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的具體發展

在國外的歷史理論研究中，美國的海登波特和荷蘭的安克斯密特通常被視為捍衛現代西方后現代史學思想的象征性人物，但他們的歷史理論思想也存在許多內在差異。例如上世紀70年代海登·懷特的《元史學》往往被視為當代國外歷史學語言敘述轉向的標志性著作,繼海登·懷特之后,安克斯密特在近期推出的《崇高的歷史經驗》一著,則倡導歷史從語言到經驗的轉向,在安克斯密特的史學理論中,歷史經驗被置于“崇高”的地位。本文首先對安克斯密特倡導“崇高的歷史經驗”的學理來源進行簡要梳理,同時也選擇鄉村日常生活史這一具體的史學范疇,就其中安克斯密特所說的“崇高的歷史經驗”做一初步探索。一、現代社會學的內在影響安克斯密特認為,“‘經驗’可以說是指引當前歷史寫作與歷史理論方向的北極星”5,對安克斯密特此言的理解,首先需要回顧歷史寫作即史學史的發展歷程。在近現代以前,歷史學既是克羅齊所說的“神學的侍女”,同時也是梁啟超所說的“帝王將相的家譜”,在近現代以來民族與民族國家現代性建構的歷史浪潮中,歷史學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則如杜贊奇所說“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近現代以來的民族歷史通過塑造人們的民族身份意識、激發人們的民族情感以及塑造人們的民族倫理價值等,民族歷史不僅構成了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同時也對民族與民族國家的現代性建構立下了汗馬之功。近現代歷史學的民族史轉向,在19世紀的德國特別突出,對此當代法國學者安托萬·基揚就指出,近代德國的“歷史學家們以他們的學說來塑造德意志民族。”1盡管19世紀德國以民族史為核心的歷史學,往往被視為現代歷史學的發軔點,可是卻忽視了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需要的吃喝住穿等日常社會生活。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158馬克思和恩格斯也由此早已看出了近代德國歷史學的問題之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談到,“大家知道,德國人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所以他們從來沒有為歷史提供世俗基礎,因而也從未擁有過一個歷史學家。”159正如當代美國史學理論家伊格爾斯指出,“馬克思主義對現代歷史科學的貢獻是絕不能低估的。”89認識近現代以來西方史學史的發展過程,馬克思主義對現代歷史學的內在影響是一條重要線索。馬克斯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倡導歷史應該關注人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在20世紀下半期的西方史學史中得到了廣泛體現,民眾日常社會生活史的興起,成為了20世紀下半期西方歷史學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一方面,日常生活史成為了諸多歷史學學術刊物的關注焦點,對此伊格爾斯就談到,“類似的關注已經反映在大量各色各樣的刊物上來:英國的《社會史》雜志、美國的《社會史雜志》和《寂靜史學評論》和意大利的《歷史學季刊》,它們都把焦點從體制方面轉移到廣大居民的現實生活經驗,并置之于歷史興趣的中心地位。1993年在德國和奧地利創立的《歷史人類學》和1991年莫斯科創立的《奧德賽》都是參與這類努力的最新的雜志。”另一方面,諸如飲食史、服飾史、居住史、交通史等日常生活史方面的歷史學學術著作,也是紛紛涌現,即使是年鑒學派的史學大師布羅代爾,也出版了《日常生活的結構》等著作。也正如伊格爾斯在評價布羅代爾的《日常生活的結構》時所指出,“布羅代爾在20世紀70年代的《日常生活的結構》一書中向人們所提供的那種日常生活史,卻由于只關注物質條件單未能考察這些情況都是怎樣被人們經歷的,而未能觸及要點。”117歷史轉向關注人們的日常生活史,既需關注人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經歷,同時也需關注人們對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體驗,日常生活史中的歷史經驗才是伊格爾斯所說的“日常生活史的要點”。因此,20世紀下半期的西方史學史已經逐步走向了日常生活史這一層面,可是到了日常生活史這一層面,人們則發現日常生活中的歷史經驗,乃是需要進一步關注的的一方重要天地。對此安克斯密特也指出,“在歷史學方面,精神史、日常生活史和許多文化史都可以看做經驗史,就歷史寫作的這些不同類別來說,其重心在于過去的人們如何經驗自己的世界,這些經驗與我們談及我們世界的方式有何不同。”3日常生活史中的歷史經驗,也被安克斯密特當做了日常生活史中的“重心”,當代西方史學史的具體發展,成為了安克斯密特倡導“崇高的歷史經驗”的重要學理來源。除此之外,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研究的具體發展,同樣是安克斯密特倡導“崇高的歷史經驗”的重要學理來源。認識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發展狀況,首先需要注意對于歷史的理解,對此我國長期從事史學理論研究的前輩學者何兆武先生就談到,“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一詞,包含了兩種含義:一是指過去所曾經發生過的事件、思想和活動,二是它同時也指我們自己對它們的認識和理解。”1何兆武先生對于歷史兩層含義的辨析,區分了客觀歷史與主觀歷史之間的內在之別。