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非政府組織對國際法的塑造*張曉君

自冷戰(zhàn)結(jié)束以來，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以下簡稱“NGOs”)在與國際法相關的領域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從條約制定到規(guī)則實施，NGOs通過自身的影響力在不斷塑造著國際法。(1)Pierre-MarieDupuyandLuisaVierucci,NGOsinInternationalLaw,EfficiencyinFlexibility?EdwardElgarPublishing,2022,p.1.NGOs的數(shù)量在不斷增加，并廣泛參與到世界環(huán)境保護、國際人權(quán)保護相關的國際規(guī)則制定中，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就。盡管NGOs在全球事務中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其國際法律地位仍處于邊緣，并未得到傳統(tǒng)國際法的認可。(2)BosireMaragia,AlmostThere:AnotherWayofConceptualizingandExplainingNGOsQuestforLegitimacyinGlobalPolitics,Non-StateActorsandInternationalLaw,Vol.2,Issue3,2000,p.303.鑒于此，目前國內(nèi)外學者主要關注NGOs國際法的地位問題，對于NGOs是否具有國際法律人格的問題尚處于爭論中。本文主要就NGOs對國際法的生成邏輯、運行造成的影響進行評述，并分析NGOs作為國家獲得國際話語權(quán)的途徑，以此引發(fā)學界對NGO問題的關注。

一、非政府組織的運行邏輯

1.非政府組織的定義

雖然國內(nèi)外學者對NGOs的國際法律人格問題經(jīng)過了反復的討論，但是國際社會至今沒有就NGOs的定義達成共識。在國際組織及相關會議文件中，曾嘗試過定義NGOs。NGOs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聯(lián)合國憲章》第71條，該條允許經(jīng)社理事會與NGOs進行磋商，卻沒有明確限定NGOs的定義和范圍。在聯(lián)合國范圍內(nèi)，首次對NGOs予以界定的是在經(jīng)社理事會的決議，它認為非政府間協(xié)議建立起來的組織都是NGOs。(3)SeeE/RES/288(X)，ReviewofConsultativeArrangementwith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27February1950，para.8.但該定義并未明確NGOs的國際性，將只關注國內(nèi)事務的民間社團組織也包含在定義當中，這不利于NGOs在國際法體系下運作。1996年經(jīng)社理事會采取了更為詳細的定義，明確NGOs的宗旨應該符合《聯(lián)合國憲章》的精神、宗旨和原則。(4)SeeE/RES/1996/31,ConsultativerelationshipbetweentheUnitedNationsand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25July1996,paras.9-12.世界銀行也嘗試過定義NGOs：“從事減輕痛苦、促進窮人利益、保護環(huán)境、提供基本社會服務或進行社區(qū)發(fā)展的活動的私人組織?！?5)CarmenMalena,WorkingwithNGOs,OperationsPolicyDepartmentWorldBank,1995,availableat:/curated/en/814581468739240860/pdf/multi.pdf,lastedvisiton22September2022.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雖然沒有明確給出NGOs的定義，但認為“NGOs包括營利組織、基金會、教育機構(gòu)、教堂和其他宗教團體、醫(yī)療組織和醫(yī)院、工會和專業(yè)組織、合作社和文化團體以及志愿機構(gòu)?！?6)StephanHobe,GlobalChallengestoStatehood:TheIncreasinglyImportantRoleof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Vol.5,Issue1,1997,p.194.與世界銀行的考慮類似，OECD也主要從NOGs的功能和主要類型角度對NGOs的范圍進行了限定，但是OECD的定義范圍更廣，甚至包括了營利組織和工會。歐洲委員會組織下簽訂的《關于承認國際非政府組織法律人格的歐洲公約》認為NGOs是非贏利的、由一國國內(nèi)法管轄的、在至少兩個國家具有影響力的、具有相關管理機構(gòu)的組織。(7)EuropeanConventionontheRecognitionoftheLegalPersonalityofINGOs，Article1.這一定義雖然明確了NGOs的國際性，但卻沒有對NGOs的合法性進行強調(diào)。

