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廣州府屬十縣西米東流原因再考察

清代廣東人張維平說：“廣東的大米不提供廣東省，而是求助于廣東省。”。……東米不足,西米濟之。”所謂西米東流,指的是清代兩廣間的獨特經濟現象。但過去從兩廣的范圍內來進行綜合考察較為鮮見。本文試圖通過較大的范圍來考察這一問題,不妥之處,敬祈史學界同志們指正。一、民族東流的出現廣東人多田少,是西米東流的原因之一。兩廣同處五嶺以南,地理和氣候條件十分接近。在古代農業耕作技術差別不大的情況下,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大小,就成為糧食是否余缺的重要指數。對此,歷屆兩廣總督不泛陳詞。乾隆二十二年兩廣總督陳宏謀就說:“廣東一省,非山即海,田地本少,煙戶繁庶,每年食米全仗廣西運販接濟。”道光年間兩廣總督盧坤也指出:“粵東人煙稠密,商賈輻輳,素為繁盛之區。惟地濱大海,耕三漁七,產米不敷歲食,向藉西省米谷以資接濟。”明末清初廣西境內戰爭頻仍,人口銳減,向有“地廣人稀”之稱;康熙年間,雖然農業生產得到恢復,人口的增殖仍然較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特列表如下:從上表推算出,清初三朝廣東人口是廣西同時期人口的8.6、6.1和6.4倍,而廣西人均畝數則比廣東分別多21.54、16.22和15.34畝。可見人多地少,確是廣東的一大問題。然而,人口和土地的尖銳矛盾,又集中以廣州、佛山兩大都會為中心的廣州府屬十縣地區。據梁方仲統計,清代嘉慶二十五年廣州府人口密度為306.84人,而同時的廣西人口密度最高的鎮安府僅為79.84人;廣州府的人口總數為5799261人,幾乎接近于廣西的桂林、柳州、平樂、梧州、潯州、南寧、鎮安七府和郁林直隸州的人口總數5810342人,而這七府一州的土地面積卻為廣州府的6.2倍。因此,清代前期的廣州府屬十縣是缺糧最嚴重的地區,是需求西米的中心市場;而地處廣西中部和東部平疇沃壤的桂、柳、平、梧、潯等府,則是大量輸出西米的巨大糧倉。廣東境內經濟作物的大面積種植,是西米東流的原因之二。明中葉以后,珠江三角洲的商品性農業經濟迅速發展,最引人注目的史實,就是“桑基魚塘”的大量出現。順治年間,南海縣九江鄉率先把明初就有的“果基魚塘”改為“桑基魚塘”。此后形成了以九江為中心的魚蠶專業區域。乾隆以后,“廢稻樹桑”的熱潮繼續在珠江三角洲發展,基塘區逐漸擴大。對其它經濟作物,粵民亦“多有棄肥田以種者”。這勢必增加糧食的供應困難。無怪乎雍正五年廣西巡撫韓良輔抱怨說:“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財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煙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東非農業人口的大量存在,是西米東流的原因之三。“廣東民逐山海利,不屑田,田亦不給。又置重兵,滿漢家口數十萬,視廣西幾三倍。外通番夷,珍怪委積,四方游宦商旅,系踵駢跡,利者一而食者十百。”清代的廣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又是總督駐地。這里商賈云集,駐兵巨萬,官吏眾多。離廣州四十里的佛山鎮,是清代天下四大鎮和天下四大聚之一,是嶺南最大的手工業基地和內貿中心。“四方商賈萃于斯,四方之貧民亦萃于斯。”這必然加劇糧食供應的緊張。