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武帝朝吏治腐敗問題

漢武帝是漢時期的著名皇帝。然而，由于他的貧窮和欲望，他故意追求人民的脂質和人民的同情。官僚們都在追求利益和私利益，這已經成為漢晉時期一個極其突出的官員腐敗事件。主要表現如下。其一,在國有土地的管理中,官吏、豪強內外勾結貪污取利。自西漢開國以來,承襲著戰國時代推行的以土地國有為主要特征的國家授田制余風,依然以政府的名義,控制著苑囿園池、山川澤沼、未墾荒田等相當數量的土地,尤其是漢武帝又強行收奪了工商業者的大批私田歸政府所有,國有土地的數量在短期內嚴重膨脹。這些土地的經營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由官府任命農官直接管理,以官府掌握的刑徒、奴隸等為勞力來耕種,收獲也全歸官府;另一種更常見也更主要的方式,則是采取民間豪強經營大地產的方法,“假民公田”,收獲由官、民分成共享。二者皆是由官吏直接插手土地經營,因而毫不例外地出現了主持其事的官吏大行貪污的問題。伴隨著官田的擴大,此問題在漢武帝朝表現得尤為嚴重,特別是后一種經營方式,由于官府所征較低租額與民間豪強轉租土地時所收較高租額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額,這個差額就給主持其事的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肆行貪污的好機會。他們往往借官府行惠政假田與民的時機,將大批土地以極低的租額轉讓給豪強地主,然后由地主再以很高的租額租給真正的貧民耕作。這樣一來,“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漢書·食貨志》)、“公家有郡假之名,而利歸權家”(《鹽鐵論·園池》),租額間的高額差價部分源源不斷地流入官吏與豪強手中,國家的惠政成了一紙空文。其二,官吏為職位升遷而行賄受賄。漢武帝雖然駕馭臣下極嚴,但他也不可能完全禁絕官吏們為謀取升遷等私利而相互行賄受賄的歪風。如在武帝朝初期擔任執政要職的大貪官田蟲分就公然索賄、受賄,丟官在家的韓安國為重新得到漢廷高位,投其所好地貢獻五百金,遂如愿以償地被任命為大司農。早年窮苦落魄的主父偃在以口舌得大官后,也肆無忌憚地索賄、受賄,“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風氣所至,即便是所謂經明行修的儒臣在入仕以后很多也未能免于行賄、受賄的官場流俗,如桑弘羊在鹽鐵會議中就諷刺他們言行不一:“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鹽鐵論·褒賢》)可見受賄、行賄在武帝朝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的風氣。其三,官吏在執法過程中舞文弄法勒索財物。《漢書·刑法志》在簡述漢武帝重用張湯、趙禹等人增訂律令后,沉痛地指出:“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漢武帝最信用的兩位執法大臣張湯和杜周,都是“不循三尺法”(《漢書·杜周傳》)、以權斂財的酷吏。比如杜周,由于長期擔任廷尉、御史大夫等執法大吏,他很快便從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而達到暴富:“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家資累巨萬矣”(同上)。高級官吏公然舞文弄法,謀求奸利,既是整個官場在執法領域出現嚴重問題的集中反映,又對這股歪風的盛行起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官吏們紛紛將治獄視為發財致富的捷徑,乃至于不惜陷害無辜。其中,司察京畿的王溫舒就是很典型的代表。此人執法“多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大豪”(《漢書·王溫舒傳》)。他如此作為,除迎合漢武帝以法外嚴厲手段打擊豪強的國策外,還有不便明言的借機斂財目的。我們只要看《漢書·王溫舒傳》“數歲,其吏多以權富貴”和“溫舒死,家累千金”的記載就可一目了然。由此可見類似王溫舒的司法腐敗現象在酷吏橫行的大背景下達到了何種程度。其四,在軍事行動中,官吏們克扣軍餉、侵吞物資等貪污行為屢見不鮮。漢武帝從元光二年開始,陸續對匈奴、西域、西南夷、南越、朝鮮等地區展開了長達32年之久的戰爭,除直接的戰費外,鎧甲、兵器的制造,軍隊的征召、訓練和管理以及軍用物資的征集、運送也都需要大量金錢。正因為有巨額金錢經手,隨著戰爭規模的迅速擴大,軍事行動中財政管理問題的重要性在武帝朝日趨凸顯出來。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和漢武帝用將存在任人唯親的嚴重缺陷,長期統率大軍作戰的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三大將皆由女寵得官,因而在軍事行動中經常爆出貪污丑聞,克扣士卒應得糧餉、虛報軍功和侵吞軍事物資以自肥等違法現象層出不窮。如李廣利第二次伐大宛并沒有經過較激烈的戰斗就取得了勝利,陣前折損士卒也不多。但是,出關遠征的十萬將士生還的卻只有萬余人,損失可謂慘重至極。其中的緣故,《史記·大宛列傳》的揭露可謂入木三分:“貳師(指李廣利)后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原來,如此眾多的士兵并沒有死于敵人之手,卻因以李廣利為代表的軍官們侵吞糧餉而饑寒交迫暴尸沙漠。是眾將士們的鮮血養肥了這批借戰爭發財的無恥蠢蟲!難怪宋代劉頒《詠史》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幸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骷髏。”問題不僅如此,更嚴重的還在于就是這樣一件駭人聽聞的貪污大案,竟也被漢武帝置而不問,從而更助長了軍中貪污風氣的盛行。其五,在貨幣鑄造、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官營工商業領域,主事官吏的貪污現象始終層出不窮,并發展成為令民眾痛心疾首的社會弊端。首先,許多官吏與商人互相勾結,出賣國家經濟情報為個人換取金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受漢武帝寵信的張湯。