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辭屏看伯克的語言哲學觀

1.修辭研究的學科20世紀美國修辭理論家knthburley通過其巨大的作品建立了一個完整的修辭理論體系。它的特點是“它植根于對西方語言及其發展歷史的深入觀察和獨特理解，并具有突出的跨學科性和創造性”（劉亞蒙，2008:136）。伯克的理論體系涉及諸多學科,印證了當代西方修辭研究已是一個“跨學科的廣闊研究領域”的說法。伯克在其修辭理論體系中,重構了西方話語的許多基本范疇和概念,并創造了許多新概念,不僅為解讀修辭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而且還具有跨學科意義上的原創性。可以說伯克將其修辭視角引入了整個西方話語體系,揭示了修辭的思想方法及成效機制在人類“對話”中的關鍵作用。“辭屏”1(terministicscreen)就是伯克發明的眾多修辭概念中的一個很有解釋力的概念,它不僅可用于解讀修辭實踐,而且還將其觸角延伸到語言哲學領域。透過這個概念,我們可以體察出伯克深邃的語言哲學思想,再一次印證伯克作為一個跨學科研究的典范的地位。本文擬通過對“辭屏”這個概念內涵的解析,探尋伯克修辭理論中所體現的語言哲學思想。2.“從認識論的”“辭屏”這個概念來自于攝影。伯克在談及此概念時說,“當我談到‘辭屏’時,我想起來我曾見過的一些攝影。他們是同一物體的不同照片,其差別在于拍攝它們時,攝影師使用了不同的濾色鏡。‘呈現事實’的照片可以在特點,甚至在形式上,表現出明顯的差異,[這]取決于攝影師使用了不同的濾色鏡對所記錄事件進行紀錄片式的描述”(Burke1989:115-116)。從這一現象出發,伯克體察出關于語言符號使用的一個重要特征,即人們交際時應用的詞語就是一個獨特的濾色鏡,是一種“辭屏”。正像攝影師依靠鏡頭捕捉物體的形象和色彩,進行拍攝一樣,人類交際也需要使用語言這一鏡頭,人們透過它觀察世界和認識世界。然而,正如鏡頭所拍攝成像的照片遠非原原本本的事物或景象,鏡頭也會有選擇地將受眾的注意力引向拍攝對象的某些特征,與此同時,也就自然而然地掩蓋了其它特征,其結果是拍攝對象的整體外觀與其原本形象就有了出入。所以,在攝影師的熒屏上顯示的并非原本的物象。與此同理,通過語言濾色鏡所看到的那個現實,也不是本原的現實。因此,語言不只是“反映”實在,它還“選擇”實在。人類依賴語言符號對世界進行觀察和理解,沒有它,觀察無從開展。與此同時,不可避免的是語言符號的運用必然對我們的觀察和理解造成扭曲。對此,伯克說:“我們必須使用辭屏,因為不使用詞語我們就不能談論任何事情”(Burke1989:121)。伯克又說:“即使任何詞語都是對現實的反映,但就其本質來說,詞語對現實而言肯定是有選擇性的,因此,它同時也是對現實的一種背離(deflection)”(Burke1989:115)。詞語在我們和現實之間形成了一個詞語的屏障,我們無法直接觸及現實本身。貌似客觀的詞語在開啟一扇觀察世界的窗戶的同時,也關上了另一扇窗戶。一組用于描述一個對象、事件或人物的詞語,自然地把注意力指向了某些要素而去除了其它的方面。例如,如果把一個人描述為“消費者”而不是“公民”,那么說話者偏重于人們的經濟而不是政治描述。“辭屏”的選擇性與背離性“從認識論的角度看是人類只能無可奈何地身陷其中的一個困境,從修辭的角度看卻是人類進行象征行動的一個使能條件(enablingcondition)”(劉亞猛2008:339)。詞語運用的“選擇性”使修辭的目的(即勸說的完成)成為可能,要達成勸說就要考慮詞語的選擇。動機性與意圖性是人類交往的基本特征,也是使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特征。3.“語言正義”和伯克語的概念3.1象征與人類的安身立命“辭屏”說明人類對世界的觀察非得借助于語言才能開展,語言成為人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媒介。沒有了語言,人無異于瞎子。這一點與伯克對于人的定義有關,即“人是使用象征的動物”。“象征”這一概念本屬于文學理論領域。按《辭海》的定義,象征是“文藝創作的一種表現手法。指通過某一特定的具體形象來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種較為普遍的意義,利用象征物與被象征的內容在特定經驗條件下的類似和聯系,使后者得到具體直觀的表現”(1999:1335)。傳統上,象征只作為一種文學修辭手段受到注意。伯克運用了這一概念,并極大地擴展了這一概念的外延,使它涵蓋了以語言為代表的一切標記和符號。“人是使用象征的動物”即是指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語言或符號的使用是人類生存的基本保證,是人類賴以安身立命的根基,語言之于人就是生存,絕非僅僅是一種工具。