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駱駝祥子》的英譯本看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摘要】長篇小說《駱駝祥子》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老舍的代表作,講述的是舊中國北平城里一個人力車夫祥子的悲劇故事。《駱駝祥子》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作品拓展了新文學的表現范圍,為新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特殊的貢獻。因而被譯成英、法、日、德、俄、朝等多種文字。本文研究了從《駱駝祥子》的英譯本看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關鍵詞】《駱駝祥子》；意識形態；英譯本《駱駝祥子》是老舍于1936年創作的一部現實主義小說，描述了北平一位誠實、勤奮、樂觀向上的人力車夫祥子，力圖通過個人奮斗擺脫悲慘的生活但最后失敗以至于精神墮落的故事。這是老舍第一本反映中國社會草根階層的小說。此外，《駱駝祥子》可謂是北京方言簡潔、明了，文學語言精練、成功的典范。此外，《駱駝祥子》可以說是老北京文化的一個縮影。一、《駱駝祥子》及其譯本祥子以堅韌的性格和執拗的態度與生活展開搏斗，構成了小說的主要情節。而搏斗的結局，是以祥子的失敗告終。它不僅描寫了嚴酷的生活環境對祥子的物質剝奪，而且還刻畫了樣子在生活理想被毀壞后的精神墮落。小說真實地展現了那個黑暗社會的生活面目及統治之網對祥子們的壓迫與被壓迫關系的一種變形反映。小說并沒有回避祥子與虎妞之間的本能欲望與一點點相互依戀之情也同樣建基于金錢利益關系之上。《駱駝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小說通過人力車夫祥子描述了舊北京人力車夫的悲劇命運。全作中不乏對北平景色、民俗習慣和日常生活的描寫并且運用了大量生動的北京方言，是一部文化色彩濃厚的小說，其中含有大量的文化專有項，涉及地方文化、傳統習俗、語言文化等，這些文化專有項具有豐富的民族文化內涵。翻譯是一項至關重要的跨文化交際活動，作為一種語際間的交際，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過程，而且是文化的移植過程。因此，英譯時如何傳達小說中的文化專有項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對文化交流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人伊文·金在其英譯本RickshawBoy翻譯過程中對原作結尾處和一些線索進行較大的改寫，此舉在當時即引起老舍和中國人民的憤怒。伊文·金在翻譯過程中要大量地改寫原作以及他改寫后的譯文仍取得很大成功都基于譯者在翻譯表達時的意圖。正是這樣的意圖促使他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的不同。在這本譯作中，貫穿全書的語篇目的就是伊文·金想把祥子經歷的艱難困苦展現給同樣經歷了磨難的美國人民以激勵他們振奮精神，而在末尾處的改寫是語篇的局部目的，即鼓勵美國人民只要堅持努力就會生只要堅持努力就會重新獲得美好的生活，它當然也是為了更好地實現譯者的最終目的。施曉菁的譯作出版時的歷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于伊文·金翻譯時的情況。當時，中外文化交流正處于非常繁榮的時期，隨著中國對世界的逐步開放，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比以前更加了解中國以及中國文化，同時他們也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更加濃厚的興趣。這種文化不僅包括當代文化，也包括舊社會的文化。考慮到這個因素，施曉菁翻譯時努力使她的譯作忠實原作，將原作中豐富的文化內涵翻譯給其目標讀者。可以這樣說，她的譯作是作為優秀的社會紀錄片呈現給外國讀者的，讓他們有機會去更多地了解中國文化及舊中國的狀況。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其譯作的目標讀者對譯本中所蘊含的文化特別感興趣并能理解接受。二、從《駱駝祥子》的英譯本看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1、翻譯的歷史文化背景文化現象與政治背景緊密相連，文化研究不可能拋開其背景而單獨進行。《洋車夫》翻譯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1945年，當時中國貧困落后，而美國則是主導整個世界的超級大國。東西方政治力量的懸殊導致了文化霸權。作為美國人的伊文·金認為有權利決定如何翻譯及翻譯什么。譯者的文化身份決定了他的翻譯策略。“西方文化翻譯非西方文化時會不顧一切的強加自己的文化顆粒”。伊文·金要將東方呈現給西方人，其譯作加入了西方色彩，這與很少了解中國的美國人對遙遠東方的想像吻合。金譯本不完全忠實原作，但它迎合了目標語讀者的需要，深受歡迎。譯本小說結尾的變動，新信息的增加及對原作部分篇章的刪減都是金實現翻譯目的的典型例子。從歷史角度看，《駱駝祥子》是社會悲劇，也是個人悲劇。金將原文結局完全改變，原作悲劇成分消失，一部嚴肅的現實主義小說被改編成愛情小說。譯者的這種處理方法主要考慮到美國當時的歷史背景。一方面二戰尚未結束，民族矛盾激烈；另一方面美國在經濟上也正處于工業機械化生產的發展階段。這種現代工業文明與機械化進程在使個體精神衰微的同時也帶來了大眾文化的興起。大眾文化以輸入意識的形式使社會狀況永恒化。通過幻想的滿足，用娛樂把人帶到遠離現實的境地，有意掩飾現實的痛苦與矛盾，讓讀者在所謂和諧，歡樂與圓滿中得到欲望的滿足。大眾文化的目的之一也是要保持社會穩定為經濟發展創建良好的環境。所以它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傳統所形成的強大的權利話語，伊文·金正是屈于這種社會權利話語的力量而把原作的對黑暗的揭示變成團圓的結尾，以適應社會的需要，變原來的斗爭武器為一副麻醉劑。