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道子畫壁說質疑

一、壁畫的形制特征河北曲陽北岳寺的壁畫是吳道子描繪的。建國以后,以胡蠻先生為代表的一些學者也認為北岳廟壁畫系吳道子所為。而且,北岳廟內明代萬歷年間刊刻的“曲陽鬼”畫像石上也有“吳道子筆”之語。同時,《曲陽縣志》中亦輯有類似記載,如《京畿金石考》(清代)云:“吳道子畫像在岳廟。”《寰宇訪碑錄》(清代)也說:“吳道子畫鬼正書無年月,直隸曲陽。”胡蠻等先生認為北岳廟壁畫為吳道子所繪的依據是北岳廟現存的唐代開元九年(公元721年)3月26日所立的《大唐北岳府君之碑》,其碑文有“藻繪丹青,俟赤城之霞起,圖寫精異,疑絳河之仙集”的文字,因而判定現存壁畫系唐御史中丞韋虛心奉敕重修北岳廟時由吳道子繪制。按胡蠻先生的推理,北岳廟作為國家祭祀場所,由皇帝派宮廷畫師畫壁似乎合情合理,北岳廟的唐碑就多由達官顯貴撰書,如其中一塊唐碑就是張彥遠的高祖——開國侯張嘉貞所書。考察吳道子的活動時間,又恰好在開元、天寶年間。而且單就畫面分組布局和人物形象而言,北岳廟壁畫與相傳吳道子的《天王送子圖》確有相似之處。在技法上,北岳廟壁畫筆法嫻熟、恣意,衣紋圓轉飄逸,長線一勾到底,兼有粗細變化。所有這些特征都與畫史、畫論對吳道子畫風的描述相吻合。如宋代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論曹吳體法時說吳道子用筆“其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中記載吳道子畫興善寺壁畫時,“觀者如堵。其圓光立筆揮掃,勢若旋風。”吳道子作畫速度很快,中年行筆拓落,似莼菜條,這些特征在北岳廟壁畫中都展現畢盡。但由此就斷定北岳廟壁畫為吳道子所繪似乎還為時尚早。因為目前尚無學者共同認可的吳道子真跡,所以,要討論吳道子的畫風也只能像王遜先生曾經說過的那樣,“主要從文字記載中加以探討”。為此,筆者查閱了一些資料,發現吳道子畫壁說的背后有許多疑團尚需破解。二、元明時期吳道子壁畫的發現首先,如果現存北岳廟壁畫果真為吳道子所繪,那么壁畫本身所呈現出來的諸多唐之后的時代痕跡就無法解釋。如在人物服飾方面:我國古代向來是以衣冠別禮儀的,尤其是祭祀冠服,自當“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即按禮儀的性質與規格,搭配相應的衣冠。北岳廟壁畫中人物的冠服,就是禮制服裝的一種體現,從寬大的袍袖到高貴的梁冠都顯示了畫中人物的與眾不同。秦漢以降,歷代國家冠服不斷演變,頗具時代特征。如果現存壁畫為吳道子所繪,壁畫所反映的服裝特征毫無疑問應該具有唐代或唐代以前的服裝特征,而不是唐代以后的服裝樣式。但從北岳廟壁畫所展現的服裝樣式與現存的唐代作品比較,可以發現它們的差別很大。以開衽為例,自漢代以來,中原漢人的袍式服裝就以右衽為主(圖1),與少數民族的左衽服裝有所區別,這一習慣一直維持到宋。宋初,嚴格的禮儀制度使服飾更趨規范化。但到了宋末,隨著南宋政權的不斷衰落,遼、金和蒙古人的勢力大增,被這些少數民族占領地區的漢族平民已潛移默化的學穿他們的服裝,尤其是契丹人的左衽服裝。當時,不但平民如此,就連廟里的神仙也受到了影響。宋代周必大的《二老堂詩話》中說:“陳益為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河)光武廟,見塑像左衽”;范成大在《攬轡錄》中也說: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為胡矣,自過淮以北皆然……。還有,壁畫中主要人物所佩戴的方心曲領在唐代圖像中尚未發現,最早的證據是莫高窟石室所藏的五代絹畫《五方五帝圖》。到宋時,此物才較為常見,但在寺觀壁畫中最流行的時期是元明兩代,現在,無論是從永樂宮壁畫還是毗盧寺壁畫中都能找到很多佩帶這一服飾的人物圖像,這一點也說明北岳廟壁畫很有可能是元明時期畫工所繪。其次,就吳道子個人而言,唐開元九年(721)正值其畫技鼎盛時期,以他當時的名望,無論在兩都(長安、洛陽)還是外埠都是炙手可熱的人物。如果當時他真的奉敕來此畫壁,縱使唐代畫史不提,北岳廟的唐代碑刻及地方志也不可能只字不錄。但現在無論是《曲陽縣志》還是北岳廟唐代碑刻都找不到明確記載。再次,宋代大文豪蘇東坡曾見過吳道子真跡,并在多首詩中大加贊賞。如《王維、吳道子畫》詩中就有“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之言。《書吳道子畫后》詩中也有:“游刃有余,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之語。而宋代邵博的《聞見后錄》中亦有“鳳翔府開元寺,大殿九間,后壁吳道子畫”的著錄,說明蘇軾所贊基本屬實。蘇東坡本人曾在定州做過地方官(曲陽屬定州管轄),紹圣元年(公元1094年)三月,他還曾上書朝廷,奏請降度牒籌款以便整修北岳廟。奏折中有對北岳廟的著述,但只字未提廟內壁畫,以蘇的修養和他以前對吳畫的關注程度,如果當時北岳廟中真有吳道子的真跡,他應該不會無動于衷。