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古代藝術對昭君作品的塑造

國王的未來：漢元帝元年（公元前33年）春，昭王上詔婚姻。還說，他已經有兩三年的了。圍繞著昭君及其和親事件,歷代文人士大夫和廣大民眾從未停止過歌詠、談論和爭訟,人們憑借豐富的想象力,用音樂、詩詞、曲賦、繪畫、雕塑、變文、小說、戲劇等各種藝術形式塑造了眾多風貌各異、意義非同的昭君形象,形成了內涵豐厚、影響深遠的昭君文化。據當代學界的不完全統計,自西漢至今,描寫昭君出塞的詩詞曲賦和散文作品多達近千篇,小說戲劇和影視作品約有四五十部,各地民間傳說故事、音樂小調等亦不計其數,可謂洋洋大觀。人類創建文化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表露思想靈魂、展現價值觀念的過程。所以,我們今天探討復雜的昭君文化現象,應以尋找這一文化現象形成的歷史因素及其社會價值為中心問題。歷史上的昭君不過是個普通宮女,是西漢朝廷賜給匈奴單于的和親禮物。和親既不始于昭君,亦非終結于昭君,因而昭君出塞本不足奇?！稘h書·元帝紀》和《漢書·匈奴傳》關于昭君身世及出塞和親情況的記述僅有一百余字,遠比記述武帝時期和親烏孫的細君公主與解憂公主的文字要簡略含糊,而且班固記述細君公主、解憂公主和親時充滿同情之心,而記述昭君和親時卻顯得十分平淡,這充分說明昭君在正統的史學家眼中只是一個卑賤的小人物,無法同出身高貴的公主相提并論。然而,后人并沒有沿著班固《漢書》的思路走,而是將無數的悲憫、同情、贊美、頌揚送給了昭君,以其生花妙筆或眾口相傳創造了一個個多姿多彩而美麗動人的昭君故事。中國歷史上有無數和親的女子為什么后人獨獨特別推崇昭君?昭君文化的形成體現了我們民族何種思想理念?如何正確理解文學藝術中昭君形象的多義性?弘揚昭君文化對于當今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民族外交政策的制定有何積極意義?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研究。王珮:千百年來,昭君和親事件一直是文藝界的熱門話題。不同時代、不同作家的作品所塑造的昭君形象自然千差萬別,這種形象的多義性、多面性正體現了昭君文化的厚度和廣度。從現存作品及相關資料看,最初活躍在人們心目中的無疑是悲怨的昭君形象。早在漢代,就流行著詠唱昭君出塞的樂曲。《舊唐書》卷二十九:“《明君》: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瓭h人憐其遠嫁,為作此歌?！?1)說明漢曲演唱昭君出塞的基調是凄悲的。東漢末年有文人假托昭君之名寫了一首《怨曠思惟歌》,抒寫的依然是傷悲之情:“志念抑沉,不得頡頏……嗚呼哀哉,憂心惻傷!”西晉石崇作《王明君辭》,以昭君之口吻描述遠嫁之悲:“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木及終,前驅己抗旌。仆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郁傷五內,泣淚濕朱纓。……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后世人,遠嫁難為情。”歌辭情深意篤,如泣如訴,從而確立了昭君形象的悲怨格調。從《漢書》記載昭君及其子女在匈奴享有尊貴地位等情況看,昭君出塞和親未必比細君公主、解憂公主遠嫁烏孫的遭遇更令人凄惻。但世人為什么更加傷悲同情昭君呢?這恐怕有兩個基本因素:其一,人類同情弱者。昭君出身卑賤,是一個來自民間的普通宮女,一個普通宮女為了大漢王朝的安定而遠嫁大漠,其犧牲精神令人感動。相反,劉細君、劉解憂雖然也是弱女子,但她們身為公主,遠嫁西域和親有為大漢王朝分憂解難盡職盡責的成分。民間女子的無私奉獻與悲壯犧牲遠比貴族女子的奉獻犧牲更令人同情與關注,這是人類同情弱者的天性的自然表現。其二,昭君遠嫁之地處境極為惡劣。細君公主、解憂公主遠嫁之地雖然遠隔萬里,但烏孫國是當時西域最富饒之邦,水草豐美,環境宜人;且烏孫是西漢王朝的盟國,有著較為濃厚的親漢之心。相反在漢人眼中,匈奴之地氣候酷寒,黃沙飛揚,絕非人類宜居之所:“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2)而匈奴又是一個“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面獸心”(《漢書·匈奴傳》)的“豺狼”之族,桀驁不馴,野蠻嗜殺,長期與大漢為敵,不知禮義。