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語言”,我們甚至連自我感知都將成為問題。于是乎,我們不禁要問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我們單純地在使用言辭呢,還是言辭同時也在使用我們?”(劉亞猛2008:337)。這種互相印證使用的關系說明,語言不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還是人賴以存在的方式。人離不開語言。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其對語言的使用,或者說對符號的使用。如果沒有“語言使用”這個本質特征,人與其他動物就沒有本質的區別。人創造了語言,同時,也創造了自己。因為,人有了語言,才有了人的價值觀、動機和行動,才有了社會與政治。關于語言對于人類的重要意義,許多哲學家都曾有過不同的闡釋。海德格爾將語言稱為“存在的家園”,維特根斯坦將語言稱為“生活形式”,伽達默爾將語言稱為“思維方式”。索緒爾也曾說過,“思想離開了詞的表達,只是一團沒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渾然之物”(2002:157)。Prelli認為,“離開了語言符號,我們就不能思考”(1989:15)。這些論述都充分說明了語言對于社會與人類發展的重要性。語言的存在記錄了人存在的價值,書寫了人存在的意義。3.2戲劇主義語言觀及規范作用“辭屏”具有內在的選擇和背離功能,這說明語言的使用具有表態和勸勉的功能。伯克探討話語作用于現實的象征行動。關于“語言的本質”這一問題,存在“科學主義”與“戲劇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和態度。“科學主義”(scientistic)強調語言傳遞信息的功能,“戲劇主義”(dramatisitic)則關注語言的表態或勸勉(attitudinalorhortatory)功能。伯克在戲劇主義的視角下探索語言對于諸如“抱怨、擔心、感激”等各種態度的表達,研究語言對于“命令、請求”等勸勉行為的實施。科學主義的典型表達是“‘這是什么’或‘這不是什么’”(itis,oritisnot)。戲劇主義的典型表達則是“‘你應該這樣做’或‘你不應該這樣做’”(thoushalt,orthoushaltnot)。可見,戲劇主義語言觀的核心是對他人的行為施加影響,而這種影響是通過詞語的選擇來形成辭屏以導引人們的行為的。選擇某些詞語的同時,即意味著放棄其它詞語,人們對現實的關注也被導向這些術語所承載的領域。在伯克看來,語言的運用,即便是那些“最不帶感情色彩的科學術語”的應用也是如此,因為這類術語的應用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說服受眾接受其觀點的功能。科學知識也必須通過勸說才得以生成,也是主客體即修辭者與其聽讀者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事實上,古希臘最早的修辭觀就將修辭定義為通過言語(words)產生的一種‘力量’(power),或者更具體地說,一種通過言語對‘心靈’(souls)施加影響以達到對他人的‘支配’(domination)的‘權力’”(劉亞猛2004:29-30)。實際上,這一觀點從古到今一直是西方修辭的關鍵所在,有人甚至賦予它神秘的力量。例如Pernot認為,“話語具有超自然的神秘效力,演講家可以具有宗教般的力量”(2006:235)。伯克的語言觀凸顯了語言“表達態度”和“勸勉行為”功能的重要性,并將修辭的邊界無限拓展,認為一切話語都帶有“說服性”亦即都具有修辭性。關于這一點,我們看看他對修辭的界定就會一目了然。他認為修辭就是“人通過詞語的使用使他人形成某一態度或采取某種行動”(Burke1969:41)。修辭的這一基本功能同時也是“語言本身的一個基本功能”,也即“作為象征手段的語言誘使那些對象征手段天生敏感的人類個體相互合作”(Burke1969:43)。不同的語言使用選擇可以作為一種話語或修辭策略,它起著影響和說服受眾,使之接受某一特定視角和觀點的功能。“因為其選擇性,所有的語言運用都是勸說性的”(Prelli1989:16)。在辭屏的作用下,人們在毫無覺察的情況下,就被導向詞語使用者所期望的地方去了。例如,生物學家和詩人在對鷹的描述上,所應用的詞語完全不同,代表著兩種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態度,并勢必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同一對象全然不同的特征。