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元代元散文的典盛與興衰

一代又一代文學。從古代漢朝的風格、偉大的唐詩和優雅的二宋風中走來，它帶來了一代又一代的繁榮和繁榮。關于元散曲,前人已有廣泛研究,在此,我們僅選取其嘆世歸隱題材略作評述。一中小型儒學思想的現狀和文化根源劉永濟先生在《元人散曲選·序論》中談到:“一旦宗社遷移,淪為異域,北方人士,已失去此文化之中樞。及金元相繼入主,中原人士,望霓旌之無日,傷漢儀之難睹,又自深其摧痛冤結之情。而元之初盛,挾其金戈鐵馬之勢,蹂躪中原,幾不知聲名文物之足貴。昔時豐鎬,今化胡沙,血氣之淪,尤增哀憤,于是沉霾遏塞,與日俱深。加以異種驍雄,猜忌漢人。情既熾烈,法亦嚴酷。于是才人志士,既懼其威力,復沉抑下僚,乃入于放浪縱逸之途,而悲歌慷慨之情,遂一發之酒邊花外征歌選色之中。”宋元易代之時,戰亂紛爭,整個社會的物質根基近于崩塌,思想體系難以維系,上至家國,下至個人,首先面臨的是自身的能否周全與維護。于是,身經喪亂,茍活下來的人們戰戰兢兢,心有余悸。苦難的現實存在決定了飽經離亂的人們必然會對所處的現實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這種與現實或緊或疏的利益相關也必然會在其認識中打下深深的苦難烙印。同時,儒家文明歷經千年來的文化積淀使得文人們總有一種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總想要有一番作為。然而仕進的無門,社會地位的卑下,有志不得伸,有才不得展的境況又無形中使他們處于一種邊緣狀態,喪失了最基本的作為一個社會人的“政治自由”。對現實清醒的認識,與國家、文人自身的苦難相結合,憤而為文,便在元散曲中形成了一股嘆世歸隱的洪流。二法律至上的原則元散曲中的嘆世歸隱題材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曰嘆世,一曰歸隱。嘆世是元代知識分子心靈苦悶的真實寫照,而歸隱則是他們為自己尋找的解脫之途。上面提到“政治自由”是源于英國哲學家以塞亞·柏林《自由論》中的概念。“政治自由簡單地說,就是一個人能夠不被別人阻礙地行動的領域。如果別人阻止我做我本來能夠做的事,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被干涉地行動的領域被別人擠壓至某種最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說是被強制的,或者說,是處于奴役狀態的。”(1)受儒家傳統思想的長期浸潤,文人們已將對社會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內化為己身的一種品質。然而,時代的桎梏,社會制度的差異使得他們喪失了有能力去“兼濟天下”的自由,而只能退縮到“獨善其身”的狀態下,有時甚或難以“獨善其身”。在這樣的生存境況中,文人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以及憂國憂民的信念似乎顯得多余,僅存的似乎只是對抑郁社會的不滿與憤懣,以及對自身苦悶與彷徨的自我表達了。(一)賢和我國運吾天氣形成“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無名氏[正宮·醉太平])“不讀書有權,不識字有錢,不曉事倒有人夸薦。老天只恁忒心偏,賢和愚無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聰明越運蹇。志高如魯連,德過如閔騫,依本分只落的人輕賤。(無名氏[中呂·朝天子])黑暗社會現實中的種種丑惡現象觸目驚心,批判矛頭直指最高統治者,憤懣之情充斥于字里行間,而最后的“哀哉可憐”與“只落的人輕賤”不僅是為家國黎民的不平,也有對自身的感慨。“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急攘攘蠅爭血”(馬致遠[雙調·夜行船])“憎蒼蠅競血,惡黑蟻爭穴,急流中勇退是豪杰”(汪元亨[醉太平])一正抒,一側描,以“蟻”、“蜂”、“蠅”作喻,憤斥黑暗腐敗的社會。(二)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夜來西風里,九天雕鶚飛,困然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樓意,恨無上天梯!”(馬致遠[南呂·金字經])“功名覽鏡看,悲歌把劍彈。心事魚緣木,前程羝觸藩。世途艱,艱聲長嘆,滿天星斗寒。”(呂止庵[仙呂·后庭花])“望長安,前途渺渺鬢斑斑,南來北往隨征雁,行路艱難。青泥小劍關,紅葉湓江岸,白草連云棧。功名半紙,風雪千山。”(張可久[雙調·殿前歡])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是遙遠的,“窮,男兒未濟中,風波夢,一場幻化中。”(馬致遠[南呂·金字經])“空巖外,老了棟梁材!”(馬致遠[南呂·金字經])世事艱辛,缺乏與現實抗爭的勇氣,也只能是把無盡憂思化作一聲長嘆了!(三)“腳貓”的形象元人詠史嘆古不同以往,他們不再遵循歆羨古圣先賢建功立業,立德立言的路子,而是反其道行之,對成就功名者多加否定,而對隱居不仕,急流勇退者多加贊賞。