國內(nèi)外學者在國際組織定義的基礎上展開研究。Hobe認為NGOs必須由私人創(chuàng)立且獨立于國家；以法治為導向；以追求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為目標；展示跨國活動范圍；并擁有組織結(jié)構(gòu)。(8)StephanHobe,GlobalChallengestoStatehood:TheIncreasinglyImportantRoleof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Vol.5,Issue1,1997,p.194.何志鵬和劉海江認為NGOs應該具備非營利性、合法性、組織性、國際性和非政府性。(9)參見何志鵬、劉海江：《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國際法規(guī)制：現(xiàn)狀、利弊及展望》，載《北方法學》2022年第4期。Lindblom認為NGOs不會使用暴力的非法手段來促進利益，并通常具有某一國家的法人資格。(10)Anna-KarinLindblom,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inInternationalLaw,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22,p.48.

從國際組織機構(gòu)和國內(nèi)外學者對NGOs的定義來看，雖然無法給出一個準確且清晰的定義，但從這些定義中可以歸納出NGOs應具備以下特點：(1)非政府性。NGOs必須由私人或非政府性的組織創(chuàng)立，且其在成立后的活動也應該獨立于國家及政府。(2)公益性。NGOs需要以追求保護環(huán)境、提供社會服務、促進社會發(fā)展等公益為目標。(3)合法性。NGOs的成立和運作應該與《聯(lián)合國憲章》的原則、宗旨和目的保持一致，不能從事違法行為。(4)非營利性。非營利性并不禁止NGOs在運作過程中營利，只要NGOs不以營利為導向作為組織的唯一目的。(5)國際性。國際性要求NGOs的活動范圍和成員組成在兩個國家及以上，但NGOs仍然是某一國家的法人，受該國國內(nèi)法的管轄。(6)組織性。組織性要求NGOs有自己的章程和制度，具有總部、駐外辦公室等常規(guī)組織結(jié)構(gòu)。本文所提到的NGOs即為滿足上述特點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

2.非政府組織的國際法律地位

根據(jù)NGOs的定義，其僅是一個國內(nèi)法法人，并不具有國際法律人格，不是狹義上的國際法主體。(11)一般而言，國際法律人格是指“根據(jù)國際法享受權(quán)利和履行義務的實體”。SeeHickey,Jr.,J.E.TheSourceofInternationalLegalPersonalityinthe21stCentury,HofstraLawandPolicySymposium,Vol.2,1997,p.1.目前諸多學者都在討論NGOs的國際法律地位，并希望NGOs能夠在國際舞臺上發(fā)揮更大的作用，但在目前的國際法體系下，NGOs僅是國內(nèi)法主體，受到國內(nèi)法的管制。

雖然NGOs只是國內(nèi)法主體，但卻能夠參與到國際活動中來，參與國際決策。以聯(lián)合國為例，《聯(lián)合國憲章》第71條規(guī)定：“經(jīng)濟及社會理事會得采取適當辦法，俾與各種非政府組織會商有關于本理事會職權(quán)范圍內(nèi)之事件。此項辦法得與國際組織商定之，關于適當情形下，經(jīng)與關系聯(lián)合國會員國會商后，得與該國國內(nèi)組織商定之。”這就明確了NGOs可以國內(nèi)法主體身份參與到聯(lián)合國的各項活動中。在《聯(lián)合國憲章》的基礎上，根據(jù)NGOs參與經(jīng)社理事會活動的程度，經(jīng)社理事會第1296號決議對NGOs進行分類，確立了經(jīng)社理事會與NGOs之間關系的特征。(12)E.S.C.Res.1296,U.N.ESCOR,44thSess.,(1968)Supp.No.1,at1-3.對NGOs如何在聯(lián)合國框架內(nèi)參與國際規(guī)則的制定作出更為詳細的安排。

除聯(lián)合國以外，在其他諸多場合都能夠看到NGOs的身影，諸多國際組織都規(guī)定有NGOs如何參與到國際決策中的條款。隨著國際社會的發(fā)展，NGOs不斷參與到國際規(guī)則的制定和國際事務的管理當中，逐漸成為全球治理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且憑借著自身的影響力在不斷地塑造著國際法。