全漢升估計雍正年間“廣州及其城鎮和郊區的人口可能為200萬每年要消費大約700萬石稻谷”可見需求量之大對此屈大均曾有一段生動的描述:“天下游食奇民,日以輻輳。若士宦、若工商、若卒徒白搶、若娼優游媚,增至數千百萬。咸以東粵為魚肉,恣其噬吞。如螻蟻之附膻,蠶之食葉,斯亦已耳。谷之所繇以空乏,不其然歟。地雖膏腴,而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奈之何而谷不仰資于西粵也。”珠江三角洲水患頻仍,稻谷歉收,是西米東流的原因之四。自明以來,珠江三角洲出海處淤積嚴重,一遇海潮頂托,宣泄不暢,就會釀成大水災。根據珠江三角洲各縣方志不完全統計,清代因大水決堤潰圍共68次,平均每四年一次。其中波及面在十個縣以上的大災34次,平均每八年一次。真可謂舊災未弭,新災又起。例如乾隆五十二年“復大饑”,佛山鎮紳士勞潼與“鄉縉紳”聯懇大憲,“準於佛鎮鋪店租銀每兩科收五分,共得數千余兩,募人往楚南、粵西買谷回鄉平糶。”由于生活水平的差異,是西米東流的原因之五。據乾隆初年張渠《粵東聞見錄》記載:“粵人三餐惟米,不用面。饒者干飯,貧無力或有病則稀粥。”應該說,“三餐惟米”的情況在廣東也不盡然。例如與廣西蒼梧縣相鄰的封川縣,道光年間“農夫手足胼胝,竭終歲之力,往往煮地瓜薯芋以為食,而以稻易錢。”廣西以糧作為主業,但雜糧在口糧中的比率要大于廣東。民國年間的記載還說:“惟廣西并非一完全食米之省分。米在食糧中之比率,全省平均僅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則以雜食百分之二十三充饑。”“實際情況,農民大以雜糧為主要之糧食。”號稱“廣西倉庫”的蒼梧和邕寧兩縣,民國年間食米率也僅分別為半百分之七十和六十。以糧食種植為主的農家,唯有米谷能投入市場;雜糧留作自用。因此,這也就是乾隆以后廣西人口大量增加、人均耕地面積減少后,仍有大量的米谷東流的根本原因。例如民國初年,廣西人口已達一千余萬,但每年由梧州輸出的米糧,仍達四百萬擔以上。可見從每個廣西農民口中節省出來的米谷,其數量是相當巨大的。以上原因,構成了兩廣米糧貿易的供求基礎,導致了清代數百年間引人注目的“西米東流”的經濟現象。二、戎采用“四水”之法,實際地采“運谷米,運東接濟”早在宋代,廣西就有大米運銷廣州。《嶺外代答》記載:宋淳熙年間,“廣西斗米五十”錢,谷賤莫甚焉。”于是“富商以下價糴去,而舳艫銜尾,運之番禺(廣州)以罔市利。”但并不是經常的。明中葉以后,隨著廣東人口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逐漸出現了“廣東民間資廣西之米東下”的情況。萬歷年間,廣東已“歲仰粵西粟數十萬斛”。比至清代,西米東流數量之大,范圍之廣,皆遠勝于前代,成為兩廣經濟生活的大事情。現把清代西米東流的歷史概況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民間商人的自由興販。這是西米東流的最主要途徑。明末清初大批廣東商人循江而上,深入廣西腹地販運谷米,“自潯梧達於南寧,皆東方泛舟之役所必至。潯之貴縣、南寧之橫州,尤市販所聚。”例如雍正年間,廣東順德縣商民吳國璋到西粵“買粟”,以誠著聞,“賈利倍厚”。又如乾隆七年廣東商民黃迪功等到廣西柳州買谷,谷船曾遭到兵丁搶奪。再如乾隆五十七年,廣東高要縣“商民陳廷標等”,往廣西梧州“運米”,“經由高要、新興、廣寧、四會、三水售賣。不少廣東商人還定居于廣西各地,以販運谷米為業。其中以蒼梧縣的戎墟、平南縣的大烏墟、桂平縣的江口墟為最。當時這三墟貿易興旺,有“一戎二烏三江口”之稱。戎墟地當桂潯兩江合流之處,為廣西門戶。建瓴西江上游,交通便捷。所謂“禪鎮(佛山)揚帆,往返才數日。”就是指此。