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競爭理論一個理論綜述

自西法亭和列寧以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分析傳統上把壟斷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特征和研究出發點。二十世紀下半期,隨著以斯威齊等人為代表的“壟斷資本學派”的興起,注重壟斷分析的傳統得到進一步傳承和延續。在這一理論傳統中,即便涉及對競爭的分析,也主要是針對壟斷競爭,即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特定競爭形式的分析,整個經濟的基本特征仍然被歸于壟斷。上世紀70年代末,這一局面稍有變化,為數不多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對壟斷資本主義理論提出懷疑,并產生爭論。一些被劃歸“原教旨主義學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克里夫頓、威克斯、塞姆勒等人,對占主流地位的壟斷資本學派提出批評。他們認為,壟斷資本學派對壟斷的重要性的片面強調,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要旨;競爭和競爭規律仍然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和規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克羅蒂和布倫納分別提出兩種破壞性競爭理論。克羅蒂和布倫納通過用破壞性競爭的概念解釋發達資本主義制造業的長期產能過剩,并據以解釋利潤率下降的危機和新自由主義時代的長期衰退。他們的研究盡管存在不足,但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得出了某些有價值的結論,在不同程度上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競爭理論的內涵。一、積累模式從“團隊”轉向“兄弟模式”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阿莫斯特分校的克羅蒂教授(JamesCrotty),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展開對破壞性競爭問題的研究,一方面,他從公司治理的層面詳細考察了企業競爭與投資的微觀行為機制,另一方面則研究了宏觀制度環境對競爭體制的深刻影響。上世紀70年代,克羅蒂及其合作者已開始對競爭問題進行初步分析。他們批評壟斷資本學派的觀點,認為該學派未能在分析框架中引入國際競爭的因素。因為在二戰后黃金年代晚期,美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霸權地位逐步走向終結,而日本和前西德等國家的崛起成為美國在經濟競爭上的重要對手,并在原材料和產品市場上與美國展開日益激烈的競爭。例如,汽車和鋼鐵這些在壟斷資本學派的理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寡頭壟斷行業,已經卷入最嚴峻的國際競爭環境中。美國公司在降低成本、提高價格以維持利潤邊際方面的能力遭到嚴重侵蝕,對外部融資的需求顯著增長。盡管這一時期克羅蒂及其合作者對破壞性競爭的論述還不系統,但已涉及破壞性競爭的若干重要元素,包括國家之間的競爭關系、成本的上升壓力與價格的下行壓力等。1993年,克羅蒂正式構造了一個破壞性競爭理論。他通過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制造業若干“典型化事實”的觀察,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在利潤率下降的前提下,企業為何還要增加投資?他指出,無論新古典理論還是后凱恩斯主義理論都無法解釋這個問題,因為根據這兩種理論,企業在面對惡化的贏利環境時都會選擇停止投資,甚至從行業中退出。克羅蒂認為,只有在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解釋這個看似不合常理的問題。為此,他重新梳理了馬克思關于競爭和投資的相關理論,并構建了模型。克羅蒂指出,在《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分析了兩種不同的積累模式:資本廣化型模式和資本深化型模式。