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體西用”“中體西用”這個詞，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節略語，是一個有深刻時代烙印的命題。它包含兩對范疇，一是“中西”，一是“體用”。中與西是歐風美雨東來之后產生的對待之詞，不單是區域名稱，而有著不同生活和不同文化的豐富內涵；“體”與“用”運用的面很廣，涉及的范圍常因論旨而異，是一對古老的哲學范疇，和另一對更古老的哲學范疇“道”與“器”常發生聯系。怎樣運用它們，有唯物和唯心之別。本來中學有中學的“體用”，西學有西學的“體用”，即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有各自的“體用”，移花接木地把西方資本主義的“用”移到中國封建主義的“體”上來，這是近代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在中西文化兩極相逢的矛盾中第一階段的結合形式，是以以新衛舊的形式來推動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的，與同一國度內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的斗爭既否定又吸收的形式相比，是被逼拶得變了形的。

長期以來，學界視“中體西用”為洋務派的思想體系，而又具體地掛在張之洞的名下，一說到“中體西用”仿佛成了張之洞的代號。這種印象是否完全符合事實，不妨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產生及其闡發過程尋個究竟。

“中體西用”思想，出現于19世紀60年代之初，那是1861年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說的兩句話：“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個話說于鴉片戰爭期間萌發的“師夷之長技”二十年之后。不管馮桂芬屬于什么派1，他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的狂潮正向中國猛烈沖來，當之者靡，“采西學”，“制洋器已無可回避，怎樣采?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他謹慎地回答了。隨之，一些留心時務與洋人打交道的官員對此大都有所探討。李鴻章在派學生出洋的“應辦事宜”中說：“考查中學西學，分別教導．將來出洋后，肄習酉學，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等書，隨資高下，循序漸進。宣講圣諭廣訓，示以尊君親上之義，庶不圃于異學。2”他是針對出洋學生講的，所以說“兼講中學”，是怕他們被西學熏染，在“肄習西學”中要用中學來護其本，“尊君親上”。郭嵩燾說：“西洋之入中國，誠為中國一大變，其氣機甚遠，得其道而順用之，亦足為中國之利。”3他說得很圓渾，著眼于一個“遭”字，一個“順”字，然后落實到“用”。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中的《變法》篇說：“今誠取西人氣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這兩句話從文字到立意，與馮桂芬所說十分吻合，他們雖然沒有揭出“體”與“用”的對待之詞來，卻表達了靈犀相通的“中體西用”思想，馮桂芬與薛福成的話表達得很清晰。

專門從事精神生產的王韜，在七八十年代寫的大量文章中，涉及“中體西用”這個宗旨的話甚多。如說：“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4又說，“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如徒頌西人，而貶己所守，未窺為治之本原者也。5”

又說：“西學西法，非不可用，但當與我相輔而行可已。6”如此等等。他所列舉的“形而上者”、“道”、“本原”為一方，是中學，“形而下者”、“器”、“末”為一方，是西學。中學為“主”、“體”，西學是“輔”、“用”。他把中西兩方納入到中國傳統的哲學范疇內以闡明它們的主從關系，對那時的士大夫具有誘導作用。上海中西書院掌教沈毓桂更以《西學必以中學為體說》命題，發揮中西書院的旨趣是；“假西學為中學之助，即以中學窮西學之源”，“西學自當以中學為本而提綱挈領。7”傳教士傅蘭雅主編的《格致匯編》也慫恿說：“形而上之為治平之本，形而下之即富強之術。8”對中學西學這樣區分和運用，在王韜這班人看來已是天經地義的了。

到了八九十年代，“中體西用”說日益明朗，說的人也多起來了。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的《西學》篇說：“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這已是人們熟知的話。邵作舟的《邵氏危言》是同《盛世危盲》一樣被列為早期改良派的論著，其《綱紀》篇中說；“以中國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綱紀法度之美，為泰西所懷畏而師資者必中國也。”一個說的是“中體西末”，一個說的是“中道西器’，與王韜的立意與用詞若合符節。1896年4月沈壽康在題為《匡時策》的文中進而說：“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9”沈壽康是《萬國公報》的編者，文章發表于《萬國公報)上，用“為華人計”的洋人口吻，使人看了怪不舒服。他一字不差較早地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體西用”說。

同年8月，孫家鼐在《遵議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說：“今中國創立京師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10”他惟恐中學和西學的位置擺得不正，把時人有關這項主張同神異詞的話一起搬了進去。1897年9月17日宣傳維新變法的《湘學報》則說：“查泰西各學，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長，輔我之短，必以中學為根本．”它承認西學有其“精微”，取而用之，以輔助中國的“根本”，是對“中體西用’的詮釋。1898年5月，盛宣懷在奏薦何嗣焜總理南洋公學事務一折中也說：“臣與(何嗣婫)縱談西學為用，必以中學為體。11”“中體西用”出自各類人物之口，并成為各自要求維新變法的原則，誰也沒有怠慢這個原則。孫家鼐，時任工部尚書兼管官書局，不久調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管理大學堂，他的話明白宣示是近代中國自辦的第一所大學堂的辦學宗旨，京師大學堂的開辦確也是照這個宗旨行事的。而京師大學堂又是戊戌維新直接留下的僅有成果。

1898年6月，光緒帝“詔定國是”，宣諭“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發憤為雄，以圣賢之學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學之切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成通達濟變之才”12。至此，“中體西用”思想已作為光緒帝實行維新變法的政治準則宣示天下了。

