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五個“總體”（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4年6月上）[摘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一種強調當代國家安全的全面性、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的國家安全觀。根據(jù)習近平關于國家安全的歷次講話精神，以及中央多年來關于國家安全的各種論述，結合當前國家安全現(xiàn)實和國家安全學研究成果，我們認為“總體國家安全觀”至少是五個“總體”的統(tǒng)一，即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的“總體”、傳統(tǒng)安全要素與非傳統(tǒng)安全要素的“總體”、內部與外部兩方面影響因素的“總體”、可以預見與難以預見各種風險的“總體”、統(tǒng)籌多方力量保障國家安全的“總體”這五個方面的統(tǒng)一。[關鍵詞]總體國家安全觀；內部安全；外部安全；傳統(tǒng)安全要素；非傳統(tǒng)安全要素在4月15日上午召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國家安全問題作了黨和國家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系統(tǒng)論述，提出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體現(xiàn)了大安全時代的國家安全大思路，對我國國家安全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根據(jù)這次講話精神，結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安全的歷次論述，我認為總體國家安全觀體現(xiàn)了五個方面的“總體”。一、統(tǒng)一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的“總體”習近平總書記這次講話的一個重要論點和亮點，就是明確提出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提法，是對黨和政府在世紀之交提出的“新安全觀”的重大發(fā)展和超越。關心和熟悉中國官方國家安全觀演進的人都知道，繼西方世界于“冷戰(zhàn)”后期開始探索新安全觀和新安全治理模式之后，中國在“冷戰(zhàn)”結束后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也開始探索一種反映世界趨勢并適合自己需求的新安全觀，最終在世紀之交把這種安全觀表述為以“互信互利平等協(xié)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但是，正如我們早已指出的那樣，由于沒有涉及國內安全問題，而國內安全又是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因而這種在世紀之交提出的“新安全觀”，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安全觀，而只是一種外交觀，至多是一種“對外安全觀”或“國際安全觀”。與此不同，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必須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對內求發(fā)展、求變革、求穩(wěn)定、建設平安中國，對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贏、建設和諧世界。”非常明顯，這樣的“總體安全觀”，超越了以往“新安全觀”名下只講對外安全和國際安全的局限，統(tǒng)一了內外兩個方面的安全，因而更符合“國家安全”概念的本義，也更符合當前我國國家安全的基本形勢。根據(jù)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學理論，國家安全是一個國家處于沒有危險的客觀狀態(tài)，也就是國家既沒有外部的威脅和侵害也沒有內部的混亂和疾患的客觀狀態(tài)。只有同時既免除外部威脅和侵害，又免除內部混亂和疾患，才能實現(xiàn)真正的國家安全。當前我國的國家安全形勢，“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可以說是內憂外患并存，內憂甚于外患，因而講國家安全時，就不能只講外部安全或對外安全問題，而必須更重視內部安全或對內安全問題。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講到“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時，首先要求“必須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這體現(xiàn)了統(tǒng)一考慮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兩個方面的重要思想，對認清我國當前國家安全形勢，有效進行國家安全治理，具有重要意義。這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第一個“總體”。二、綜合傳統(tǒng)安全要素與非傳統(tǒng)安全要素的“總體”如果說統(tǒng)一內外兩方面安全問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第一個“總體”，那么全面綜合當代國家安全的各種傳統(tǒng)要素和非傳統(tǒng)要素，則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第二個“總體”。在習近平這次講話中，體現(xiàn)總體安全觀綜合國家安全各種構成要素的地方有三處，第一處是講“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時對幾個不同“安全”的具體定位，第二處和第三處是5個“既重視……又重視……”中的2個。講話中，習近平在高度概括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形勢后指出：“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這里涉及的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等6個“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觀包括的6個國家安全構成要素。此外，講話在詮釋“總體國家安全觀”時，用了5個“既重視……又重視……”。