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交際舞對中國女性社交生活的影響

在傳統社會中，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公開社交是不存在的。由于男女之間經濟上的不平等,也就決定了男女之間人格和社會地位上的差別,交際也就不能自由的進行。女性因為經濟上不獨立、社會地位低下,他們不能和男性一樣獲得應有的交際權利,所以只能靠自己的身體和節操并依附于男子來維持生計。在男權社會,男性為了達到對女性的占有欲,也千方百計地設置各種禮規保有女性的貞操。為了阻斷男女之間的正常交往,“男女有別”“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作為傳統社會男女之間的交往準則被禮法確定下來,成為社會女性“婦德、婦言、婦容和婦功”必須嚴格遵守的禮教信條。在封建禮教的要求下,社會公共事務只有男子參加,女子被排除在外,女子無權參加任何社會活動,女子的社交空間被限制在家庭之中。傳統社會的女性由于沒有正常的社交生活,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幾乎成為她們生活的全部,社交生活的匱乏不僅限制了她們的人身自由,而且也限制了她們正常的社交能力的發揮。女性在封建社會失去的不僅僅是政治權力、經濟獨立和人格尊嚴,而且應有的社交權力也被無情地剝奪,在社會公共空間的日常生活中女子深居簡出,與世隔絕,被囚禁于家庭內部,即便到了20世紀初期,歐風美雨依然沒有叩開中國女性社交的大門,不少女性“偶然在門口站站,也要遮遮掩掩,探出退進,一見有了人,便好似見了老虎一樣,往里直逃”。中國近代女性的社交生活,隨著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進程加快而發生了明顯的改變。西方女性時尚的社交生活沖擊著中國傳統的社會交際方式,中國都市中的女性,在學習和效仿西方社會生活方式方面走在了時代的前列,成為20世紀中國社會變化最快的一個領域。都市女性日常生活的豐富,揭示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而女性社會交際的擴大,無一不與西方政治思潮傳入中國、西方生活習俗和生活方式傳入中國有著直接的關系。改變都市女性社會交往的最直接的工具就是交際舞。交際舞在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傳播、效仿、流行,不僅沖擊著傳統的禮教和道德藩籬,而且也成為女性身體解放、思想解放乃至生活自由效仿的樣板。從某種意義上講,交際舞東傳是中國女性走出傳統藩籬、走向社會、展現自我、使女性成為真正社會人的關鍵所在,對女性正常的社會交際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一女性交際舞的屬于自由而獨立的行為交際舞在中國的傳播和流行,與20世紀初期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在中國的興起和傳播有著直接的關系。清末民初,西方自由平等學說開始在中國傳播,西方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國興起,長期以來中國女性所遭受的思想禁錮和身體束縛在此時有所松動。這一時期,社會開始默許女性參與政治活動和其他社會工作,但是由于封建禮教的長期束縛,女子期望的正常社交生活依然不可能公開進行,即便是走在時代前列的女子學校,對男女之間的正常交往也是百般禁止,甚至為了維護“禮教”的正當性和嚴肅性,制定了各種規定,比如男性到女子學校當教員,“必須年滿五十歲,沒留胡子的不要;教員教書,二目必須仰視,眼看天花板,不準看學生的面孔”。在女子學校的男性教職員,“盡是彎著腰、帶著須才能聘他”。也只有這樣,才符合傳統禮教的男女交往準則。更有甚者,為了維護男女交往的禮規,在一些學校男教師甚至不能和女學生面對面,“講臺上掛著一塊帷簾,將師生隔開,學生但聞其聲,不見其人,實行‘垂簾’講課”。