就在這時，1898年5月，張之洞的《勸學篇)撰成，他在《設學》篇中寫道，“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全書四萬言，就是圍繞著這個基本論旨大發議論的。《勸學篇》為何而作?且從《抱水堂弟子記》中的一段話看看張之洞的心跡，這段話是：“自己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頑固益深。戊戌僉壬伺隙，邪說遂張，乃著《勸學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會通中西，權衡新舊。有人以此進呈，奉旨頒行天下，秋間果有巨變。13”趙炳麟也摘發其隱衷說：“之洞曾薦梁啟超，懼為時議非刺受禍，遂著勸學內外篇，外篇言采西學，內篇宗經典，以抵康梁。14”可見維新變法運動的高漲，“邪說遂張”，正在沖擊“中體西用”的防線。張之洞為了固守這道防線，“乃著《勸學篇》上下卷以辟之”，意在堵截，與先前的贊助作用已不同。這也說明了戊戌維新是洋務運動的否定和發展。

顯然，三十余年間闡發“中體西用”者不止洋務一派，凡讀時務、講西學的人，莫不接受或附和這一主張，甚至倡發此論者還以早期的改良派居多，因為那時盈中國皆守舊的士人，欲破啟錮閉，浸潤新知，只能把西學放在他們可能接受的范圍之內，那些倡導西學的人，也只能就“中體西用”來立論，過此則是他們不敢涉想的，或者是想而不發。既然談“中體西用”的人并不算少，何況如數揭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大字來的是在《勸學篇》出世之前，而《勸學篇》說的還是“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意思盡管一樣，何以竟歸之于洋務一派，歸之于張之洞一人？論者謂因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是如此立論的。他說：“甲千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維變法’，而畺吏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讀者不察，接受了粱啟超的說法，廣為引發，“中體西用”遂流而為張之洞的一冢言。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的這些話是有影響的。但他明明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那時的“流行語”，是“舉國以為至言”的，張之洞只是一個“最樂道”的人。為什么還是歸之于張之洞?因為張之洞這個大言炎炎的清流派，中法戰后迅速變為與李鴻章爭雄的洋務派強者。他不僅舉辦了一批洋務企業，而且網羅了一批知識界人士為其創報刊，辦學堂。1893年在武昌辦的自強學堂，分方言(外國語)、格致、算學、商務四齋，以提倡西學邀時譽。此校至1901年改為文普通學堂。他又撰寫了以“會通中西、權衡新舊”相標榜的《勸學篇》。后者恰是李鴻章所不及的。

《勸學篇》一進呈，迅即得到光緒帝的贊許，將其“頒行天下”，由軍機處印發總督、巡撫、學政各一部，各地相繼翻印。洋人亦大為吹噓，《教務雜志》(ChineseRecorder)連續譯載，譯者伍德布里奇牧師的前言且說：“長時期以來習慣于孔夫子的陳詞濫調下變得死氣沉沉的中國人，終于在時代的現實面前蘇醒過來。”這些言過其實的話大大地夸張了《勸學篇》的作用。梁啟超縱覽這些印象，沒有從“中體西用”的歷史進程去考察，強調了張之洞的“最樂道”，忽視了許多人的“樂道”，也隱瞞了他自己的“樂道”。梁啟超在他參與制定的《京師大學堂章程》不也說“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嗎?

但必須指出：前此的“中體西用”言論，為引進西學開了路，梁啟超等所說的中學西學“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還是向前看為推廣西學鋪路。他在《學校總論》一文中感慨地說：“今之所患者，離乎中國，而未合乎夷狄。”與張之洞龂龂論述中學與西學的主從關系，惟恐日益擴大了西學的“用”會危及中學的“體”，畢竟有很大區別。

如果說洋務運動是60年代至90年代初清朝政府中洋務派的改革部署，被稱為早期改良派的那批人及其他談時務的人大抵附從于洋務派，則“中體西用”作為洋務派的綱領是當之無愧的。但我們應該承認一個事實，持此主張者決不只是洋務一派。完全可以這樣說：“中體西用”主張是經早期改良派闡發而成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的。也可以這樣說：早期改良派的言論是洋務運動的理論指導，洋務派則是“中體西用”宗旨的實施者；言論先行，實施隨之，實施的進程和得失，言論家又是敏銳的批評者。

“中體西用”是在維護“中體”的名義下采納西學的，久被判為包庇封建罪。須知那個時候的中國，要在充斥封建主義舊文化的天地里容納若干資本主義的新文化，除了“中體西用”還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來。如果沒有“中體”作為前提，“西用”無所依托，它在中國是落不了戶的。因此，“中體西用”畢竟使中國人看到了另外一個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個世界的部分，并設法把這部分引進到中國來，而成為中西文化頻繁接觸后的當時二者可能結合的一種形式。這種結合曾經產生了某些有益的東西，一是在引進技術中建立了一批工礦企業，造成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二是使某些社會結構的異化，如舊式學院的逐漸向新式學堂過渡，即其著者；三是在汲取聲光化電中產生了一批科技人員，或者變為思想資料在思想領域中放出光輝。這些，無疑是封建文化的異軍，力量雖然有限，但終究給僵化的封建文化打開了缺口，促進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正如馬克思所說，“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15”

“五四”時期，蔡元培在北京大學主張對新舊文化“兼容并包”，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開了方便之門，受到推崇，要是在全國解放后提出這種主張，那就會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無論“中體西用”或“兼容并包”，都有他們自己的“世紀”。