漢初七十年間,在匈奴強大的軍事壓力下,西漢王朝被迫一再遣送公主、宗室女或宮女遠嫁匈奴和親。面對兇悍的“人面獸心”之族,漢家和親女子們豈能不望而生畏,豈能不悲悲切切、淚濕衣襟呢?所以,盡管昭君出塞和親之時,漢匈強弱態勢早已轉變,漢匈關系也早已改善,但歷代詩人還是將漢初和親女子們的不幸遭遇嫁接到昭君身上,極力渲染昭君孤獨無依、以淚洗面、遠嫁不歸的凄悲之情:“片片紅顏落,雙雙淚眼生”(庾信),“明妃遠嫁泣西風,玉箸雙垂出漢宮”(胡曾),“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李白),“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杜甫),“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卻來傳漢家”(歐陽修),“誰知去鄉國,萬里為胡鬼”(蘇軾),……。拋開民族之間的偏見和歧視心理不論,從西漢前期無數和親女子的悲劇性結局看,人們如此解讀歷史上的昭君出塞,是不難理解的,其歷史真實性不容懷疑。王雪麗:一個弱女子遠嫁萬里風沙寒苦之地,實令人嘆惜感慨。人們在同情傷感昭君不幸之時,自然會尋找造成其悲劇的原因。東晉葛洪《西京雜記·畫工棄市》引進了昭君被丑圖之事:“元帝后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于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后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薄懂嫻壥小穼儆跐h晉時期的小說,所記并非歷史真相,但有兩點對后世昭君文學的創作影響極大:一是認為美麗絕色的昭君因拒絕行賄而被畫工丑化終致遠嫁匈奴,從此委屈的昭君形象便成了昭君文學的重要主題;二是暴露了封建社會索賄敲詐的黑暗現實,具有歷史真實性,而在眾多索賄敲詐的畫工中,排序最前的毛延壽便成了昭君悲劇中被人唾罵的千古罪人。自南北朝以來,這類譴責毛延壽丑圖的作品不斷出現。如梁朝王淑英妻劉氏《昭君怨》:“一生竟何定,萬事良難保。丹青失舊儀,匣玉成秋草?！绷撼驖M愿《昭君嘆》:“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蟬鬢,百萬寫蛾眉?！彼宄罘蛉恕肚惨狻?“秘洞扃仙卉,雕房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唐人崔國輔《王昭君》:“何時得見漢朝使,為妾傳書斬畫師。”明人范兆祥《昭君怨》:“金鈿換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畫工?！钡鹊?這些作品皆把矛頭直指畫工毛延壽,認為唯有將其凌遲方才解恨。當然也有不少作品是將批判矛頭指向昏聵的君王。唐代無名氏在《王昭君(安雅詞)》中明確抱怨漢天子的失聰:“惟明在視遠,惟聰在聽德。奈何萬乘君,而為一夫惑?”宋人徐鈞的《王昭君》直接譴責了君王的懶惰與偏聽偏信:“畫工雖巧豈堪憑?妍丑何如一見真!自是君王先錯計,愛將耳目寄他人?！泵魅祟櫾气櫟摹墩丫埂穭t以諷刺口吻指斥了君王的昏暗不明:“一閉昭陽二十春,才瞻天表已胡塵。由來錯認君王棄,過眼何曾屈一人?”在感慨美人沉埋的基礎上,更多的文人作家則將毛延壽丑圖之事上升到政治層面。如北宋王安石《明妃曲》:“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陽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雖能殺畫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司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猶可欺。君不見白頭蕭太傅,被語仰藥更無疑。”明人李濂《王昭君》:“強酌和親酒,愁登出塞車。世途皆用賂,錯倚面如花?！泵魅宋簜牎锻跽丫?“畫工誤妾何足算,世有妨賢病國人。”