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漢英文化對照本

異化翻譯的誤區翻譯《紅色》和其他民族語言是國際文學和翻譯領域的一項重要活動。多年來,多位中外翻譯大家以推動《紅樓夢》在不同語言及其文化之間的轉碼為終身執著的事業,他們為使《紅樓夢》走出漢語本土的孤芳自賞、進入異域文化的流通成為真正的世界文學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貢獻,因此,關于《紅樓夢》的翻譯研究現象,必然會成為國內外翻譯研究者所關注的重要研究課題。值得提及的是,2012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紅樓夢》與TheStoryoftheStone的“漢英文化對照本”,這必然是國際文學界與翻譯界的一件大事。為什么要出版這套“漢英文化對照本”?出版者在其出版與編輯的操控策略中又隱含著怎樣的文化指涉性?這都是值得討論的。我個人認為,考量翻譯應該有一個重要的技術性講究,那就是“回譯”。我們把一種源語文本轉碼為譯入語文本后,為了檢測兩種語言轉換生成之間的準確性,應該把譯入語再度回譯為源語,以此檢視回譯文本與源語文本之間在語言及其意義出場上的真值性。當然,這是一種理想的技術性回譯檢測方法。多年來,這也一直是檢測人機對譯系統是否具有翻譯真值性的技術手段之一。我們不妨把回譯作為一種思考的關鍵點:倘若我們把大衛·霍克思(DavidHawkes)翻譯的TheStoryoftheStone再度回譯為漢語的《石頭記》,其是否還是那部承載著中國文化傳統及其語言修辭、審美意象等的《紅樓夢》?我想,諾姆·喬姆斯基(AvramNoamChomsky)曾主持開發了人機對譯系統,他以轉換生成的語法原理兌現了印歐語系中多種語言的人機對譯,但是,這種人機對譯跨出印歐語系,面對著《紅樓夢》的英漢對譯不但一定是不奏效的,并且我想強調的是,不要說是人機對譯,即便是作為鮮活的生命在場的翻譯家,面對著《紅樓夢》,也應該從語言的轉換生成及其意義出場的真值性來承認,《紅樓夢》是不可翻譯的。但無論如何,大概從1800年以來,在《紅樓夢》翻譯史上即最早出現了韓中對照全譯抄本《樂善齋本》以后,《紅樓夢》摘譯本、節譯本與全譯本不斷出現,最終形成了多種《紅樓夢》譯本的景觀,涉及了韓、英、法、日、俄、德、希臘、蒙、藏、哈薩克、維吾爾等多種語言。從當下國際學界關于兩百年《紅樓夢》翻譯史及諸種譯本的研究來看,大多數學者對楊譯本ADreamofRedMansions和霍譯本TheStoryoftheStone給予充分的認同,并且,學界就這兩種譯本的翻譯技術性問題給予了相當細致的討論。然而我所感興趣的不是翻譯的技術性問題,而是這兩位譯家及其兩種譯本的語言修辭、文化身份、翻譯立場與翻譯策略的差異性與取向性問題。楊憲益雖然在牛津大學就讀6年,他的夫人戴乃迭(Gladys)是英國人,但漢語畢竟是他的母語,因此,楊譯本在從源語向譯入語轉換生成的語言修辭、文化身份、翻譯立場與翻譯策略上,更注重推動英語貼著漢語文化觀念的地面行走,所以,楊譯本不可遏制地透露出把中國文化傳統及其風俗觀念直輸給西方讀者的翻譯立場。楊譯本異化翻譯策略的痕跡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楊譯本失去西方英語讀者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這種翻譯行動作為一種策略卻與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Venuti)解構主義翻譯理論所抵抗的后殖民主義翻譯觀達成了共識,當然,其結果是西方本土讀者對楊譯本的接受充滿了語言修辭的生澀感、翻譯腔與過度的陌生感。我們理解了楊憲益把中國文化直輸西方的譯者立場及策略,也就理解了他為什么還執著地選擇翻譯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當然,這也是為什么楊譯本不顧西方人對“red”所沉淀下來的文化偏見及其背后的價值緊張,堅持把《紅樓夢》直譯為ADreamofRedMansions。