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時空路徑研究

1農村勞動力轉移時空路徑農村勞動力的城鄉轉移是中國現代最重要的社會現實之一。這是農村工人從移動場地到移動場所的過程，以及在這兩個地方之間流動的明顯空間流動。因此,其空間特征與地域原則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在國外,20世紀50-60年代的計量革命開始將研究的出發點轉移到空間特征和數量模型上,如Zipf將引力概念用于人口遷移研究,Stouffer提出了中間機會(interveningopportunities)的概念;20世紀80年代,基于宏觀的“推—拉”模型或行為水平上的“刺激—反應”框架,大量的移民空間選擇模型被建立;20世紀90年代,民族志方法受到關注,認為其能夠抓住移動的速率、節奏、聯系,進而較好地揭示人與地方的內在聯系。國內學者對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空間特征的關注有:從宏觀整體上把握中國人口、勞動力遷移的基本流向與流量;從行政區域尺度,探討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在本村或附近村莊、集鎮、縣城、大中城市,或省內、省外的傾向;物理距離尺度,關注距離對農村勞動力就業決策的影響,打工者在打工目的地的群聚特征。整體來看,國外學者對移民空間特性的研究已逐步由傳統的統計分析轉向關注社會文化關系的質性分析,而中國學者目前對個體時空行為路徑及其演化特征的研究仍涉及較少。時間地理學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瑞典地理學家Hagerstrand提出并發展起來的一種方法論。他把人口統計學的生命線(lifeline)概念加上空間軸后得到的生命路徑(lifepath)概念應用于人口移動的傳記性研究中,成為行為地理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該方法被廣泛運用到日常通勤、購物、休閑等活動的研究中,多關注一天24小時這個時間段。當關注時間較長時,Davies等指出以時間軸為基礎的縱向分析法更加適合具有連續性與動態演變過程特質的人口遷移研究,Tornqvist考察了有成就的科學家在適宜的創新環境之間的遷移流動,Frandberg分析了瑞典年青人跨國移動的時空路徑。可以說,用時間地理學方法開展人口的遷移流動研究,國外雖有一些初步成果,但針對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較為少見。借鑒時間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提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時空路徑的概念與測度方法。以安徽省為研究區,選擇4個樣本村進行實地調研,探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時空路徑類型與特征。有利于從個體微觀角度,深入認識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時空特征及其制約機制,從而為區域與城市人口管理提供較為清晰的思路。2研究區域的概況和數據來源2.1轉移就業時空路徑時間地理學是分析個體活動參與和活動機會限制的有效框架,時空路徑是框架中的基本概念工具,記錄個體在時空中移動的軌跡(由駐點和軌跡片斷構成)。借鑒該理論,將農村勞動力伴隨轉移就業過程形成的活動軌跡稱為轉移就業時空路徑。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涉及時間較長,往往是幾年甚至幾十年,因此采用生命路徑的方式,稱之為轉移就業歷程,其活動軌跡只包括農村勞動力每年在家鄉和就業地之間往返,而不包含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活動軌跡。