此公在早年為小吏時同長安富商田甲、魚翁叔等人“與錢通”,居御史大夫高位握有經濟決策大權后,更是與田信等長安商人勾結,時常把國家經濟情報出賣給他們,請看史書的記載:“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漢武帝對此頗多狐疑,曾旁敲側擊張湯:“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漢書·張湯傳》)。其次,偷工減料、以次充好的問題比比皆是,這在鹽鐵官營中表現最為突出。因為官府壟斷鹽鐵經營,資金、勞力皆由官府無償調撥,產品也可以憑借政治權力迫使民眾購買,根本不必考慮精打細算、提高質量以節省成本、促進銷售,相反,降低質量、偷工減料對主事官吏來說反而更加有利可圖。鹽鐵會議中,賢良文學們就點明了鹽鐵官營的一大弊端是“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于民”(《鹽鐵論·水旱》)。所以會廣泛出現這些問題,關鍵在于官吏們借機貪污,這是與官營體制伴隨而來的痼疾。另外,故意抬高或壓低物價,上下其手以牟取私利的問題也隨著漢武帝推行均輸、平準政策而日趨嚴重。均輸是將各郡國應繳中央的貨物,按當地市價折成暢銷特產,加上運價就地交與均輸官,由均輸官運往京師或易地加價出售以謀利;平準則是官府直接參與和干預商業活動。名義上均輸、平準的目的在于平抑物價,限制市場上的投機活動,但實質上卻不過是官府斂財的招數而已,而且事實上很快即出現了官吏和商人勾結起來囤積居奇、賤收貴賣等腐敗現象,當時人形象地稱之為“賣平”,如《鹽鐵論·本議》說:“行奸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以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為主要表現的吏治腐敗愈演愈烈,直接威脅到了西漢的統治穩定,迫使漢武帝不得不加強反貪的力度。他推行察舉選官、強化監察、重法懲貪、表彰廉吏等有力措施,甚至于不惜重用酷吏,以法外的殘暴手段整飭吏治,從而在付出高昂代價后,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第一,推行察舉選官制度。漢武帝于元光元年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議,實行主要以是否通習儒家經典為標準的察舉制度,這不僅是選官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試圖從提高官吏素質入手加強反貪的嘗試。因為憑借通習儒家經典而入仕的儒生們,從整體上看正如王充在《論衡·程材篇》中所言:“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義,令將檢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儒生的道德自律水平及對貪污腐敗的抵制力相對高于文化素質較低的其他官吏,尤其是儒生作為一個社會階層開始步入仕途的西漢中、后期更是如此。較多儒生出身貧寒,為官以后能不茍合于官場奢侈惡習、自持廉潔奉公本色的不乏其人,在武帝朝較著名的如公孫弘“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余”(《漢書·公孫弘傳》);倪寬“有廉知自將”(《漢書·倪寬傳》);等等。他們的潔身自好雖然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官場的貪污腐敗風氣,但隨著儒生占官吏總數比例的逐漸提高,對貪腐之風的抑制作用還是比較明顯的。第二,加強監察。貪污問題盡管難以完全避免,但較早發現并加以防范還是可以做到的,這就需要建立較完備的監察機制。漢武帝著意完善對官僚隊伍的監察機制,目的之一也就在于此。加強監察最主要的措施就是設置十三州部刺史,只要看一下漢武帝手訂的刺史“六條”,其防貪的目的便昭然若揭。刺史集中收集當地吏治狀況,并把存在的問題定期向朝廷匯報,這對防范貪污腐敗發揮著較好的制約作用。除此之外,漢武帝還采取了其他相關措施,如鼓勵吏民越級上書、詣闕言事等。漢世去古未遠,普通民眾對國家政事仍有相當大的參與權,主要表現在漢代始終存有嚴格保障吏民上書的“言變事”制度,廣大吏民皆有權要求官府提供食宿、車輛直接到朝廷反映官吏的貪污違法行為,或對國家大政發表意見。漢武帝朝的許多貪污大案就是依靠民眾上書而被揭露出來的,如淮陽太守田云因“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漢書·田廣明傳》);導致丞相公孫賀被殺的其子貪污北軍錢一千九百萬的案件,也是因有人從獄中上書告發而敗露的。同時,漢武帝為直接掌握吏治的真實情況,時常派遣身邊的耳目近臣作為使者不定期巡查各地,這對及時發現貪污問題有較好效果。第三,重法懲貪。漢武帝治國,最重法制,尤其是對貪贓枉法者,大都能嚴懲不貸。如在公孫弘之后出任丞相的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等人,“唯慶以忄享謹,復終相位,其余盡伏誅”(《漢書·公孫弘傳》)。李蔡是以侵吞國有田地事敗自殺,公孫賀等都是因貪污受賄被殺。為打破官僚集團官官相護的保護網,漢武帝還命人專門制定了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即“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漢書·邢法志》顏師古注)。第四,表彰廉吏。漢武帝有意識地表彰廉吏,以引導官場廉潔奉公的正氣。如提拔主張“人臣病不節儉”的公孫弘,使其由布衣而終至相位;趙禹則因“為人廉裾,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漢書·趙禹傳》)而被重用,歷任廷尉、少府等高官。漢武帝也注意在制度上為廉吏的升遷提供方便,如察舉制度中就有專門面向郡縣眾吏的廉吏科,昭宣時期的名相黃霸在武帝朝就是以廉吏而屢獲升遷的。漢武帝的上述反貪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起碼使得官僚隊伍沒有在腐敗中垮掉,但并沒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其中有措施本身的原因,另外漢武帝的一些政策也干擾了反貪的深入進行,像入財補官和納錢贖罪,元帝朝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