其實,僅從《紅樓夢》與《石頭記》兩種書名的選擇與英譯上,我們就可以見出楊譯本與霍譯本兩者之間語言修辭、文化身份、翻譯立場與翻譯策略的差異性與取向性。如果學界把楊譯本與霍譯本各自翻譯的書名僅僅解釋為避免重復,那的確是小視了兩位譯家的翻譯立場與翻譯策略。但是說到底,我認為關于《紅樓夢》的翻譯一定不能簡單地理解與解釋為是源語與譯入語之間字面意義的轉碼問題,而應該是兩種語言背后所負載的兩種異質文化觀念的轉換生成問題。蘇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在《翻譯·歷史·文化》中倡導翻譯的“文化轉向”,以強調文化觀念的翻譯,不是沒有道理的。大衛·霍克思也曾就讀于牛津大學,雖然他曾在北京大學讀書,對中國文化傳統有著豐厚的積累,但英語畢竟是他的母語。我想宣稱的是,國族之間的文化觀念不可通約,這也是國族自立門戶的文化基因所在。因此,不同于楊譯本,霍譯本的翻譯立場與翻譯策略超越了漢語《紅樓夢》的字面意義,而旨在追訪漢英雙語背后兩種異質文化觀念之間相互理解與解釋的適應性,這無疑宣示了一種歸化的翻譯立場與翻譯策略,當然,這種翻譯的適應性一定不可以被解釋為兩種異質文化觀念之間的通約性?；糇g本的翻譯立場與翻譯策略是放棄了英語對漢語字面意義及其不可通約的文化觀念給予異化翻譯的策略,是操用西方本土讀者諳熟且可以接受的地道的英語及其修辭、文化、風俗、俚語等觀念,以此來創造性、補充性與生成性地重構《石頭記》,從而完成了兩種異質文化觀念之間的轉換生成。不錯,文化觀念是不可通約的,但是譯家可操用一種語言承載的文化觀念去創造性、補充性與生成性地翻譯(重構)另外一種異質語言承載的文化觀念,從而給予進一步的理解與解釋。所以這種在兩類異質文化觀念之間的創造性、補充性與生成性翻譯,必然涉及了翻譯詮釋學、翻譯文化學與翻譯倫理學等問題。我們說《紅樓夢》不可翻譯,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絕然不可以把《紅樓夢》簡單地視為曹雪芹個人以文學性書寫所記憶的個人周遭生活體驗。《紅樓夢》是中國五千年文化傳統所沉淀下來的大百科全書,這種文化傳統的沉淀只是由于歷史偶然選擇了曹雪芹作為一個代筆的中介書寫者而已?！都t樓夢》攝取了中國古代神話、宗法、宗教、政治、官制、人名、器物名、詩詞、曲賦、對聯、字謎、典故、方言、成語、俗語、俗文字、音樂、繪畫、風俗(婚禮、葬禮、服飾、祭祀等)等豐厚的文化觀念,關鍵是,其還記憶了上述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以特有的漢字在文學性修辭中所營造的諸種審美意象,這些文化觀念與審美意象是由漢字書寫且記憶的,不可能被拼音語言直接給予書寫字面上的轉碼,并且英語背后的歷史傳統作為拼音文化,本身就不存有與漢字文化全然一致的文化觀念及相關風俗。例如,漢英視覺文化觀念對同一色彩就有著差異性的認同風俗。在漢字書寫的視覺觀念中,紅色(赤色)承載的意義是喜慶、富貴、吉祥與正義等,而在英語書寫的視覺觀念中,“red”隱喻著流血、戰火、暴力等災難性元素。霍譯本貼合英語讀者持有的拼音文化觀念及相關社會風俗、閱讀心理,取“脂本”《石頭記》為譯名,而規避《紅樓夢》為譯名。元妃省親時把寶玉所題的“紅香綠玉”改為“怡紅快綠”,從而題“怡紅院”,在隱喻中缺省“快綠”?；糇g本把“怡紅院”翻譯為“theHouseofGreenDelights”,以其中缺省的漢字“快綠”為西方讀者尋找本土視覺文化觀念可接受的修辭表達。這種超越的字面意義且在漢英傳統背后的文化觀念及其風俗上追訪翻譯的可能性與適應性,是霍譯本的一個最為顯著的翻譯立場與翻譯策略。學界有人把“theHouseofGreenDelights”回譯為“怡綠院”,這大概違背了大衛·霍克思的翻譯立場與翻譯策略。談到這里,我們也就理解了大衛·霍克思為什么把“紅學研究”翻譯為“StoneStudies”,把“紅學家”翻譯為“Stone-Enthusiasts”等。我想說的是,把《紅樓夢》與霍譯本給予并行印刷出版,這個版本應該被定義為“漢英文化對照本”;倘若把《紅樓夢》與楊譯本給予并行印刷出版,那個版本應該被定義為“漢英雙語對照本”,兩者各有千秋。學界曾流傳著這樣一段佳話:說一位漢語讀者因閱讀大衛·霍克思的TheStoryoftheStone,進而喜歡上曹雪芹的《紅樓夢》。