資本廣化型積累模式是馬克思的分析起點,在這種積累模式下,剝削率較高,資本技術構成沒有明顯變化,企業在市場擴張的同時競相投資以擴大產能。此時競爭不會對企業構成威脅。然而,隨著積累的持續,資本廣化型積累模式最終會通過削減產業后備軍的規模提高工人的談判地位,推動實際工資上升,并壓低利潤率,從而迫使企業轉向資本深化型積累模式。在新的積累模式下,企業將投資于節約勞動的新技術,重建產業后備軍,并提高剝削率。隨著積累模式的轉變,企業之間的競爭關系也會發生變化。因為個別企業如果不進行削減成本的資本深化型投資,其利潤率和市場份額就會下降,最終在競爭中被淘汰。因此,在資本深化型積累模式下,競爭的壓力將對企業產生強制作用,即企業若想繼續存在下去,除增加投資外別無選擇。換言之,伴隨積累模式的改變,競爭形態也從并不致命的競爭變成了“不投資即死亡”的強制競爭。借用馬克思的比喻,就是從“兄弟般的”競爭轉向“兄弟相殘的”競爭。克羅蒂認為,《資本論》第一卷在論述積累模式從資本廣化型向資本深化型轉變時,運用了幾個至關重要的假定。第一,資本家本人負責企業的管理和投資,其自身命運與企業息息相關,有不斷積累的強烈動機。第二,不存在產品實現的問題,企業可以安心擴大投資。第三,不存在金融市場,企業的投資全部來自利潤,不必考慮借貸的問題。第四,固定資本不可流動,故投資不可逆,技術進步將不可避免地造成先前的投資貶值。在這些假定前提下,《資本論》第一卷里刻畫的企業行為模式是相當簡單的,即在競爭規律的強制下,不斷地將所有利潤都用于投資。克羅蒂認為,由于《資本論》第一卷的分析依賴上述假定,企業的動機和行為模式被大大簡化了。在《資本論》第二、三卷,上述假設被取消或修改。首先,當企業面臨現實困難時,其產品價值難以全部實現,企業的預期利潤率就有可能下降,并使企業的投資決策充滿不確定性。其次,引入金融市場后帶來多方面影響:一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經理代替原來的資本家掌握企業的管理和投資。二是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和投機性會影響企業的投資和生產。三是金融市場和信用的增長一方面促進了投資和資本積累,另一方面提高了經濟的杠桿率,整個經濟猶如馬克思描繪的那樣,變得“過度敏感”,利潤率的輕微下降就會引發一場嚴峻的危機。在這些新假定下,企業的投資意愿和企業之間的競爭關系將發生變化,企業不會再像《資本論》第一卷描述的那樣,一味地從事最大化投資。一是出現了限制投資的因素,包括:管理層沒有非積累不可的動機,他們最關心的是企業的生存,不會太過冒險。二是由于總需求不足和金融市場的發展,企業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管理層會綜合考慮未來的收益和風險,而不會輕易將所有自有資金和可貸資金都花光。三是固定資本的屬性使投資變得不可逆,這一因素此時會限制投資意愿。由于快節奏的技術進步會危及積累的可持續性,企業之間通過合謀以控制技術進步節奏的動機就得到強化。換言之,競爭會帶來否定競爭的力量。克羅蒂在此基礎上提出“權衡增長與安全的投資模型”(growth-safetytrade-offinvestmentmodel)。該模型認為,企業事實上具有增長和安全雙重目標,二者都與投資有緊密聯系。一般而言,投資意味著企業增加負債,這些負債由投資所獲得的未來收益來償付。由于負債是確定的,而未來的增長是不確定的,投資就成為一把雙刃劍,既為企業增長所必需,又給企業安全造成威脅。更快的增長總是伴隨更高的風險,因此企業需要在增長和安全之間權衡,找到一個合適的投資水平,以實現兩種目標的最佳平衡。影響這種平衡的因素既有主觀的,如管理層更偏好增長還是更偏好安全;也有客觀的,如競爭的壓力、利潤率、利率、金融市場的穩定性等等。按照克羅蒂的觀點,企業必須在增長和安全之間權衡其投資水平,而對其權衡影響最大的就是企業所處的競爭環境或競爭體制(competitiveregime)。克羅蒂定義了兩種競爭體制,分別是相互尊重的(corespective)競爭體制和無序(anarchic)的競爭體制。在相互尊重的競爭體制下,企業間的競爭是受調控和有限度的,這種競爭體制并不一概排斥技術進步,但會排斥那些危及企業利潤率的技術進步。這種競爭機制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三卷中討論的那些假定存在某種聯系。由于競爭環境寬松,企業對發展戰略的選擇余地較大,它們通常會實施長期戰略。克羅蒂特別指出,在相互尊重的競爭體制下,如果競爭強度提高導致不確定性增加和預期利潤率下降,企業的反應將是控制風險并減少投資。然而,相互尊重的競爭體制并不會一直持續下去,有兩方面的因素可能終結這種競爭體制。一方面,企業的外部環境可能因總需求或金融市場的影響而趨于惡化;另一方面,由于競爭壓力減弱,企業的官僚化趨勢將導致其效率下降,進而吸引潛在的進入者參與競爭。