3.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事務的價值

NGOs的確切起源已經(jīng)無從考證，但是NGOs逐漸被世人所熟悉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的。(13)PatriciaCasandra,AnalysisoftheIncreasingroleofNGOsinInternationalPubulicLaw,LESIJ-LexETScientiaInternationalJourna,Vol.27,Issue2,2022,p.113-121.最著名的有反奴隸制協(xié)會和國際紅十字會，他們由私人倡議自由創(chuàng)建，在超越國界的事務上追求其目標，不謀求利潤。(14)SteveCharnovitz,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InternationalLaw,The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100,2022,p.350.他們所宣揚的利益大多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社會公正、實現(xiàn)經(jīng)濟發(fā)展，主要涉及人權(quán)、環(huán)境保護、解決饑餓和貧困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等領域。NGOs所宣揚的公益目標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很容易被底層民眾所接受，NGOs在活動過程中也強調(diào)公民在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中的參與權(quán)。(15)參見柳建文：《“一帶一路背”景下國外非政府組織與中國的國際區(qū)域合作》，載《外交評論》2022年第5期。

這迎合了全球公民社會構(gòu)建的需要。在國際法學科內(nèi)，關于全球公民社會對國際治理機制的可取性和影響性的討論越來越多。(16)ZoePearson,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InternationalLaw:MappingNewMechanismsforGovernance,AustralianYearBookofInternationalLaw,Vol.23,2022,p.73.全球公民社會行為者參與國際體系治理的愿望與重視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機制的國際法結(jié)構(gòu)之間存在著緊張關系。在部分學者看來，NGOs是全球公民社會的重要載體。(17)JohnKeane，GlobalCivilSociet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22,p.1但是，作為全球公民社會重要行動者的NGOs，不容易融入傳統(tǒng)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法結(jié)構(gòu)中。(18)ZoePearson,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InternationalLaw:MappingNewMechanismsforGovernance,AustralianYearBookofInternationalLaw,Vol.23,2022,p.76.然而，事實上NGOs卻在不同的國際論壇上宣揚著自己的理念，影響著全球治理。

NGOs通過動員公眾的聲音，將人權(quán)、環(huán)境保護、解決貧困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等現(xiàn)實問題帶到國際平臺上，倡議國際社會攜手共同解決。對于這些問題和領域的關注，使得NGOs得以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以實現(xiàn)全球的公共利益為目標和宗旨，常常扮演著國際社會的監(jiān)督者的角色，也對國際法的生成和塑造產(chǎn)生了影響，甚至有學者將NGOs評價為“世界的良心”。(19)PeterWilets，TheConscienceoftheWorld:TheInfluenceof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intheUNSystem，London:C.HurstseealsoinElizabethA.Bloodgood,TheInterestGroupAnalogy:Inter-nationalNon-GovernmentalAdvocacyOrganizationsinInternationalPolitics,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37,no.1,2022,pp.83-120,轉(zhuǎn)引自何馳：《國際法上的非政府組織：理論反思與重構(gòu)》，載《中外法學》2022年第3期。在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看來，NGOs也并非僅僅代表了他們所宣揚的人權(quán)、環(huán)保等普世價值，而是為了自身的話語權(quán)和利益，他們同樣參與國際權(quán)力斗爭。(35)MakauMutua,HumanRightsandInternationalNGOs:ACriticalEvalution,inClaudeWelch,NGOsandHumanrights,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2022,pp.151-163.