“鋪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鐘。胡言亂語成何用,大綱來都是哄!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腳貓渭水非熊。”(張鳴善[水仙子]《譏時》)將古圣先賢有意丑化,玩世不恭之余的憤懣之情溢于言表。“……閑人,貧,富貴浮云,樂林泉遠害全身。將軍,舉鼎拔山,只落得自刎。學范蠡歸湖,張翰思莼,田園富子孫。”(張可久[中呂·齊天樂過紅衫兒]《道情》)“問從來誰是英雄?一個農夫,一個漁翁。晦跡南陽,棲身東海,一舉成功。八陣圖成名臥龍,六韜書功在非熊。霸業成空,遺恨無窮。蜀道寒云,渭水秋風。”(查德卿[雙調·蟾宮曲]《懷古》)本應贊賞與歆羨者在這里卻多遭否定,元代文人以嘲諷的姿態對古時功業者進行批判,這就多少帶了些“酸葡萄”的況味,而“酸”味之后卻是自身的痛楚以及不平之鳴。綜上言之,在元代,文人們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他們都是“不自由”的,無法真正享有權利大展宏圖,做他們本來能夠做的事。他們的“不被干涉地行動的領域被”“被擠壓至某種最小的程度”,于是乎所能做的似乎也僅剩下對權利的放棄了。三浪子風:情感的回歸當一個人的“政治自由”由于某種“偶然事件、人的活動、人類制度”(2)阻止而不能夠實現時,他“應該做什么才不致被它們碾壓?”(3)當這個人“是理性與意志的擁有者;構想目的也希望追求這些目的;”(4)“希望成為自己的疆域的主人”(5)卻又無法滿足時,他只能是對于自己不肯定能得到的東西絕不強求,拋棄一切欲求的東西,而退回到自己的“內在城堡”,———“我的理性、我的靈魂、我的不朽自我中”(6),使得“不管是外部自然的盲目的力量,還是人類的惡意,都無法靠近”(7)。在元代,漢族文人的境遇是極其尷尬的,“漢族書生作為漢文化的代表和旗幟,在元朝一百多年中,也將自我縮小到最大限度,可憐兮兮地維持著自己的生存地位。”(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他們被迫游離于主流政治之外,被迫放棄宏圖大志而只為自身的現實存在苦惱,于是乎憤世、嘆世、自傷身世之余也只得尋求解脫的途徑。有道則仕,無道則隱,萬般無奈的文人們處處碰壁與不得意之余轉向了歸隱,退居于自身所構筑的“內在城堡”中,放棄想要建功立業的理想,期冀從自然與自我的溝通中追尋心靈的寧靜,期冀在這一“內在城堡”中重建一個適宜于生存的精神家園。然而,這樣的歸隱其實是有著許多悲愴和無奈的意味的,甚或是一種被迫的逃離與回歸。以馬致遠、張可久等為代表的一批作者,雖也曾入仕,但始終沉抑下僚,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高級傭人而已,他們選擇歸隱更多是一種無奈,想要追求隱逸情趣,卻又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功名未獲的遺憾和人生失意的感傷。“酒旋沽,魚新買,滿眼云山畫圖開,清風明月還詩債。本是個懶散人,又無甚經濟才,歸去來。”(馬致遠[南呂·四塊玉]《恬退》)“劍空彈月下高歌,說到知音,自古無今。白發蕭疏,青燈寂寞,老子婆娑。故紙上前賢坎坷,醉鄉中壯士蹉跎。富貴由他,漫想廉頗,誰想常何。”(張可久[折桂令]《讀史有感二首》)同時,以關漢卿、王和卿等為代表的一批文人則選擇了隱于市井,走起“浪子風流”路線。他們本自出身于市井,仕途無門,對社會的黑暗面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對統治階級也不抱任何幻想,因而他們大膽地選擇了同傳統文人的背離,不計身份,不較名面,同市井民眾相結合,越名教而任自然,以狂放不羈,大俗大庸的方式表達著對不公正、不合理社會的抗爭。以關漢卿為最,其在([南呂·一枝花]《不伏老》)中就直白地宣告“我是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愛的是“半生來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臥柳”,矜夸其吹、彈、歌、舞、嫖、賭、欽、玩無所不能,并以死不回頭的浪子口吻發誓地說:“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這幾般歹癥候,尚兀自不肯休。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哪,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四“自由”的內在化、現實性元代特殊的時代背景使得元代文人的文學表達有了自己獨特的藝術況味。“他們往往以超脫、曠達甚至乖張、自嘲的處世態度自矜自樂,有時又以玩世滑稽、瀟灑自適而津津樂道。或慷慨笑傲,縱橫指斥;或嬉笑怒罵,正語反說;或歷數庸瑣無聊之事,任情任性,隨機隨口;狂、戚、諧、笑、隱、啼、愁、嘆,無所不為,有類狂疾者。”(8)誠然,面對現實的無奈,元代士人們有著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和觀望態度,但是從本質上講,其內在的痛苦是一致的,面對失卻的“政治自由”,退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