當外部生存環境的改變超過一定界限后,相互尊重的競爭體制所依賴的條件就不復存在,企業間將會爆發無序的競爭大戰。在新的無序競爭體制下,企業面臨不投資即死亡的危險,不得不選擇更具進攻性、風險也更高的短期投資戰略,增加資本深化型投資,并借以打壓勞工的力量。在此后的研究中,克羅蒂試圖進一步拓展其破壞性競爭理論,并把重點放在宏觀制度環境對競爭體制的影響上。他提出疑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上世紀80年代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后,其總體經濟表現為何如此糟糕?【注文1】1答案是:全球新自由主義體系內部存在總需求長期停滯和總供給長期過剩的結構性矛盾,這一矛盾不斷彼此強化,造成體制性的長期惡性循環。惡性循環的一端,是新自由主義制度給全球需求增長造成的嚴重限制。他列舉了新自由主義條件下影響需求增長的諸多因素,包括實際工資增長的停滯、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全球投資支出放緩等。惡性循環的另一端,是制造業長期持續的產能過剩。他指出,產能過剩的出現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在全球需求增長停滯的大背景下,產能過剩為何始終無法對總需求不足做出反應和調整。針對這一問題,他談到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根據熊彼特的自然寡頭壟斷理論,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產業,企業間競爭只有在受到調控時,才有助于實現經濟的長期普遍繁榮。而新自由主義制度下無約束的競爭,摧毀了這些核心產業正常存續的條件。由于這些行業內部失去了對產能利用率上限和價格下限的約束,利潤率急劇下降,企業被迫增加資本深化型投資,創造出更多的低成本產能以應對競爭。在他看來,這種由制度因素造成的產能過剩難以克服。第二,根據馬克思的強制競爭理論,在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總需求不足和利潤率下降的環境中,企業反而可能進一步增加投資。外部條件的持續惡化將帶來競爭體制的轉變,迫使企業改變自身的發展戰略,把注意力集中于短期的生存問題,在不投資即死亡的激烈競爭中,企業被迫增加資本深化型投資,削減成本以維持生存。第三,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了全球產能過剩。一批又一批發展中國家先后進入制造業領域,它們都具有發展本國產業的強烈動機,因為這是發展中國家提高自身技術和經濟實力的不可逾越的環節。此外,新自由主義掃清了資本跨國流動的障礙,使發展中國家的廉價生產要素與發達國家的資本和先進技術更容易結合,生產出更有競爭力的產品參與國際競爭。二、高成本企業的彈性競爭策略1998年,布倫納在《新左派評論》上對1973~1974年的結構性危機和此后的長期衰退做出了獨樹一幟的解釋。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1973~1974年經濟危機的主流解釋被稱作利潤擠壓論,將危機歸因于二戰后黃金年代晚期工人階級力量的崛起和工資過快的增長。布倫納批判了這種觀點,在他看來,資本之間“水平的”競爭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矛盾,才是形成危機和長期蕭條的根本因素。【注文2】2布倫納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產權關系一經確立,對利潤的渴求加之資本主義企業之間的競爭,就將推動生產力的持續發展。但由于競爭的無政府性質,生產力的發展往往是以充滿矛盾的、破壞性的方式進行。在競爭環境下,對個別企業而言,通向生存和安全的惟一路徑便是承擔風險,投資新的、技術上更先進的生產資料,并將其與盡可能低的工資結合起來,以降低成本和價格,實現利潤最大化或市場份額最大化。但當一個企業這樣做時,就給其他以更陳舊、成本更高的技術進行生產的企業帶來嚴重挑戰。在此情形下,根據布倫納的觀點,在既定部門的內部可能出現以下調整:成本最高的企業因無法贏利將被迫放棄生產;另一部分企業因成本過高必須承受降低的利潤率;一些通過技術變革成功削減成本的企業,由于它們在與高成本企業競爭的同時,彼此之間也存在競爭,故而不能取得超額利潤,只能實現與該部門先前確立的水平相仿的利潤率。經過這一調整,最終結果是該部門總體利潤率水平的下降,以及因此而產生的過剩生產能力或生產過剩。