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華僑華人研究三十年

中國的海外中國研究始于對中國移民東南亞歷史的關注，是中國和中國之間關系歷史的研究的結合。由于這一淵源以及后來的客觀情形——華僑華人始終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地區,東南亞地區的華僑華人一直是中國華僑華人研究中的重點,其所依托的研究力量也主要集中在中外關系史領域。改革開放前,在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等以中外關系史研究見長的研究機構里,“中國老一輩華僑華人研究學者在華僑出國原因調查、契約華工調查、近代華僑對中國投資史的調查,以及譯介外國相關研究著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學術上的傳承和拓荒之功不可埋沒。”改革開放近30年來,隨著華僑華人研究隊伍的擴大、學術活動的頻繁、出版發表成果的增多,中國的華僑華人研究日益成為涉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人口學、民族學、人類學、地理學等諸多學科領域的綜合性研究,或者說是“邊緣交叉學科”,有關“華僑華人學科建設”的討論也因而一再被提上議事日程。這其中有關東南亞華僑華人的研究又取得了怎樣的進展,有著何種動向呢?專著是考察某一問題或某一領域研究現狀和學術水準的重要指標。本文擬對2001年以來國內各研究機構和各出版社出版的有關東南亞華僑華人問題的專著作一大致瀏覽,并略談幾點粗淺的認識。一20《法律》第20條所述對象為我國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一般應選擇了一種模式筆者查尋了一下自2001年以來國內各研究機構和各出版社出版的有關華僑華人問題的專著,發現有關東南亞華僑華人的研究在數量上依然占有相當的份額。至2006年12月,國內出版的華僑華人研究專著1總計有63種,其中明確專論東南亞華僑華人問題的有24種。此外,有的專著雖未明確是專論東南亞華僑華人,其實所述內容主要也是有關東南亞華僑華人的2;還有一些則是國內學者在國外出版的東南亞華僑華人問題研究專著(參見表一)3。各種以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為專題的文集或編著性成果也有10余種(參見表二)。雖然這一類成果有一些是學者舊作的結集成書,但也有一些是新作出版,如黃露夏的《馬來西亞華僑華人編年史》,林忠強等人主編的《東南亞的福建人》;還有以東南亞歸僑和華人個人或團體經歷為考察對象的紀傳體著述,如鄭奕鈞所著的《歸僑彭光涵的往事·今事》、黃小堅編著的《添華紀實》和葉奇思編著的《赤子丹心——武漢合唱團南洋籌賑巡回演出紀實》等,這些紀傳體著述的共同特色是都披露了所述對象親歷、親見、親聞的一些較為難得的珍貴資料。除了研究專著、文集和編著性成果之外,中國大陸學者為國外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成果的譯介也付出了不少心血。《政治漩渦中的華人》、《蕭玉燦傳》和《新加坡華人企業集團》即是主要的三種。特別是《政治漩渦中的華人》,譯成中文后計約85萬字,成書達千余頁。此外,一些探討中外關系史和東南亞問題的專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或編著性成果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東南亞華僑華人的內容,如聶德寧所著的《近現代中國與東南亞經貿關系史》和廖大珂所著的《福建海外交通史》、郭梁主編的《21世紀初的東南亞社會與經濟》(該書第三部分即為“華僑華人研究”)、陳衍德所著的《對抗、適應與融合——東南亞的民族主義與族際關系》、李文主編的《東南亞:政治變革與社會轉型》(該書第十四章題為“華人與東南亞社會的政治轉型”)以及許友年所著的《馬來民歌研究》,等等。同一時期,除了上述以東南亞為專門區域范圍或特定歷史背景的華僑華人研究成果外,中國大陸涉及其他領域和層面的華僑華人研究成果也是頗為可觀的(參見表三)。還有一些編著性的研究成果和以各種不同華僑華人研究專題成書出版的文集共30余種也頗具學術價值(參見表四)。文集以研討會的論文集居多,也有個別學者的個人論文集,還有由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出版的《華僑華人研究》和由浙江省僑聯與浙江師范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聯合出版的《華僑華人研究論叢》兩種不定期文集5。一些范圍更廣的區域專題研究不定期文集中也有一定份額的華僑華人研究內容,如《北大亞太研究》和《亞太研究論叢》。此外,還有少量國外學者的論文集和編著性成果也被譯介到國內,如《落地生根——神戶華僑與神阪中華會館百年史》、《美籍華人與中美關系》、《美國華人社會的變遷》,等等。由上可知,自2001年以來中國大陸成書出版的華僑華人研究成果共有112種(含中國大陸學者在境外出版或與境外合作出版的6部專著和1部編著性成果),其中有關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的專著有29種,約占26%,文集和編著性成果14種,約占13%;其他非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的專著有34種,約占30%,文集和編著性成果有35種,約占31%。二東南亞華僑華人經濟活動研究著作從研究力量的分布來看,上述29種有關東南亞華僑華人的研究專著和14種文集、編著性成果仍主要出自于中外關系史和東南亞研究力量較強的研究機構。其中12種為廈門大學的成果或合作成果(主要作者在該校東南亞研究中心和歷史系),8種為暨南大學的成果(主要作者在該校東南亞研究所和華僑華人研究所),5種為北京大學(主要作者在該校歷史系和華僑華人研究中心)的成果,其余由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6、南京大學歷史系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各占1種。