日本明治維新提出的“和魂洋才”口號，與“中體西用”并沒有本質的區別，而它們所產生的實際效果卻大異。這不能單從所處國際環境的對比中去尋找答案，還須從中日兩國的社會結構的內在因素及彼此主持國務一代人的作為進行探討，尋出究竟。

1967年吉田茂為《大英百科全書》撰寫的專稿——《日本激蕩的百年史》，不妨讀一讀，開頭兩章論述“開港論與攘夷論的爭辯”、“輸入外國文明的代價”，對我們認識“和魂洋才”和“中體西用”的不同結局，是頗有借鑒之益的。

中學或舊學，西學或新學，一方是“道”、“體”、“本、“主”，一方是“器”、“用”、“末”、“輔”。為了明了19世紀后半葉中國人對中西文化的這種區分，有必要進一步說一說他們稱道的中學和西學各自的含義和內容是什么?以辨明其“體用”關系。

《易經．系辭》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是兩句不可分割的權威性古語，是歷來哲學家政治家闡發的命題。王韜、鄭觀應等都借此以概括和區分中學和西學的不同；湯壽潛也說：“蓋中國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守者形下之器。16”廖平則在肯定“中道西器”的區分后，主張中西各取對方之所長，以補自己之短。他說；“中取其形下之器，西取乎形上之道。17”他們所說的“道”和“器”，易言之即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其他如“體用”、“本末”、“主輔”等詞，雖常因譬舉的廣狹不同而含義各異，但在區分中學西學時，也與“道器”一樣都先驗地要表明中西的主從關系。所不同者，“道器”是就事物的本體而言，“本末”、“主輔”是對事物表現的形式劃分，“體用”則二者兼之。《易經》上的”道器”觀，“器”原指一切客觀事物，“道”是指事物的道理，并行不悖，“道在器中”。堪稱為洋務高才生的鐘天緯18，他對此加以推論道“格致之學，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則中國先儒闡發已無余蘊；自形而下者言之，則泰西新理日出不窮，蓋中國重道而輕藝，故其格致專以義理為重，西國重藝而輕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為多，此中西所由分也。然其實言道而藝未嘗不賅其中，言藝而道亦究莫能外。其源流固無不合也”19。除了說形而上的“道”已為中國的先儒盡情發揮外，他在這里闡明了兩點：一、中西各有側重，“中國重道而輕藝”、“西國重藝而輕道”，不是各有其一。二、“道”與“藝”不是孤懸于另一方之外的，而是“道”中有“藝”，“藝”中有“道”，“其源流固無不合”。

對于中學，他們率多以抽象的“道”來概括，也可以從上引的許多人的話中看到各種表述：或說“倫常名教”，或說“四書五經”，或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或說“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推而及于中國舊有的文化皆屬之，其核心則為“倫常名教”。這個核心他們認為是不可動搖的，卻是譚嗣同在《仁學》中所抨擊的，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集中批判的所在。

至于西學，是作為中學的對立物出場的，對近代中國有極大的影響，人們怎樣認識和汲取它，是一個艱辛而曲折的歷程。

早從16世紀末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等人開始，到18世紀末，他們在傳布宗教神學的同時，也譯介了若干有關天文、數學、物理、地理及哲理方面的書。他們的著譯有中文可考者，約計三百七十種左右，其中屬于科學性的書占一百二十種左右，但當時先進的科學論著絕少20。西學這個詞是隨同這一活動而來的。1623年，艾儒略編寫的歐西大學所授課程綱要，分列六科：一、文科，二、理科(指哲學)，三、醫科，四、法科，五、教科(包括教規、圣典)，六、道科(指神學)，名曰《西學凡》。參與校刻此書的許胥臣解釋說：“凡也者，舉其大概也。2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西學》一篇，就是對《西學凡》的題解。1673年(康熙十二年)第二次印行的《利瑪竇湯若望二君傳略》，其中說利瑪竇來到中國后，“各處大憲造訪者眾，皆喜見其奇器，聽其西學”22。這些西學，傳習的范圍很狹窄，限于宮廷和少數官員，后又中斷。西學成為資本主義新學在中國廣泛傳播，已是鴉片戰爭以后的事。但在19世紀后期的幾十年間，中國人對它的認識仍很不穩定，隨著視野的擴大，西學的內涵不斷調整、延伸，考察其脈絡，大約有這樣幾個進程：

(一)經過鴉片戰爭，繼之以第二次鴉片戰爭，沿海極少數官員開始注視外部世界，較早的有楊炳南撰述的《海錄》，之后有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梁廷材的《海國四說》，徐繼畬的《瀛環志略》等書。他們在介紹各國地理、歷史的同時，對英、美、俄等國的政治體制也略有記聞，但他們筆下的“海國”、“瀛環”也還沒有消除“四裔”的影子，60年代初設立的外國語學堂不就名之曰“同文館”、“廣方言館”嗎?最使他們震懾的還是來自遐方的那些“堅船利炮”，他們領會的西學就是這種“長技”，值得師法的也限于這種“長技”，個別人則開始觸到了機器生產上的技術。至于如鐘表、西琴、玻璃一類工藝品，都被視為傷風敗俗的“奇技淫巧”，照出原形的玻璃鏡未免太妖氣，總不如若隱若顯的鋼鏡古雅而正統。魏源說“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要算是發人所未發了。

