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比較研究

20世紀60年代，為了豐富國家和人民，實現工業現代化，中國出現了一場改革運動，被稱為“洋務運動”。而日本也興起了與此目的相似的改革運動,史稱“明治維新”。對此的研究雖然已有一定的成果,但筆者意圖從以下四個方面的比較中察看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中存在的差異,并得出迥異的發展結果。轉變的社會,是日本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洋務運動前夕的中國還處于清朝中央集權制的統治之下。在被外國侵略者打開大門之后,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結構逐步分解。雖然資本主義萌芽早已出現,但在封建主義種種壓迫下還無法迅速成長起來,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這樣就致使洋務運動開始的時候,既沒有一個新興的反封建的堅強支柱,也沒有一個可依靠的近代化的核心力量,更沒有一點可以依賴的物質基礎。而明治維新前夕,日本處于幕藩領主制的統治之下,封建制度開始趨向解體,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逐漸發展起來,資本主義家庭勞動廣泛存在,工場手工業大量涌現,到1867年,日本全國手工工場已發展到400多個,在先進地區棉紡業這一主要工業生產部門已躍居統治地位。同時,西南諸藩進行藩政改革中,已經創辦起一些近代軍用和民用企業,資本主義的萌芽已經發展成了資本主義勢力,這些經濟上有一定的勢力而政治上無權的資產階級和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下級武士已成了發動幕府活動的支柱,而且在倒幕勝利后成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洋務運動的治國方略中國的封建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絕對統治權力。政治上的統治權,軍事上的指揮權,經濟上的支配權和意識形態上的控制權實際上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各地總督、巡撫、提督都沒有獨立的權利。這種高度集權的君主制同種族統治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清政府的中央政權——軍機大臣、六部尚書。名義上是權力滿漢平分,實際上卻是均在滿員之手。漢人掌權,無論權力大小,都會令滿人擔心不已。曾國藩就是一個實例,清政府的這種為統治權穩固與否的擔憂心態導致它對任何新奇事物的出現都倍感小心翼翼,對任何救國救民、富國強兵的主張都敏感過度。這就致使洋務運動在發生和發展過程中既無皇權可資利用,也無地方獨立力量作為有力的領導來依靠。即使清朝封建集權專制主義有所衰敗,地方漢族軍官也獲得某些兵權的前提下,洋務運動仍然不能改變總體上的清朝封建統治權力結構,不能把封建頑固勢力趕出歷史舞臺,開展近代化運動。因此,洋務運動的所謂“富國強兵”的治國方略也就在嚴酷的封建君主制集權下不幸夭折了。而日本的封建統治體制被稱為“幕藩體制”,天皇在名義上是封建統治梯塔上的最高統治者,但實際上并不掌握政權,只是盡一些宗教典禮上的職責。德川幕府將軍才是真正的最高統治者,為了獨攬大權他嚴格控制天皇的活動范圍,不許天皇與外界,特別是不能和“大名”接觸。在“幕府改革”失敗之時,長州、薩摩這些藩的“藩政改革”卻取得了勝利,并使藩國的經濟逐步走上了資本主義的軌道。因此,這些藩國與德川幕府的矛盾轉化為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內容和性質。與此同時,反幕勢力也利用天皇與德川幕府將軍的矛盾,高舉民族反抗的義旗,激起人民的民族仇恨,在“尊王攘夷”的政治口號下,掀起了全國性的反封建領主統治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并逐漸形成不可阻擋的力量,最終致德川幕府于死地。這一現象表明,德川幕府長時期內未能使藩國完全失去獨立性,而“大名”的這種獨立性,使日本不能形成嚴格的中央集權制,并運用了它在藩國內的政治經濟實權,組織軍隊與中央抗衡,并打出了一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良好局面。西法觀的批判當時洋務派的主要成分包括王公貴族、地方督撫、買辦商人、地主士紳和知識分子,而其中決定洋務運動性質和方向的則是那些滿漢軍政要員。如奕忻、文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這些滿漢軍政要員雖然出身、閱歷、權勢不同,但是在階級立場和政治觀點上都是基本一致的。他們都是從封建頑固派中分化出來,自幼就受到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忠君觀念根深蒂固,具有濃厚的儒學素養和強烈的經世要求。當日本人積極的向西方學習欲加以改革時,中國人卻認為“中國的文武制度事事遠在西人之上。”雖然承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具有某些優越性,但也僅主張借用“西法”來謀求清朝封建統治的“自立”、“自強”,并不曾想通過變革來推翻腐朽的封建統治。以曾國藩為例,1864年在湘軍攻占太平天國首都前后,曾國藩身為兩江總督,督辦江、浙、皖、贛四省軍務,他因“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同清廷矛盾驟然激化,但他毅然采取了“遠權避謗”的策略,裁兵自斂藉以消除清廷疑忌。可見其固守的封建理念根深蒂固,而由他們指導的變革運動也就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封建社會的性質,不能使其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而日本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在與西方文明的接觸中打開了眼界,熱心學習傳入日本的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以至于當時在日本先后興起的“蘭學”和“洋學”熱。這些不僅使日本人民對西方的社會制度產生向往還引起了對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對美好未來的向往。這也導致日本武士階級的急劇分化,一些被裁減的武士,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看到只有和城鄉資產階級以及新地主聯盟,憑借暴力才能摧毀幕府的統治,獲得解放。正像董以山先生曾提到的那樣:“在1860年前后,日本的社會已具備或初步具備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觀條件,已經到了只要客觀條件具備就可能發生一場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革命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時代。”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主要區別作為洋務派頭面人物的滿漢軍政要員均為清朝政權及其封建經濟基礎的捍衛者,他們從中國傳統的“道體器用”觀出發,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指導理論,主張以中國之道,用西方之器,以儒家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西方富強之術。對中國的封建社會制度不但沒有任何懷疑,而且認為這種制度比西方人的制度好得多。在這種“中體西用”的理論指導下,中國推動洋務運動不過是因“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的制度受到了西人的“堅船利炮”和“潛師洋法”的不肖之徒(農民起義軍)的內外威脅,而中國“獨火器萬不能及”西人,所以他們才積極推動洋務運動,“取西人之長技,以成中國人之長技。”洋務運動把“西用”放在“中體”的軌道上,只是想借用資本主義的手段來鞏固原有的封建社會制度,維護和延續滿清王朝的統治,這種理論的根深蒂固根本不可能使中國擺脫傳統的農業社會,實現資本主義近代化。因此,洋務運動是一場封建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而明治維新則領導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了的下級武士,利用國家的強力,改造舊有的經濟基礎并建立新的經濟秩序。他們提出“脫亞入歐”理論,主張擯棄亞洲的陳舊制度,效法歐洲的新興制度,變革封建所有制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封建生產方式。正是這一理論的指導,才使明治維新運動的上層領導和廣大基層群眾實行有利于新興資產階級的改革,而不是為了保留和完善原有的社會制度。因此,明治維新是一場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在不同的理論指導下的兩次運動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封建土地制度改革上。洋務派的領導者們就是封建官僚和封建地主出身,他們推行新政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維護和延長清政府的腐朽封建統治,因此根本不可能改變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資本主義工業化也絕對不能在封建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實現并得以發展。而德川幕藩領主制國家賴以建立的經濟基礎是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要發展日本的資本主義,必須改變這種土地所有制。為此,明治政府通過推行“奉還版藉”、“廢藩置縣”革除封祿制度和地稅改革,廢除了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確立了自由農民和新地主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把全國農業納入了資本主義發展軌道,從而為資本主義工業化開拓了市場和提供了大量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