顯然，原作不是純粹的愛情故事，其重點是控訴社會不公及命運無奈，這些在原作悲劇性的結尾得以體現。而考慮到20世紀40年代美國的狀況，人們需要的不是一部流淚的作品，他們已經精神沮喪，焦慮迷茫，因而更需要充滿希望的事物。金便舍棄了原作的悲劇結尾。施曉菁的譯作出版時中外文化交流處于繁榮時期。隨著中國對世界的開放，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比以前更加了解中國并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所以她的譯作忠實原作，是作為優秀的社會紀錄片呈現給讀者，讓他們更多地了解中國文化及舊中國的社會。譯本中所蘊含的文化也為外界所接受。2、譯者的創造性在譯者充分地理解原文、獲取原文意義之后，他們就要進入表達階段，這個階段并不是機械的，而是一個充滿創造性的過程。瑪麗·斯內爾－霍恩比指出語言規范給予了譯者“能動創造的潛力”，譯者可以對這些規范進行“創造性的延伸”。她還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事實上，語言規范非常靈活，為譯者在語言系統中發揮創造性提供了可能。創造能力對譯者來說十分重要，尤其是在進行文學翻譯時，譯者創造能力的發揮至關重要。文學翻譯絕非易事，因為它要傳達原文中的藝術魅力和審美價值。茅盾曾經說過:“文學翻譯是用另一種語言把原作的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讀者在讀譯文的時候能夠像讀原作時一樣得到啟發、感動和美的感受。”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譯者需要通過充分的閱讀和研究，掌握原文的藝術意境，除了要具有雙語言能力和雙文化能力之外，他們還需要運用文學洞察能力和審美能力，還要考慮到譯入語讀者的期待視野。這樣的話，譯者的翻譯工作絕不是對原文的復制，而是另外一種創作。在創作過程中，譯者可以充分利用譯入語語言的每個層面，包括語義、詞匯、句法、修辭、段落等等。例:老程又鉆到被窩中去，指著破棉襖說:“祥子抽煙吧，兜兒里有，別野的。”在原文中，“別野”是作者有意用來替代“別墅”，從而產生特別的藝術效果。作者利用了漢語中兩個詞的形似以及它們指代的意義。從原文中，讀者不僅可以了解到像老程和祥子這樣的車夫沒受過什么教育，還可以看出他們低下的社會地位。車夫將香煙的牌子“別墅”說成“別野”，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不認識“墅”字，另一方面是他們故意避免提及像“別墅”這種對他們來說遙不可及的東西。這種中西方語言差異帶來了翻譯的困難，所以施曉菁跳過了此處的翻譯。但EvanKing巧妙地翻譯了這個語言現象。他用“CountryVillas”和“CountyVillainies”替代了原文中的“別墅”與“別野”，不管是語言形式，還是語義效果，都得到了很好的傳達。在中文里，“別野”是個不具意義的詞語，但“野”字代表“粗野”，體現了車夫的低下社會地位。而且“野”和“墅”字形相似。譯文中的“CountyVillainies”和“CountryVilla”在形式上(讀音)相似，“CountyVillainies”也有“鄉村惡棍”的意思，也能反映出車夫社會地位的低下。他還進一步進行了解釋，以便達到特殊的藝術效果。讀者可以通過他的解釋毫不費力地體會到原文作者的藝術手法。可見，在此處使用省略法是不恰當的。總的來看，要傳達原文的整體效果，譯者有必要通過多種方法進行再創造。毫無疑問，翻譯絕非易事，而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譯者就是創造者。我們在欣賞譯文中的藝術魅力時，其實是在欣賞譯者的創造性勞動，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譯者主體意識和美學創造在翻譯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駱駝祥子》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現實主義的描寫手法及濃厚的地方特色。譯者直譯勢必會使譯本失敗，且要使對中國一無所知的西方人產生共鳴也是不現實的。一方面，對中國作家來說，為吸引外國讀者很有必要創作出帶有中國特色的作品；另一方面，翻譯作品也是商品，出口到國外時就要考慮外國讀者的閱讀及接受能力。因此，譯者要考慮到西方讀者的期待及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駱駝祥子》翻譯中譯者運用包括注釋在內的各種可能的方法以實現文化傳輸與可閱讀性的統一，進而符合目標語讀者的期待。考慮到讀者的理解能力，文本有時需要添加解釋的詞句以消除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清晰明確地表達譯者的觀點。結論：《駱駝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小說先后被譯成日、英、法、西班牙等十幾種文字,翻譯是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一種方式,應該被作為文化交際的過程來研究,而非一個簡單的結果。原文的產生依賴于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同樣譯文的出現也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在譯文再創造的過程中,有諸多具體因素影響著譯文的創作。譯者作為譯入語文化的一部分,毫無疑問在翻譯文本和翻譯策略的選擇上都受到了譯入語文化的影響,所以譯者的主體性有被動的一面。同時,譯者也由于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存在,而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個人審美傾向、生活經歷、翻譯目的和個人興趣愛好等主觀因素的影響。本文研究了從《駱駝祥子》的英譯本看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參考文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