(二)從1865年江南制造局開辦到各省相繼設立機器局的70年代，圍繞著軍事技術摸索西學。為此，江南制造局附設翻譯館，先后譯出了《列國陸軍制》、《海防新論》、《制火藥法》、《克虜伯炮說》、《輪船布陣》、《營壘圖說》、《攻守炮法》、《水秘要》等書。近代軍事技術是離不開數學和其他科技知識的，因而聲光化電等學問也已在講求之列，有關汽機、輪船的書也是從軍事著眼的。科學家徐壽(雪村)、徐建寅、李善蘭、華蘅芳等人，都由此以數學和翻譯西方科技書協同傅蘭雅而開始了他們的科學事業。徐雪村曾說：“格致之學必藉制器以顯，而制器之學原以格致為階。23”

(三)七八十年代，由開辦軍用工業的“求強”進入舉辦民用工業的“求富”，薛福成寫了《機器殖財說》，鄭觀應等提出了發展貿易的“商戰”口號，“十萬之豪富，則勝于有百萬之勁卒”24。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就是在這種呼聲下辦起來的。他們認識到工業是商業的基礎，格致又是發展工業的前提，對西學的要求也隨同洋務企業的擴展而擴展，并視聲光化電為西學的精華。仍以江南制造局的譯書為例，《江南制造局譯書提要》25共錄譯書一百五十八種(包括附錄十種)，其中史志、政治、教育方面的書十八種，兵制、兵學方面的書三十二種，船政、商學(著重管理)方面的書八種，理工壓農等科技方面的書九十種；附錄十種，除《西國近事匯編》一種外，其他九種也都是科技書。由此可以看出西學在這一階段的趨向。為適應這種需要，傅蘭雅從1876年起主編的《格致匯編》，每年四本，更幾乎全是理工醫農、聲光化電方面的內容。這也由于一些感事憂時之士，認為當時只有“延精于中西學者，廣譯西國有用之書，賤價出售，以廣流傳，使咸知格致之妙用，然后迂腐之見化，然后誹謗之風息，人無間言，為國者庶乎有所藉手矣26”。

(四)由科技學問推而及于上層建筑的教育政治體制。還在1877年，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中即已指出西方國家的富強，“學校建而志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制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這是幾句很有代表性的話：一是說了議院制的優越性，二是承認西學自有本末。與此略早，王韜、鄭觀應也已在憧憬“君民共主”的議院制，開始觸及這一中樞政制。但僅是散見的點滴肓論。經過80年代的醞釀傳述，到90年代才被先進的中國人共同認識，成為公開的論題。有人斷然地說：“蓋中國之人震格致之難，共推為泰西絕學，而政事之書，則以吾中國所固有，無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國之患，患在政治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干者不專在格致也。27”這種認識導向隨后的政治革新運動。

向西方學習由科技進入到政治的領域，這是就“中體西用”說近半個世紀的發展進程來說的。至于個人，有的認識較早，有的認識較多，在時間上和涉及的范圍如浪層興逐，是交錯地出現的。早在1875年郭嵩燾的《條陳海防事宜折》中已說：“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繼郭嵩燾任出使英法大臣的曾紀澤，從倫敦給丁日昌的信也說；“目睹遠人政教之有序，富強之有本，艷羨之極，憤懣隨之。”他所“艷羨”的是西方的政教，“憤懣”的是清朝的腐敗。郭、曾雖還沒有提到議院，但已呼之欲出了。

議院在中國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提出，是認識西學、學習西方的突破點。盡管他們并沒有修改“中體西用”的宗旨，或者仍是把議院當作“西用”來接納，但議院是與民權相聯系的，它的實行必然是對君權的限制和削弱，是對“君臣之義”的中體的改造。事實上他們也已隱約地把它看作“西體”了。歷來以此作為改良派和洋務派的分界線，這個分界線不是完全烏有。姑以張之洞為例：有人說張之洞的西學觀不包括政治，這不盡然，張之洞在他的“新學為用”中明明指出了“西政”。他說：“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他在這里說的“西政”很泛，是個大呼隆，但在上引行文下注道：“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他不敢觸及的是西政的樞紐——議院，認為“倡此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這與王韜、鄭觀應、馬建忠等人的推崇議院制是有差別的。

那么，被列為洋務派的人是不是絕口不談議院呢?也不盡然。淮軍大將、官至兩廣總督的張樹聲，他不是一個高談西學、著書立說的人，而是一個公認的洋務派官僚。他在1884年病危時的遺折中寫道；

“近歲以來，士大夫漸明外交，言洋務，籌海防，中外同聲矣。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教育文化遠進中華，然馴至富強，具有體用，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后動，此其體也，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28

這段話既指出了西學的有“體”有“用”，又指出了“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即其“體”，不僅對前此只求“西用”表示不滿，而且毫不隱晦地寄意于“西體”。與同時期談議院制的改良派比，他的話也是有分量的。張樹聲的話說于維新運動高漲的十年前——中法戰爭時，他是在彌留之際把思想寫成奏言的，希望清廷作出抉擇。顯然，這是蓄之已非一日的思想，也不同于一般的私下撰文發論了。至于所說西國的“教育文化遠遜中華”，是他不能放棄歷史上的民族優越感，也是他既要延納“西體”又不能割舍“中體”的矛盾。其他談議院制的人何嘗擺脫這種困境，獲登彼岸!照此，是不是要改變張樹聲的政治關系，把他從洋務派換到改良派的崗位上來?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想借此揭示一個事實：在承認和推動“西學為用”的年代里，他已逐步看到“西體”，并想把它引進來，使“中體”有所改變。這不只是反映于張樹聲這個洋務官員的身上，被封為洋務派理論家的郭嵩燾，在80年代后期他對議院也明顯地表示了自己的向往。他說：“法人君黨凡三，民黨亦三，議院視他國猶繁，然至于用兵，先由議院定議，盡一國之臣民皆無異言，而后籌定兵費以為調兵之數……。29”此外，彭玉麟等人也有類似的言論。多年來大家區分早期改良派與洋務派說了好些條，我以為只有是否承認議院制這一條是個分界線。其實這一條也不是鐵案如山的。看來同光時推行洋務新政的似有兩種人，一種是主持洋務的實施者，一種是參與或不參與洋務的開風氣之士；后者常向前者提供理論和建議，理論與實施之間，在時間上自有先后，理論先行；在進程中議者與行者也不可能完全步趨一致，行者總比議者持重。