等等,無不將委屈的昭君同現實社會中奸邪小人春風得意而賢才被埋沒、忠良被殘害的現象聯系起來,抒發政治黑暗、壯志難酬的悲憤之情。很顯然,這類作品中的昭君形象早已超越了昭君出塞事件本身,而成為一個文化符號,正如一位學人所說:“每當文人們仕途失意、被奸臣陷害排擠、失去皇帝重用時,就自然而然地想到王昭君的悲劇命運,于是你吟我唱,千古不絕?！?3)郭玲珍:中國傳統文化是典型的農業文化,農耕為主的生產方式加上高山大海阻隔的地理環境,使中國先民逐步形成了安土重遷的思想。《漢書·元帝紀》記載了漢元帝永光四年十月所下的詔令云:“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昭君生于山青水秀的三峽之鄉,遠嫁萬里之外的大漠草原,又是氣候惡劣、習俗迥異的異族之邦,作為一個弱女子,其眷戀故土、思念親人的悲情可想而知。因此,思鄉戀國的昭君形象亦是歷代文人作家經久不衰的創作題材。如東漢無名氏《怨曠思惟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梁人沈滿愿《昭君嘆》:“今朝猶漢地,明旦入胡關。高堂歌吹遠,游子夢中還?！碧迫吮R照鄰《昭君怨》:“漢地草應綠,胡庭沙正飛。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碧迫藦堨铩墩丫埂?“萬里邊城遠,千山行路難。舉頭惟見月,何處是長安?”宋人秦觀《調笑令·昭君》:“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偷彈玉箸。未央宮殿知何處,目送征鴻南去?！鼻迦颂珍墩丫濉?“昭君浣紗處,溪水至今香。波鏡秋磨月,巖花晚破霜。紫臺應有夢,歸佩繞郎當?！钡鹊?這類作品數量龐大,將一個日夜南望家國、思念親人、夢魂歸故里的昭君形象描繪得栩栩如生,將其思親不見、歸鄉不得的悲傷情懷表現得淋漓盡致、真切動人。由于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之間既有團結融合,也有矛盾沖突,甚至血腥戰爭。每當民族沖撞對立、民族矛盾尖銳之時,遠嫁匈奴、思鄉戀國的昭君就會被文人作家們作為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的代表而加以頌揚。從現存作品看,西晉石崇是將昭君出塞視為民族屈辱的第一位作家,其《王明君辭并序》云:“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故改之。匈奴盛,請婚于漢,元帝以后宮良家子明君配焉。……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茍生。茍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愿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歷史上昭君出塞時是漢強匈奴弱,石崇卻說“匈奴盛”,表明昭君遠嫁迫于無奈,這顯然與西晉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侵凌的現實有關。詩作極力渲染了昭君慘遭凌辱、生不如死的悲愴心境,也抒寫了昭君視富貴如糞土、始終不忘祖國的民族情感。后世無數詩人沿著石崇的創作路數,或描寫昭君的屈辱痛苦,如白居易《青冢》:“同儕傾寵幸,異類為配偶。禍福安可知,美顏不如丑”,陳子龍《王昭君》:“豈欲惜一死,恐起胡漢爭。天子方厭戰,婦人聊茍生?？v有歸來時,恥見父與兄”,等等;或贊揚昭君忠貞不渝的民族節操,如姜夔《同潘于久作明妃詩》:“身同漢使來,不同漢使歸。雖為胡中婦,只著漢家衣”,邱?！睹麇?“骨已成胡土,魂猶戀漢庭。千年遺恨在,孤冢單青青”,等等;或歌頌昭君勇赴國難的愛國主義精神,如郭祥正《王昭君上馬圖》:“能為君王罷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塵”,盧昭《題昭君出塞圖》:“此去妾心終許國,不勞辛苦漢三軍”,莫止《昭君曲》:“但使邊城靜,蛾眉敢愛身?千年青冢在,猶是漢宮春”,等等。在通俗文學創作中,歌頌昭君的愛國主義思想情感和民族氣節的傾向更加突出。唐代《王昭君變文》描寫在漢弱匈奴強的背景下,昭君被迫遠嫁匈奴。無論單于如何百般順從討好,但忠君愛國的昭君總是郁郁不樂:“異方歌樂,不解奴愁;別域之歡,不令人愛”,“假使邊庭突厥寵,終歸不及漢王憐”。