雖然東南亞華僑華人歷史之悠久以及仍占世界華僑華人總數的約80%這一客觀現實使其有著較為突出的研究意義,但從研究力量的分布可見學術傳承對中國大陸的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有著很大的影響。文集和編著性成果有8種為北京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叢書,主要作者也多為原北京大學、廈門大學和暨南大學上述研究機構的學者或學生。非東南亞華僑華人的研究成果也大致如此。這說明中國的華僑華人研究力量仍然集中和依托于傳統的中外關系史和東南亞區域研究領域,而以這兩方面研究見長并兼及華僑華人研究的學術機構又都在以國際關系研究為號召整合既有的研究力量。如北京大學的亞非研究所劃歸到了該校國際關系學院,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于2002年成立了國際關系學系(系所合一),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于2001年成立了國際關系學系(系所合一),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于2007年成立了國際關系學院。這是近年來中國華僑華人研究力量較為顯著的學科發展動向。從數量來看,雖然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專著(29種)少于非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專著(34種),但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出版的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專著(有9種,另有兩種分別是在碩士論文和博士后研究報告基礎上修改出版的,約占該類專著的1/3)卻多于非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專著(有7種,另有1種是在碩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出版的,約占該類專著的1/4)。這一情形既有學術傳承的主導因素,也反映出這一專題研究學術水平的成熟與穩定,以及新一代研究力量的成長。而非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的文集與編著性成果遠多于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的文集與編著性成果這一情形則反映出非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正處于較為活躍期和快速增長期。在深受學術傳承影響的同時,中國的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并非陳陳相因,而是不斷有推陳出新的亮點呈現。從專著的內容來看,大致可分為10類(參見表五)。改革開放以來,華僑華人的經濟活動,特別是東南亞華僑華人對中國的投資,引發了國際上對華僑華人與中國關系的再度關注,從而導致了華僑華人研究在國內外的升溫。因而,有關東南亞華僑華人經濟活動的研究專著最多自然是順理成章的。此前,中國大陸學者即已有多部著作問世7。但對東南亞華僑華人對中國的投資問題的探討,中國大陸學者此前實際上僅有一些論文可作代表8,這些論文主要說明了東南亞華商對中國投資在中國吸引外資中的份額和地位,批駁了某些夸大東南亞華人經濟力量和刻意渲染東南亞華人與中國親緣關系的說法。專著的推出反映了中國大陸拓展相關研究廣度和深度的努力。上表中所列關于東南亞華僑華人經濟活動的專著,其主要學術價值在于:回顧梳理了東南亞華僑華人經濟活動的歷史發展脈絡、華人企業集團成敗得失的個案,乃至華商網絡的形成,充分探討了東南亞華商投資中國的動因,以及東南亞華僑華人經濟活動與中國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影響,并力求揭示東南亞華僑華人經濟活動的內在發展規律。這些研究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為更好地認識華僑華人及其所在國與中國的經貿合作的現狀和走向,澄清所謂“利益還是情感驅動”華僑華人投資中國之爭、“大中華經濟圈”理論以及有關泛華人經濟合作的預測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二戰以后,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發生了以“落葉歸根”轉向“落地生根”為基本特征的深刻變化,對于這一變化國內外學術界有目共睹,也一直在力圖予以全面描述和詳盡探討,如1992年10月和1994年12月,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召開的頭兩次國際學術研討會(ISSCO1和ISSCO2)都以此為主題9;而中國大陸則更早在1989年4月就曾以“戰后海外華人變化”為題召開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10;此后,又有薛君度和曹云華主編的《戰后東南亞華人社會變遷》及李君哲的《戰后海外華僑華人社會變遷》兩種編著性成果和論文集出版。中國有關方面的重視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學者對這一變化的學術考察。梁英明的《戰后東南亞華人社會變化研究》和莊國土等人的《二戰以后東南亞華族社會地位的變化》分別是“八五”期間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重大課題。這兩本專著都對二戰結束以后東南亞華僑社會向華人社會轉化的過程,以及這一變化在華僑華人和其所在國中產生的深遠影響做了綜合研究。