在第一個“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之后，緊接著的第二個是“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第三個是“既重視傳統(tǒng)安全，又重視非傳統(tǒng)安全”。如果說這里的“國民安全”是前述“人民安全”的另一種表述，不算是國家安全的一個新要素，那么“國土安全”就是講話中出現(xiàn)的一個新要素了。更重要的是，在“既重視傳統(tǒng)安全，又重視非傳統(tǒng)安全”之后，習近平立即通過11“安全”對之作了具體詮釋。這段原話是：“既重視傳統(tǒng)安全，又重視非傳統(tǒng)安全，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tài)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這段話中的11個“安全”，前6個是前面出現(xiàn)過的，后5個是此處新提的。然而，我們不能根據(jù)這段話集中講了11個“安全”，認定這11個“安全”就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總體”，甚至不能認為它們就是安全構成要素上的“總體”。講話前面提到的“人民安全”或“國民安全”，也應處在這個“總體”之中。當然，“人民安全”和“國民安全”并不是國家安全的兩個不同要素，而是同一個要素的兩種不同表述。在“國家安全構成”論域中，人民安全與國民安全沒有根本性區(qū)別，不僅必須視為同一要素，而且更準確更科學的用詞應是“國民安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總體”，不僅需要包括這段話中的11個“安全”，還必須容納“國民安全”這個最重要的要素。這樣一來，總體國家安全觀便是綜合了上述12個要素的“總體”。但是，要全面透徹理解總體國家安全觀在國家安全構成要素方面的“總體”，就不能局限于習近平的這次講話，而必須結合習近平關于國家安全的歷次講話來概括，必須結合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關于國家安全的各種論述來認識，甚至必須結合當代國家安全學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來思考。例如，在2012年的十八大報告中，講到的“安全”就依次包括了食品安全、藥品安全、信息安全、糧食安全、公共安全、企業(yè)安全、人民生命安全、人民財產安全、生態(tài)安全、能源安全、生存安全、發(fā)展安全、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網絡空間安全、國際安全、軍事安全、資源安全、網絡安全等19個。這19個“安全”，多數(shù)是在報告中是直接表述為“××安全”的，如“信息安全”、“糧食安全”、“生態(tài)安全”、“網絡安全”、“國際安全”等，也有一些是在某個復合概念中包含的“××安全”，如原文中的“食品藥品安全”一詞包含了“食品安全”和“藥品安全”，原文中的“海洋、太空、網絡空間安全”一語包含了“海洋安全”、“太空安全”和“網絡空間安全”。但無論原文中直接表述的“××安全”，還是我們根據(jù)復合語句解析出來的“××安全”，除了與習近平這次講話中的“12種安全”一致的外，其他“安全”是不是國家安全的構成要素，是不是也應包括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總體”之中，以及在這個“總體”中處于什么位置，與其他要素是什么關系，這都需要深入思考，需要國家安全學理論給出科學解答和合理解釋的。事實上，在10多年來的國家安全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中，我們曾對其中的一些問題作過深入思考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助于深入理解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觀點。例如，就“人民安全”和“國民安全”兩個概念來說，雖然可以根據(jù)需要在不同語境中選擇不同的表述，但從理論上看，用“國民安全”當比“人民安全”更為科學。再如，對于“國土安全”，10多年前我們也是這么用的，但是現(xiàn)在我們傾向于使用更符合當代國家安全現(xiàn)實的“國域安全”這個概念。這是因為，當代國家的生存空間，已經超越了傳統(tǒng)的領陸、領水、領空“三領”范圍，也不局限于“三領”加上“底土”這樣四個方面，而是還包括了與傳統(tǒng)領土概念完全不同的網絡空間、太空空間，以及更特殊的專屬經濟區(qū)。這樣一來，國家安全的空間范圍就包括了七個領域，即傳統(tǒng)“國土安全”包括的領陸安全、領水安全、領空安全、底土安全，以及非傳統(tǒng)的網域安全、天域安全、經濟海域安全。再說“核安全”，其實并不是與國民安全、國域安全、政治安全等處于同一個等級的安全要素，而是一個國家安全二級構成要素或三級構成要素，分別處于資源安全、軍事安全、科技安全之下。首先，核作為一種自然資源，作為一種能源，它的安全是資源安全下的能源安全中的一種特殊能源安全。其次，核武器作為一種現(xiàn)代軍事裝備，它的安全又是軍事安全所必然包括的內容，是軍事安全下的二級安全要素。再次，核技術作為一種現(xiàn)代科學技術，它的安全也是科技安全的內容，具體屬于“科技應用安全”的范疇，這便成為科技安全中的三級安全要素了。由此可見，從通過國家安全學理論研究出發(fā)看總體國家安全觀，就會有更深入更科學的理解。三、關注內部與外部兩方面影響因素的“總體”習近平這次講話中，有兩處含義不同的“內外”，一是“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中明確的“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二是“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中包含的“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從國家安全學理論來理解，第一個“內外”指國家安全本身是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的統(tǒng)一，對此我們前面已經分析，指出這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一個“總體”；第二個“內外”指影響國家安全的有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兩個方面，這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又一個“總體”，即第三個“總體”。