制，對于民主的生活習慣的養(yǎng)成確實是一種摧毀性的威脅。因此，教育民主對于社會民主至關重要。而當下習見的權威式的教育、階級化的教育、貴族化的教育乃至國家主義式的教育，由于違背了自由和民主的精神，皆在杜威的批判之列。應該說，上述不正常現象的出現，與教育民主的缺失難辭其咎。一個兒童課堂里都談不上民主的社會，遑論整個社會的民主！我們作為教師，應該自覺認識到教育民主、教學民主對于造就一個合格公民意識的人，對于建設民主政治的重大意義。其二、老師不能以強制的方式教育學生，更不能靠暴力或權威相威脅，強制學生服從或被灌輸，而應該讓學生以主動自愿的方式去接受教師以及教師所要傳授的知識。學習不是讓學生服從，也不是讓學生的自由愈少愈好，而應該尊重學生，以自由開放的方式去教育學生。其三、知識是無限多樣的，也是無止境的，教師無權剝奪學生自由摸索解決問題的權利，應盡量避免教條專制的“一言堂”現象。當下，民主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和應有之義。其實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一種思想理念，它需要通過學校教育等渠道在國人心靈之中生根發(fā)芽。但是國人自小進入幼兒園開始，就開始接受幾乎專制、封閉、奴化和腐敗的教育，只教死書而不育活人！如建設民主之中國，請從學校的民主教育和教育民主開始！學校教育的民主政治所包括的民主教育和教育民主兩個方面，前者是指教師通過民主的方式來傳授知識、教育學生，生成民主意識和民主習慣；后者是指國家和學校行政當局通過民主的方式來管理教師教學科研行為，給師生營造出民主的教學條件與氛圍。

二、“學校即社會”：學校教育是一種社會教育人們常說，學校就是一個小社會。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看到社會與學校教育的同質化、同構化現象。換言之，就是有什么樣的社會就有什么樣的教育；有什么樣的教育就會有什么樣的社會。用杜威的話來講，就是“學校即社會”。杜威認為社會環(huán)境就是一種教育，“社會環(huán)境無意識地、不設任何目的地發(fā)揮著教育和塑造的影響。”（第19頁）杜威強調“環(huán)境的無意識的影響”，是為了說明生活于現實生活中的兒童無時無刻不是受到了周圍環(huán)境潛移默化的顯著影響。學校教育的傳導機制與這種生活化的教育并無本質的不同，也是通過榜樣示范和模仿學習等手段來傳達教化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學校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環(huán)境。不過杜威承認，“學校是特殊的環(huán)境”，“學校當然總是明確地根據影響其成員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傾向而塑造的環(huán)境典型。”（第21頁）學校環(huán)境的特殊性主要在于，人們總是盡可能全面展現人類文明的精華面，而避免社會丑陋現象的出現，有其凈化功能，相對于社會環(huán)境顯得單純和理性。雖然杜威承認了學校教育相對于社會教育的特殊性，不過他反對將學校教育隔絕于社會教育這一大環(huán)境之外。恰恰相反，學校教育應該為了學生更有力地去應付外甚至去凈化面復雜多變的社會環(huán)境，而不是讓學生從社會環(huán)境中退出來，成為襁褓中的嬰兒弱不禁風，弱化學校的社會教育功能。“如果學校脫離校外環(huán)境中有效的教育條件，學校必然拘泥書本和偽理智的精神替代社會的精神。”很不幸的是，當下中國的兒童教育情況恰是如此拘泥書本和脫離社會。只強調書本知識的學習，“努力求得孤立的知識，和學習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第43頁）如果學校一味強調學校環(huán)境的特殊性，杜威認為這是極其危險的。道理很簡單，因為應付環(huán)境的技能并不能通過成人們教給兒童的那些先入為主的成見來完成。“真正的社會控制就是要養(yǎng)成一定的心理傾向，就是理解事物、事件和動作的一種方法，使們有效地參與聯(lián)合的活動。”（第39頁）這需要孩子們自己在學校這一社會共同體里學會如何進行群體生活的技能，與他人進行溝通和合作的方法。成人不能越俎代庖，只是營造一種環(huán)境，讓兒童們自己感受、經驗，久而久之將社會生活規(guī)則內化為自己生活的一種習慣，尤其是民主的生活習慣。“當我們不再企圖用和成人成就進行固定的比較來解釋未成熟狀態(tài)時，就不得不拋棄把未成熟的狀態(tài)看作缺乏所需要的特性的見解。拋棄了這種見解，我們也就不得不放棄一種習慣，把教學看作知識灌進等待裝載的心理的和道德的洞穴，看作填補這個缺陷的方法。”（第56頁）杜威這種“不問年齡大小”的教育理論，使得成人和教師在傳統(tǒng)兒童教育中的說教者的形象定位“毀于一旦”，其主體地位或絕對主導地位可以說蕩然無存。主張兒童主體地位的“兒童中心論”無疑是取消了教師的主體地位和強勢地位，這對教師提出了新的角色定位要求。杜威給教師進行的重新定位，即“教育無目的論”。所謂教育無目的論，是針對成人來說的，“教育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改組、不斷改造和不斷轉化的過程”，兒童生活和成長是無止境的過程，兒童教育則是一種在生活中成長發(fā)展的過程，讓兒童在生活過程中自己自由自在地學習、成長、提高，成人不應該給兒童們設置那些那些尚不可理解、遙不可及的終極目標。用杜威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教育的過程，在它自身以外沒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第54頁）教育的目的不是在兒童自身之外另外棄置一個目標讓其去追求，而是看教育本身能給孩子的首創(chuàng)精神和可塑性提供一個什么樣的環(huán)境條件，為孩子們實現自身愿望提供方法到什么程度。教育的成功，不在于周而復始地給孩子們灌輸了多少知識，而在于面向未來的開放程度，以及提供給孩子們自己塑造自我、發(fā)掘天賦潛能、實現愿望的機會多少。教育是一種塑造，而不是一種重演。唯有如此，一代代人才能青出藍而勝于藍。如果只是服從，那么只有簡單地進行代際重復。有人批評，教育無目的論是一種自由放任主義。杜威則指出培養(yǎng)兒童自己主動去應付環(huán)境的習慣，并不是放任自流。這與盧梭的自然主義的率性教育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當然，杜威的無目的教育實際上并不是無目的的。他只是希望通過消解傳統(tǒng)教育中對兒童的社會強制，進而實現兩個最主要教育目的：一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二是科學的思維方法。只有通過這兩者，才能實現教育與民主社會的統(tǒng)一。

三、“教育就是生活”：學校教育是一種生活教育杜威說，“沒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所以我們可以說：教育即是生活。”“生活就是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不斷生長，就是生活。”（第58頁）換句話就是“從做中學”。杜威認為，“努力使自己繼續(xù)不斷地生存，這是生活的本性。因為生活的延續(xù)只能通過經久的更新才能達到，所以生活便是一個自我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