乾隆五十三年《重建戎墟會館碑記》載:“西省田疇廣美,人民勤動性成,中歲谷入輒有余,轉輸絡繹于戎,為東省賴。故客于戎者,四方接靷,而莫盛于廣人;集于戎者,百貨連檣,而莫多于稻子。凡兩粵相資,此為重地。”早在康熙五十三年,就建立了粵東會館。乾隆五十三年重建會館時,共有518家商戶捐錢,所捐工料各費共十一萬七千六百兩。可見戎墟粵商之眾、財力之雄。道光以前,從廣平、新地、大坡等地陸運戎墟的谷米,每天多達十一二萬斤,少者也有七、八方斤;從水路運達戎墟,每半個月有一百七、八十船,每船載重一萬斤左右。合計水陸兩路每日有二、三十萬斤。這些谷都是運往廣東佛山、西南、勒流一帶。故有“出不盡戎墟谷”之譽。大烏墟處于白沙江和筍殼河會流處,水通武林口入潯江。史稱大烏“上接平、貴,下通藤、容,四方客商云集,壯哉一大都會。”其貿易腹地深及藤縣、容縣和玉林,各地米谷用小船運至大烏墟,然后在此換大船出潯江東運。早在順治年間,廣東商人已在此建有列圣宮。后來又另立粵東會館。康熙六十一年鼎新列圣宮時,捐資的粵東商民達“六百有余人”。江口墟舊稱永和墟,地處潯江與大湟江合流處,灣泊條件好。例如南海縣商民劉懿彰、周魁國等人于乾隆五十七年寄跡永和墟,“開鋪貿易,販運谷米,接濟東粵營生。”以永和墟為中心,深入縣屬“大宣、南淥、右嘴各圩,常販米谷,運東接濟。”為了保證谷米貨源,還直接插手稻谷生產,下種時借錢給農民,“到收割時便按時價還谷米。”直到民國年間,江口還被稱為廣西“全省各墟之冠”。在廣西以販運谷米發家的粵商不少,其中以貴縣的林大懋為最。乾隆年間,祖籍廣東番禺的林大懋在貴縣開設了林寶昌鋪號。其主要業務就是販運谷米,“由貴縣用船大批運到廣東去,每運一批都有十萬八萬斤以上。谷米是在貴縣各個墟鎮采購來的。”大宗的谷米生意,給林大懋帶來滾滾的財源,有“林百萬”之稱。第二,官方的調運和采買。這是西米東流的另一重要途徑。官方的調運,是指廣西將常平倉谷酌撥給廣東,由廣東“委員赴粵西運谷回東接濟。”起初,調運只是偶一為之,后來漸成定例。雍正三年清廷議準,“將廣西桂林等府捐谷糶三價值,不必買谷還倉,仍采買谷石運交廣東分貯。”雍正五年,兩廣間進行了清代規模最大的一次官方調運。這次調運的起因是雍正四年秋廣、肇、惠三府有十一縣被水淹,米價飛漲。兩廣總督孔毓珣因此上言:“廣西桂林、梧州、南寧、柳州、郁林、賓州六府州共貯捐谷一百七萬七千四百余石,出糶之谷所存尚多。……請先撥三十萬石運交廣東。以四萬石貯肇慶府倉,以二十六萬石貯廣州省倉。臨期酌糶,于民有濟。”孔毓珣的奏議得到雍正帝的準許。于是在雍正五年三月,三十萬石西谷盡數運抵肇慶府倉和廣州省倉,“廣東米價遂平”。乾隆六年冬至七年春,兩廣間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運,“計前后共撥過二十一萬石以為協濟。”乾隆二十三年,廣西又將“常平倉谷酌撥十萬石運東接濟。”由于這種調撥越益頻繁,廣西方面感到有設立專谷專用的必要。于是,“備東谷”應運而生。所謂“備東谷”,是指“粵西向在常平額谷之外添買谷十萬石,專為粵東領運之用。”乾隆二十四年,廣西巡撫鄂寶上疏,建議在“俱是順水,貯運均便”的桂平梧潯四府和所屬附近水次各州縣“添貯谷十萬石,遇粵東價值昂貴、粵西客谷稀少之時,會同酌撥,聽粵東委員運往平糶,將糶價歸還粵西,案數買補,源源備貯。”其奏議為清廷覆準。“備東谷”設立后,分貯于桂林、平樂、梧州、潯州四府。其中桂林府之糧捕一廳、臨桂、靈川、陽朔三縣共貯一萬六千五百石;平樂府之平樂、恭城、賀縣、荔浦、昭平五縣共貯二萬六千九百石;梧州府之蒼梧、藤縣、容縣、岑溪、懷集五縣共貯二萬六千一百石;潯州府之桂平、貴縣、平南、武宣四縣共貯二萬六千石;郁林州屬之北流縣貯四千五百石。從此,“備東谷”成為廣東官府解決糧荒的一大籌碼。