我想這樣的表達無疑是以一種外行的刻意吹捧而諂媚大衛·霍克思了,這也是對《紅樓夢》及中國文化的不尊重?；糇g本所執著的漢英文化觀念的翻譯立場與翻譯策略,一定高于漢英雙語字面的直譯立場與策略,但又恰恰陷入了解構主義翻譯理論所批判的文化殖民主義之泥沼中,以此收獲了一定的英語讀者。那么,我們是不是也應該重新反思與質疑在中國風靡一時的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呢?這無疑也關涉到翻譯的民族主義立場問題的討論。毋庸置疑,霍譯本的譯入語背景學養是非常豐厚的,大衛·霍克思在翻譯中盡可能地調用了英語歷史傳統中豐厚的文化觀念(涉及了古希臘語、拉丁語、古英語與現代英語等傳承的拼音文化觀念與風俗),以其重寫TheStoryoftheStone。實際上,在歸化的文化觀念翻譯策略中,霍譯本是努力貼近英語本土讀者重講漢語《紅樓夢》的愛情故事,然而,其還是那些具有西方古典修養之讀者所賞讀的小眾讀物。當然,這也是其品位所在。最后,我想再強調三點如下:第一,霍譯本的一個特點即是在翻譯中把一般不得不出注的解釋,融化為譯入語小說中的一個補充性敘事場景或審美意象等,從而在翻譯的透明中求取譯者的隱身。需要說明的是,大衛·霍克思被其譯文的透明所遮蔽而隱身后,其呈現的恰恰是英語拼音文化背景下豐厚的語言修辭、文化傳統及其諸種觀念。這是霍譯本的精致所在。如果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中,譯者因在譯入語作品意境的營造中無法形成完整的敘述情節與審美意象等,而依賴于過多的出注給予技術性與學術性的解釋,這一定是文學翻譯的敗筆;因為這種技術性與學術性的出注,必然會破壞源語作品與譯入語作品在轉換生成中應該呈現的整體敘述情節與審美意象等。第二,譯者首先應該是譯入語的母語言說者及其文化觀念的承載者,當然他們也應該是源語文化傳統一定程度的負荷者。經驗告訴我們,多年來,國內相關部門投入巨額的經費,推動中國本土學者把中國漢語文學及相關學術著作翻譯為多種外語,為什么沒有在國際學界及相應譯入語國族產生影響,我們應該反思一下翻譯的文化身份、立場與策略等問題,不要再浪費這筆巨額經費了。第三,對于那些借助于翻譯而獲取諾貝爾文學獎的作者來說,他們應該清楚,這個獎項榮譽的一半毫無疑義地首先應該分享于譯者。莫言在這一點上就做得很謙卑,他前去斯德哥爾摩領“諾獎”時,曾邀請多位翻譯家同往,這是莫言的明智;倒是一些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者或翻譯研究者在炒作莫言時,忘卻了那些在辛勤勞作中進行二次創作(改寫)的翻譯家。這更是一種無知了。嚴格地講,莫言所獲取的是“諾貝爾翻譯文學獎”,瑞典皇家文學院及那些每年忙碌于評獎的院士們應該拿出時間,對此類性質的“文學獎”給出準確與科學的重新界定;并且我們要向他們提問的是:他們在一年的有限的時間內是精讀了莫言的全部翻譯作品還是全部源語作品?他們在有限的閱讀能力中究竟是遭遇了譯入語莫言還是源語莫言?他們又依憑怎樣的立場與判斷為誰投出了自己那張并不負責任的選票?對中國的啟示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推出霍克思和閔福德翻譯的《紅樓夢》漢英對照本(譯界習稱“霍譯”或“霍譯本”),就中國翻譯文化事業而言,毫無疑問是一件大事。在中國向海外輸出中華文化軟實力之際,霍譯《紅樓夢》的啟示意義不可小覷。德國思想家本雅明說,一個文本是否可譯,要看該文本是否呼喚翻譯。筆者倒認為,一個譯本是不是值得翻譯,得要看宿主文化是否呼喚這個文本的翻譯,如果宿主文化有此需要,就必有該文化的精英分子站出來響應這個呼喚。一個文化,就像人的機體。它缺什么,就會自己去找什么。就像人渴了,會去找水喝;餓了,會去找東西吃?；乜粗袊鴼v史上的三次翻譯高潮,無不是本土文化的需求使然。中國文化在這三次翻譯高潮中實現了三級跳式的更新:宗教———科技———人文。這些翻譯活動之所以能形成高潮效應,歸根到底,乃是宿主文化的一種訴求,一種呼喚。雖然那時的翻譯,因為種種原因,大多談不上準確,但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譯如所需,而這“需”,只有這“需”之主體,即宿主文化本身才有敏感的自覺,外人對此是不會那么敏感的。