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之誠《骨董三記》卷六《大藏經》獻疑

關于鄭和的宗教問題，學術界存在許多不同的看法，這顯然與史料的混亂有關。欲澄清此問題,必須加強對史料的考辨。本文擬就學術界經常引用以證明鄭和信仰佛教的兩條史料進行分析,提出質疑,以期引起學術界對此問題的關注。鄧之誠《骨董三記》卷六《鄭和印造大藏經》記載,1947年,李杏南發現明初刻本《優婆塞戒經》卷七后刻有鄭和《題記》,稱“大明國奉佛信官內官監太監鄭和,法名速南吒釋,即福吉樣”,“陸續成造《大藏》尊經,計一十藏”1。這篇《題記》長期以來被視為鄭和信仰佛教的最有力證據,但其中卻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題記》中所載部分《大藏經》印造時,鄭和人在海外。關于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往返時間,學界說法不一。但研究該問題的第一手文獻資料應首推《明實錄》,碑刻資料最重要的是《天妃靈應之記碑》。現將此兩種史料所載鄭和七下西洋的往返時間列表(見表一)。《明實錄》于鄭和第二次出使失載,這是引起爭論的最重要原因。《明史》卷六《成祖本紀》載,永樂五年(1407年)九月“癸亥(即十三日),鄭和復使西洋”,與《天妃靈應之記碑》的記載相吻合,故鄭和第二次出使時間應為永樂五年(1407年)九月十三日。其返程時間雖然無法考知,但應在永樂七年是確定無疑的,《明實錄》稱第三次出使受命于永樂六年,此時鄭和尚在海外,《明實錄》該條記載顯然有誤。《星槎勝覽》“占城國”條記載鄭和第三次出使于永樂七年秋九月,“自太倉劉家港開船”;《殊域周咨錄》卷八“滿剌加”條與《天后志》也都記載鄭和在永樂七年出使西洋,但此次出使何時受命卻不得而知,我們姑且將鄭和自劉家港出發的時間看成是其受命時間。《明實錄》未載鄭和第二、三、七次出使的返回時間,依祝枝山《前聞記》可知,第七次出使返回時間為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初六。《天妃靈應之記碑》雖然記載了第二、三次出使的返回時間分別是永樂七年與永樂九年,但具體時間則付諸闕如。按鄭和航行冬去夏回的規律,結合《明實錄》所載鄭和其他歷次出使的返回時間均在7～9月分析,估計鄭和在永樂七年與永樂九年也是在7～9月間返回的。如前所述,鄭和于永樂七年秋九月已自劉家港出發,開始第三次出使,則第二次出使的返程時間自然也不能晚于永樂七年九月。《明實錄》還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甲辰(二十七日)載有鄭和的另一次出使2。因《明實錄》對第二次出使的失載,導致學者多將二、三兩次出使混為一談,而舉此次出使以湊成七次。但鄭和此次雖然受命,實未能成行3,因此,在《天妃靈應之記碑》里才沒有提及。綜上,我們可將鄭和七下西洋的受命時間、自福建啟航時間以及回國時間確定如下4:據鄧之誠《骨董三記》卷六《鄭和印造大藏經》,我們可以將鄭和所造大藏經列表如下。原書雖然稱鄭和總計印造《大藏經》10部,但其下僅列舉出9部。鄭和《題記》中,最后印造的兩部《大藏經》始印于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十一日,同年六月初九鄭和奉命出使,祝允明《前聞記》“下西洋”條記載,鄭和的船隊于“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六日龍灣開舡”,鄭和在此次出使歸途中病逝于古里。因此,最寬泛地說,《題記》也只能作于宣德五年三月十一日至閏十二月初六之間5。《天妃靈應之記碑》立于宣德六年仲冬,晚于《題記》一年左右。既然在《天妃靈應之記碑》中詳細記載了歷次出使的時間,那么,上述問題就無法用鄭和誤記來解釋。