“備東谷”的設立,標志著官方的調運已從臨時性的突擊調撥轉變為長期性的計劃調撥。直到道光十年以后,因粵東洋米運濟漸多,“備東谷”也就奏請停辦了。官方的采買不同于官方的調運,它與民間商人的興販相似,均是糧食交易。不過目的不同,官方的采買多與兵食和倉儲有關。雍正四年,廣州“谷價方昂”。廣州將軍石禮哈“委員赴廣西融圩(戎圩)采買白米三千石以濟旗人。”雍正五年四月,石禮哈又“奏請自備養廉銀一萬兩”,買運“西省谷石”二萬四千石,建立“裕信倉”,“以備借給旗營兵丁。”“裕信倉”一直成為清代廣州八旗駐軍的“度歲”保障。雍正十一年,兩廣總督鄂彌達又題準在三水縣建立“廣益倉”,“預買西谷,以備米價昂貴時平糶之用。”“廣益倉”建立后,買谷逐年增多。乾隆年間貯谷“五萬二千余石”,嘉慶年間貯谷“五萬八千余石。”道光十三年,兩廣總督盧坤也曾酌借廣西梧潯等府庫銀,采買米四五萬石,遴派妥員前往領運。除“委員采買”外,另有“發帑招商采買”的形式。乾隆二十四年,廣東大水,兩廣總督李侍堯“乃發帑招商四出購米,復懸厚值買谷填倉。於是米航爭集,市價大減。”此外,還有一種米鹽互易的形式。早在康熙三十五年,廣東饑。民間商人到廣西來谷,遭“西人遏糴。”兩廣總督石琳“創為融通之法,以東鹽易西米。”雍正六年,在廣東惠州淡水鹽場,還設立一西米糧倉,定配西米八千石接濟灶丁。此項米谷“專責廣西驛鹽道經管”。每年青黃不接之時,聽各灶丁計口赴領,其價銀在于曬交鹽斤內照依原買谷價算還收貯。秋成后,令廣西驛鹽道“照數買谷還倉。”上述兩方面的史實說明,清代前期的西米東流,是經常的、大量的。那么,清代前期每年東流的西米究竟有多少呢?雍正年間,廣東每年“即豐收而乞糴于西省者猶不下一、二百萬石”。乾嘉年間是西米東流的最盛期,其數量必比雍正年間要多。可是統計數字殘缺不全,無法統計。嘉慶十六年廣西巡撫成林奏稱的“每年粵西米谷販運粵東者,查歷屆冊報數目均在一百數十萬石以上”這個數字只是最起碼的數字。因為第一,它只是正常年景過關報稅之數,倘遇荒年,按乾隆二年頒發的米谷稅例,“谷米一到即便放行,俟該地方秋收成熟方準照例征收。”而廣東境內各地水患瀕仍,此伏彼起,免稅放行部分是較多的。第二,它不包括官方調運、邊界圩市貿易和漏稅部分。如前所述,官方調運的數量十分巨大,動輒十萬石、幾十萬石;邊界圩市貿易和漏稅部分也未可小窺,當時與廣東毗鄰的廣西蒼梧、賀縣、懷集、岑溪等縣,都有大量谷米從陸路販銷到廣東境內各縣圩市。例如蒼梧縣人歷來負谷翻嶺賣于鄰境西寧的桂圩、平臺兩圩市。然后運集都城,銷往西江下游各地。有鑒于上述兩點,估計乾嘉年間廣西稻谷年東流量是二、三百萬石。直到清末民初時,廣西人口已達一千余萬時,“廣西米糧由梧州輸出者”,仍“年達四百萬擔以上。”折合為三百三十三萬石。可見,乾嘉年間二、三百萬石的估計,是比較接近事實的。三、乾嘉之際廣西的糧食改善清代前期的西米東流,所反映的決不單純是米糧貿易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反映了農業、手工業、商業和運輸業相互關系。因此,它必然會對兩廣社會經濟產生深刻的影響。進一步探討這些影響是本文宗旨之一。第一,穩定了糧食價格,促進了珠江三角洲農業商品化經濟的發展。珠江三角洲糧食市場以西米占壟斷地位,其東運數量的多寡,決定著糧價的高低。例如雍正五年廣東得到三十萬石官調西米,“廣東米價遂平”。又如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招商購米,“於是米航爭集,市價大減。”反之,偶或西米少來,糧價便會上漲。所謂“廣西谷艘一日不到佛山鎮,則囤戶便聯增米價”就是指此。清代前期西米的源源東流,曾經長期穩定了珠江三角洲的糧食價格。