很多人以為,成功的翻譯必定是忠實于原著的翻譯。其實,忠實的翻譯和成功的翻譯基本上是兩回事,后者是在特定的時間點引發目標文化共同體的集體關注和認可,并推動目標文化發展的翻譯事件。縱觀中國翻譯文化史,我們會發現,成功的翻譯的一個幾成定律的元素是外譯內的翻譯。拿從外語譯入漢語而言,成功的典范有嚴復、林紓、楊必等等;拿從漢語譯入英語而言,成功的典范有龐德,他把中國古典詩詞翻譯到了英語,引發了西方的意象派詩歌運動。但誰都知道,嚴復的翻譯不是很忠,林紓的翻譯很是不忠,而龐德的翻譯更談不上忠。他們的翻譯之所以成功,在于他們所要效忠的方面未必是源語文本的全部,而是這些譯者認為其所代表的文化的特定訴求,而后世的翻譯批評家們則往往是用“全忠全義”來要求譯本,所以得出不忠的結論。翻譯原本是宿主文化的一種文化訴求,因此只有宿主文化自發的翻譯活動才能引起宿主文化本身的興趣和關注,這是一個翻譯活動能否成功的關鍵。此外,外譯內之所以會成為成功翻譯的一個關鍵元素,還因為外譯內的譯者的母語是譯入語,他們對于目標讀者的語言審美理想有著外人所沒有的感悟,他們的譯文更容易引起目標讀者的共鳴。實際的翻譯過程,是一個選擇過程,當原文的X在譯入語中存在著多個同義對應選擇時,只有譯入語為母語的譯者,才會洞察不同選項的優劣,挑選出最符合目標讀者語言審美理想的選項,也正因為如此,像《紅樓夢》這樣的譯本,英語為母語的讀者更喜歡看霍克思的譯本。在英美的圖書館內,借閱霍譯《紅樓夢》的讀者,就遠遠要多于借閱楊憲益和戴乃迭譯《紅樓夢》(習稱“楊譯”或“楊譯本”)的讀者。本文無意于否認楊譯的水平,其實不同的譯本,尤其是大師級譯者的譯本,必定是各有千秋。作為翻譯研究而言,這兩個譯本都是極其珍貴的。研究霍譯會有助于我們了解西方譯者和讀者的語言價值觀,而研究楊譯則會有助于我們了解譯文語言背后策略定位及其意識形態的影響。但我們也會意識到楊譯所產生的文化背景的特殊性。首先,作為英譯本的楊譯并不是在英語世界的文化氛圍中自發的翻譯事件。盡管楊譯的譯者之一戴乃迭也是英國人,但她與丈夫楊憲益在接受領導交給的翻譯《紅樓夢》的工作任務時,二人均是中國國家機關(外文局)的工作人員,因此,二人雖有中西合璧的語言文化優勢,但只能在中國當時的文化氛圍中工作,他們的翻譯不可能不受當時的意識形態的制約,更何況他們翻譯該作的主要時間段是“文革”,而且兩位譯者都受到文革的激烈沖擊。他們翻譯《紅樓夢》的工作始于上世紀60年代,1974年由中國外文局屬下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雖然這是一個國家層面的出版社,但我們還是很難想象,由該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何以進入到西方世界的家家戶戶。因此,與其說這個譯本是拿到西方世界給外國人看的,不如說是給來中國的西方人看的更合適些,而那個時代來中國的西方人并不是很多,從實際的效果看,讀楊譯《紅樓夢》的讀者更多的是中國的外語專業的學生和學者。對于該譯本的這一最終接受狀態,作為生活在中國文化氛圍中的楊憲益和戴乃迭不可能沒有一個最基本的定位,而他們的翻譯策略也必與此定位密切相關。在這樣的定位下,該譯本要想真正在西方世界取得成功,是不太可能的。而身在英國的霍克思則是因為熱愛《紅樓夢》而翻譯《紅樓夢》,他的翻譯是建立在極其細致、全面而系統的研究基礎之上的,因此,他的譯本完全是紅學研究的一個結晶。由此可以看出霍譯和楊譯在翻譯動機、翻譯語境、翻譯態度乃至翻譯目的上的明顯差異。雖然忠實于原著是兩個譯本的共同追求,但在忠實的方式上則各有特點,反映出兩種文化在意識形態和詩學傳統上的不同取向。十多年前,美國翻譯學者羅賓遜寫過一部題為WhoTranslates?(《誰來翻譯?》)的專著,提醒我們注意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一個譯本由誰來翻譯,結果是不同的。本雅明也說過,一個作品是否可譯,還要看是否有合適的譯者。涉及文化推廣的問題,筆者認為,這里還有一個誰出版的問題。國內出版社的發行渠道,是否具有通往海外各家書店的能力,是否具有外國讀者廣泛認可的資質。當然,還有一個翻譯什么的問題,這都是需要我們考慮的問題。