鄭和人在海外,如何能施財印造《大藏經》?其二,《題記》中所載部分《大藏經》印造時,實際上不存在印造《大藏經》的雕板。宋、金、元所刻大藏經板至明初都已不存(486)。明代所刻三部大藏經中兩部藏板南京。《洪武南藏》刊刻較早,又名《初刻南藏》,通常認為始刻于洪武五年(1372年),完工于洪武三十一年或永樂元年(1398年或1403年)。也有的學者認為始刊于建文元年(1399年),竣工于建文四年(1402年)。此經板永樂六年(1408年)遭火焚毀(153)。《永樂南藏》始刻于永樂十年(1412年),完工于永樂十五年(1417年)。自永樂元年至永樂十五年,不存在刷印全部大藏經的經板。因此,鄭和不可能于永樂八年、九年、十三年印造大藏經,《骨董三記》中所列鄭和印造的9部大藏經中,恐怕至少有3部屬于子虛。其三,此《題記》與云南發現的鄭和《施印大藏經發愿文》矛盾。云南省圖書館在1951年整理古本佛經時,在鄭和施舍云南昆明五華寺的大藏經叔字三號《沙彌尼離戒文》卷末發現附刻有鄭和《施印大藏經發愿文》,稱“永樂十八年歲次庚子五月吉日福吉祥謹題”。而前引《骨董三記》卷六《鄭和印造大藏經》所載鄭和《題記》稱鄭和施于云南五華寺的《大藏經》印造于永樂八年三月十一日,印造于永樂十八年五月吉日的《大藏經》施于鎮江金山寺。《洪武南藏》計678函,《永樂南藏》計636函。從《施印大藏經發愿文》:“印造大藏尊經一藏,計六百三十五函”的記載來看,施于云南五華寺的《大藏經》應屬于《永樂南藏》,但不知為何缺了一函。《永樂南藏》至永樂十五年始刊刻完畢,鄭和不可能于永樂八年印造《永樂南藏》。《施印大藏經發愿文》的記載是正確的。因此,《骨董三記》所載鄭和《題記》,對施于云南五華寺和鎮江金山寺的兩部《大藏經》的記載都是錯誤的。在我們沒有澄清《骨董三記》所載鄭和《題記》的上述三個疑點之前,就引之說明鄭和的信仰問題,顯然是輕率的。另一條被學術界長期奉為鄭和信仰佛教重要證據的史料是姚廣孝在《佛說摩利支天經》后所作的題記:“今菩薩戒弟子鄭和,法名福善,施財命工部刊印流通,其所得勝報,非言可盡矣。一日懷香過余請題,故告以此。永樂元年(1403年)歲次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錄司右善世沙門道衍。”(34)道衍的官銜,《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姚廣孝傳》作“左善世”,明釋幻輪《釋氏稽古略續集》記載,建文四年“十月,以僧道衍為僧錄司左善世”(710),據何梅的考證,在道衍之前擔任左善世的是溥洽,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十月,因明成祖將道衍召至南京主持教務,溥洽退居右善世。《明太宗實錄》卷三十永樂二年(1404年)四月壬申條記載:“命僧錄司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師”,《釋氏稽古略續集》記載:“擢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師”(711)。自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十月至永樂二年四月,道衍官為“僧錄司左善世”,而不是“右善世”。若認為前引《佛說摩利支天經》后的題記真的出自道衍之手,則很難想象,道衍會署錯自己的官銜。因筆者未能見到《佛說摩利支天經》的原件,頗疑史料整理者在傳抄的過程中誤“左”為“右”。馮承鈞《伯希和撰〈鄭和下西洋考〉序》引此題記,就作“僧錄司左善世沙門道衍”(58)。但朱育友《鄭和是修持“菩薩戒”的佛門弟子——明初與南海諸國關系史雜議之一》文中所引卻為“右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