前者認為東南亞華僑社會向華人社會的轉化使得他們同中國的關系有了本質的區別;后者則依據族群文化的理論,認為東南亞華僑華人這一群體在二戰以后已形成“華族”,但受制于東南亞各國的不同情況,其社會地位的變化也不盡相同。《戰后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和《沖突與融合——菲華商聯總會與戰后菲華社會的發展》二書具體考察了華僑華人在不同國別所經歷的歷史性變化,前者認為新加坡華人社會有其自身特殊性,又具有戰后東南亞華人社會的共性,并試圖通過闡釋本土化、區域網絡和全球化之間的互動關系,來厘清新加坡華人所具有的特殊性與普遍性;后者選取菲華社會最高機構商總這一更為微觀的角度,通過對商總發展史的研究解讀了戰后菲華社會所經歷的一系列重大變化和不斷走向華菲融合的趨勢。就事論事,探討華僑華人問題往往游離于東南亞的社會發展歷史進程之外,這是以往中國大陸華僑華人研究中存在的較為突出的問題,即所謂“無國家社會歷史進程依托”、“無理論背景分析框架”和“無系統經驗研究支撐”。但從近年來的專著來看,應該說中國大陸的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在克服這些問題方面已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華人與馬來西亞現代化進程》和《馬來國家形成中的華人商業(1882—1941)》二書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前者不僅將馬來西亞作為現代化研究的國別案例與華僑華人在其中的作用結合起來考察,而且提出了“華人三重性”的理論概念。這是中國華僑華人研究繼出現有關華僑出國為“和平移民論”,華僑經濟為“民族經濟性質論”等理論性概括之后,也是在關于“同化論”等理論爭執11沉寂相當長一段時間后,在理論方面有所突破的新嘗試。后者通過考察華人家族商業網絡形成的動態歷史進程,探討了家族與國家和地區,種族與移民之間的互動關系,對東南亞華人移民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進行了實證研究,被認為在東南亞華僑華人史、馬來西亞近代史、英國對東南亞殖民史和商業史等領域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由于在國際學術界獲得廣泛好評,該書入圍美國“亞洲學會”2005年度東南亞研究最佳著作獎“HarryJ.BendaBookPrize”。海外華文報刊被稱為是傳統華僑華人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它不僅是華僑華人的輿論工具,也是研究華僑華人第一手資料的重要來源,但華文傳媒的研究似乎一直是中國大陸華僑華人研究中的冷門,之前僅有王士谷所著的一本論文匯編《海外華文新聞史研究》和由他主編的《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兩種著作出版。因而,上表中兩種東南亞華文報紙的研究專著,其學術份量不言而喻。有關東南亞華僑華人社會內部組織和結構的研究也是中國大陸學者的弱項,兩位女性學者的力作《世外無桃源: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和《移民、性別與華人社會——馬來亞華人婦女研究(1929—1941)》可謂一舉便為中國大陸今后開展同類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對于傳統僑社另外兩大支柱——華僑社團和華文教育的研究,中國大陸學者以往較多是從總體或祖籍地地緣關系橫向展開的,而鮮見從國別入手縱向進行的。東南亞地區華僑華人社會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有其基本的共同點,也有各國不同的特殊情況。因而,上表所列按國別進行的華文教育和華人社團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認識東南亞各國華僑華人社會傳承與變異的不同發展趨勢。同樣,有關文化傳播、適應和再造問題的探究(即上表所列第5類別的專著)在呈現出東南亞華僑華人與中國之間根深蒂固的文化紐帶的同時,也不難使人體會出東南亞各國的華人“在逐漸喪失其共同的特征而融合于當地社會,泰國華人已經不同于印尼華人,菲律賓華人也不同于馬來西亞華人。”族群關系是中國大陸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中的新視點。《漂泊與根植——當代東南亞華人族群關系研究》一書從族群關系的角度重新審視了所謂東南亞“華人問題”,《菲律賓社會生活中的華人(1935/1965)——從族際關系的角度所作的探索》一書選擇這一角度考察的則是華僑華人作為移民在菲律賓的適應過程。著眼于東南亞華人族群關系的歷史與現狀,既顯示了對以往東南亞排華問題和東南亞華人認同問題研究思路的延續和繼承,又反映出中國大陸學者試圖超越這兩方面既有研究的有益探索。當然,對有關“族群”這一稱謂的認識尚存爭議12,其概念的界定也未能完全明確。雖然擁有華僑華人總數在百萬以上的東南亞國家有7個,與美國華僑華人數不相上下或華僑華人數大大超過美國的東南亞國家也有5個,但與有關美國對華移民政策的研究相比,中國大陸有關東南亞各國對華僑華人的政策研究似乎還存在著一定差距。如張慶松的《美國百年排華內幕》已堪稱研究美國對華移民政策的經典之作,梁茂信的《美國移民政策研究》和戴超武的《美國移民政策與亞洲移民》也有相當篇幅述及美國對華移民政策問題,并且是將其置于美國總的移民政策沿革的大背景下來考察的。而在有關東南亞各國對華僑華人的政策方面,僅有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與廣州華僑研究會聯合編著的《戰后東南亞國家的華僑華人政策》一書,以及廖小健所著的《戰后各國華僑華人政策》——該書同樣是概述、簡介性的。這種情形無疑是所謂東南亞“華人問題”的敏感與復雜使然,但也正是這一點使《印度尼西亞歷屆政策華僑華人政策的形成與演變》一書顯得難能可貴。同樣,與已使人印象頗深的關于美國華人參政活動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