測度主要內容有:(1)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時間與空間特征,時間采取年作為計量單位(1991年為起點),空間以地級市(直轄市不細分)為單位;(2)轉移就業特征,包括每次就業的工作類型、收入、每年回家次數等;(3)影響就業路徑的原因,包括獲得工作的途徑及放棄工作的原因。據此設計調查問卷。2.2調研內容和數據來源安徽省農村勞動力眾多,人口分布極不平衡,省內經濟欠發達,緊靠長三角發達地區,是全國重要的勞務輸出地。根據人口、經濟、地理位置的差異性,選擇轉移就業模式有較大差異的阜陽、合肥、巢湖(1)、黃山四市的典型行政村作為樣本地(表1、圖1),進行實地調查,獲取屬性數據和空間數據。調研在2012年1月15日-21日間進行,利用外出打工的農民回鄉過春節的時期,研究團隊分成四個小組,分別在雙鐘村、周樓村、湯徐村、仙和村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分別獲得192份、169份、178份、223份問卷。其社會人口統計特征為:男性比例是女性的兩倍;年齡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26~40歲年齡段是外出轉移就業的主力;受教育程度為初中的受訪者占多數(占總數的70%左右);80%以上是已婚;打工地在各樣本村差距很大,呈現市內、鄰省、省外(除鄰省)三種類型;職業類型呈現建筑業、制造業、服務業三分天下的格局,但各樣本村差距很大(表2)。2.3時空路徑可視化根據獲取的勞動力轉移就業歷程的時空數據,建立時空數據模型。數據模型主要是由駐點和軌跡片段構成,個體在時空活動時被測量的位置為駐點,個體在兩個相鄰駐點之間的移動情況為軌跡片段。駐點的時空信息包括經緯度坐標、時刻三個變量;軌跡片段由駐點確定,包括起始駐點與終止駐點。首先運用ArcgisDesktop軟件定位各樣本村及打工地的位置;然后運用VisualStudio和ArcgisEngine軟件編寫程序,實現時空路徑的三維可視化(圖2)。平面二維表示空間屬性,縱軸表示時間屬性,家鄉至就業地之間的直線連接表示每個勞動力當年的打工路徑,多年的路徑則由以家鄉為起始駐點的向就業目的地擴散的多條軌跡片段組成。在時空間預算基礎上,分析就業進入、就業節律、就業路徑的時空間特征,探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時空模式。3勞動力外出就業的總體類型對762位農村勞動力打工路徑的時空特征進行分析,得出幾種典型轉移就業類型(圖2);對每種類型轉移就業的時空特征進行界定,作為類型劃分的依據(表3)。在對所有樣本的類型進行逐一判定的基礎上,探討不同轉移就業類型的時空間特征、個體屬性特征及形成原因。第一種類型的農村勞動力,從開始外出打工就一直在某地,稱之為穩定型。該類型的人數和比例(58.53%)是六種類型中最高的,其人口社會學屬性特征與總樣本幾乎一致。說明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具有較強的地區慣性,初次打工地、打工行為往往影響其后來的打工模式。該類型勞動力在各村首位打工地的人數比例比平均比例一般要高,說明該類型有更強的集中于特定打工地的趨勢。第二種類型的農村勞動力,開始打工地變動頻繁,后來固定于一地,稱之為逐步穩定型。該類型人數比例較少(7.48%),女性、中年、服務業比例大,高學歷少。他們的打工地往往不是所在村首位打工目的地,其打工空間范圍也較大。說明很多農村勞動力在打工初期具有較大的空間盲目性,受經濟因素(工資是影響該類型勞動力職業轉換的首要原因)影響,表現為較強的流動性。但這部分人家庭負擔較重,大部分人流動時間不長,即走向穩定。第三種類型的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地點總是不斷變化,稱為漂泊不定型。該類型人數比例較大(14.57%),僅次于穩定型,男性、年輕人、受教育程度高者、未婚比例高。就業時空路徑呈現短小、零散、范圍廣、跳躍式的特點,往往不在該村首要打工目的地。