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興起,使中國傳統社會“男女有別”的封建禮教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在這個時候,一些進步學者提出了男女公開交往的口號和主張,如陳獨秀就曾尖銳地指出,“男女有別”“男女授受不親”等封建禮教,是對女性的極大侮辱,公開提出男女交際公開化應該成為社會的常態,“今日文明社會,男女交際率以為常”。雁冰在《男女社交公開問題管見》一文中更是從男女人格平等的立場出發,強調:“男女社交就是男女人格平等的表示,反對男女社交,就是反對男女平等。”更有人從“女性也是人”的角度探討男女之間的交往正當性,把女性享有的自由社交權力作為女性解放、人格獨立的先決條件。五四時期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對美國男女社交的進步意義大加贊賞,他說:“(美國)女子因為常同男子在一起做事,自然脫去許多柔弱的習慣;男子因為常與女子在一堂,自然也脫去許多野蠻無禮的行為(如穢口罵人之類)。最大的好處在于養成青年男女自治的能力。”西方女權思潮的傳入以及知識界關于男女社交公開化的討論,對當時社會風氣的文明進化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都市中的青年男女,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的一些新女性,更是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大膽地走向社會,參與社會交際,男女交際隔絕的“中世紀”圍墻被拆除,女性逐漸成為都市交際生活的新生力量。最先打破男女交際大防藩籬的是西方交際舞的傳入,男女的正常交際不僅僅是思想上的,身體上的接觸恰恰是封建禮教最忌諱的,也是阻礙男女交際的最后一道防線。當這道防線被沖破后,女性的社會交際就再也沒有什么顧忌可言了。作為社會交際的一種娛樂形式,交際舞完全是由西方殖民者帶來的。鴉片戰爭以后,隨著開埠通商,西方殖民者蜂擁進入中國,他們帶來的不僅僅是西方的物質文明,也帶來了西方精神生活領域中的娛樂文明,交際舞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登陸中國的。1850年11月,上海租界里的西方人舉行了第一次正式的交際舞會。1897年,為了配合慈禧“萬壽慶典”,上海道臺蔡鈞在上海舉行中國官方的第一次大型舞會。此后盡管交際舞會不時在中國一些大都會出現,但只是來華外國人自身的娛樂活動,既不對外售票,也不允許中國人進入。當時的中國人對西方交際舞男女雜處、摟摟抱抱的娛樂形式采取一種鄙夷的態度,不但中國男性不屑于參加,女性不敢也不允許參加。但是進入20世紀以后,尤其進入民國后,歐風美雨全面侵襲中國,交際舞也走出租界、使館區,走出洋人生活的圈子,開始作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在中國一些都市蔓延開來,女性也成為交際舞生活方式的引領者、效仿者。中國女性最早參加的西式交際舞會是留學歐美的一些留學生。1914年1月3日的《申報》登載了一條消息:元旦當天,一些從歐美留學歸國的學生在廣州“于除夕夜開親睦會,聚宴跳舞,且有婦女與會”。就這樣一條新聞,由于是在外國留學回來的留學生之間舉行的,盡管有女性參加,也并沒有引起社會的關注。但是民國建立后,交際舞在上層社會急速發展,為了和國際接軌或者招待外國使節,北京政府舉辦了多種交際舞會,但實際參加者多是一些洋人,中國人多作壁上觀,女性更是不敢進入這種場合,男女之間摟摟抱抱、面對面相擁而舞的娛樂方式在傳統“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面前尚無人敢越雷池一步。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這種情形發生了巨變,西式舞場如雨后春筍般在一些大都市出現,跳舞成了最時髦的生活消遣方式。引領跳交際舞潮流的當屬十里洋場的上海,“最新還趕熱鬧的,要算上海人……差不多成為社會流行的一種新娛樂。每逢朋友問起今日做何消遣,總高聲回答道:跳舞。以為不曾踏進過跳舞場,便不算時髦呢”。此時的上海,因跳交際舞成為最時髦的娛樂生活方式和消費生活方式,舞廳以勢不可擋的氣勢蔓延整個上海灘。