(五)對西學既要求其“用”，在舉辦洋務的“用”中，日益碰到有形和無形的“中體”障礙，并發覺西學是“體用”兼備的，“中國求其用而遺其體”，所以成效難期。上引張樹聲的話，就充分揭示了這個歷史辯證法。張樹聲所說的“西體”限于政教，其他談到這一內容的人，也還沒有提供較多的內容。而西學中比這更深一層的“形而上之道”的哲理學說，雖然直到19世紀末年和20世紀初年才被中國知識界所發掘和傳介，但在“西用”的逐步延伸中，80年代已有人開始在窺其崖岸了。

就在張樹聲寫遺折時的前后，那個始終從事洋務活動的鐘天緯，寫了多篇有關西學的文章，其中的《格致說》特別論述了西學的源流。它說：“考西國理學，初創自希臘，分為三類：一曰格致理學，乃明征天地萬物形質之理，一日性理學，乃明征人一身備有倫常之理；一日論辯理學，乃明征人以言別是非之理。”接著，闡述了希臘盧力士托德爾(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和學說，說過了二千余年，“始有英人貝根(培根)出”，“以格致各事必須有實在憑證為根基，因而窮其理，不可先懸一理為的而考證物性以實在”。進而說1809年“達文(達爾文)生焉”，他“隨英國兵船，環游地球，測量繪圖，并考究動植各物及輿地等事”，更于1859年“特著一書，論萬物分種類之根源，并論萬物強存弱滅之理。其大旨，謂凡植物動物之種類，時有變遷，并非締造至今一成不變。其動物植物之不合宜者漸漸消滅，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為天道自然之理”。接著，鐘天緯又介紹了施本思(斯賓塞)的學說，說他“所著之書，多推論達文所述之理，使人知生活之理，靈魂之理，其書流傳頗廣。其大旨將入學而確可知者與不可知者，晰分為二，其所謂確可知者皆萬物外見之粗質，而萬物之精微確有不可知者也”30。如此簡明地概述西方大師們的學說的主旨，以事實糾正“西學源出中國”的附會之說，在那時的中國人中還是罕見的。鐘天緯雖沒有也不可能區分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斯賓塞的庸俗進化論，但他把達爾文的物種變化說和斯賓塞的不可知論，說得還是比較準確的。可見他的這些知識不只是在廣方言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的耳聞，而是直接取之于有關西書或大師們的原著的。

鐘天緯的《格致說》，比嚴復1895年申論達爾文、斯賓塞學說發表于《直報》的《原強》，要早幾年或十年，把西學的格致推進到對哲理的探索，是一個可貴的嘗試。正是有了這種嘗試，邵作舟在《邵氏危言》一書的《綱紀》篇中，剛說了“夫泰西者獨器數工藝耳”的話，隨之在《譯書》篇中卻說：“然則今日譯泰西政教義理之書最急，而器數工藝之書可以稍緩。”這是針對江南制造局所譯各書大都屬于科技而發。他承認泰西在“器數工藝”之外還有“政教義理”，并以翻譯“政教義理”之書為“最急”。所謂“政教義理”者何?就是他們心目中的“西道”、“西體”，也就是指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教體制和各種學理。可知康有為等之談及培根、嚴復《天演論》之風靡一時，并不是突然出現在中國學界，而是“今日適越而昔來”者。

從上述這個由表及里、由具體到抽象的汲取西學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在“中體西用”宗旨的引導下邁開步伐的，又徐徐地沖擊著“中體西用”的宗旨。

因為，西學是新學，中學是舊學，在實施中，舊學和新學、“中體”和“西用”是不會互不侵犯的，“用”在“體”中會發酵，勢必不斷促進事物的新陳代謝。輪船火車所至，蒸汽機轟鳴，瞬息千里，不能不牽動人們的大腦，改變觀念。1890年，黃遵憲的名篇《今別離》對近代化交通工具描繪道：“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31”詩人在這里所詠嘆的，正是疾駛的輪船改變人們思維的寫照。王韜領悟了這個道理，前此他在引述“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這條原理后說：“道不能即通，則假器以通之，火輪舟車皆所以載道以行者也。32”本來王韜、鄭觀應等人對“道器”的解釋是“器由道出”，與王船山說的“道在器中”背道而馳，這里的客觀事實卻使他們得出了近于唯物的認識。王韜他們雖然口口聲聲在“求形下之器，以衛形上之道”33。而在事實面前，終不能不承認“火輪舟車皆所以載道以行者也”。封建主義者所以拼命反對修鐵路，就是怕震動了山脈祖墳，傷害了“倫常名教”的“體”。恰從反面反映了他們這一無法排遣的厄運。1922年有首諷刺李慈銘的詩道：“鐵路萬不可造，彗星著實可怕。四十年前好人，后人且莫笑話！34”后人看來笑話，那時頑固的封建主義者卻視為“真理”啊!

