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對當代文學的價值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對當代文學的價值文學的開展，乃繼承中的創新。沒有繼承，則無創新。勰說：“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堪久，通則不乏。〞變乃創新，通為繼承，立足于繼承的創新，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永不匱乏的創新。傳統文學乃非常重要的文化載體，為華夏民族之精神瑰寶。創作固然來源于生活，但不能離開傳統文學的滋養，因而，如假設希冀當代文學創作有所開展，有所突破，創作出偉大的文學，則不得不植根于華夏民族文化的土壤。緣此可知，重視傳統文學優秀品質之繼承，乃當代文學創作的不竭源泉。傳統文學能夠為我們提供什么樣的經典質素.首先，傳統文學承載著民族精神，那種注重文學的現實性、重視文學的精神品性、追求真善美的文學本體觀，是當代文學創作所應該繼承的。司馬遷創作"史記"而彪炳史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旨在表達對天地自然、社會歷史、人類生活的獨特認知，考稽其興廢成敗之理，這一指導思想乃其獲致巨大成功的關鍵。其實這也正是中國文學的根本精神。文學創作強調有感而發，有為而作，要有現實的針對性，表現出強烈的入世精神。作家要有對社會、生活的深切關注與體味，表達向上的力量，追求真善美。詩人屈原有著強烈的入世精神，正道直行，竭忠盡志。他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卻仍然無法忘懷故國，“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一詩，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創作出來的。杜甫歷經艱辛，掙扎于“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的亂離之中，始終秉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熱〞的情懷，對社稷民生致以深切的關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即使被尊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淵明，穎脫不群，因為還有著對社會人生的深切體驗，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才會棄官歸田，勤勞自食。淵明思想的高度，使是其詩文“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典婉愜〞。緣此，勰提出對文學本體的認識：“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文學應該承載傳播思想、開啟民智的使命。“文者所以明道，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傳統文化所形成的“天下主義〞，追求人生、社會的真善美，開創太平盛世。這樣的思想，主導文學本體，成為其主要核，文學之使命是偉大的。勰說：“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顯然，承載傳播思想、開啟民智，乃文學本體的一個重要容，也是成就偉大文學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性。其次，傳統文學經典倡導為文要有針對性，有感而發，要言之有物。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謂“見之行事〞，即通過具體事件的表達，在生動形象的表達中，寄寓褒貶，當理切事，鮮明生動地說明主旨，以積極的藝術感染力，吸引讀者、感染讀者。文學容的表達，需要堅實的“材料〞來支撐。所謂“材料〞，就是漫長的社會歷史文化所積累的豐富智慧、文化積淀。從經典文學來說，運用“材料〞，就是注重歷史文化的延續性。"文心雕龍"曰：“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顯然，事類，并非僅僅指用典，而是泛指前代歷史文化的豐富積累，側重于歷史文化的延續性。熟悉豐厚的歷史文化，提要勾玄、細大不捐、沉浸濃郁、含英咀華，作為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根底。如古典詩詞創作，即使比擬偏重抒情性，也往往特別注重運用典故，而典故乃歷史文化的凝結，具有豐富的意蘊，如杜甫"望岳"“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化用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使得詩人之理想情懷表露顯豁，卻也不無含蓄之美，也使得詩歌具有充實的藝術容量和頗大的藝術力，其感人也深。其它文學樣式，如戲劇、小說，往往取材于前代，踵事增華，使之更為豐富多彩、意蘊深厚，表達出一種文學的延續性及開拓性，往往取得空前的藝術成就。