昭君登高南望祖國,結果是“一度登山,千回下淚”,“恨積如山,愁盈若海”,終致病入膏肓,臨死之前還特別囑咐單于:“妾死若留故地葬,臨時請報漢王知?！币粋€愛國女子形象躍然紙上。元人馬致遠的雜劇《漢宮秋》不惜違背歷史真實,虛構了昭君自殺的悲劇:匈奴大兵壓境,強索昭君,昭君挺身而出,舍棄個人幸福,“情愿和番,得息刀兵”,獨自踏上出塞和親之路,而行至漢匈交界處,昭君毅然投黑江自盡,保全了民族氣節。明初無名氏的戲文《和戎記》、清初尤侗的雜劇《吊琵琶》等亦描寫昭君不愿遠嫁匈奴、投水而死的悲劇,歌頌了昭君“生為漢妃,死為漢鬼”的民族情感與節操。這類作品固然不乏忠君報恩的封建思想,但大多數產生于中華民族危難之際,是文人士大夫和廣大民眾愛國主義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應該予以充分肯定。薛麗麗:毫無疑問,表現昭君悲怨、昭君委屈、昭君愛國戀家之類的題材,是古代昭君文學創作的主流。但是,也有許多文人作家認為昭君遠嫁并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悲苦,相反與其宮廷生活相比要幸福快樂得多。歷史人物昭君在漢宮的生活究竟如何?班固《漢書》只字未提。東晉孔衍作《琴操》,記述了昭君因得不到元帝寵幸而自請出塞等民間傳說。南朝史學家范曄將這類傳說寫入《后漢書·南匈奴傳》中:“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边@段記述顯然富于文學色彩,但“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則真實地反映了廣大宮女的不幸遭遇,具有深刻的普遍性。這正是后人塑造幸福快樂的昭君形象的基礎。表現昭君幸?？鞓返淖髌分饕獜膬蓚€方面切入:一是勸慰昭君安心和親,塞外亦有知音。北宋王安石以過人之眼界與胸襟作《明妃曲》二首,曾引發眾多文豪的唱和。王安石詩固然也寫了昭君的悲怨和思念,但其過人之處是他勸慰昭君說:“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南宋呂本中作《明妃》,亦仿王安石詩勸慰昭君在匈奴安心生活:“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痹姷淖詈髢删湟馑际置鞔_:你看那些薄情寡義的漢地人,有什么地方比匈奴人更好呢?元代詩人王惲更是用趙飛燕、趙合德姊妹爭風吃醋的事例來告誡昭君不要后悔遠嫁匈奴:“朔漠風沙異紫臺,琵琶心事欲誰開?人生正有新知樂,猶勝昭陽赤鳳來?！睗h宮佳麗三千,天子薄情寡義,連尊寵的嬪妃都倍受冷落,更何況普通待詔呢?昭君出塞與新的知己相親相愛,遠遠勝過了那些留在漢宮中因孤寂空虛而冒生命危險偷歡尋樂的后妃們。二是直接描寫昭君受到單于的尊敬和體貼,夫妻恩愛快樂。唐儲光羲的《明妃曲》:“胡王知妾不勝愁,樂府皆傳漢國辭。朝來馬上箜篌引,稍似宮中閑夜時。”單于深深理解昭君離別故國親人遠嫁大漠的孤獨悲傷,因而盡力保持漢家文化習俗以使昭君欣慰快樂。中晚唐的《王昭君變文》則再三描寫了單于對昭君的深情厚意,“可汗將為情和,每有善言相向”,“單于雖是番人,不那(無奈)夫妻義重,頻多借問”;昭君思念故國,郁郁病亡,“單于脫卻天子之服,還著庶人之裳,披發臨喪……慟悲切調,乃哭明妃”,其情深之至,令人感動。到了多民族大融合的元代,悲怨的昭君形象與時代氛圍已不協調,于是描寫昭君夫妻恩愛、生活幸?？鞓返淖髌啡諠u多起來。如馬祖?！墩丫?“旃車百輛入單于,不恨千金買畫圖。爭似山中插花女,傍家只嫁一丈夫?！痹妼懶倥⒋蟮挠H隊伍迎接昭君出塞,昭君倍感尊榮與欣慰,內心并未因為拒絕畫工索賄以致得不到皇帝寵愛而怨恨;昭君十分慶幸自己不像那些頭插野花的山村女子,僅僅靠近家門口嫁給一個普通漢子。張翥作《昭君怨》詞,詞意與馬祖常詩意近似:“隊隊氈車細馬,簇擁閼氏如畫。卻勝漢宮人,閉長門?！倍菁瘎t在《昭君出塞圖》中更是對一味描寫昭君悲怨的現象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天下為家百不憂,玉顏錦帳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曲,青草離離詠未休。”詩人認為昭君胸襟開闊,以“天下為家”,沒有胡漢之別,遠嫁匈奴之后百事無憂;其嬌美的容顏博得了單于的鐘愛,在錦帳中歡樂幸福地度過歲月?？