此時,該行業還可能出現進一步的調整。那些經歷了利潤率下降的企業可以離開這個行業或者采取低成本的技術。如果它們不這樣做,率先削減成本的企業就會逐步占領整個市場,并在低價格和低成本的基礎上使整個部門的總體利潤率恢復到先前的水平。但布倫納提出,在使用大量固定資本的前提下,上述調整過程未必發生。他認為:“這是因為,只要新的、壓低了的價格允許它們(指那些技術陳舊、成本較高的企業)至少能在流動資本的基礎上取得平均收益率,繼續留在該行業就是合理的。流動資本指的是要讓固定資本投入運營而對勞動力、原材料和半成品所作的追加投資。這里的原因在于,企業的固定資本是‘沉淀的’,即已經付過錢的——或者,不管它是否被使用,只需繼續償付利息。因此,企業事實上可以將固定資本看作無成本的,其進一步使用是免費的。這樣一來,除非削減成本的企業把產品價格壓得足夠低,以致高成本企業無法在流動資本的基礎上取得平均收益率,否則對后者而言,通過降低價格以求維持其市場份額就是合理的。”布倫納認為,高成本企業所采納的上述競爭策略會帶來兩種后果,其一,這一策略有助于阻止競爭者引入低成本、低價格的產品。因為除非削減成本的企業能夠將價格不僅降低到現行水平以下,而且降得足夠低,從而迫使既有的高成本企業離開該部門(此時流動資本的收益率已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否則就無法在不使自身利潤率降低的條件下增加市場份額。其二,新企業通過削減成本、降低價格,成功將一部分高成本的老企業(后者已經無法取得流動資本的平均收益率)驅逐出該部門,從而在較低價格的基礎上增加市場份額,并取得該行業先前確立的利潤率。另外一部分高成本企業,因其還能實現流動資本的平均收益率,則幸存下來;但由于產品銷售價格已經下降,其總資本利潤率也將下降。經過這一調整,該部門此時將由兩類企業構成:即削減了成本并能取得先前利潤率水平的企業,以及未能削減成本、利潤率下降的企業。其結果仍是整個部門的利潤率水平下降,并因此造成全部門的過度投資和過剩生產能力。過度投資的出現,將進一步削弱投資、產出和就業的增長,從而使經濟增長陷入停滯或危機。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布倫納對沉淀資本和競爭關系的分析并非首創。最早對這一現象展開分析的是19世紀末的經濟學家,他們將基于沉淀資本的競爭看作行業內生產過剩的原因。美國當代激進經濟學家佩雷曼回顧和梳理了這些文獻,并在此基礎上批判了新古典完全競爭理論。上世紀70年代,謝克在回應所謂“置鹽定理”時分析了與固定資本相聯系的競爭策略的意義,并將其視作造成一般利潤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布倫納分析的新意在于他將和沉淀資本相聯系的破壞性競爭,擴大到整個國際范圍,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上世紀70年代危機及此后長期蕭條的根本原因來看待。在他看來,上世紀60年代中期后,隨著世界貿易的加速擴張,美國大公司開始面對來自德國和日本的“低成本、低價格”產品的激烈競爭,美國公司的成本加成能力遭到削弱,產品價格面臨向下的壓力,對利潤份額形成擠壓,最終帶來利潤率下降。在《全球動蕩的經濟學》一書中,布倫納把這個理論邏輯繼續用于解釋新自由時代的長期衰退。他認為,上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國家的迅速崛起,并沒有改善全球的需求條件,反而使供給面的問題進一步惡化。他認為,東亞國家利用后發優勢,把先進的技術與低工資勞動力相結合,形成了驚人的出口競爭力,使全球制造業的產能過剩更為嚴重。這一局面阻礙了利潤率的恢復,也使衰退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一直延續下來。三、創造性競爭與非壟斷競爭: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起點克羅蒂與布倫納的破壞性競爭理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如,他們都強調競爭,而非壟斷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作用;破壞性競爭是導致全球制造業生產過剩及其持續存在的原因,并以此解釋利潤率下降、危機和長期衰退。但二者也存在理論上的差別甚至對立。雙方的分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布倫納的注意力策略按照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分析方法,可將馬克思主義競爭理論大致劃分為競爭一般、競爭體制和競爭策略三個層次。