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漢英對照本的霍譯《紅樓夢》表面上看是為中英文的學習者和翻譯研究者提供一個極品范本,其深層的一個含義實際上是在展示一個成功的漢語典籍翻譯的案例:這一成功打入西方各圖書館、并成為某些大學教材的譯本是一個西方人的拿來主義的翻譯成果,而不是一個由我們的政府或出版社的送去主義而實現的軟實力。從翻譯史的角度看,成功的翻譯多是拿來主義的翻譯,因為它反映出的是宿主文化的呼喚;而送去主義多難成功,除了語言上的問題之外,還有宿主文化對外來宣傳攻勢的本能抵制。這一切都是我們文化發展戰略所需要考慮的問題。近年來,主流媒體都在討論如何把中國文化軟實力向海外推廣,國家為此投入了巨額的資金支持。中國的典籍倒是一本又一本地由中國的外語教授們翻譯出來了,也由中國的出版社出版了,但中國文化是不是因為這些出版物才推出去的呢?那些“推出去的”典籍又有多少外國讀者在看呢?似乎從未有人做過深入的研究。倒是沒拿過任何中國的科研經費的美國翻譯家葛浩文,默默地翻譯了莫言的作品,最終把莫言推到了他本人乃至幾代中國人都夢寐以求的諾貝爾文學獎。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翻譯家葛浩文先生卻抱怨說:“中國在推動和資助文學翻譯方面的確是落后了。美國、歐洲的一些國家,以及日本,都在積極資助以各種外語為母語的譯者,促使其作品進入這些語言區的本土市場。中國在這方面理應做得更好?！?見2012年10月12日中國日報網:《莫言獲獎———別忘了他的翻譯葛浩文》)所謂“以各種外語為母語的譯者”,表述或翻譯得并不是很準確,但在這樣的語境中不難看出,這就是指像他那樣的譯者,因為從我們的角度看,英語是外語,也是他的母語。葛浩文的抱怨和霍譯《紅樓夢》的成功,至少是給向海文推廣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決策者和出版者提了一個醒,像霍克思、葛浩文、閔福德這樣的海外漢學家和翻譯家是沒有理由被排除在這樣一個耗資巨大的文化事業之外的。出版《紅腫》漢對照本七月底,正值南京的酷夏時節,貓在家里看閑書,中山大學的東風兄和復旦大學的乃喬兄先后來電,說《紅樓夢》出了精美的漢英對照本,希望關注一下,還說采用的是霍克思的版本,其中有些問題,值得翻譯界和比較文學界思考?！都t樓夢》漢英對照本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與企鵝出版集團合作出版,前八十回由霍克思翻譯,后四十回由閔福德翻譯,版本校勘為范圣宇博士,其博士論文做的就是《紅樓夢》英譯研究。精美而又厚重的五卷書,首印兩千冊,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香港、澳門、臺灣除外)銷售?？吹綍?贊嘆之余,心中不免產生疑問。疑問一:出版社為何出重金出版《紅樓夢》漢英對照本?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是國內出版有關外語教育書籍的最權威的出版社之一,在外語界享有盛譽。這家出版社生財有道,出過許多好書,有專著,有教材,有辭書。在我的記憶里,還出過引進的外國學術經典原版書,配以權威性的導讀,如我熟悉的翻譯研究領域就有一套精心選擇的“國外翻譯研究叢書”,在譯界起到了重要的學術引領作用?？稍陔p語對照本的出版方面,好像作為有限。在傳統的出版者看來,在國內即使出版雙語對照本,一般出的是英漢、法漢、德漢、日漢版,或其他語種的書配上漢語譯文,以外語的作品為本,以漢語譯文為輔,雙語對照,重在指導外語學習。出于此目的,一般而言,都特別強調原文與譯文之間的可對照性,即使達不到兩者的完全等值,也會刻意追求譯文之于原文的忠實,尤其是形式上的忠實,至少不能隨意刪改,原文有的,譯文都應該在,兩相對照,有本可案,不然,有可能誤導學習者,雙語之間的轉換無法可依,亂了方寸,對照成了失照,違背了出雙語對照本的初衷?！都t樓夢》漢英對照本,出版社卻一改傳統的路徑,由“英漢”而變為“漢英”。若以語言學習而論,路徑一改,學習重心便改變?！坝h”考察的是由英語作品經由漢語的變,而“漢英”經由的是漢語作品經由英語的變,出發與抵達的路徑相反,風景自然不一,目標也就相異。