另外,還需說明一點的是:最早記錄“吳道子筆”字跡的那塊石刻,是明代萬歷年間曲陽知縣趙岱所為,但石刻的確切用意,即到底是指吳道子親筆繪制還是吳道子的筆法還有待考證。而且,其他金石典籍所列的有關“吳道子畫壁”的記載,如《京畿金石考》和《寰宇訪碑錄》等俱是明代石刻之后的事,如果吳道子真的在此畫壁,為何要到700年后才被人們提起?明代嘉靖、萬歷時期,皇帝寵信道士,沉迷于一些荒誕之事。當時,地方官吏為求升遷或自保,往往會編造一些故事以博得皇帝的歡心,上面提到的曲陽知縣趙岱就曾鼓吹北岳廟長出了靈芝,現北岳廟尚有當年記錄此事的碑文,碑文內容多歌功頌德之語(1)。鑒于那一時期的實際情況,如果當時出現一些對壁畫年代及繪制者的不實之詞也應該不足為奇。最后,從唐代碑文對壁畫內容的記載看,現存壁畫與唐代畫面也并不相符。如涉及壁畫內容的《大唐北岳府君之碑》(唐代韋虛心撰文)在述及畫面時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詞句外,還有“朱鳥拂棟,玉女窺窗”之語。此類詞語的運用,說明壁畫中應該有與此相關的內容,但就現存壁畫看,未見與之有任何關聯。現存北岳廟壁畫共塑造82個人物,分列于東、西兩壁,其主要人物為位于壁畫下層的五岳神君,圖中女性多為奉寶玉女,但皆無“窺窗”之舉,更沒有拂棟的“朱鳥”。結合以上分析,本人認為吳道子畫壁的說法極有可能是明代嘉靖、萬歷之后被人誤傳的。當時廟中可能確有前人繪制的壁畫,但未必是唐代的,更未必是吳道子的,只是經過后人的臆度或故意改造,再加上我國歷來就有崇拜能工巧匠的傳統,便把那些壁畫說成吳道子的了。之后,以訛傳訛,才有了今天吳道子畫北岳廟壁畫的話題。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地方也屢見不鮮,如岱廟壁畫、永樂宮壁畫都曾被視作“道子畫工”的杰作。三、曲陽曲陽城內北岳廟壁畫北岳廟作為壁畫的載體,其修葺過程與壁畫的保存情況休戚相關,因此,考察北岳廟的歷代重修也成為探討壁畫繪制年代的關鍵一環。從唐到清,北岳廟歷經數次重修,其中尤以宋代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的重修最值得關注。北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宋重修北岳廟。據北岳廟現存宋代王禹偁所撰《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廟之碑》言,起因是匈奴(契丹人)之犯塞時,曾至岳祠占卜吉兇。但占卜的結果“不從猾夏之心”,于是,“遂縱燎原之火。”從五代到北宋建立之初,契丹人對曲陽地區的騷擾一直未曾停息,對此,相關史料中皆有記載:據《新五代史》卷39雜傳載:“(王)晏球屯軍望都,與(王)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新五代史》卷46雜傳中也同樣記載了這次大戰導致“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余里。”唐莊宗同光元年(公元923年)閏四月(遼天贊二年),契丹將堯骨抵鎮州,攻拔曲陽。“晉出帝開運三年(公元946年),契丹陷曲陽城,主薄韓杲沒焉。”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七月,宋太宗帶軍與契丹大戰高粱河……無數的戰事,不但嚴重影響了曲陽地區人民的生活和生產,而且使北岳廟遭到極大破壞,尤其是“匈奴犯塞”后造成的火災,對北岳廟破壞尤重,到宋太宗命有司恢復殿堂時,受命大臣已經無法憑借簡單的修補達到目的,而只能是“百堵皆作”了。不但如此,負責工程的官員為了把北岳廟建的比以前更有氣勢,以迎合皇帝“維新大壯”的圣諭,于是開始了“乃復堂殿,于以儼像,設之睟容。乃興廊廡,于以列徒,御之繪事。門闕有翼,階陛斯隆。繡栭云楣,互曜煙霞之色;璇題藻井,交含日月之光……”的徹底重建。而且,這次重建也奠定了今天德寧殿的基礎。上個世紀70年代德寧殿落架重修時,河北古建所曾對德寧殿露臺下的地層進行勘測,其結果是:最上層地基為宋代。這一結果與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的重建碑刻相符,證明以后歷代修建皆基于宋代基礎之上。而且,這次落架重修還在墻體中發現了帶有至元年號的墻磚,與大殿上的匾額所標明的至元七年年號相符,也與梁思成等古建筑學家對大殿建造年代的判斷一致。至此,再談現存北岳廟壁畫為吳道子所繪已無意義,但如果說壁畫秉承吳派畫風卻并無虛言,也許正是由于北岳廟壁畫給人的感覺太像吳道子的風格,其價值才凸現出來。北岳廟所屬的曲陽地區不但地處淮北,更位于滹沱河北部,早在靖康之變前就已處于金人控制之中,這樣直到蒙古政權的建立,曲陽地區一直由少數民族政權管理,受其影響很深。盡管元朝建立后頒布的輿服制度里規定了衣服為右衽,但在普通人的觀念中已經沒有以前那種明顯的左右衽界限了。以元代畫家張渥的作品為例(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