NGOs體制化運作是當前全球政治經(jīng)濟下的必然結(jié)果，國際法在接受甚至是擁抱這一套話語時，有意或者無意間充當了這一話語的合謀。(36)參見何馳：《國際法上的非政府組織：理論反思與重構(gòu)》，載《中外法學》2022年第3期。在國際法的生成和運作中，NGOs憑借著自身的影響力參與其中，在提高公眾參與程度并提高了國際法的正當性和民主性的同時，必然也會宣揚其自身的價值，這就可能會給國際法隴上陰影。

3.NGOs容易受到其資助者的影響

NGOs作為非盈利的組織，其基本的運作和發(fā)展需要有外在的資助者，資金來源主要來源于私人的捐贈，也有不少NGOs受到政府的捐助。這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資助者的影響。資助者會對其所捐贈的資金去向進行監(jiān)督，NGOs所開展的活動也需要向資助者匯報。有學者將NGOs類比為公司，雖然公司股東并沒有實際上對公司進行控制，但股東可以在關鍵問題上進行決議，也可以通過退出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37)PeterJSpiro,AccountingforNGOs,Chicago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3,Issue1,2022,p.165.資助者們雖然不直接干涉NGOs的運作，但作為“股東”，他們能對NGOs發(fā)展的基本方向進行把控。相比于私人捐贈，NGOs在近年來越來越多地依賴國家機構(gòu)所捐贈的資金，一些大型NGOs的資金來源中有一半或者更多是來自國家機構(gòu)的捐贈。(38)I.Smillie,andH.Hemlich.,Stakeholders:Government-NGOPartnerships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London:EarthscanPublications,1999,pp.1-10.

歐美國家為給NGOs提供資金還成立了許多機構(gòu)和組織。美國于1961年成立了美國國際開發(fā)署(USAID)，負責向NGOs提供資金用于各項活動的開展。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USAID向NGOs提供的資金從其預算的13.5%提升到了30%以上。(39)MichelleKeck,StatedFundedNGOsinCivilWars:TheUSCase,ContemporaryPolitics,Vol17,Issue4,2022,p.414.還成立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機構(gòu)來資助NGOs，資金來源主要是美國國會的撥款。(40)參見張勇安、劉海麗：《國際非政府組織與美國對緬外交——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為中心》，載《美國研究》2022年第2期。同時，美國國會會了解資金的去向，并對資金進行監(jiān)督。國家民主基金會本身也是一個NGO，它更多地充當了美國政府和其他NGOs之間的橋梁，負責將美國國會資助的資金再分撥給其他實際從事民主、人權(quán)、環(huán)境等相關事務的NGOs和具體項目。歐盟也在利用NGOs對外宣傳自身的政策目標和價值觀點。歐盟從20世紀60、70年代就通過資助NGOs的方式開展對外援助項目，將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向外傳播。有統(tǒng)計顯示OECD成員國對NGOs的資助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在不斷增加。(41)S.Ahmed,andD.Potter.,NGOsininternationalpolitics.Bloomfield,CT:KumarianPress,2022.這種由政府設立、資助，甚至是由政府管理的NGOs，被稱為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GovernmentOrganisedNGO，GONGO)。(42)VincentCheng,WhatexactlyisaGONOG,CentreforAsianPhilanthropyandSociety,/blog/gongo,lastedvisiton22September2022.GONGOs違背了NGOs定義中的非政府性，成為政府處理國際關系的工具。

非政府性是NGOs最重要的特性之一。GONGOs接受國家機構(gòu)的資助使得他們參與到政治活動當中，成為了政府代理人和政府政策目標的執(zhí)行者，喪失了其作為NGOs的獨立性和公正性。(43)S.Lischer,Militaryintervention,andhumanitarian‘forcemultiplier’,GlobalGovernance,Vol.13,Issue1,2022,p.99.在國際法的生成和運作過程中，NGOs承擔著提高國際法民主性和公正性的重要責任，但如果受到某國政府資助的GONGOs在參與國際法創(chuàng)制當中，必然會傾向于維護其資助者的利益，可能就忽視了國際條約應該有的公平。此外，當參與談判的眾多國家就相關問題出現(xiàn)分歧時，GONGOs在參與斡旋和游說過程中也可能出現(xiàn)“拉偏架”的情況出現(xiàn)，不利于國際法秩序的公平與穩(wěn)定。

