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訴冤小說中的元曲

由于外國、暴力和封建專制的壓迫，《元代散曲》中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抱怨”作品。其中，劉世忠的《代馬抱怨》、姚守忠的《牛抱怨》和曾瑞的《羊抱怨》可以說是散曲押韻體的三種獨特特征。此類擬人化的牛、馬、羊訴冤,其實所反映的是元代社會底層人的訴冤。在元代,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不僅有廣大窮苦勞動者,還包括儒士。由于受草原文化的影響,元代統治者崇尚弓馬,儒士在政治、經濟、精神上陷入絕境,社會地位也從傳統的四民之首,跌入社會底層。“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耳吏,先之者,貴也;貴之者,謂其有益于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賤之也。賤之者,謂其無益于國也。嗟乎悲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今之儒也!”在元代,“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為嗤詆”。由此可見,元代儒士的社會地位之低下,因此,“牛、羊、馬”的訴冤,更是元代文人的訴冤!劉時中【雙調·新水令】《代馬訴冤》,表面上是代馬訴冤,其實是在訴說知識分子懷才不遇,不被重視,抑郁不得志,而一些庸才反而得到重用,讓人心寒!【雁兒落】“誰知我汗血功,誰想我垂韁義,誰憐我千里才,誰視我千鈞力?”【得勝令】“誰念我當日跳檀溪,救先主出重圍?誰念我單刀會隨著關羽?誰念我美良川扶持敬德?若論著今日,索輸與這驢群隊!”這是屢建戰功的良馬,這是忠實于主人的“赤兔”,到頭來被人忘卻,而那些不中用的驢子,反而得到重用。這不正是功臣遭疏遠,小人得志居高位的寫照嗎?這是為什么呢?【新水令】給出了答案:“世無伯樂怨他誰?乾送了挽鹽車騏驥。空懷伏櫪心,徒負化龍威。”更可氣的是,小人得志后,還恬不知恥地欺負賢臣。【甜水令】“只為這乍富兒曹,無知小輩,一概地把人欺。”曾經立過戰功的老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難道就沒有人主持公道了?社會的“管理者”在干啥?【折桂令】道出了幕后的真相,在“驗數目存留,分官品高低”時,把那些“無知小輩”當駿馬留下來供官用,把立過戰功的老馬出賣到農村里去,結果“埋沒在蓬蒿,失陷在污泥”,最后還被屠戶所宰!姚守中【中呂·粉蝶兒】《牛訴冤》,開篇的【醉春風】和【紅繡鞋】描述了社會底層人們的心愿:“綠野喜春耕,一犁江上雨。力因扶耙受驅馳。”“牧放在芳草白蘋古渡,嬉戲于綠楊堤紅蓼平湖,畫工描我在遠山圖。”最高理想無怪乎充當火牛沖鋒陷陣,或馱著哲人青山隱居。如此勤奮,本該有好的歸宿,然而事與愿違,“因為主甘分受苦”,“一朝染患倒在官衢”。在這種情形下,難道還有圣明之人體恤冤情,主持公道?緊接著筆鋒一轉,在【石榴花】后半部分和【斗鵪鶉】、【上小樓】、【幺】這支四曲中,講述了“一個宰輔”報知“鑾輿”而施下王法的故事,好像要“禁治嚴明”,要關心愛護“老病殘疾”,讓人感到一絲溫暖。勞苦者真的是“法令”的受惠者?希望很快破滅,在【十二月】和【滿庭芳】中,描述了“法令”的實際效果,“銜冤負屈,春工辦足”,剛剛得以喘息,于是便來了屠夫、盜賊、兇徒,這些人“貪財性狠毒,綁我在將軍柱”。緊接著,【耍孩兒】、【二】、【三】三支曲進一步將惡勢力的貪婪、虛偽和狠毒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兇徒們在“煮得美甘甘香噴噴軟如酥”的肉鍋前,“尖刀兒割下薄刀兒切,官秤稱來私秤上估”,官家執法的人這時在干什么?他們“在旁邊覷”,從前的主人也“肚皮飽旺”地參與殺戮。為其勞作的主人是無情的,所謂的“王法”是虛偽的,社會環境是險惡的。【六】訴說了死后的冤屈,能在陰間得到安寧也成了奢望!曾瑞【般涉調·哨遍】《羊訴冤》是一首寓言曲,以羊的口吻訴說自己的冤屈,從而揭示出社會的不公平。第一段和第一個【幺】訴說羊的家世,羊可以用于祭祀宗廟,救濟饑民,并用晉武帝駕羊車寵幸嬪妃的故事和東漢左慈變羊戲曹操的故事,謳歌了羊具有“舍命于家,就死成仁,殺身報國”的高尚品格。