克羅蒂的理論涵蓋面較廣,他不僅分析了較微觀而具體的競爭策略問題,還把注意力放在競爭體制上,著重分析了全球新自由主義制度在推動競爭體制的嬗變上所起的作用。相比之下,布倫納則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具體的競爭策略層面,分析的焦點是大量沉沒的固定資本對寡頭壟斷企業競爭策略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試圖提出一個關于資本主義危機和長期衰退的一般性解釋。相比而言,布倫納沒有對競爭體制的分析,這一點削弱了其理論的全面性和深度。“效率”與“彈性競爭理論說”布倫納認為,基于固定資本的存在而展開的破壞性競爭,是帶來利潤率下降、危機和新自由主義長期衰退的原因。克羅蒂則是利潤擠壓論(又稱之為“供給面解釋”)的代表人物。他認為,一個完整的危機理論應是利潤擠壓論與破壞性競爭理論的有機結合,換言之,所謂利潤擠壓是工資成本上升和產品價格下降共同作用的結果。正如克羅蒂在對布倫納的評論中談到:“布倫納對全球制造業激烈競爭的非均衡動態分析是一流的,它為我們理解危機的長期持續做出了重要貢獻。……布倫納的理論應該作為供給面理論的補充和加強,而非其替代品。……如果把布倫納的破壞性競爭理論和供給面理論相結合,對危機的解釋力就能得到質的提升。”對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策略的理解是片面性的在布倫納的理論中,認為固定資本起到決定性作用,正是固定資本的存在帶來了企業特定的競爭策略,使企業退出機制失靈,最終造成產能過剩。而在克羅蒂關于《資本論》各卷觀點差異的討論中,認為固定資本的存在先是促進積累,其后又迫使資本之間進行共謀,以規避固定資本因過快的技術進步而貶值的危險。在這里,固定資本的存在本身并非一定如布倫納所說導致更為激烈的破壞性競爭。相反,固定資本的作用在不同的競爭體制中可能是不同的。在克羅蒂1993年的論文中,雖未明言,但事實上是傾向于把壟斷看作資本之間的關系得以展開的前提。換言之,從克羅蒂的論述中,可以發現他與壟斷資本學派之間的某種交集。布倫納與克羅蒂的理論也存在某些相似之處。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兩者都未處理好競爭與壟斷的關系。布倫納明確反對壟斷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克羅蒂則在某種程度上回避對壟斷的分析,后期傾向于把競爭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特征。布倫納認為,以巴蘭和斯威齊為代表的壟斷資本理論僅僅反映了上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中的過渡性現象,即在當時的某些產業中出現了寡頭壟斷;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美國經濟的相對衰落,這種寡頭壟斷在上世紀60年代后就已被世界市場上的激烈競爭所取代。因此,壟斷資本學派的分析和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片面的。壟斷資本學派的代表福斯特在與布倫納的辯論中反對后者的這一看法。福斯特指出,二戰后,價格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約束,通貨緊縮并未成為經濟生活中的主要問題,這些事實反映了壟斷的總體程度。在新自由主義時代,金融化和新技術的發展通常被視為給經濟帶來更大的競爭,然而,事實更為微妙,因為這些競爭性沖突其實大都是由壟斷大公司制造的,其目的在于保持或增強它們的相對壟斷力量。金融部門的蓬勃發展制造了各種喧囂和躁動,但金融歸根結底是一支壟斷力量,它加速了各種各樣的兼并和收購。20世紀的壟斷資本主義并不是在向19世紀的競爭階段回歸,而是演變成為全球化、金融化的21世紀壟斷資本主義。此外,福斯特還提出,布倫納描繪的生產過剩和投資過度現象,只有當競爭被取代、壟斷勢力占據主導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福斯特的批評切中要害。布倫納的競爭分析事實上并不構成競爭的一般理論,而是對特定的經濟和制度前提下形成的競爭策略的描述。可是,對于這些經濟和制度上的前提,布倫納并沒有給予明確的分析。高峰教授在最近一篇論文中質疑了克羅蒂的理論。高峰指出,克羅蒂對美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破壞性競爭的描述,至少有兩個重要方面與實際情況不盡相符。