西學、“西用”分明在逐步沖擊中學、“中體”的防線，而這些走向世界、尋求新知的中國人，卻誰也沒有去指摘中學“中體”的不是，甚至還得堅持以往的歷史，聲明泰西的“教育文化遠遜中華”。這同竟稱“西學源出于中國”的態度一樣，不甘心中國的落后。在泰西議院之風吹進中國，“中體”有招架不住之勢，梁啟超這樣的佼佼者，就在1896年趕緊寫出《古議院考》，說古代中國早有這種遺制，只是被后來的民賊湮沒了，泰西算老幾!這并不全是一味自我陶醉，而是想減少士大夫那種“披發左衽”的隱痛，有利于新學的推行。所以洋務運動中的好些人，覺察到“西用”途上的處處荊棘，蹣跚不前，寢寢乎要以“西體”為法，去改變中國某些舊制。原為天津武備學堂總教習、1898年任豐潤知縣的盧木齋，在致梁鼎芬信中，說了他自己的感受；對西學“初亦不甚厝意，以一藝一術，不足語道。及讀西士譯就各種新理政書，又與嚴又陵諸君子游，則亦恍然于宇宙之大，古今之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中土圣人遞相傳授之實際，洎今學者亦湮其源，獨賴二三西士深操力取，窮手閹辟之始，擴諸名教之繁，推隱鉤沉，發抽交暢，雖其于遭，未必遽合，要其征實不誣，則固吾圣人忽起，有不能廢者也”35。這是“中體西用”的內在矛盾推動著人們觀念形態的新陳代謝，由卑視西學為“一藝一術，不足語道”，到承認其“吾圣人復起，有不能廢者也”。如果沒有“一藝一術”的“西用”引導，則人們還是相信“天圓地方”的。

新陳代謝是個客觀法則，人們不能不受到它的制約，人們的觀念不能不受到它的制約。“中體西用”是在這種制約下提上日程的。魯迅說：“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自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從外國侵入的。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人們還是莫明其妙。36”當“大多數人還是莫明其妙”的時候，把“西用”放在“中體”的軌道上，使它有個進身之階，有個“用武”之地，這就是一個進步。而新事物在舊體內總是較有活力的因素，人們雖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許可的范圍之內，是很難完全如愿的。開明的人們在于看到這個事實，因勢利導，馬建忠、張樹聲、邵作舟等人的話表現了這種趨向。這是新陳代謝對人們又一個方面的制約。這個制約與前此取決于歷史條件許可的制約不同，而是受歷史的誘導，叫人們不應該停留在原有的起點。

三

當洋務運動開展之后，為接納西學的“中體西用”思想在上層領域里緩緩地流動，首先遭到封建頑固派的反對，跟著則是來自參與洋務、有志西學的人的批評，這兩種人的聲音對準的目標是一個，權衡二者對中國的利害是相等還是兩樣，為我們考察“中體西用”的歷史作用時又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

封建頑固派視西學為妖魔。在保護“中體”的前提下延納一點“西用”，他們也不愿意，看到一丁點由西方傳進來的東西，就大嚷是“用夷變夏”。1867年，同文館決定招選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時，大學士倭仁帶頭反對說：“何必師事夷人!”一唱十和。監察御史張盛藻的彈折很有代表性。他說：“朝廷必用科甲正途者，為其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體達用，規模宏遠也，何必令其學為機巧，專明制造洋槍之理乎?37”這樣一點小小的改進，經他們一鬧，一些原想入館學習的科甲人員也裹足不前了。以致洋務新政中首辦的這所有利于“西用”的學堂，就很難獲得發展。他們總以中國的圣道“明體達用”，渾然一體，好得很，就這樣梗阻不允許混進“西用”。他們不僅攻擊西學，也攻擊提倡西學的人。如郭嵩燾出使英法時所寫的《使西紀程》，是早年中國人橫渡大西洋的西游記，述其所見所聞，為認識世界、溝通中西文化作參考，對泰西的法度和設施頗有贊詞。李慈銘看了，詬他“不知是何肺腑”38，王闿運則罵他“殆已中洋毒”39，李鴻藻且“逢人詆毀”40。以致書被毀版。綜觀郭嵩燾一生，因贊成西學，倡辦洋務，備受撕咬，終至抑郁而死。

至于來自參與洋務、有志西學的人的批評，就他們批評的內容來說約有三個方面：一、指責其“徒襲皮毛”，“遺其體而求其用”，是揀了芝麻丟了西瓜：二、指責其因循茍且，經營非其人，徒擲干百萬有用之財，成效甚微；三、指責“官督商辦”是“國家之厚斂”，“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持這種批評態度的人不少，類似的言論也多。再引鐘天緯的一段話為例，他說：

“刻下中國設局置廠，制造槍炮丸藥、兵船鐵甲諸務，非不借用西法，刻意經營。但外強中干，徒得其糟粕枝末，而未嘗窺其精微，仍是粉飾習氣。欲挽回大局，豈僅在船堅炮利區區末藝之間，即小小補苴，仍無補存亡之大計。必須破除積習，大為更張，興學術，定廟謨，去蔓蔽，收人才，通民情，采公議，而其尤在官民一力，上下一心，富必求其民生之本富，強必求其風氣之自強，使閭閻家自教戰，勝于國家之練兵，使閭閻家自求財，勝于國家之厚斂，人人明格致而制造自精，人人勤治生而利源日辟，合中國三百兆人謀之，何患不濟！若東開一局，西設一廠，歲靡縣官千百萬金錢，而仍無絲毫實際，則何益之有哉！”41”

