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前的貧困狀況分析

1.1貧困與中國的貧困群體

世界銀行在《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中給“貧困”下的定義是：“缺少達到最低生活水準的能力。”結合我國當前的實際狀況，我國的貧困群體可以歸納為無法合法地獲得基本生活條件并參與基本的社會活動的人的集合。根據國家統計局、國務院扶貧辦對全國6萬農村人口的消費支出情況進行的入戶調查，確定農村貧困標準2003年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這一標準統計，目前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有2900萬，城市中有2000～3000萬的貧困人員需要救助。這兩部分人口屬于絕對貧困人群。

這一貧困群體主要由以下兩類人員組成：一是計劃體制下的貧困群體。一般是城市中的三無人員，即無依無靠、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的人；農村中的五保戶，由集體經濟負擔的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孤兒保教）的農村無依無靠的老、弱、孤、寡、殘疾人員。二是市場體制下的新貧困群體，城市下崗、失業、半失業而造成生活困難的人員；以及在農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無崗、種田無地、勞保無份”，生活陷于貧困的失地農民，以及流動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部分農民工。除了這一絕對貧困人群外，我國還有近2億的農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間，以及一些因災返貧和因病返貧的人群。

1.2中國的貧困現狀

1.2.1計劃體制下的貧困問題得到了基本緩解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基本上走的是一條由農村補貼城市，農業補貼工業的發展道路，因此在計劃體制下，貧困主要集中在農村，表現為“普遍性的區域貧困與極端貧困”。但是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在農村中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一些自然條件較好的農村地區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迅速，國家財力得以能夠進行一系列大規模的扶貧運動，使一些貧困地區擺脫了絕對貧困的處境，取得的扶貧成就舉世矚目。2004年10月17日，“國際消除貧困日”中國宣布：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2003年底的2900萬，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為3%左右。

1.2.2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貧困問題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城市中除了無依無靠、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的三無人員外，基本上不存在貧困群體，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許多國家給予的優惠，比如就業、上學、住房、醫療等福利待遇，通過戶籍制度將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區分開來，逐漸形成以國有、集體企事業單位為依托的城市經濟體制。隨著市場化和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大部分企業經營困難，經濟效益下降，從而使職工的生活狀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目前，城市中的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國有企業和集體單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經濟體制轉軌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就是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在轉軌過程中普遍表現出對市場的不適應，造成了自身的經營困難，部分企業破產、倒閉，減發、停發職工工資，造成城市“新貧困群體”的出現。

從收入分配制度上來說，由于規范和調節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規、經濟杠桿、行政措施等存在許多缺陷，從而導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時由于對高收入群體的調節不力，對低收入群體又保護不足，使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對貧困現象。

2當前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

2.1非政府組織的基本含義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組織是介于政府和企業之間不以盈利為目的，且具有正式組織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社會組織。

由于非政府組織是介于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與企業相區別的特性。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萊斯特?薩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這5個特征的社會組織都可以歸為非政府組織，這5個特征分別是：①組織性，即有正式的組織和常設機構，非正式、臨時的和隨意性的聚會不在其內；②非政府性，即在體制上獨立于政府，不受制于政府；③非營利性，即組織不以營利為目的，且盈余不得在管理者和所有者中分配；④自治性，即在管理上具有充分的自主權；⑤志愿性，即參與的基礎是自愿而非強制。

根據這5個特征并且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國的非政府組織具有組織性、志愿性和公益型，但是并不完全符合以上5項特征。在中國，第三部門應該包括社會團體、事業單位和民辦非企業單位，這些正式注冊的第三部門都必須掛靠在行政單位的名下。例如我國的工會、婦聯、共青團具有較強的行政性，消協、工商聯則具有半行政性，這一方面說明我國的第三部門的獨立性和非政府性不強，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較強行政化的國家中，第三部門如果不借助政府部門的權威，往往難以生存和發展。