如唐人對"文選"的學習，積累了豐富的文學素養，鍛煉了嫻熟的藝術技巧，開創了落盡豪華而見真淳的唐代文學。有些當代文學作品，無視了對文學經典的繼承，往往缺乏對傳統文學、思想、文化、生活的同情之了解，非常隔膜。此類容，即使作為文學創作的“材料〞之一，也很難出現于當代的文學作品之中。當代文學創作出現了想得太多、寫得太多而讀得太少的弊端，許多作品構造相仿、容相似，相因，“所謂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了無余味，貧乏蒼白。其實，在中國文學開展史上，前代文學往往是后來文學的滋養，或者作為進一步創造的“材料〞，如"三國演義"水滸傳"是在話本、講史的根底上開展而成；"紅樓夢"與"金瓶梅"有著密切的演進關系；"聊齋志異"說鬼怪、刺人世，入木三分，與前代志怪小說、唐人傳奇，一脈相承；其文學語言的典雅、簡潔，兼有駢文和古文的優長。戲曲如"西廂記"長生殿"，更是"會真詩"鶯鶯傳"、董解元"西廂記"和"長恨歌"梧桐雨"的新變，脫胎于前代而獨具自家面目，是戲劇史上的典。至于詩文詞曲之積累豐厚，別創新局，自不待言。而我們即使寫一些小文章，幾乎不能汲取經典文學的奇葩，作為寫作的材料而化用自如。這樣的狀況，呈現出當代文學創作的貧乏與蒼白，割裂了歷史文化的延續性。其實，前人在這個問題上有著很好的經歷，柳宗元說：“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顯然，柳宗元重視經典文學，并視之為后來文學創作的不竭源泉。其三，傳統文學經典的辭章之美，理應由當代文學繼承與借鑒。漢字乃形、音、義構成的復合體，漢語言天然地具有形文、聲文、情文之美。"文心雕龍·情采"說：“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形文，指語言文字的色彩之美；聲文，指聲律之美；五性，乃情感之美。在勰看來，講求形文、聲文之美，是為了更恰切而生動地表達情文之美；此乃自然而然，符合“為情而造文〞的主旨——語言文字乃表達思想情感之需要。自白話文運動以來，追求語言的通俗化之同時，往往忽略了形文、聲文之美，單一地追求情文之美，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事實上，情感思想的表達，需要完美的形文、聲文之恰切配合，到達愈所說“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低者皆宜〞。而駢儷與散行的交織運用，可以使句式整齊而富于變化。“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駢散結合，要善于融鑄古今語言，簡約精辟，使文章氣勢宏博。鼐說：“文者，皆人之言書之紙上者爾，在乎當理切事，而不在乎華辭。〞要之，語言的典雅或簡潔，是文學經典留給后世的豐厚饋贈。辭章，不僅僅指語言文字，還包括構造篇章。構造篇章乃為文之關鍵，應注意“首尾圓合，條貫統序〞，即講求思維的一致性與周密性。勰論篇章構造，有曰：“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要求“首尾周密，表理一體〞，因為此乃“命篇之經略〞。清代桐城派講求義法，方苞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顯然，是將思想情感容與藝術形式并重的。而“法〞則指文章的構造布局之先后與層次之銜接，還包括對所寫人、事的恰切剪裁，以突出其特質，“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如假設忽略篇章構造之經營，則如勰所說“假設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就辭章而言，經典文學，無論長篇或短制，都很重視篇章構造的布局經略，或體制宏大，氣勢恢弘；或精約簡要，有尺幅千里之勢，頗值得學習借鑒。而且，即使是實用文體，傳統文學亦頗注意于其篇章構造、材料運用、語言藝術的文學性。桐城派大家鼐說：“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鼐欲兼收并蓄，融通三者為一。如果不僅僅膠著于桐城派的古文理論，而將其涵擴大：以義理為承載思想、開啟民智、培養精神品性的文學本體；以考證指文學寫作的“材料〞，承載歷史文化的延續性；以辭章(文章)指文學之構造篇章和藝術性。則，經典文學的根本質素所提供應我們的，則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優美的語言和精細的藝術追求。反觀一些當代文學作品，輕視文學本體的追求，缺乏高遠的精神品性，容上幾乎割裂了社會歷史文化的延續性，不能自如地運用豐富的文化積淀和智慧，而且構造粗疏，語言粗陋貧乏蒼白。這些皆阻礙了當代文學的開展，削減了當代文學的涵和精神品性。當代美國極富影響力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著有"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旨在尋找并論述西方文學的經典。布魯姆選擇并品評了26位作家，指其偉大之處，乃“是一種無法同化的原創性，或是一種我們完全認同而不再視為異端的原創性〞，并且說：“傳統不僅是傳承或善意的傳遞過程，它還是過去的天才與今日的雄心之間的沖突，其有利的結局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