又如宋育仁則說：

“其號為通洋務者，又以巽懦為能，以周容為度，以張惶畏葸為功，言交涉則講求語言文字、交際晉接之間，屈己伸人，以茍且無事；言海防則鰓鰓然敝精竭力干利炮堅臺、魚雷鐵艦之屬，歲擲帑金千萬，以茍且僥幸于一時，棄其精英而取其糟粕，遺其大體而襲其皮毛。”42

這些話，有的是直接指向“體用”問題的，如鐘天緯所說“必須破除積習，大為更張”，“富必求其民生之本富，強必求其風氣之自強”。宋育仁所說“遺其大體”。其他多是指向洋務設施和主持人的，也間接和“體用”有關。鐘天緯、宋育仁這些人，或者因懂西學而廁身洋務活動，或者以言論久被視為早期改良派，無疑都是贊同“中體西用”宗旨的，他們的詞鋒所及，卻在懷疑和觸動“中體西用”。這是洋務實踐中向他們提出的問題，既反映了言者在行進中和宗旨之間的矛盾，也反映了言者和行者之間的矛盾即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看來自相柢牾，卻比固守圣道的封建主義者的攻守一致要好，他們是想順水推舟而不是逆水行舟。

反過來，我們看看封建主義者是怎樣攻訐的。他們在戊戌政變時大放厥詞地說：“近年以來，嗜西學者恐專言西學之難逃指斥也，因詭言‘中學為體，西學為末’，以中學兼通西學乃為全才，此欺人之談也。如大逆康有為等皆以中學兼通西學者，自應體用兼備，本末兼賅矣，稱全才矣。乃以所通之西學，變我祖法，亂我圣道，結黨謀叛，罪通于天。向使純務中學而不通西學，世間無此種全才，焉有此種非常之禍。”他們主張“明查暗訪，如有私肄西學、謬稱講求時務者，立即嚴拿，奏明重懲”43。在他們的眼中，“中體西用”是禍根，“私肄西學”是欽犯，世間沒有比此更嚴重酌“邪說坡（改言旁）行”了。

所以，攻訐者和批評者對準的目標雖是一個，但決不能相提并論。攻訐者對洋務對西學是敵視，是堵塞事物的新陳代謝，批評者對洋務對西學是諍言，是促進事物的新陳代謝。就以史學界通常劃分的頑固派、洋務派、改良派三者的分野來說，作為早期改良派的王韜、鄭觀應、薛福成、馬建忠等人同洋務派的關系固然是互相聯結，幾乎是榮辱與共。但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容閎，被稱作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張的首倡人，他與洋務派官僚素昧乎生，1860年他訪問太平天國向洪仁開提出了新政建議，卻沒有接受洪仁玕對他的真心挽留，旋即離去，他沒有向清廷的頑固派找出路，而是投向了曾國藩、丁日昌，幫助洋務派創辦江南制造局，帶領留學生赴美，與封建頑固派始終無緣，他的留學生計劃后且橫遭頑固派的摧殘。這不是誰去左右了容閎的去就，而是他的自我選擇。我并不是說容閎投得其所，但從這個久在美國而熱愛祖國、終生為促進祖國進步事業出力的改良派人士的去就，不難看出改良派同洋務派、頑固派的關系不是等距離的，而是有親疏之別的。王韜的情況也大體相似。這種關系在戊戌維新變法運動中也還依稀可辨。

其實，對于“中體西用”的嚴峻批評，還是經歷甲午戰爭實戰的人們。他們原想李鴻章經營了二十年的北洋海軍，敵日本是亦無不足的，誰知竟如此不堪一擊。就在北洋海軍被殲的當時，海軍衙門要幸存的海軍官佐總結教訓，條陳海軍慘敗的原因。那些官佐各自列寫了他們的感受和認識，在“盛宣懷檔案”中有七八份這樣的條陳。“鎮遠艦”槍炮官曹嘉祥、守備饒鳴徙合寫的一份條陳中這樣說：

“我們地廣人眾，沿海甚多，不能不設海<軍)護衛，既設海軍，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創立海軍多年，其中利弊，著書立說，無微不至。我國海軍章程，與泰西不同，緣為我朝制所限，所以難而盡仿，所以難而操勝算也。44”

另一兵艦的千總鄭祖彝所寫的條陳中則說：

“海軍所有章程，除衣冠語言外，均當仿照西法，萬不得采擇與中國合宜者用之，不合宜者去之，蓋去一不合宜，則生一私弊。45”

這幾個寫條陳的海軍下級軍官，他們的認識是付出沉重的代價從出生入死中得來的。雖然，他們是在“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而成立的海軍中工作，但他們不一定知道有“中體西用”這條宗旨。因為“中體西用”只是洋務官僚和采納西學者的指導思想，并不是清廷的國策，軍中還只有“圣諭廣訓”和軍事技術方面的教育。然而他們的話卻是命中了“中體西用”的靶子的。所說“必全按西法”，“均當仿照西法”，決不是后來的“全盤西化”思想，而是指海軍這種近代化軍事建置就得按近代化的“西法”去管理。本來北洋海軍的兵艦主要是從英國、德國買來的，艦只管帶多是到國外學過海軍和駕駛技術的，艦隊也是仿西法編制和雇請洋軍官訓練的，何以“與泰西不同”?關鍵“緣為我朝制所限”。