伯克說:“一種[語言]形式就是一種經驗方式,……它使我們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去體驗”(Burke1968:143)。也就是說,語言不僅具有命名功能,同時還具有規范作用,規定了人們認識的方式,限定了人們思維的方向。它為我們認識世界和人類自己提供了范疇和分類的方式,從而規定、限制了人們的思維。如果一個人接受了另一個人的語言表達,就意味著他接受了一種態度,因而也就接受了一種價值觀。在勸說活動中,勸說者有意識地把其語言強加給被勸說者,即通過詞語的選擇使用限定接受者獲得的知識,最終達到勸說的目的。3.3思考世界的現實性與詞語的哲學意義“辭屏”構成了一個獨特的觀察世界與現實的途徑與視角,因為它是一種媒介,因而其顯現的并非原本的“現實”。事實是,我們用詞語堆積的語篇建構了一個虛擬的現實(virtualreality)。“辭屏”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指稱框架”(frameofreference),而這一框架就是一種態度、一種哲學(Conrad&Macom1995:21)。伯克認為:“詞語把我們的注意力導向一個領域而不是另一領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所使用的詞語之性質不僅影響著我們的觀察性質。同樣,許多的‘觀察’就是特殊詞語的含義罷了,[因為]我們的觀察正是按照這些詞語來形成的”(Burke1989:116)。不同語言符號的組合構筑起不同的“辭屏”,使現實的某些特點和色彩得以凸顯,另外一些特點被淡化和掩蓋。人人都有自己的辭屏,每個人都因為自己特有的背景,包括“訓練出來的‘無能’”(trainedincapacity),形成了自己的辭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任何語言符號的使用都只不過是一個視角與另一個視角之間的競爭,其目的在于使自身所刻畫的現實被人們當作真正的現實來接受。語言建構著“現實”,創造著“世界”。在我們短暫的一生中,注定只能接觸到有限的世界,而人類語言的本質特征,可以使我們道古言遠:我們可以運用詞語來構建“大唐盛世”和“太空生活”的現實;即使我從來也沒有出過國門,我依然可以依據有關澳大利亞或者南非的文本構建一個貌似真實的世界,可以從詞語中認識世界。我們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我們不可能直接地面對實在,語言所構筑的媒介成為我們認識世界的中介。語言將經驗條理化、概念化,我們用語言來解釋客觀世界,并把結構加于這個世界。伯克(Burke1969)說人是創造象征、運用象征的動物,同時他還說人又是誤用象征的動物。我們所建構的象征世界成為我們生存的現實,它比物理世界更直接地作用于人類本身。人類知識的積累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就是一種象征性語言活動。詞語對現實進行選擇性和凸顯性概念分類,我們無時無刻不生活在詞語編制的世界里,它制約著我們的思維方式、情感世界以及社會活動。譬如,把一個人稱作“朋友”還是“敵人”就規定了我們對待他的行為方式。Fossetal(1991)曾以父母對孩子同樣行為舉止的不同解釋為例說明了這一點。如果父母認為自己孩子的行為舉止是“表現的”,他們就傾向于把孩子的過失看作是健康的自我表現,是智慧的符號,因而能容忍孩子的打擾、乖張和尖聲怪叫。但是,如果把同樣的行為稱作為“討厭的”,那么孩子同樣的行為則被看做是粗魯的、漠視他人的符號,是不能容忍的。因此,父母對待孩子的行為便根據用于描繪這些行為的詞語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在伯克(Burke1941)看來,人是通過語言對環境做出反應的,語言限定了我們的行為方式,因為語言的選擇浸潤著我們的態度,而態度又暗示了行動。因此,修辭的眾多功能之一就是對情景的一種命名和界定,為修辭者提供一付恰當的“語體藥”,修辭者可據此作出恰當的行為。語言與現實的關系是西方哲學發生語言轉向后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其觀點與伯克的“辭屏”概念所體現的語言與現實的關系毫無二致。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為代表的語言哲學促使西方哲學界重新考慮自笛卡兒以來的思辨方向,呼吁哲學界關注語言的社會性質。長期以來,人們對語言的理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上,即語言是反映客觀現實的一面鏡子。語言對事物、行為和“外部世界”的特征進行“客觀”、“準確”的描述和再現。后期維特根斯坦質疑了這一認識,指出語言的使用是人們對世界現實進行構建的一種行為方式。