在多年的國家安全學理論研究中，我們既從概念上把國家安全界定為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的統(tǒng)一，又從結構上把國家安全本身分為12個基本構成要素，同時還把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分為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又把社會因素分為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這樣的劃分與分析，不僅有助于理解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前述兩個“總體”和現(xiàn)在所講的第三個“總體”，而且也有助于理解后面要進一步說明的第四個和第五個“總體”，因而我們把這種劃分圖示如下。在這次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顯然，這里是在分析我國國家安全形勢時講到內外兩方面因素的，因而可以肯定其所講就是影響國家安全的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兩個方面。那么，當前我國面臨的這種“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的內外因素都包括哪些具體內容呢？是否可以包括國內外各種自然因素呢？我們認為，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指導我國國家安全工作，就必須把“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的各種各樣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都包括進來，其中既有內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社會因素也有自然因素。當然，這些不同方面的影響因素在不同時候、不同情況下的影響作用并不相同，因而需要根據(jù)其國家安全體系中的其他要素和因素的不同關系，因時因地進行具體分析和具體、具體處置。例如，在當前情況下，自然因素中的氣候問題、人口問題，比國土面積、地理位置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就要重要得多，也要復雜得多。再如，在我國內部，民族問題、宗教問題都是影響國家安全的復雜因素，處理好了對國家安全會有積極影響，處理不好對國家安全會有消極影響。還有，我國當前與鄰國的關系，特別是中日關系、中菲關系、中越關系、中朝關系等等，都變得比10多年前復雜很多，而且還可能變得越來越復雜。這些問題，都需要黨和政府相關部門，特別是新成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給予充分關注，高度重視，認真應對，謹慎處理。因此，這些既包括自然與社會兩個方面，又包括內部與外部兩個方面的各種影響因素，便成為總體國家安全觀中不能沒有的第三個“總體”。四、重視可以預見與難以預見各種風險的“總體”與影響因素相比，現(xiàn)實中存在的各種威脅和危害國家安全的因素，更是總體國家安全觀之“總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是需要在國家安全治理中給予高度重視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這次講話中所說“增加憂患意識”中的“憂”與“患”，所說“做到居安思危”中的“危”，都是威脅和危害國家安全因素。對于這樣的因素，我們在國家安全學理論體系中，把其先分為“天災”與“人禍”，并在此基礎上又把人禍分為“內憂”與“外患”。無論僅就中國而言，還是從全球范圍來講，10多年來“天災”危害國家安全的實例不在少數(shù)。在2003年“非典”發(fā)生之前，我們就根據(jù)歷史教訓把“疫”列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天災之一，并把其納入到國家安全學理論體系之中。但是，當我們在一次內部研討會上以圖示的形式講到這點時，許多人都不以為然，似乎“疫”已經完全成了歷史，不再可能威脅到當代人的生命和當代任何國家的安全。然而“非典”的暴發(fā)給人們上了非常生動而殘酷的一課，人們終于看到現(xiàn)實完全可能重復歷史，如果稍有疏忽與懈怠，“瘟疫”還會奪去我們的生命，還會危害我們的國家安全。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利用被隔離在家的一個月時間，進一步思考了天災對國家安全的危害問題，寫成了《“非典”呼喚確立系統(tǒng)的國家安全觀》一文，呼吁確立“系統(tǒng)的國家安全觀”。時隔不久，卡特里娜颶風2005年襲擊美國，不僅給予美國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還直接沖擊了美國當時最重要的國家安全行動——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自然災害危害國家安全再次成為人們不得不重視的問題。至于以人禍為主的內憂外患，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也十分復雜嚴峻。分裂主義、極端主義，以及國際國內的恐怖主義，當前都正在嚴重威脅和危害著我國的國家安全，都是我們必須給予高度重視的問題。當然，對這些威脅和危害因素，既可以從“內憂”與“外患”的角度進行劃分，也可以從“天災”與“人禍”的角度進行劃分，但對當前我國國家安全治理更有意義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劃分，則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就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作“說明”時的劃分，即把其分為“可以預見的風險因素”與“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當時，習近平指出：“我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fā)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wěn)定的雙重壓力，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顯然，與“可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比較，那些“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對國家安全的沖擊和危害可能會更大些，起碼會更難處理。為了有效應對國家安全領域“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國家安全危機管理就成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治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如此等等，無論從哪個角度劃分，總體國家安全觀都必須重視這些威脅和危害國家安全的因素，把其放入它的“總體”之中。