據陳春聲的研究,乾隆六十年間廣州府的平均米價每石為1.56兩,肇慶府為1.53兩;而潮州府和嘉應府分別為1.72兩和1.81兩。廣、肇二府的平均米價大大低于潮、嘉二府,就是因為它們能夠通過西江得到源源不斷的西米接濟。由于糧價平穩,人心安定,珠江三角洲商品性農業經濟得以穩步發展。乾隆二十二年廣州成為獨口通商口岸,大量的外商集中在廣州采購生絲,珠江三角洲得地利之先,出現了“棄田筑塘,廢稻樹桑”的熱潮。例如南海縣九江鄉,道光年間已是“八分桑柘二分禾,萬頃池塘錯犬牙”。全鄉桑基魚塘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八十。又如順德縣的龍山鄉、桑麻鄉,香山縣的小欖鄉,都在此時遍種桑樹,成為蠶桑的重要產區。此外,蒲葵的種植,以新會為中心產地,香山縣的古鎮次之。乾嘉之際,這里“葵田”相連,狀若葵海。東莞縣麻涌、蕉利的香蕉;新會縣源清、禮樂之柑橙;南海縣官窯之西瓜,也都在此時得到較大面積的種植。還有東莞縣軍鋪至虎門一帶的鹵田千頃皆產水草;萬頃沙栽種的水草道光年間已達一萬多畝。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業商品化經濟的迅速發展,為這一地區手工業和商業的全面繁榮打下了深厚的基礎。而這些,都離不開廣西長期而大量的糧食貢獻。第二,增加了廣西的經濟收益;擴大了各類商品的大流通。廣西以糧作為主業,“日用資費藉谷價貴賤為豐殺。”然而,“粵西谷價向來最減。”例如乾隆三十八年下半年間,廣東肇慶府、廣州府的平均米價比廣西桂林府的平均米價高出一倍。廣東糧價最低的惠州府米價比廣西糧價最高的梧州府米價仍然高出52.4%。除去運費、稅收,米商的利潤是十分豐厚的。由于“販運至東獲有余息,是以源源接濟。”每年二、三百萬石的糧米貿易,不啻是廣西經濟的一大收入。唯其如此,倘或出現“遏糴”,西米滯留,遭受損失的首先是廣西。例如道光某年,貴縣以上皆大熟,而潯梧歉收。潯梧之民“顆粒不使東下”。以致橫州之米“積不得出,蒸郁糾結如李梅”,全部紅腐。可見,西米東流的是否順暢,直接關系到廣西社會財富的增損。更為重要的是,糧食商品率(指對產量而言)的大小,是測量自然經濟結構演變的最重要指標。因而西米的停運或者少運,都會影響到廣西本地商品經濟的發展,強固著自然經濟的結構。其中的損失,是無法用銀兩計算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廣西服用百貨,無一不資于廣東。”而廣東日用百貨和手工業品的西去,又全賴米商的販運。例如乾隆年間在貴縣開設林寶昌鋪號的林大懋,就是從貴縣大批運谷米到廣東,“然后從廣東運回大批的手工業品、布匹、絲綢、故衣、鐵農具等。”稍后在貴縣開設正泰鋪號的林廷宣,也是由貴縣販運大宗谷米下廣州后,“又由廣州、佛山買布匹上來。”又如乾隆年間在永和圩開鋪營生的南海米商周魁國、劉懿章等人,也經營東來的“綢緞、布疋、海味、磁器”等物。江口圩的“仁興店”,也是運谷米下佛山,然后從佛山運回咸雜食品和“洋貨、縐紗、大成布、大灰布等到江口。”史稱“粵東多商,粵西多農,帛布、菽粟兩相便也。”所謂“兩相便”,就是指的互通有無,雙方互利。事實上,千千萬萬個大小米商,猶如組成了一座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交流的“巨大橋梁”。通過這座橋梁,廣西獲得了不少海外市場的信息,多少改變了長期閉目塞聽的狀況;而廣東在獲得大量西米的同時,也接受了廣西厚贈的條件:不斷改變著農業商品化經濟的結構。毫無疑問,這種交易發展的結果,就是兩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