2.2當前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以及文化觀念很快就影響到了民間組織。我國的非政府組織由此得到了迅速發展，社會團體的數量增長呈現出了空前的勢頭。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政府對市場經濟體制認識的加深，確立了“小政府、大社會”的目標，經濟體制的轉軌和政府職能的轉變為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與此同時，我國政府也開始重視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采取了“監督管理，培育發展”并重的方針。國務院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關于非政府組織管理的規范性法規，如《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以及第一個關于非政府組織的專門法案《公益事業捐贈法》。我國的非政府組織在宏觀上具備了法律基礎，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

根據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在2000年組織的一次關于我國非政府組織的問卷調查顯示，當前我國非政府組織活動的領域主要集中在社會服務，調查、研究，行業協會、學會，文化、藝術，咨詢服務（包括政策咨詢和法律咨詢），扶貧。由此可見，我國非政府組織發展迅速，活動較為活躍的領域往往是“社會需求旺盛、存在公共物品供給缺位且政府在政策上又相對允許或鼓勵發展的領域”。

我國的非政府組織發展雖然起步較晚，發展中的困難也比較多，但是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了非政府組織在我國的社會生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在國家扶貧工作中，非政府組織更是發揮出了自己的獨有優勢。

3在扶貧工作中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分析

3.1非政府組織在扶貧工作中的優勢

非政府組織不以營利為目的，專心致力于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特性，使它能夠在扶貧事業中相對于市場機制中的企業組織和政府機制中的政府組織具有很多優勢。

第一，從非政府組織的構成來看，由于其工作人員是基于共同的興趣、目標或者愛好，志愿組建而成，工作人員之間沒有利益上的沖突，而具有為某一共同的公益型目標奉獻的理想和抱負，與企業組織、政府組織的人員相比，牽扯的利益較少。因此可以募集到企業與政府所無法獲得的資源。

第二，非政府組織的扶貧活動可操作性更強，具有較強的目標針對性且準確度高。非政府組織的成員有意愿和能力在貧困地區實地從事扶貧活動，因而能夠獲得第一手關于貧困人群的資料，了解貧困人群的需求，依據自身的組織特點向其提供具有針對性的援助。由于非政府組織各具針對性，使得各個非政府組織可以互相取長補短，協同努力挖掘非政府組織的潛力，在扶貧中體現較高的效率。

第三，非政府組織通過競爭既提高了扶貧效率，又有利于對其監督。由于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領域中處于壟斷地位，這就決定了政府在提供服務時必然是處于一個優勢地位，從而形成政府供給的無效率和低水平。非政府組織的介入，可以起到一個中介協調的作用，實施監督和評估，落實政府政策，促使政府活動同群眾愿望和需要相符合，非政府組織還可以充分利用其自有的專家和技術知識優勢，在扶貧事務上提供技術和管理方面的咨詢，促使政府有效地提高了扶貧的效率和質量。

第四，非政府組織具有貼近民眾的天然優勢。扶貧活動涉及到各類不同的社會群體和社會角色，因此民眾的廣泛參與和社區的加入，是必然趨勢。非政府組織利用其貼近民眾的優勢，有利于在社區組織和社會基層組織開展工作，貧困群體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一般是以分散的個體形式廣泛分布于社會的各個底層，非政府組織在社區的扶貧工作，一方面可以將這些弱勢群體組織起來，培養他們獨立互助的精神，促使他們參與到消除貧困的過程中來；另一方面可以將分散的弱勢群體力量整合起來，形成合力，從而參與到決策過程中，加入到社會經濟發展計劃的制定和實施中。非政府組織這種作為貧困群體代言人和堅強后盾的作用，是一般政府機制無法比擬的。

3.2非政府組織在扶貧工作中的作用

由于我國非政府組織在扶貧的專業化程度上存在差異，所以我國參與扶貧的非政府組織要分為：專業性的扶貧組織，以中國扶貧基金會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