4.非政府組織成為美歐輸出價值觀的工具

GONGOs在全球治理的各種議題領域表達自己的觀點，其實是其母國或資助方價值觀的表達，并拓展母國或者資助方開展公共外交的跨國社會基礎。(44)參見孫海泳：《境外非政府組織因素對中國外交的影響及其應對》，載《國際展望》2022年第1期。美國、歐盟積極利用GONGOs提升自身的軟實力、輸出西方的價值觀，受到歐美國家資助的GONGOs在一定程度上已然成為了歐美國家實現(xiàn)自身政策目標和輸出價值觀的工具。根據(jù)美國民主、人權(quán)和勞工局統(tǒng)計，截止到2022年1月，大約150萬個NGOs在美國運營，并針對外交政策、環(huán)境問題、醫(yī)療保健、婦女權(quán)益等諸多議題進行政治宣傳，也參與志愿服務、幫扶弱勢群體等非政治活動。(45)U.S.DepartmentofStateBureauofDemocracy,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s)intheUnitedStates,January202022,https://./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s-in-the-united-states/latestvisiton22September2022.NGOs開展的這些活動對于美國外交具有重要作用，GONGOs在國際事務上比政府機構(gòu)具有更強的靈活性，從自由民主、人道主義援助、環(huán)境保護、宏觀經(jīng)濟發(fā)展等議題出發(fā)，能夠彌補政府機構(gòu)在相關議題的參與性不足。美國通過NGOs，特別是GONGOs在外交無法涉及的領域開展活動，不斷提升自身軟實力。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為例，不斷資助在發(fā)展中國家的NGOs，其宗旨在于宣揚民主與自由，已經(jīng)成為美國向外輸出民主戰(zhàn)略的重要機構(gòu)，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46)劉國柱：《全國民主基金會與美國民主援助》，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

在國際法的生成與運作中，為保證條約的專業(yè)性，有不少的條約文本由NGOs起草。當有影響力的NGOs成為部分國家的利益工具時，一方面條約的公平性將大大受損。另一方面，也大幅度提高了這些國家在條約談判中的議價能力。

四、非政府組織與國際話語權(quán)

1.非政府組織是謀取國際話語權(quán)的重要力量

NGOs在國際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并且逐漸成為全球治理體系和結(jié)構(gòu)中的重要組成部分。(47)KerstinMartens,Examiningthe(Non-)StatusofNGOsinInternationalLaw,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Vol.10,Issue2,2022,p.1.從NGOs對國際法的塑造角度分析NGOs的作用，需要跳脫出“全球市民社會”的道德空殼，將其放置在國際社會的權(quán)力格局之中加以考察。

NGOs在參與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的活動過程中，由于這些國家存在醫(yī)療衛(wèi)生保障缺乏、環(huán)境退化、發(fā)展不足等一系列問題，NGOs的參與幫助當?shù)卣鉀Q了許多發(fā)展問題，并且在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中能夠?qū)Ξ數(shù)卣蜕鐣a(chǎn)生影響，也能夠影響第三國在當?shù)氐睦?。因此，NGOs為國家的外交行動提供了新的行動載體，在政府難以發(fā)揮作用的領域開展活動。

隨著國際社會的發(fā)展，國際體系中的權(quán)利分配也在改變，政府間組織和NGOs等非國家行為者承擔了許多以前主要由國家所保留的決策角色。(48)DavidHeld,DemocracyandGlobalization,globalGovernance,Vol.3,1997,p.261.國際社會正在從主要以國家為中心的秩序日益轉(zhuǎn)變?yōu)槎嘀行牡闹刃?。?quán)力和合法性來源的去中心化同時發(fā)生，導致多個權(quán)力場所(MSOA)與相應的多個合法性來源(MSOL)，傳統(tǒng)的以國際法律人格作為參與全球事務入場券的門檻正在被削弱和重新定義，NGOs在不斷參與全球事務的過程中正逐漸成長為多權(quán)利場所中的重要一極。(49)BosireMaragia,AlmostThere:AnotherWayofConceptualizingandExplainingNGOsQuestforLegitimacyinGlobalPolitics,Non-StateActorsandInternationalLaw,Vol.2,Issue3,2022,pp.318-324.