如此看來,出版者所關注的中心發生了變化,由傳統外語出版社對外國經典著作的關注轉而開始對中國文學與思想經典的關注。此次轉變,看似對照路徑的變化,實為“目光”的轉移,暗合了當下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勢。如此看來,出版社出版《紅樓夢》漢英對照本,就不僅僅是出于外語教育的考量,而是一種不惜重金,開風氣之先,幫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性舉措了。疑問二:《紅樓夢》漢英對照本為何選擇霍克思和閔福德的譯本?《紅樓夢》的英譯,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有兩個譯本,一個是霍克思和閔福德的譯本,另一個是楊憲益和戴乃迭的譯本。按傳統觀念,出雙語對照本,原文與譯文之間貼得越近越好,譯本之于原文的忠實程度是第一位的。謝天振在《今天,我們該如何紀念楊憲益先生?》一文中說:“紀念楊憲益先生,人們不約而同地都會提到他和夫人戴乃迭聯袂翻譯成英語的《紅樓夢》全譯本。這部《紅樓夢》全譯本自問世以來一直備受國內譯界的推崇,被認為譯得‘準確、生動、典雅’。”選擇這樣一個譯本作為《紅樓夢》漢英對照本,本應是最理想的選擇。再說,從版權的轉讓看,楊憲益與戴乃迭的譯本版權在國內,該譯本也是國內強調以自主的力量譯介中國經典著作的典型之作。可出版社為何偏偏舍近求遠,厚彼薄此,放棄可靠的、理想的語言對照本,選擇霍克思和閔福德的版本呢?出版社做如此選擇的原因有多種,一是譯者霍克思離世前主動與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磋商,出版《紅樓夢》漢英對照本;二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有與國外著名出版社合作的豐富經驗,能與企鵝出版集團攜手,當是出版國際化的有力舉措。除此之外,我想出版社的這一選擇還有更深層次的考量。在上文所引的謝天振的那篇文章里,我們看到這樣一段話:“與英國翻譯家霍克思與閔福德翻譯的《紅樓夢》譯本相比,楊譯《紅樓夢》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接受和影響(從譯本的印刷數、再版數、圖書館的借閱人次數以及被引用率等看)卻遠不及霍、閔譯本?！敝x天振的這一說法是有依據的,他指導的一位博士生做了一篇題為《〈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的博士論文,上述所言應該就是該項研究所證明的事實之一。兩個譯本的價值如何考量,放到當下的跨文化交流的語境中去看,就不是一個簡單的雙語對照本的選擇問題了。中國文化要走出去,翻譯是必經之路,此路是障礙重重,第一道坎就是“語言文字的翻譯問題”。語言的變易不是機械的變易,語言的變易需要承載的是文化差異的交流,版本的選擇不能僅僅限于語言層面的準確與忠實,更應考慮作品的傳播、接受與影響。如此看來,出版社對霍克思和閔福德譯本的選擇,是對語言對照層面的超越,是著重于作品在異域傳播與影響力的文化考量了。疑問三:《紅樓夢》漢英對照本有可能為讀者打開怎樣的思考空間?“漢英對照本《紅樓夢》?？闭f明”中說:“英譯《紅樓夢》的讀者對象原本是英語世界的讀者,并不是漢語世界的讀者,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本子對研究漢英翻譯與學習英語的中國讀者都不無裨益。”筆者自然同意這一判斷,但細讀《紅樓夢》漢英對照本的序言、校勘說明,以及企鵝出版社版《石頭記》英譯版的譯者序,我們發現有許多層面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首先涉及的是譯作與原作的關系?；艨怂挤g所依據的是哪個本子?霍克思在序中稱:“在翻譯這本小說的過程中,我發現不能堅持只忠實于任何一個本子。第一回我主要用的是高鶚的版本,因為它雖然沒有其他本子精彩,卻更具有一致性;但在隨后的章回里,我經常用的是某一抄本,甚至偶爾自己也做過點小改動?！薄都t樓夢》的版本問題,學界討論頗多,但霍克思此處給我們出了一道難題:一個譯者本應遵循一個本子,從一而終,忠實地譯出。