“朝制”就是封建的“中體”。所說“與中國合宜者用之，不合宜者去之”，也不是我們通常說的要從事物的條件和需要出發，要適合中國國情，而是以是否不違背封建“朝制”為取舍準則的，以“中體”限制“西用”，所以“難而盡仿”，“難而操勝算”。這是他們的切身體會，比一般批評更切實際。亦即有人所指出的：“我中國則以積習因循而行西法，觀其外，西法也；察其內，無一西法。”46

這也是一種國情，妨礙歷史車輪前進的國情。

甲午戰爭的慘敗，洋務運動的破產，是對“中體西用”宗旨最殘酷的批評。經此劇變，沒有被硝煙和波濤吞沒的官佐長了一智；許多鉆研經籍、流連詩文的知識分子，也在救亡圖存的呼喚下前進了。如譚嗣同，他痛切地審察政治得失，沉思事變的由來，為了回答“洋務之術尚未精，必變法以圖存”的問題，就“道器”、“體用”的關系，在1895年七八月的《報貝元征書》中發表了深刻的意見，一面從理論上批判了“中體西用”的不當，一面也是從“中體西用”的實受中對接受西學的檢查和發展，把王韜的“道不能即通，則假器以通之”的觀念提到了較高的水平。他說：

“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麗而后見。故道，用也；器，體也。體立而后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學者不審，誤以道為體，道始迷離徜恍，若一幻物，虛懸于空漠無朕之際，而果何物也邪?將非所謂惑世誣民異端者耶?夫茍辨道之離乎器，則天下之為器亦大矣。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變而為器，亦仍不離乎道，人自不能棄器，又何以棄道哉!且道非圣人所獨有也，尤非中國所私有也……彼外洋莫不有之。”

這段富有哲理的文字，論旨很鮮明：一、明示“道”為“用”，“器”為“體”，有物有則，把顛倒了的“道器”觀、“體用”觀顛倒了過來。二、論證“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把“器”可變而“道”不可變的形而上學觀點否定了。三、確認“道非圣人所獨有”，“尤非中國所私有”，“彼外洋莫不有之”，既剝奪了圣人對“道”的獨占權，也把“中西”和“道器”互相分離的誤解辨明了。

譚嗣同這番議論的價值，在于破了“中體西用”的防線，為推動維新變法運動掃去思想障礙，是時代脈搏的跳動。

北洋海軍的實際檢驗，譚嗣同的理論考察，清楚地表明：“中體西用”原先引進西學的作用日益被“中體”所困擾，要前進一步是那么艱難。一些廁身洋務、附會西學如張之洞這樣的大人先生們，不是擴大眼界使自己去適應客觀事物，而是要客觀事物來適合自己的胃口。洋務運動破產了，作為觀念形態的“中體西用”，并不會像下沉的兵船一樣很快從海面上消失。所以甲午戰后的兩三年間，人們在籌建京師大學堂、創辦南洋公學中，仍要把“中體西用”懸為辦學的準則，惟恐偏離。即以康有為而論，他擎起的變法旗幟，在于改變封建的政治體制，仍得“托古改制”，托之孔于，托之古圣先王，不敢公然背叛“中體”。這里埋伏著一個不易為人們覺察而有很大約束力的歷史隱秘，即“中體西用”一方面采納西學，是進步的，卻帶來了祟洋思想；另一方面固守“中體”，是保守的，卻又依托于民族性。在光緒帝宣布變法、廣開言路的日子里，河北豐潤縣增生趙桂勝在其陳述己見的呈文中，說到“不行新法，終難致積弊之除”，又擔心受“外夷搖惑”，因此主張治事要用“西法之實”，而不可“顯更其名”，以保持中國的“儀型”47。這位趙先生所透露的正是深藏的不可怠慢的民族自尊心。不合理的依附于合理，失去時效的仍有時效。張之洞的《勸學篇》挾“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調門，在實行變法的時候仍然不脛而走，就是這種歷史的作用。如山西巡撫胡聘之、學政錢駿祥的《請變通書院章程折》說：“顧深詆新學者，既滯于通今未能一發其扃鑰；過尊西學者，又輕于蔑古，不憚自決其樊籬48。當時，這是被看作公允之論的，恰與張之洞的《勸學篇》同一副腔調，同一種姿態。

戊戌維新運動是在批判“中體西用”中前進的，但不少具體興革又是以“中體西用”的詞旨為號召的。因為有些人還在固守這道防線，又有許多人還剛剛才找到這種使他們可以接受的中西文化結合的形式。就這樣，“中體西用”在一些人中失去了時效在更多的人并沒有失去時效。

戊戌維新運動過去了，義和團運動也過去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勢力已經興起，革命已在取代改良，“中體西用”旗號下的志士處于大分化中，“中體西用”還沒有咽氣。1901年初，逃往西安、準備回鑾的慈禧太后也宣稱要變法了。這年7月，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江楚會奏三疏》，提出“整頓中法”、“采用西法”的新建議，承認封建的“中法”并不那么完美，需要“整頓”；而且把主從分明的“中體西用”改為并列的“中法”、“西法”。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變化。但是“江楚會奏”的內容，大體仍是“中體西用”的脈絡。次年，嚴復發表的《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其中引述別人所說：“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嚴復然后申論道：“故中學有中學的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俱亡。議者必欲合之為一物，且一體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