“此數月來,跳舞之風,盛行海上,自滬西曹家渡而東,以及滬北,試一計之,舞場始不下數十。”到了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舞場依然閃爍著絢爛的華光:“而上海則巴黎時裝、歐美大菜、洋樓大廈、跳舞場、電影院、無線電、摩登女性,看不盡的繁華。”作為一個開放性的國際性大都市,上海最早接受交際舞這種娛樂方式,當屬情理之中,而且一旦這種異域的娛樂方式進入尋常市民生活,很快就為市民所接受,一經濡染,立即風靡。從有關資料統計可知,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舞廳不下50多家,不僅有像“百樂門”“維也納”“大都會”等高級舞廳,而且其他小的舞廳也不計其數,能夠滿足上海不同層次的民眾消費需要。當然經常光顧舞廳的,除了達官貴人、富豪巨賈,也有不少風流才子、閨閣名媛等。對此情形,郁慕俠在《上海鱗爪續集》中進行過描述:“到舞場中的朋友,不但是摩登女郎、慘綠少年,而白發盈頭、長袍馬褂的老頭兒,也很多很多。”“男女同舞,臉兒相偎,手兒相持,腿兒相挾,腳踵兒隨樂聲而旋轉。”在上海引領交際舞的同時,天津、北京、廣州的跳舞之風也漸漸流行起來。“近來中國跳舞之術流行,從前以上海為盛,邇來天津、北京時髦女子亦都趨之若鶩。”像天津,交際舞首先從租界洋人開設的飯店向社會蔓延,由于舞客較多,舞業利潤可觀,天津的一些中國人開設的飯店也紛紛效仿。像其他大都市一樣,城市中的年輕人跳交際舞、剪發、穿皮鞋、穿洋裝,成了人們追逐的消費時尚,尤其是天津人“到福綠林去跳跳舞,到電影院去出出風頭”成了時髦的標志。當跳交際舞成為更為文明、更為時尚、更富有現代氣息的娛樂形式后,人們充分意識到,交際舞不僅僅是男女之間身體愉悅的娛樂方式,而且通過男女之間動作的配合和對音樂的感受,對建立一種融洽的人際關系、人與人之間感情的溝通等大有裨益,交際舞就成為那個時代最富有誘惑力的交際手段。二女性交際舞的變化交際舞作為一種時髦的都市娛樂方式,所體現的現代化的文化內核就是新的消費觀念的形成。在20世紀30年代,初次體驗西方文明的中國人對西方現代性的物質層面比它的精神層面更容易被中國人所接納,至于上海人對西方現代性的物質形式的接受是明顯遵循一個典型的步驟:“初則驚,繼則異,再繼則羨,后繼則效。”上海接受西方文明的步驟恰恰是中國近代以來接受西方文明所遵循的規律,物質的層面遠沒有精神層面所涵蓋的異質的民族性的道德、習慣的羈絆,初則驚———繼則異———再繼則羨———后繼則效這幾個步驟,正是西學東漸在中國演進的一般規律。交際舞在中國的流行,悄然改變著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日常娛樂方式,與一個群體的迅速崛起有著直接關系,也與女性身體解放、思想解放、消費觀念的變化不無關系。正是女性對新事物、外來新文化的擁抱和接納,促成了女性在社會公共空間的發言權,同時也改變著中國傳統女性的社交方式。中國傳統女性的角色轉換與20世紀30年代新式女性的崛起和身體解放為標志。民國以后,女性除了“求解放自己,確立高貴的人格和理想”外,再就是“了解新思潮的真意義”,追求“精神解放”。在這種社會思潮的推動下,“新式女性”“摩登女郎”成為都市的新形象。“新式女性”“摩登女郎”是有別于傳統女性的,她們是受世界新思潮影響并追逐時尚的女性,“新式女性”由原來的“家庭的人”走向了“社會的人”。新女性受西方女性審美時尚的影響,身體形象上盡取西方女性的審美觀念,突出女性的曲線美。“摩登女郎”完全是生活在都市中崇尚時髦和表現自我的女性代表,是消費文化的附屬物。她們交際的舞臺以咖啡館、舞場為主,自由戀愛,毫無顧忌地出入各種消費場所,以自己的身體進行各種交際,趨時和奢華成為她們的主要特征。新式女性群體的崛起,改變了中國傳統女性的身體形象,也改變了女性社會交往的空間,而女性真正獲得交際的工具無疑是熱衷跳交際舞,跳交際舞為女性不斷擴大的社交能力和社交空間提供了舞臺。現代女性的社交正是從跳交際舞開始的。女性通過交際舞參與社會交際,是民國以后才有的事。盡管民國以前西方交際舞已經傳入中國,但熱衷于跳舞者基本上是洋人。民國成立后,中國人開始在上流社會模仿洋人舉行舞會,參加舞會的不僅有洋人,也有華人;不僅有男人,也有女人。