語言的意義不在于它是否與外部世界相吻合,而在于它在實踐中是如何被使用的。也就是說,語言的意義不在于它是否反映了事物,而在于人們在彼此的社會溝通中以一定的方式對語言加以應用,即他所稱的“語言游戲”。語言建構著“現實”,不同的語言往往表達著不同的“世界”,并創造著不同的“現實”。譬如,近幾年來發生的許多重大國際事件說明了語言建構現實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講,世界政治現實是語言建構的產物,而對現實進行建構的語言勢必要受發話者價值觀的支配。因此,要構建一種價值中立的、不帶價值偏見的現實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在很大程度上,語言規定了我們的所見、所思和所是,所以,維特根斯坦(1996:85)說,“我的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語言為我們的經驗命名,并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其創造的象征行為創造其世界。也正因為人類所具備的象征能力,才使人類能夠超越純粹的物質世界,進入一個獨特的、復雜的由語言所構筑的世界。3.4語言的動機性及修辭功能辭屏顯示的是說話者的動機,不同語言符號的組合構成不同的“熒屏”,導引受話者的意識形態,發話者的動機也就體現在對語言符號的構筑中。伯克(Burke1969)認為語言是修辭性的,也就是說語言是勸說性的,語言使用飽含著發話者的動機,動機滲透到我們所選擇的詞語中。伯克致力于研究人類如何應用象征資源表達動機。符號的使用是一種選擇,作為修辭動物對語言的使用,話語不可能不帶任何偏見。選擇了A表達法,實際上就是在回避使用B,選擇用一種表達法就是對另一種表達法的拒絕,在兩者之間的選擇反映了說話者的價值取向。選擇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話語的勸說性。“我們在話語實踐中所選擇的術語從來都不僅僅是一些詞語”(Jasinski2001:120),因為“使用詞語意味著導引聽眾以某種特有的方式去理解、分析和評價某一現象”(Prelli1989:16)。因此,對語言的每一次使用,不管是書面的還是口頭的,都顯示了使用者的態度和動機,“一切象征行為都跳躍著態度”(dancingofanattitude)(Burke1989:79)。“語言是形式系統,無論單獨使用還是一起使用,這些形式都具有某種傾向性或意向性”(Weaver1970:38),因為“從其本質上來說,言語就不是中立的”(Burke1984:176),說話就意味著做出道德宣言。人為什么會選擇這樣說而不是那樣說?促成這些選擇和決定的因素都有哪些?伯克強調動機的形成和改變是人們相互使用象征、對象征做出反應或者說受到象征影響的結果。他認為:“[語言]形式是在聽者心中創造出一種欲望,并對那被激起的欲望進行適當的滿足”(Burke1968:31)。自古以來,西方修辭傳統所關注的無非是言說者如何應用熟練掌握的各種語言資源,勸說他人,促使他人形成或改變自己的態度和行為。用伯克(Burke1969)的話說,就是通過應用以語言符號為主的各種象征手段,對他人動機的形成和變化施加影響。因此,任何一次語言使用的過程必定都是一次修辭過程,語言不可能無動因地被使用,語言之所以會呈現出千姿百態的面貌,就是源自于發話者動因的塑造。強調語言的動機性首先是因為語言具有誘發合作(inducecooperation)、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基本功能。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政治的和社會的動物,因此,人要生存就必須調節與他人的關系,就必須與他人合作。但是,由于種族、教育程度、宗教、性別、年齡、社會階層等等的不同,人們之間必定存在著隔閡。當人們使用語言去消除這些差異,減少隔閡,從而形成合作的時候,人們就在使用修辭。因為語言使用都有意無意地達致這個目的,所以,語言的使用具有修辭功能。人在自然中生存,在社會中生存,離不開與他人調節關系,離不開用語言去影響他人,誘發他人的合作。“在當代思想中,修辭已被看作是人類行為的一個基本方面……”(Pernot2006:236)。4.未來研究方向伯克把語言看作人的象征行為,在人類的象征行為中,詞語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伯克創造的概念“辭屏”顯現了其語言哲學觀,從某種程度上揭示了人、語言、思維、現實之間的關系。這些問題在伯克的著述中反復出現。從伯克的修辭學論述中,我們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