可霍克思覺得無法“堅持只忠實于任何一個本子”,于是便根據自己的理解,參照現存的這一或那一抄本,甚至不惜做些小的改動,結果如?？闭叻妒ビ钏?“霍克思的八十回譯本,是與現存各種脂本程本都不一樣的本子,我們不妨稱之為‘霍本’。”霍克思之于原本的選擇與實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譯本與原本之間的傳統關系,具有某種參與原作構建的創造性意義,對此做法的合法正當性,譯學界應做何種解釋?其次涉及的是譯者創造性的度的問題。譯者之于原作者是血緣的延續。譯作之于原作是生命的延續,是文學生命在異域的再生。閔福德稱在文學翻譯史上,霍克思是“一位有創造性的翻譯家”?；艨怂嫉姆g到底有何創造性?其創造性有怎樣的表現?《紅樓夢》漢英對照本給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便利。?？闭叻恫┦吭谡f明中有兩點值得我們關注:一是符號“表示此處被譯者有意刪去,或者是譯者漏譯的部分”,二是“{}表示此處是霍克思先生博采眾長,糾正作者的敘事破綻,或者竟是他自己的獨創”。說得更明了些,霍克思對原本有刪也有改。刪與改的動機是什么?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刪與改是創造?刪與改達到了怎樣的效果?與這些問題相關的,就是譯者的創造性的限度?；艨怂际莻€嚴謹的譯者,其刪其改不應該是心血來潮,他留下的《〈紅樓夢〉英譯筆記》給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可能性。聯想到當下歐美譯介中國文學作品常用的一些做法,如葛浩文對原文的處理,我們對翻譯活動的復雜性與現實性的認識有必要進一步深化。實際上,《紅樓夢》漢英對照本給我們提供的考察譯者創造性的空間是寬闊的,有助于拓展翻譯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再次涉及的是當今的世界需要怎么樣的翻譯方法的問題。《紅樓夢》漢英對照本的問世,為翻譯“文化影響力”的討論提供了契機。上文提出,考察翻譯不能止于文字的轉換,還應關注作品的傳播、接受與影響。在跨文化交流的語境下,翻譯的方法似乎完全取決于翻譯的目的與翻譯的市場。譯本的讀者多,影響大,就似乎說明譯本好。楊憲益和戴乃迭的譯本就是在這樣的邏輯下,被認為采取了不正確的翻譯方法。對此,譯學界應該保持應有的警覺。翻譯的接受有歷史性,如果一個民族有翻譯的傳統,有對域外思想、對他者開放的胸襟,到了一定的歷史階段,原汁原味性的“異化”翻譯的程度就會提高。霍克思的翻譯在當下受到西方讀者的歡迎,并不意味著其采取的方法和策略就具有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普世的正確性。鑒于此,《紅樓夢》漢英對照本之“對照”,并非絕對意義上的“參照”,而是一種“關照”?；艨怂妓g《紅樓夢》,只是《紅樓夢》生命延續的一種方式,雖然具有參與經典文本現代化生成的創造意義,但不是終極性的獨立創造,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走向的是一種豐富性,是一個多樣性的世界,感謝《紅樓夢》漢英對照本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這樣的思考機會。語言層面《紅樓夢》堪稱中國文學經典的代表作。它兼具現實和浪漫色彩,淋漓盡致地描繪了人物的復雜心理和多舛命運,宏大地展現了日常生活百態和超自然情狀。作為“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其對外譯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要做到足本全譯,無疑就是攀登文學翻譯的一座巔峰。楊憲益和霍克思的譯本是中國文學翻譯的兩個經典范例?；艨怂记鞍耸刈g本和閔福德后四十回譯本有大量的刪減、增譯、改譯甚至重寫,這不僅無可厚非,而且突出了譯本的多元化價值。借助?？卑?霍克思先生的翻譯策略顯露無疑,霍克思先生對底本選擇的考量也由此引起人們的關注。英譯中國文學名著需要完善的全譯本和直譯本,以備西方“文藝學徒”的研究。