傊?古代表現昭君幸?？鞓返淖髌匪急壤m然不大,但因為更接近歷史真實而顯得十分珍貴,越來越受到后人的重視。王平:昭君出塞不僅成為她個人生活的轉折點,而且開創了漢匈民族關系的新局面?！稘h書·匈奴傳》說:“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漢匈親睦、共同繁榮的大好局面固然始自漢宣帝時期,但是,這種沒有戰爭的和平環境在昭君出塞和親之后又延續了近半個世紀,與昭君的作用顯然是分不開的。因此,為國立功的女英雄形象以及為各民族帶來和平發展的民族友好使者形象便成為歷代昭君文學創作的重要題材。中唐詩人張仲素作《王昭君》:“仙娥今下嫁,驕子自同和。劍戟歸田盡,牛羊繞塞多?！贝嗽妰热菖c史籍記載吻合,可謂首開歌頌昭君為國立功之先河。宋元以后,這類作品漸多。如宋人劉子翚《明妃出塞圖》:“羞貌丹青斗麗顏,為君一笑靖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閣,畫向功臣衛霍間。”宋末許棐《明妃》:“漢家眉斧息邊塵,功壓貔貅千萬人。好把香閨舊脂粉,顏妝艷上上麒麟?！痹藚菐煹馈墩丫鋈麍D》:“平城圍后幾和親,不斷邊烽與戰塵。一出寧胡終漢世,論功端合勝前人。”清人韋謙恒《王昭君》:“不恨丹青誤,惟期報國恩?！t顏安社稷,青史至今存?！鼻宕鷿M族詩人彥德《詠王昭君》:“一身歸朔漠,數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論,幾與霍衛同?！钡鹊?無不將昭君視為功蓋衛霍、勛上麒麟的民族大英雄。晚清近代以來,昭君成為無數新女性崇敬的偶像,許多女詩人紛紛寫詩贊美昭君的奇才奇功,如郭漱玉《明妃》:“竟把琵琶塞外行,非關圖畫誤傾城。漢家議就和戎策,差勝防邊十萬兵。”郭潤玉《明妃》:“漫道黃金誤此身,朔風吹散馬頭塵。琵琶一曲干戈靖,論到邊功是美人。”葛秀英《題明妃出塞圖》:“絕塞揚兵賦大風,旌旗依舊過云中。他年重畫麒麟閣,應讓蛾眉第一功?！痹谒齻冄壑?昭君是上天造就的英才,是我們民族難得的膽識卓絕的女英雄,難道不應該受到后人的崇拜敬重嗎?在昭君文學史上,部分文人作家認為昭君和親是一種民族恥辱。如唐人戎昱《和蕃》:“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五代李中《王昭君》:“誰貢和親策,千秋污簡編?”等等。但更多的文人作家能夠超越民族之間的界限與偏見,認為昭君遠嫁決不是民族的屈辱,而是民族強大的象征,是民族的光榮與驕傲。宋人黃文雷《昭君行并序》云:“自石季倫始賦昭君曲以后,作者寢多(漸漸多了),不容措手,每恨沿襲之誤作漢初和親意著詠,非也?！瓱o人作歌繼《大雅》,至今遺恨悲昭君。”明確指出昭君出塞是西漢朝廷的主動和親之舉,與漢初被迫和親的形勢有本質的不同,但后世多沿襲石崇詩作基調,將昭君遠嫁視為千古恨事,唱些哀怨悲切的樂曲,而無人繼承《大雅》之聲,作詩頌揚國家的文治武功,這是不對的。清人戴亨《昭君》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寧邊廟算遣朱顏,不比文姬出漢關?！闭J為和親是漢朝安定邊疆的策略,昭君是在漢強匈奴弱的情況下,為了雙方人民的安定去和親的,和漢末文姬出關的情形完全不能相比。事實上,昭君出塞有力地推動了漢匈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為各民族帶來了福澤和繁榮。首先,為西漢造就了和平安寧的環境。清人袁枚《明妃曲》:“明駝一群角數聲,漢家宮女昭君行。……從今甥舅息干戈,塞上呼韓日請和。”清人顧景星《王明妃》:“久戍獲歸國,病馬亦解韁。長安百萬戶,共道蛾眉強。”昭君出塞,漢匈從此化干戈為玉帛,邊境安定,戍卒解韁,人民無不感受到昭君的恩惠。其次,為匈奴人民送來了幸福的生活。清人吳光《明妃曲》:“一辭鳳闕赴龍沙,玉帳風清雪作花?！策呴L策是和親,白草黃沙滿地春?！闭丫h嫁匈奴,塞外從此春光明媚,部落安定,人民生活美好。民間傳說《鴿子花》說:“(匈奴人)教昭君穿胡服,吃胡餐,學胡語、胡樂、胡騎,昭君也親手教匈奴婦女紡紗織布、縫衣繡花、播種五谷?！?4)昭君入鄉隨俗,與草原人民打成一片,致力于漢匈友好事業,傳播中原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善良仁愛,深受草原人民的愛戴,被尊稱為“昭君娘娘”。