換用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中國傳統話語形式進行比喻,客觀層次的歷史猶如歷史的當局者,主觀層次的歷史則猶如歷史的旁觀者。首先需要承認,人們主觀層次的歷史盡管需要如孔子編《春秋》那般“秉筆直書”,或者需要如現代史學奠基人蘭克所說的“按照事情本來的那個樣子去書寫”,但都是屬于主觀層次的歷史。無論是作為西方史學之父的希羅多德,抑或是作為中國史學之父的司馬遷,對此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知之明。例如歷史希羅多德在《歷史》的開篇就點明,“以下所發表的,乃是哈利卡納蘇斯人希羅多德調查研究的結果”1,言外之意,《歷史》僅僅是屬于希羅多德的主觀歷史,即使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的《史記》,太史公司馬遷也談到其只不過是“一家之言”,同樣屬于主觀層次的歷史。倘若不承認客觀歷史與主觀歷史之間的內在之別,實則為歷史學追求客觀性“那個高貴的夢想”(美國歷史學家比爾德語)所遭受的諸多后現代詰難落下了把柄。可是在近現代以來的西方史學理論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克羅齊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抑或是柯林伍德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等,往往都是針對主觀層次的歷史所下的斷言。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推出《元史學》一著,系統地闡釋了歷史主觀層次的各種語言敘述技巧,順應了當代西方學界人文科學語言學轉向的大氣候,成為了當代西方史學界從分析史學轉向敘事史學的標志性著作,一切歷史重新演變為語言敘述史。敘述史的復興或者歷史學的語言敘述轉向,成為了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注重歷史的語言敘述,其關注目光同樣是聚集于歷史的主觀層次。集中于歷史主觀性的諸般探討,固然能夠增添歷史學從業者的幾分自知之明,但老是糾纏于歷史的主觀性,則忽視了主觀層次的歷史的觀察對象,即作為歷史當局者的客觀歷史本身,歷史不僅會出現當局者迷,同時在當代還遭遇了所謂旁觀者也迷的后現代危機。例如對于當代西方歷史學的語言敘述轉向,固然語言敘述為主觀層次的歷史所必需,但也不能掉進“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敘述主義史學陷阱之中。即使是對于當代西方人文科學的語言學轉向產生了重要影響的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也還曾經將語言分為特定語言符號形式的能指與指涉特定對象的所指,當代西方史學涌現出的語言敘事轉向,乃是將過多的目光集中于歷史語言敘述形式的能指方面,忽略了歷史語言敘述具體指涉對象的所指方面。在忽視甚至否定歷史客觀性的過程中,稍不留神,則會滑向歷史虛無狀態,這不僅會遭到諸多歷史學從業者的抵制,同時即使是面對其他社會民眾,倘若否定其過去的客觀歷史,也難以令人信服。因此,安克斯密特倡導歷史從語言到經驗的轉向,并置歷史經驗以“崇高”地位,乃是對當代國外史學理論研究中過多地糾纏于歷史語言敘述的發展傾向進行某種程度的矯正,安克斯密特也極力主張歷史學應該逃脫“語言的牢籠”。對此安克斯密特就強調,“歷史哲學對語言的強調最近催生了這樣的問題:歷史學家是否成功逃脫‘語言的牢籠’(借用尼采的著名隱喻),逃脫語言對我們過去概念的限定?從我們對過去言說的方式中,我們能否拯救過去本身?”3安克斯密特所說的“拯救過去”中的“過去本身”,乃是客觀存在著的歷史本身,安克斯密特倡導的“崇高的歷史經驗”,也在于強調置身于客觀歷史中的當局者,是具備“歷史經驗”的當局者,其關注焦點是客觀層次的歷史。對此安克斯密特也特別指出,“經驗位于客體的一方,位于歷史學家考察的對象的那一邊”3,安克斯密特倡導“崇高的歷史經驗”,也具有注重客觀層次的歷史等內在特征。二、“一線貫穿歷歷在當代西方史學史逐步走向日常生活史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抑或是勒華拉杜里的《蒙尤塔》等后現代史學力作,往往都是將目光聚集于西方歷史中的鄉村日常生活,鄉村日常生活史已經成為了當代西方史學涌現出來的重要史學范疇。關注安克斯密特倡導“崇高的歷史經驗”的具體運用,鄉村日常生活史是一個重要的具體史學范疇。更為重要的是,對于安克斯密特所說的“崇高的歷史經驗”,實際上中國早期從事鄉村研究的一些前輩學者,就已經強調了經驗在鄉村日常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例如費孝通先生在解放前撰寫的《鄉土中國》一書中就指出,“鄉土社會是靠經驗的,他們不必計劃,因為時間過程中,自然替他們選擇出一個足以依賴的傳統社會方案。”109中國的基層社會是鄉土性的,鄉村日常生活又是經驗性的,費孝通先生對此也進行了諸多論述。關注鄉村日常生活史中安克斯密特所說的“崇高的歷史經驗”,對于認識中國的鄉土社會也具有重要作用。可是鄉村日常生活史中的歷史經驗往往包含諸多領域,并具有多種表現,其是一個五彩斑斕的碎片化世界。認識鄉村日常生活史中的歷史經驗,特別需要能夠將各種碎片貫穿起來的內在線索,方才能夠達到“一線貫穿歷歷看分明”(南宋蔣捷語)的史學功效。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歷史應該關注人們的衣食住行,這對于當代西方歷史學走向注重民眾的日常生活史已經產生了深刻影響,除此之外,對于認識鄉村日常生活史中的歷史經驗,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相關論述,還能夠對此提供“一線貫穿歷歷看分明”的方法論基礎。