如1914年2月9日《申報》曾刊登《記外交部之跳舞會》一文,詳細記述了當時舞會的盛況:“中外賓客到者1000余人,各國公使皆到,其夫人亦到……中外報界亦到。10點10分開跳舞會,以西男和西女賓跳為多。其余亦有西男和東洋女者,華男而西女者,西男而華女者,有華男與華女者。皆互相跳舞。”這個時候,女子已經可以參加舞會、進行社會交往,不過此時的女性通過舞會擴大社交范圍還僅限于上流社會,難怪當時的美國外交官如是評論中國女性的跳舞情形:“中國婦女對這種社交性的集會并沒有顯出生疏的樣子,相反的,卻顯得悠然自得,舉止端莊。她們不隱瞞對這種新式舞蹈感到有幾分興趣。”由此可以看出,民國初年,從少數知識女性開始的跳交際舞已經和男性一樣可以參與到這種時尚的社交活動中,跳交際舞表明女性不僅具有強烈的社交欲望,而且渴望通過跳交際舞,不斷擴大女性自我的生活空間和生活內容,進而尋求更大的自身解放。20世紀20年代以后,在上海、天津、北京、廣州等開放性大都市,跳交際舞成為都市新式女性、摩登女郎特有的社交方式。像20年代的天津:“盛行跳舞,擅舞女士,無不出盡風頭。每值晚燈甫上,衣香鬢影,翩若游龍,萬頭蠕動。”“每一舞罷,掌聲如雷,迨夜少更,興尚未闌,鐘鳴三下,方始歸去。”天津女性熱衷跳舞,充分體現了新式女性對跳舞這一時尚生活參與的積極性以及觀念上的開放程度。隨著跳舞成為城市新的生活時尚,在都市中各種各樣的舞蹈培訓學校應運而生,年輕人之所以選擇進舞校學習,每個人的目的是不一樣的,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想通過學習跳舞擴大自己的交際圈,滿足自己不同的欲望。男性所以選擇跳舞,是為了能在舞會上博得女友歡心;如果想找女友,也希望通過跳舞找到適合自己的理想伴侶,因為有舞會,才為青年男女提供了交往的機會。對于女性而言,跳舞是一種時髦,如果生活在都市里而不會跳舞,就會被人瞧不起,會被人說成是“鄉巴佬”。由此可以看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開放都市里,跳舞已經成為公眾普遍接受的社交方式,女性之所以踴躍參加,是時尚心理使然。對許多追求時髦的年輕女性而言,不懂跳舞或者說不會跳舞,會被人認為跟不上潮流。越來越多的女性敢于拋棄傳統禮教的羈絆,積極接受和大膽體驗這種時尚生活方式,不僅說明在觀念上已經突破了傳統的束縛,而且也認識到女性獨立的人格,開始重視自我的精神體驗。當跳舞成為都市消閑文化的新形式后,人們可以到舞廳里去跳舞,還可以到各機關、社會團體、企業舉行的假日舞會上跳舞。在所有的舞會上,女性都成為主角,在所有女性參加的舞會上,除了追逐時尚的摩登女郎外,女學生禁不住誘惑,也加入到跳舞的行列,成為跳舞的另一個生力軍。“女學生們出了校門,日常娛樂休閑的多姿多彩更是叫人眼花繚亂……余興節目絕大多數是與會者共同參加的交誼舞會。頻繁的茶舞使女學生們有了專門的‘茶舞裝’,歐美的交誼舞因她們的熱衷,漸漸在上海灘風靡起來,然后是舞廳也開始設置了專屬于茶舞的時間段。”女學生不斷光顧跳舞場,必然會引起校方的重視,于是有些學校出臺了女學生外出跳舞的禁令。但對這樣的禁令,社會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甚至有人熱情謳歌女學生跳交際舞,在他們看來,跳舞可以“獲得藝術的陶冶、心靈的慰藉……我們不但不應反對跳舞,而且應該提倡跳舞”。從這一點不難看出,對于女性跳交際舞,社會的看法在不斷地改變,人們對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會、參與社會交際逐漸趨于認同和肯定。都市中“摩登女郎”熱衷交際舞,她們開創了女性用身體形象進行社交的先河。具有開放性和交際性特點的交際舞不僅增進了兩性之間的相互了解和情感溝通,體現了女性盼望參與社交的強烈愿望,而且跳交際舞很快也成為都市女性很重要的生活內容。三反對競爭的女性視角交際舞既是一種新式的娛樂形式、社交方式,同時還是一種消費方式。交際舞所具有的享受消費、縱欲狂歡的生活理念,不僅撞擊著國人固有的生活習慣,而且在心理層面對人們固有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和人生取向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民國以后,西式交際舞在中國現代都市日常生活中泛濫,不可能不對中國固有的社會道德產生影響,尤其是女性活躍于舞場,以女性身體作為社交的籌碼,毫無疑問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極大的震撼。