可見,昭君出塞大大促進了北方草原民族的經濟發展、文明進步及民族融合。從這個意義上講,昭君無疑是中華民族卓越的和平友好使者,其貢獻無愧于歷史上任何杰出的女性。著名史學家翦伯贊先生說得好:“在大青山腳下,只有一個古跡永遠不會被廢棄的,那就是被稱為青冢的昭君墓,因為在內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經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象征,一個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個墳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紀念塔?！?5)不容置疑,贊美昭君的卓異襟懷與杰出貢獻,描繪昭君為和平奔走的民族友好使者形象,是文人作家們經過政治眼光審視后所作出的符合史實和昭君本人情況的正確評價。王前程:歷代藝術家塑造的昭君形象形態各異,歸納起來不外乎兩大類:哭兮兮的悲劇形象和笑吟吟的喜劇形象。單從藝術層面上看,昭君形象存在著多義性、歧義性,甚至是對立性。而從文化層面上看,這種多義性、歧義性則統一于兼容并蓄的昭君文化之中。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不斷碰撞、不斷融合而逐步走向大統一的國家,文化思想表現出“有容乃大”的宏偉氣魄,雜糅而多樣統一是顯而易見的。昭君出塞和親象征著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碰撞與交融,由此形成的昭君文化有著十分鮮明的民族特性與傳統理念:第一,強烈的憂患意識。關心天下大事,關注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歷來是中國文化中的優良傳統。《孟子·告子下》:“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鼻峨x騷》:“豈余心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每當國家民族處于危難之時,這種憂患意識尤為沉重,并自然地升華為一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昭君和親事關漢匈民族關系,涉及國家安全問題和邊塞人民的生存狀況。這一事件成為歷代文學創作的熱門話題,本身就是進步文人作家和廣大民眾憂患意識的表現。歷史上昭君出塞究竟是喜是悲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常借描寫昭君出塞、悲憫昭君遠嫁來表達愛國戀土的愛國主義情感,抒發憂念國事、關心民生的心志。從此意義上講,昭君文化是一種愛國文化。第二,博大的和合思想。強調關注國家民族命運,并不意味著排斥異國他族。中國文化自形成之初就具有驚人的開放性和兼容性,重和去同,肯定事物是多樣性的統一?！吨芤住だへ浴?“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薄抖Y記·中庸》:“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庇械谰赢斝Хù蟮?像大地一樣做人,養成寬厚、兼容的胸懷與品格。這種思想理念用于民族關系中,就是“以和為貴”的原則?？鬃釉谔幚砻褡尻P系上,一貫反對對四夷使用戰爭,主張平等待人與道德教化。《論語·學而》:“禮之用,和為貴?！薄墩撜Z·季氏》:“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歷史上的昭君和親是漢匈兩大民族經過長期戰爭而兩敗俱傷之后所作出的明智選擇,既是各族人民強烈要求和平共處的結果,也是漢匈雙方清醒的政治家們經過審慎決策的結果。昭君和親有力地鞏固了漢匈友好關系,給長城內外帶來了安定和繁榮,受到各族人民的愛戴與崇敬。昭君文學的創作中,無論是詩歌、戲曲、小說,還是民間傳說故事,都普遍表達了向往和平、反對戰爭的良好心愿,充分體現了中國和合思想的魅力。今天許多學者認為昭君文化是平等團結、開放交流的文化,其核心價值是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