說明雖然大部分農村勞動力希望穩定在一地打工,但受工資、勞動強度等因素的影響,其流動性比較大,家鄉附近城市有沒有較多就業機會對勞動力形成漂泊就業模式有很強影響。第四種類型的農村勞動力,打工初期離開家鄉,后期卻回到本市,帶有明顯的回流趨向,稱為回流型。該類型人數不多(7.61%),只有58例,說明目前回流還不是主流。該類型男性、中年、已婚、從事建筑業者較多,平均回流時間是2007年,說明回流主要受到家庭原因以及家鄉城市發展的影響。這些勞動力在外地打工并沒有達到理想的期望值,在家鄉城市經濟狀況好的時候,很容易就會回流。第五種類型的農村勞動力,打工初期主要在家鄉城鎮或城市,后逐步到外省市打工,稱為逐步開拓型。該類型人數比例偏少(1.97%),打工地從空間上看是個漸進擴散的過程。工資不理想、不喜歡該工作是該類型勞動力放棄初始打工地的最重要原因,空間的逐步拓展表明該類型勞動力有著對家鄉的依戀,但由于受工作屬性的影響,促使其逐步向更遠的外省市尋找工作。第六種類型的農村勞動力,時空路徑斷斷續續,帶有明顯的兼業特征,稱之為斷續型。該類型人數不多(9.84%),年輕人少,女性、已婚、從事制造業者較多。打工路徑空間不連續,但空間范圍較廣,流動性并不是很強。勞動力外出打工受家庭因素影響較大,“家里有事”是放棄初始工作的第一原因,其次是工資和工作強度、對外地環境的適應性等。統計4個樣本村各轉移類型勞動力的頻數及頻率,可以探討各類型勞動力的分布狀況。根據表4,4個樣本村穩定型就業類型比例都較高,說明農村勞動力一旦進入外出打工的行列,只要覺得比較滿意,一般都會繼續下去,表現出對初始打工地較強的空間依賴性,同時說明大部分勞動力外出打工并非是在對外界就業環境深入分析與比較基礎上的“最大收益”的結果。除了穩定型,其他類型勞動力在各樣本村分布非常不平衡:逐步穩定型主要分布在湯徐村,該村以北京為目的地、以做早點為主要職業的打工模式早就形成,打工初期經歷較多的地點選擇是其對較遠打工地的適應過程;回流型主要分布在周樓村和仙和村,兩村以家鄉城市為首要打工地;逐步開拓型主要分布在周樓村,所屬的合肥市作為省會,開始就對周邊農村具有一定吸引力,后期受到外地更高工資等的吸引,逐步離開合肥;漂泊不定型主要分布在雙鐘村和湯徐村,附近都沒形成較強的就業吸引中心,都將外省作為首要打工地,外出打工流動性強;斷續型則主要分布在仙和村,農村勞動力對外出打工還呈現審慎態度,對家鄉依戀較強。這說明地域差異對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時空模式有很大影響,人們所處的社會經濟地理位置不同,對外界就業環境的信息理解和就業期望就有很大不同,從而影響其轉移就業時空路徑。4時空軌跡的特征4.1外出重要就業集聚中心分別將各樣本村打工歷程的空間數據進行匯總,發現各樣本村打工地都有相對集中的趨勢,根據對不同打工地的集聚程度差異,按照其相對于原轉移村落的位置關系,對打工地進行合并:江蘇、浙江、上海合并入“長三角”,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云南、貴州等合并入“南方”,北京、河北、山西、山東、遼寧、吉林、黑龍江、陜西、甘肅合并入“北方”(圖3)。可見,經過20年的外出就業歷程,4個村都已形成了以一個或兩個重要打工地為核心,輻射范圍廣泛的轉移就業空間。雙鐘村形成了以長三角為首要打工地,南方、本省發展迅速的就業空間。自1991年,雙鐘村勞動力在向北方向的鄭州、濟南、北京,向南方向的深圳,向東南方向的湖州、紹興等地都有較早進入,但只有深圳、長三角兩地的規模逐步擴大。2003年后,憑借長三角城市群的吸引,這里成為雙鐘村最重要的打工地。2006年以后,本省,特別是合肥逐漸成長為雙鐘村的又一重要打工地。目前,溫州、無錫、杭州、上海、蘇州、深圳、合肥已成為雙鐘村外出打工的七大集聚城市,形成了“簇團”式分布格局。周樓村外出重要打工地是合肥和長三角。自1991年,到兩地的打工規模保持基本一致的發展速度,但2006年開始出現差距,2009年后到長三角的打工人數明顯下降,到合肥的打工人數快速攀升。顯然,作為家鄉城市和省會,合肥對周樓村的勞動力有很強吸引。但長期以來,安徽省經濟發展滯后于長三角地區,因此在距離與經濟兩因素的較量中,形成了兩個轉移就業集聚中心。隨著近年合肥市經濟發展與城市建設速度加快,其對周邊農村勞動力的吸引超過了長三角地區。