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到,“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當然,我們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的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們所處的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山岳水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所說的不能深入進行的研究,乃是認識鄉村日常生活中的歷史經驗需要不斷擴展的領域,以各地鄉村社會所在的自然條件作為根本出發點,認識鄉村日常生活中諸多歷史經驗的形成過程,可以成為認識鄉村日常生活史中歷史經驗的出發點與內在線索。以各地鄉村社會中人們所處的自然條件作為出發點,可以看出無論是作為鄉村日常生活中衣食來源的社會生產方面的歷史經驗,抑或是人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歷史經驗,以及從人們的日常生活衍生出來的文化思想方面的歷史經驗,首先是根源于各地鄉村所在的外在自然條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向土地討生活”等,乃是鄉村日常生活中歷史經驗形成的首要前提。各地鄉村的自然條件存在萬般差異,也塑造著各地鄉村日常生活中歷史經驗的多樣性,鄉村日常生活中的歷史經驗并不是千村一面,而是因地制宜。鄉村日常生活中的歷史經驗之所以如安克斯密特所說的那般“崇高”,也是因為其往往蘊含著人們應對各種自然條件的諸般智慧。注重鄉村日常社會生活史中的歷史經驗,這不僅有益于認識鄉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多樣性,同時也能夠深入認識傳統鄉村文化的諸多內在價值。盡管各地鄉村自然條件存在萬般差異,可是一方水土中的人們,世世代代都面臨著共同的自然環境,其形成的各種歷史經驗也是世代相傳。對此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就談到,“在這種不分秦漢、代代如是的環境里,個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經驗,而且同樣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經驗。一個在鄉土社會里種田的老農所遇著的只是四季的轉換,而不是時代的變更。一年一度,周而復始,前人用來解決生活問題的方案,盡可抄襲來作自己生活的指南。”62一方水土中的鄉村日常社會生活歷史經驗,一線貫穿于鄉村世世代代的人們之間,延續不斷地塑造著鄉村人們的日常生活。關注鄉村日常生活史中安克斯密特所說的“崇高的歷史經驗”,有益于深入認識鄉村日常生活的歷史延續性。可是也需注意到,日常生活并不僅僅是習以為常之物,而是處于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人們日常生活的變動性在現代社會中尤為突出。對此研究日常社會生活的當代英國學者本·海默爾就指出,“在現代性中,日常變成了一個動態的過程:使不熟悉的事物變得熟悉了;逐漸對習慣的潰決習以為常;努力抗爭以把新事物整合進來;調整以適應不同的生活的方式。”5鄉村日常生活雖然存在著長期延續的一個側面,可是也存在著發展變化的另外一個側面,關注鄉村日常生活史中安克斯密特所說的“崇高的歷史經驗”,也還需要關注其發展變化。對此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論述的世界歷史觀,則是認識現代社會中各地鄉村日常社會生活中歷史經驗發展變化的又一條關鍵線索。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人們世界歷史性的存在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164。盡管一方水土乃是鄉村日常生活的根基,可是地域性自然環境的諸多束縛,也會導致鄉村中的人們難以解決基本的溫飽問題,在由地域性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化過程之中,鄉村日常生活中的諸多歷史經驗已經不再是簡單地囿于一畝三分地以及一方水土之中,而是在一個彼此交往與相互影響的世界中發生諸多變化。注重從地域性歷史的封閉狀態轉變為世界歷史之間的相互影響,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歷史觀的重要內容,世界歷史之間的相互影響,成為了塑造人們日常生活急劇變動的宏觀歷史背景。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談到,“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活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169歷史從地域性歷向世界歷史的轉化,廣發地塑造著鄉村日常生活中歷史經驗的發展變化,最為突出的則是城市與鄉村之間人們的彼此交往與相互影響。在地域性歷史中,一方水土往往構成了鄉村社會人們畢生日常生活的地域空間,即使是在鄉村,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往往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城市與鄉村之間,兩者的分離更是特別明顯,諸多傳統鄉村社會中的人們,往往只存在著對于城市生活的想象,缺乏對于城市生活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