NGOs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全球事務當中，并且通過其自身的影響力在環(huán)境問題、人權(quán)問題、發(fā)展問題等領域制定標準，形成具有NGO烙印的國際法。從國際權(quán)力政治的角度看待，NGOs在塑造國際法的過程中存在權(quán)力的擴張，并且是一個參與到國際法運行體系的具有工具價值同時具有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主體。在目前多元網(wǎng)狀架構(gòu)的國際社會中，單純憑借主權(quán)國家參與全球治理難以取得成效，也無法實現(xiàn)全方位的覆蓋，NGOs從非國家主體的角度參與到全球治理中，成為國家謀取國際話語權(quán)的重要途徑。

2.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法塑造活動需要有效規(guī)制

通過前文的分析，NGOs對于國際法的創(chuàng)制和運作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但與此同時，NGOs也存在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和問責機制的問題，甚至成為歐美等一些國家對外輸出價值觀的工具。因此，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和手段對NGOs行為進行規(guī)范，以減少NGOs對國際法的負面影響，強化NGOs在國際法塑造中促進公平正義的作用。

首先，NGOs內(nèi)部要形成有效的約束。對NGOs參與國際法塑造的行為進行合理規(guī)范。章程是關于NGOs內(nèi)部治理的基礎文件。加強對NGOs內(nèi)部約束需要從章程入手，建立起約束自身行為的內(nèi)部管理機制。從內(nèi)部監(jiān)督入手，提高NGOs在參與國際法運作過程中的獨立性，減少資助者對NGOs的影響，提高國際法創(chuàng)制過程中的民主性與公平性。

其次，外部對NGOs行為進行約束。國際組織是NGOs參與國際法塑造最主要的渠道，NGOs以怎樣的身份參與國際決策，如何參與國際決策都需要通過國際組織?？梢詮膰H組織的角度，完善國際組織和NGOs的關系條款，明確NGOs參與到國際法生成中的門檻、限制。此外，定期要求參與國際決策的NGOs提交工作報告，并由國際組織大會等機構(gòu)審議其報告，對NGOs進行有效監(jiān)督。

最后，構(gòu)建形成有效規(guī)范NGOs行為的公約機制。目前，國際法缺乏對NGOs規(guī)范和有效約束，NGOs存在于國際法的真空狀態(tài)。為此，可考慮簽署一部專門規(guī)范NGOs的國際公約，在公約中對NGOs概念、法律地位、權(quán)利義務、參與國際訴訟進行權(quán)利救濟的機制以及爭端解決機制等制度都加以明確的設定。(50)同前注⑨，何志鵬、劉海江文。同時，公約還可以從問責機制、透明度機制、公眾參與機制等維度來構(gòu)建對NGOs的國際法約束機制。將NGOs及其參與國際活動納入到國際法治軌道，一方面可以從制度上保障NGOs正常運行，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發(fā)揮其在促進國際法公平正義方面的獨特作用。

3.中國國際話語權(quán)的提升需要重視非政府組織

“堅定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際法治系列論述的重要內(nèi)容。(51)參見黃惠康：《習近平關于國際法治系列重要論述的核心要義》，載《武大國際法評論》2022年第1期。NGOs作為獲取國際話語權(quán)的重要途徑，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在聯(lián)合國經(jīng)社理事會登記的獲得咨商地位的NGOs中，中國NGOs的數(shù)量極少，僅為美國的1/20，印度的1/4，這一狀況與中國的實力地位極其不相符。(52)參見王逸舟、張碩:《中國民間社會組織參與國際公共產(chǎn)品供給：一種調(diào)研基礎上的透視》，載《當代世界》2022年第7期。因此，需要重視和加強NGOs建設，以增強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國際話語權(quán)。

首先，重視NGOs的作用。NGOs作為國際社會中長期致力于人權(quán)、人道、人本發(fā)展的重要組織，其關注的是全人類共同的利益，這與中國所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