湯徐村形成了北京一個首要打工目的地和長三角、北方兩個次級打工目的地。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湯徐村就開始有人到北京從事餐飲、建筑等行業,這種傳統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強化,目前仍然對本地勞動力產生很強的吸引力。這主要是由于北京作為首都,其經濟吸引力較強并且相對南方城市生活成本較低,而湯徐村周邊沒有形成一個經濟吸引力較強的中心也是重要原因。仙和村形成了黃山一個首要打工目的地和長三角一個次級打工目的地。黃山市臨近長三角地區,經濟社會聯系密切。自20世紀90年代初,仙和村外出打工者在向黃山市中心城區集聚的同時,逐步向長三角地區流動。但2007年以來,黃山市和長三角兩地對仙和村打工者的吸引力發生變化,大量農村勞動力開始回流。這主要是因為徽州區作為黃山市的重要工業中心,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成為打工者集聚的新的熱土。從仙和村勞動力到長三角打工的空間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杭州、寧波、上海、湖州四個城市。4.2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就業空間的特點4.2.1農村勞動力從心理和行為上全面接受就業方式的時期一地區平均初始打工時間反映農村勞動力對外出打工就業方式的認可時間,平均初始打工年齡則反映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市場的人力資源特征。對4個樣本村勞動力第一次打工的時間和年齡進行分析發現(表5):21世紀初期是各年齡段農村勞動力從心理和行為上全面接受打工就業方式的時期。不同樣本村對外出打工接受的時間存在一定差異,雙鐘村最遲(2006年),其他3個村都是在21世紀初的幾年。4個樣本村平均初始打工年齡為26歲,其中湯徐村勞動力的初始打工年齡較低(23歲),而周樓村較高(28歲)。26歲以下的農村勞動力,初始打工年齡都在19歲左右,說明新生代農村勞動力基本上是離開學校就進入打工行列。26歲以上的農村勞動力中,湯徐村初始打工年齡較低,而雙鐘村較高,說明湯徐村農村勞動力更早進入城市就業市場。4.2.2勞動力供給情況總體來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所從事的行業主要集中于建筑業、制造業、服務業,初始打工行業和最終打工行業并沒有太多變化(表6),但初始打工行業更傾向于建筑業和服務業,最終打工行業更傾向于制造業。4個樣本村有較大差異:雙鐘村打工行業的變化與整體傾向一致,但程度遠遠大于平均水平,最終有半數的勞動力選擇了制造業,原因是該職業更為穩定,不需要四處漂泊;周樓村從事建筑業的人數比例有很大提高,從事制造業的比率有較大幅度下降,原因是在合肥從事制造業的工資低于建筑業,而勞動強度也很大;湯徐村初始職業選擇時即將服務業作為最重要職業,而后這種趨勢一直沒有變過,該地勞動力主要在北京等地從事早點等餐飲服務,該行業勞動強度大,但收入較好,能夠滿足勞動力的收入需求;仙和村打工行業人數變化不大,但建筑業和制造業有增多的趨勢,原因是黃山市城市建設與工業企業的發展,帶來較多就業機會。4.2.3農村勞動力初次找工作途徑的情況基于對4個樣本村調查數據分析,歸納得出勞動力外出打工途徑的總體特征(表7):一是“老家親戚、朋友”是最重要的打工媒介,位居第二的是“自己直接應聘”,其他幾種途徑都不是太重要,而通過“政府部門”找到工作的人數最少;二是農村勞動力初次找工作更多的依靠“老家親戚、朋友”,但隨著勞動力在外打工經歷的增加,依靠自己尋找工作的情況增加。這說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基本途徑還是根植于家鄉的社會網絡,但其打工經歷使他們單獨尋找工作的能力增加。不同樣本村對不同打工途徑的依賴程度有所不同:湯徐村和周樓村對“老家親戚、朋友”的依賴最大,其次是“城里親戚、朋友”,說明親戚、朋友網絡對這兩地勞動力的外出打工非常重要。