【耍孩兒】以下,羊的命運發生了急劇變化,“從黑河邊趕我到東吳內”,本應“物離鄉貴”,然而,由北方來到南方來后,卻遇上了不良之主,“見一日八十番覷我膘脂……許下浙江等處惡神”,善良的羊成了淫祀的犧牲品。“把我踢指甲要舒做晃窗,頭上角要鋸做解錐”,“火里赤磨了快刀,忙古歹燒下熱水”,“便休想一段兩段,必然是萬剮凌遲”。有良好修養和高尚品德的,慘遭屠戮,不諳事理而粗野奸詐的,卻大逞淫威。作者通過羊的遭遇,表達了懷才不遇的一代文人的積怨,控訴了社會的不公平。除了這三首散曲之外,元曲中還有無名氏的【正宮·叨叨令】“黃塵萬古長安路,折碑三尺邙山墓”,無名氏的【中呂·朝天子】《志感》“不讀書有權,不識字有錢”,無名氏的【雙調·水仙子】“退毛鸞鳳不如雞,虎離巖前被兔欺”等,也表現了元代儒士地位的低下。在元雜劇中也有許多表現儒士社會地位的作品。關漢卿《救風塵》寫汴梁妓女宋引章、洛陽老實秀才安秀實、闊商周舍的感情糾葛,安秀實受盡富商和妓女的奚落;王實甫《蘇小卿》寫妓女蘇小卿喜歡上書生雙漸,而雙漸家境貧窮,在老鴇的欺騙下小卿嫁給了茶商馮魁;馬致遠的《青衫淚》演繹白居易和官妓裴興奴的愛情,中間茶商劉一郎插足;賈仲明的《玉壺春》表現秀才李斌、妓女李素蘭的愛情,商人甚舍從中破壞;無名氏的雜劇《云窗夢》、石君寶的《曲江池》、王廷秀的《鹽客三告狀》等皆屬此類。這類雜劇有一個共同特點:儒士和妓女一見鐘情,墜入愛河,緊接著一個富商出現,妓女或是老鴇被富商的金錢所吸引,妓女離儒士而去,嫁給富商,儒士和富商在情場博弈中儒士徹底敗北。后來,儒士考取了功名,或是儒士的親朋做了官,再將妓女從富商手中奪回,使妓女和儒士重歸于好。表面上看,好像儒士最后獲勝,又奪回了屬于自己的愛情。其實不然,試想,如果儒士還是窮廝、窮弟子、窮丑生、窮寒酸、窮短命、窮酸餓醋,妓女會回到儒士的懷抱嗎?這場轟轟烈烈的情場戰爭,折射出來的是官、商爭斗中官的勝利!于是,就形成了這樣的局面:儒士和商人爭斗,儒士失敗;商人和官斗,商人失敗。社會地位的排序從高到低依次為:官、商人、儒士,從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的,延續一千多年的“士為四民之首”的格局徹底被顛覆!文學是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學的源泉,為什么在元代被稱為四民之首的儒士,命運如此多舛?究其原因,不外有以下幾個方面。一、代皇帝和元世祖對科舉的態度我國從隋代開始實行科舉考試,最后一次科舉考試在1901年,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科舉制度在元代施行的情況如何呢?據史載:“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為先。士褒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由此可見,科舉考試在元代一波三折,困難重重。太宗、世祖、仁宗幾代皇帝,對科舉考試的態度均不同,最后的結果各異。元太宗對科舉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想重用中原儒士,于是元太宗九年(1237年)下詔,第二年(1238年)由耶律楚材主持了蒙古帝國首場科舉考試,史稱“戊戌選試”。耶律楚材原計劃大量起用考試中錄取的儒士,但這一想法遭到蒙古貴族的極力反對,通過該次考試的儒生,只是免除了從前的奴隸身份,減免了徭役雜役,并沒有被授官;元世祖忽必烈即位,雖意識到中原儒士的作用,但在位30余年,并沒有進行科舉考試;直到仁宗延二年(1315年)重開科舉,每三年開考一次,共舉辦過十六次,取士一千余人。元代歷經十五帝163年,只有45年實行科舉考試。“元代通過科舉選拔的官吏,只占元代文官總數的百分之二強,其數量微乎其微,所以科舉在元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遠不及其他封建王朝。”我們將元代通過科舉考試選拔的官吏的人數,與它的前朝和后朝相比,人數之少,令人唏噓!然而,就是這樣的科舉考試,蒙古人和色目人擁有特權,“蒙古、色目人,愿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流官子孫敘,并依舊制,愿試中選者,優升一等。在官未入流品,愿試者聽”。