五、統(tǒng)籌多方力量保障國家安全的“總體”習近平的這次講話，既從概念上分析了國家的內外兩方面安全，又從構成了分析了國家安全的傳統(tǒng)要素與非傳統(tǒng)要素，同時還指出了影響和危害國家安全的各種因素，但講所有這些問題的目的，都是為了當前更好地保障我國國家安全。眾所周知，美國1947年就根據(jù)其《國家安全法》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但是許多人不清楚的是，雖然在漢字發(fā)明者的中國，美國人1947年成立的這個機構被譯作“國家安全委員會”，但在依然不同程度上使用漢字的日本和韓國，美國人的這個機構則被譯作“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同時他們還把自己成立的相應機構也稱作“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這就如同我們在把美國那個機構譯作“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同時，也把自己的相應機構命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一樣。從譯名的準確性看，日韓兩國勝了中國一籌；從命名符合實際的程度來說，日韓兩國又勝了中國一籌。這是因為，英文security一詞，不僅有漢語“安全”的含義，同時還有漢語“安全保障”或“保障安全”的含義，而美日韓中目前都成立了的相應機構，并不是要對著國家安全狀態(tài)發(fā)愣，也不純粹是要從學術上研究國家的安全狀態(tài)，而要保障國家的安全，因而在此類機構及法律的命名上，用“國家安全保障”就比用“國家安全”更為準確、更名副其實。當然，我們這里不是要詳細考證各國國家安全機構的名稱，而是說成立這些機構的目的在于保障國家安全。因此，無論是國家安全學的理論建設，還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實際運行，都必須落腳到國家安全保障上。在我們建立的國家安全理論體系中，不僅包括了國家安全保障問題，而且對國家安全保障體系作了一定程度的解析。在習近平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說明”中，以及這次關于國家安全問題的講話中，也對國家安全保障問題作了比其他問題更多的論述。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說明”中，習近平指出，“我們的安全工作體制機制還不能適應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個強有力的平臺統(tǒng)籌國家安全工作。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已是當務之急。”同時又指出：“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職責是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zhàn)略，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制定國家安全工作方針政策，研究解決國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這里涉及的“國家安全工作”、“國家安全工作體制機制”、“搭建一個強有力的平臺統(tǒng)籌國家安全工作”、“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zhàn)略”、“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制定國家安全工作方針政策”、“研究解決國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如此等等，都是國家安全保障中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問題，也都是“總體國家安全觀”最需要“觀”到的內容。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的論述，既揭示出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三個構成要素，同時更明確地把傳統(tǒng)的軍事保障，以及非傳統(tǒng)的文化保障、社會保障結合起來，把它們作為國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手段。此外，關于“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的論述，以及“重視共同安全，打造命運共同體”的論述，又超越了僅僅依靠自身力量保障本國安全的傳統(tǒng)安全保障思路，把國際安全與國家安全聯(lián)系起來，通過在非傳統(tǒng)的共同安全思路下打造命運共同休，把國際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一種保障和條件。這種“總體保障觀”的最集中體現(xiàn)，是習近平這次講話中對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提出的要求，即“要遵循集中統(tǒng)一、科學謀劃、統(tǒng)分結合、協(xié)調行動、精干高效的原則，聚焦重點，抓綱帶目，緊緊圍繞國家安全工作的統(tǒng)一部署狠抓落實。”這樣一些保障措施和保障活動，既既有各種傳統(tǒng)的“硬實力”與“硬保障”，也有各種非傳統(tǒng)的“軟實力”和“軟保障”。習近平講話事實上的軟硬兼顧、多方統(tǒng)籌，深刻反映了當代國家安全的復雜性，對我國國家安全工作和國家安全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是總體國家安全觀中最重要的“總體”。這方面，除各種應急性任務和工作外，還有大量的基礎性的艱巨工作需要立即著手來做，其中既包括中央已經提出多年的“完善國家安全戰(zhàn)略”，或習近平總書記去年闡述國家安全委員會職責時用不同術語強調的“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戰(zhàn)略”，同時也包括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職責論述中首次提出的“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當然，根據(jù)國家安全的現(xiàn)實發(fā)展和實際需要，加強國家安全學理論研究，推進國家安全學科建設，在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