一場關于交際舞與女性社交的論戰不可避免的發生了。集中引發國人對女性跳交際舞的討論發生在1927年天津的禁舞風波。縱觀這場討論,不難發現如果僅僅是男性的一種社交方式,也不會引起軒然大波,問題的癥結在于女性也參與其中,而且是互不相識的男女面對面、互相擁抱,以男女之間的身體碰撞達到娛樂消遣的效果,這與中國的傳統禮教完全背道而馳,不引起社會的反饋才算奇怪。從當時報刊所刊載的不同文章中可以看出,人們對女性參加交際舞的核心問題提得最多,諸如女子跳交際舞是否有傷風化、破壞禮教?跳交際舞究竟是“肉欲的沖動”還是“美欲的體現”?是一種高尚的娛樂還是邪惡的娛樂?是道德的破壞、禮教的墮落還是男女正常的社交?毫無疑問,對于任何新生事物,人們總要有個認識的過程,有不同的看法實屬正常,恰如著名學者唐振常所總結的國人對西式物質生活方式所接受的一般步驟即驚-異-羨-效。面對包含有社交公開、男女平等的新理念,面對突破了中國傳統男女交際界限的西式交際舞,人們的最初反應肯定是驚,繼之是異,在這一驚一異的過程中,反對的力量、質疑的聲音肯定會出現。在這場討論中,反對西式交際舞的主要還是以男女大防、社會道德為出發點,首先對民國以后女性公開社交的現象頗為不滿,對當時女性提倡的婚姻自由大加抨擊,指責“女子不以再嫁為恥,其身體發膚亦不以親近男子之身體發膚為羞”,把女性參與交際舞視為“毀壞名節,傷風敗俗”;其次對于日漸流行的交際舞,更是口誅筆伐,“于大庭廣場中,男女擁抱,旋轉蹲踢,兩體只隔一絲,而汗液浸淫,熱度之射激,其視野合之翻云覆雨,相去幾何”。還有的人把女性跳舞誣蔑為“大啟自由之漸,遂開誨淫之門”。當然天津一些社會名流要求禁止跳交際舞的公開信見諸報端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大討論,一些進步學者借助于《大公報》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贊成跳舞的人據理力爭反駁這些名流的觀點,認為跳舞不過是現代社會再正常不過的交往行為,既不是傷風敗俗的舉動,也和禮教沒有任何關系,更與風俗的好壞沒有聯系。社會心理學曾揭示一種規律,即一種新式的社會生活方式越是受到輿論擠壓,民眾的好奇心、逆反心理反而促使這種生活方式快速發展。天津社會名流的禁舞舉動不但沒有達到禁舞的目的,反而促使跳舞更廣泛的流行,名流們批評女性跳舞是造孽、死后會引起閻王老子審判的言論,更激起了社會民眾的極大反叛。“愈禁愈奇,愈奇愈妙,反而禁得不喜歡跳舞的,多歡躍去學習跳舞,不愛出風頭的,亦形神騷動的去大出其風頭了。”從1927年6月下旬開始,天津民眾從圍觀者加入到參戰者,紛紛發表自己的意見,把這場爭論推到高潮,爭論的重點也由禮教之爭擴大到跳舞的性質、目的和作用上來。審視這場論爭,其實質并不在于跳舞本身,核心問題是女性的參加,突破了傳統的男女交往的界限,這是守舊派所無法容忍的。看看他們禁舞的理由,無一不是針對女性的。在他們看來,女性和男性公開跳舞是“毀壞名節,傷風敗俗”,舞場更是“污垢之所”,女性出入其中會導致社會風氣日壞,禁舞的目的就是要維護中國“女德之美”。很顯然,名流們維護的“女德之美”就是堅持風化、維護封建禮教、限制女性的正常社會交際。禁舞就是阻撓世界新思潮在中國的傳播。社會名流反對女性跳舞的一項罪責就是“男女同舞,有傷風化”,對于這樣的觀點,反對者也給予了嚴厲的批駁。耐思在《我也來談跳舞》一文中說:“好人雖跳舞,仍是好人;壞人雖不跳舞,亦是壞人。”他把跳舞和女權的發展畫上等號,認為:“在現今女權極幼稚的時候,應當設法提倡才是,提倡的最好的辦法,莫過于先使男女平等,所以我以為跳舞實為男女間平等的游戲,高尚的娛樂,由此逐漸推廣,一切事情男女必能合作,由此女權必可迅速發展。反對跳舞,本無關系,但輕視女界,壓制女權,其罪可不小。”在這場爭論中,有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就是西式交際舞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