仙和村“自己直接應聘”人數在4個村中占的比例最大,該村勞動力以建筑業和制造業為主要打工行業,外出打工對親戚朋友的依賴性不如其他3村,較多的是依靠自己。雙鐘村“中介公司”和“企業招工”占的比例較大,該村以制造業為主要行業,其工作來源較多的依賴中介和企業。4.3勞動轉移就業比例農村勞動力在打工地與家鄉之間的流動節律反映兩地間的空間關系及其工作性質、家庭階段特征。通過對打工者每年回家次數的分析,認為有四種流動節律類型(表8):第一種是每年回家次數小于3次(含3次),一般打工地離家鄉比較遠,只有春節時回家,稱為“春節型”。該類型比例最大,達到76.25%,說明遠距離流動就業仍是安徽省目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主流。雙鐘村和湯徐村均超過95%,屬于典型的外出流動就業類型;周樓村和仙和村均不到60%,已有較多農村勞動力轉向其他節律類型。第二種類型是每年回家次數在4~10次之間,其打工地點一般在周邊省份或省內城市,受家中老人和孩子的牽絆,打工者往往在節假日回家,稱為“節假日型”。這種類型在各個樣本村都有,但數量都不多,說明該類型不是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主要形式。第三種類型是每年回家次數大于10次,但也不是天天回家,該類型的打工地往往就在周邊城鎮,但受時間、交通等限制,不能住在家里,只在休息日回家,稱為“休息日型”。這種類型總共有97例(12.73%),僅次于“春節型”,這種類型可能成為未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趨勢。第四種類型是每天都回家,稱之為“每日型”,僅在仙和村有該類型勞動力。4.4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就業空間流動的特點4.4.1城鄉整體指向向的方向發展。城市主要分為三類從農村勞動力打工涉及的空間尺度來看,目前安徽省農村勞動力已涉及市、省內(市外)、鄰省、省外(除鄰省)、國外五個空間尺度,除了到省內(市外)和國外的打工人數較少外,其他三種類型地域都已成為外出打工的重要目的地,農村勞動力就業形成三類空間指向。第一類是近距離家鄉城市指向。由于土地、戶口等原因,中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具有很大的不徹底性,這使得他們在轉移就業決策時盡可能離家鄉近。在家鄉城市打工由于收入比農村高,離家又近,往往會成為農村勞動力的重要打工地。周樓村和仙和村都是以這種類型為主。第二類是中等距離鄰省發達城市指向。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的根本目標是獲取較高的收入,長三角地區由于離安徽比較近,社會聯系多,和省內經濟差距大,因此成為安徽省農村勞動力最重要的打工目的地。4個樣本村中,雙鐘村將長三角作為首要打工地,其他3個樣本村都將其作為次級打工地。第三類是遠距離大城市指向。對于距離較遠地區來說,打工地必須具有非常強的吸引力,才可能使打工者穩定下來,往往只有全國性大城市才具備這樣的優勢。湯徐村就是以北京作為首要打工地。4.4.2勞動力“空間粘度”對農村勞動力來說,所謂“空間粘性”,就是對原有打工地,或老鄉、親戚打工地的一種依賴,這種依賴將會阻礙其轉向其他打工地。從對樣本村調查數據分析,可將農村勞動力“空間粘性”劃分為對家鄉城市的“粘性”、對老鄉、親戚打工地的“粘性”以及對原有打工地的“粘性”三種。這種“粘性”最終表現為打工地的相對集中。從4個樣本村來看,周樓、湯徐、仙和都有最重要的打工城市,其就業人數接近各村樣本數的一半。此外,每個樣本村都有一些相對集中的打工城市,空間上已形成“簇團”狀分布格局。4.4.3農村勞動力是家庭、社會、經濟活動的唯一部分人歷史上長期的農耕經濟形成了中國農村聚族而居的生活傳統,家族是基本的社會組織。目前,外出打工成為農村勞動力重要的經濟活動方式,但打工者的城市生活面臨著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