霍譯本是否可稱得上是“全譯”和“直譯”,顯然值得質疑。就此而言,雙語版《紅樓夢》已然是一種冒險的嘗試,而超出外語學習層面的?？卑?則更是一種自我挑戰。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更權威、更真實、更能反映譯者主體意識的漢英對照校勘讀本。這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其閱讀價值已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雙語閱讀。對照閱讀可以稱為開放式閱讀,特別是名著翻譯,首先要接受批評者從語言學角度來觀察和評價譯者的處理手法。從語音修辭、語形修辭、語義修辭到措詞,從特殊句式的轉換到語篇處理,這些都構成了文本轉換最基礎的微觀研究。以詞形修辭為例:漢語中的某些修辭手段與漢字的結構形式有關,如對偶、拆字鑲嵌、字形飛白等,對譯者的考驗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十六回中薛蟠把唐寅念成庚黃,當寶玉識破后他又笑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被厮菰?可以發現楊譯顯得非常拘謹,不僅譯出詞義,還逐一加注,而霍譯則僅僅當作口誤一帶而過,兩者的處理手法完全不同。如果提到文化的層面來加以審視,霍譯的策略是以目的語文化為依據的,語言產生審美功能的方式被忽略,語言上的偏離沒有加以突出或被前景化。事實上,正如施萊爾馬赫所認為的那樣,譯者只能在歸化和異化兩種策略中加以選擇,沒有第三種。如果對這種觀點加以引申的話,任何第三種都只是這兩種策略的相加而已。霍氏譯本中的種種“問題”,那些近乎“肆虐”的變通手段也就有了其合法性。如果說霍克思的英譯本所展現的是另一個《紅樓夢》文本,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翻譯中的語言變通。在第五回中,霍譯刪去了開篇第一句“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暫可不寫了”,直接從“如今且說……”開始譯起。通過勘校版的提示,讀者不再是盲目地去對照閱讀,而是對譯者的省略提出疑問。第五回“……已表明,此回暫可不寫了”,從表面上看是多余的,但就像要譯出“且說”、“卻說”、“話說”、“各位看官”那樣,這段話也不宜刪譯,宋元講史話本發展而來的章回小說必須具有這種特征,讀者可以對霍譯中這種處理手段有所評判。譯者的策略有時是基于對不同底本的比較所做出的選擇。正如閔福德所說,霍克思不僅是一位創造性的翻譯家,也是一位嚴謹的版本學家,其所選文本的本身就是一個謎。范圣宇與閔福德合作?？毙掳鏉h英版《紅樓夢》,他們試圖定位于一個更真實的版本,通過標示,來彌補傳統漢英本在雙語對應上的不足,同時提示了譯者的改寫。當然,對大多數讀者而言,譯者選擇哪個版本并不重要。讀者更多想看到選定的原文和譯文之間是怎樣的一種對應。但當譯者加入自己對原文的考據,并通過?？卑鏋樽x者所察覺時,譯者的身份也隨之顯露。有時譯者身份未必是文化層面的概念,可以理解為譯者的主體責任。以《紅樓夢》書名的譯法為例,作者曾經考慮過五個書名:《石頭記》、《情僧錄》、《風月寶鑒》、《紅樓夢》、《金陵十二釵》?；艨怂颊J為,第一和第二個書名意思相同,即為immenselylonginscriptiononamiraculousstonewhichiscopiedoutbyavisitingholyman;而第四和第五個書名也是相同意思的不同表達形式而已。譯者沒有選擇“紅樓夢”作為英文版書名也有其原由,他認為高鶚的選擇并不妥帖?；艨怂甲⒁獾郊t樓是富貴和榮華的象征,也可指富家女子的住所,寧愿選擇“石頭記”作為書名。?？卑嫦蛭覀兲崾玖诉@樣一個問題,《紅樓夢》翻譯研究長期以來普遍熱衷于語言分析與文字欣賞,忽視了對翻譯過程的關注。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隨著西方哲學的后現代潮流而有了不俗的表現,開始積極解構一元主體,更確切地說是對主體性的揚棄。這就涉及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