第一,雖然美國某些行業(如汽車)的競爭程度由于日本和歐洲參與國際競爭而加劇了,但總體看,美國制造業加權平均的企業集中度從1982年的37.7提高到1992年的39.9,換言之,集中度是趨于提高的,這與競爭嚴重加劇的判斷并不相符。第二,如果上世紀80年代如克羅蒂所說由于競爭體制的改變而使深化型投資擴大和擴張型投資減少,那么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就應迅速提高,但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生產率增長是比較低的,這個事實和克羅蒂關于以提高生產率為目的的深化型投資急劇增長的推論也是不一致的。克羅蒂和布倫納另一個共同的弱點在于,他們對競爭形式或競爭手段的理解是片面的。克羅蒂認為,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破壞性競爭體制表現為互相殘殺式定價和寡頭利潤邊際的喪失,高峰教授對此提出質疑,他指出,壟斷大企業有很多方法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包括壓低工資成本、推動產品創新、實施政府保護、提高生產效率和跨國兼并重組等。更重要的是,壟斷企業能夠充分利用全球化來維持其壟斷地位和利潤,盡管全球化加劇了國際市場上的競爭,但大型壟斷跨國企業仍然可以從中獲得很多好處,包括壓低本國工人工資、擴大國外市場和充分利用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勞動力,實現“全球勞工套利”。因此,“克羅蒂關于新自由主義時代因爆發‘強制性競爭’而導致美國制造業寡頭利潤邊際消失的論斷,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實際。”布倫納的競爭概念也有過于偏狹之嫌。他認為,競爭只有削減成本這個唯一的形式,他忽略了新熊彼特派經濟學所注重的圍繞產品創新的競爭,這種競爭和價格競爭之間的差別用熊彼特的話說是不啻于在戰爭中使用大炮和使用毛瑟槍之間的差別。【注文3】3在上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熊彼特派長波理論中,門施等人強調了基本創新和新部門的出現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布倫納在其論述中也曾指出,要想扭轉生產過剩的局面,出路在于把資本從該部門轉移出去,“并成功地重新配置到利潤足夠高的行業中去。”但他又認為,在存在普遍生產過剩和利潤率下降的條件下,新部門的成長是極為困難的。因為投資增幅的下降和生產率減速,限制了收入的增長,從而在需求上限制了對新產品的需求。因此,布倫納的分析最終是以下述假定為前提,即不可能出現圍繞產品創新而展開的競爭。與上述問題相聯系的是,布倫納事實上否認競爭可以帶來熊彼特和馬克思所注重的超額利潤。福斯特敏銳地指出了這一點,他寫道:“布倫納轉向熊彼特而不是馬克思以使其分析合理化。我們不斷地看到參照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颶風’而描畫的圖景,根據這幅圖景,與公司利潤相關的一切固定的東西都將隨風而散。可是,布倫納對熊彼特的依賴,更多的是言辭而非實質。在熊彼特那里,在創造性毀滅機制(即企業家創新)的背后,是在創新者這一方面的過渡性壟斷利潤的創造(馬克思將此稱作‘超額利潤’)。而布倫納卻明確否認這種過渡性壟斷利潤是有可能產生的”。從理論上看,布倫納對超額利潤范疇的忽略與其競爭手段的狹隘定義是聯系在一起的。布倫納認為,新技術的作用僅僅是削減成本,而在產能過剩的條件下,企業這樣做并不會給自己帶來超額利潤,反而是壓低了整個部門的平均利潤率。可見,與克羅蒂的理論相比,布倫納的整個理論似乎顯得更為薄弱。布倫納的競爭理論僅限于對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競爭策略的分析,但他對這些條件本身缺少足夠的分析。在理論上可以把這些條件劃分為兩類,即經濟條件和制度條件。克羅蒂對競爭體制的分析,強調了那些影響競爭的制度因素。一方面,在戰后黃金年代,特定的制度因素塑造了相互尊重的競爭體制;而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制度環境的變化造成競爭體制的嬗變。另一方面,競爭作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積累的外在表現形式,也受到積累過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