如此之少的科舉考試次數、如此不公的科舉考試,使人們很快意識到,科舉考試明顯維護蒙古民族利益,排斥漢人、南人,中原儒士依然進仕無門!二、土地漢官制的確立—世襲之風濃烈,官職成為蒙古人、色目人的專屬,儒士望而興嘆在元代,踏入仕途的途徑主要有:科舉、蔭敘、推舉。姚遂《送李茂卿序》“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儒士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微乎其微,對于漢人更是難上加難,前面已經論及,在此不作贅述。宿衛,就是以蒙古舊俗延續下來的怯薛制度,指大汗周圍常備的近侍護衛軍,成員主要有蒙古子弟擔任,他們往往作為使者出使各地,傳達圣意,他們可以參政議政,參與國家管理。“凡怯薛出身:元初用左右宿衛為心膂爪牙,故四怯薛子孫世為宿衛之長,使得自舉其屬。諸怯薛歲久被遇,常加顯擢,惟長官薦用,則有定制。”元代政府的高級官員往往由他們擔當,這在元代是最捷徑的仕途,但中原下層文人可望而不可即。“仁宗延六年九月,知樞密院事塔失鐵木言:諸漢人不得點圍宿軍士,圖籍系軍數者,雖御史亦不得預知,此國制也。”這種制度是蒙古人重視出身“根腳”的貴族政治觀念在用人上的體現,中原儒士只能望而生嘆!蔭敘,按先輩功業大小,給予不同等級的蔭封,在元代這種用人制度明目張膽地寫進“憲法”里,充分體現了元代統治者用人唯親的統治理念。至元四年,詔:“諸官品正從分等,職官用蔭,各止一名。諸蔭官不以居官、去任、致仕、身故,其承蔭之人,年及二十五以上者聽。諸用蔭者,以嫡長子。若嫡長子有廢疾,立嫡長子之子孫,曾玄同。如無,立嫡長子同母弟,曾玄同。如無,立繼室所生。如無,立次室所生”。元朝統治者不僅對蒙古人厚愛有加,對和蒙古族一起南下的色目人也非常“厚道”,“色目鎮撫已歿,其子有能,依例用之。子幼,則取其兄弟之子有能者用之,俟其子長,即以其職還之”。由此可見,元朝統治者對于攻打中原立下汗馬功勞的蒙古人、色目人是非常“厚道”的,他們的官位可以由其嫡子繼承、嫡孫繼承、曾孫繼承、玄孫繼承、繼室所生之子孫繼承、次室所生之子孫繼承,甚至于兄弟、堂兄弟之子孫繼承。總之,想盡一切辦法保障蒙古人、色目人的仕途利益,使他們的官位不旁落他人,元統治者對“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有其獨到的深刻理解!再者便是以吏入仕。吏員本不能參政斷事,但由于元代官員選拔制度的種種弊端,造成的官員行政能力低下,胡祗在《紫山大全集》卷二三《精選縣令》記:“元代各級長官多蒙古色目人,大半不識文墨,不通案牘。署銜、書名、提日落筆,一出于文吏之手,事至物來,是非緩急,閉口不能裁定,袖手不能指畫顛倒錯謬,莫知其非。”元代吏員由此得以參政,以致形成了“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的局面。正統的中原文人,他們不愿與不諳事理、不通文墨的蒙古、色目官吏為伍,更不用說做吏員受他們驅使了,因此,儒士就喪失了由吏入仕的機會。三、納粟、入粟、進粟、獲官元代吏治黑暗,可以納粟捐官。據《元史》選舉志記載,天歷三年(公元1328年),陜西、河南等地發生了災情,于是,元統治者就采取了“納粟”捐官的辦法籌集糧粟。然后,根據納粟的多與少,給予不同的官職,統治者把官職當做商品,明碼標價,進行出售。據《元史》記載:“陜西省:1500石以上,從七品。1000石以上正八品。500石以上,從八品,300石以上,正九品……河南省并腹裹2000石以上,從七品……江南三省:10000石以上,正七品。5000石以上,從七品……凡先嘗入粟遙授虛名者,今再入粟,則以驗糧數,照依資品,今實授茶鹽流官。”“納粟”可以捐官,“入粟”也可以補官,“至正乙春末,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鹽考場者比。雖功名比人,無有愿之者。既而抵松江”。除納粟、入粟之外,元代做官的途徑五花八門,“大德五年詔曰,獲強盜五人,與一官”。由此可見,抓捕盜賊者也可獲官。“納粟”、“入粟”需要錢,儒士無能為力,能夠通過“納粟”、“入粟”做官的只能是商人,這是毋庸置疑的。于是,我們不難理解劉時中【雙調·新水令】《代馬訴冤》“只為這乍富兒曹,無知小輩,一概地把人欺”。“乍富兒曹”就是暴發戶,就是商人。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