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的發展論范式與文體研究

20世紀90年代前后，英美柏樹學術界的研究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從現在起，主導的發展理論模式逐漸動搖，面臨崩潰，但新模式無法替代。其次，關于柏樹作品文學形式與哲學論證之間的關系有一個新的爭論。一、外在論的歷史發展進路在20世紀末由哈克特(Hackett)出版公司所出版的英譯本《柏拉圖全集》導言中,主編庫珀(JohnM.Cooper)開篇即宣稱“柏拉圖的對話作品自從約兩千四百年前誕生以來,就一直都能在每一代人中找到其讀者”雖然自文藝復興以來,柏拉圖的作品被譯成拉丁文,其后又被譯成現代歐洲各主要語言,但對柏拉圖作品真正大規模的研究要遲至19世紀,而且主要是在德國。此外,近現代以來發端于德國的柏拉圖研究傳統帶有濃厚的19世紀德國浪漫主義精神的特征。這些研究與其說是對柏拉圖作品的研究,不如說是德國浪漫主義精神自身的表達。近現代的研究傳統大多既沒有訴諸古代柏拉圖主義傳統,也沒有深入探究柏拉圖對話本身所獨有的特征,而是從自身的預設出發,雖然成果斐然,但終究不能完美地詮釋柏拉圖,而且弊端日益突顯。直到20世紀90年代,整個柏拉圖研究界才開始轉向。1999年8月,哈佛大學希臘研究中心召開題為“柏拉圖和蘇格拉底:解釋柏拉圖對話的各種進路”(PlatoandSocrates:ApproachestotheInterpretationofthePlatonicDialogues)的討論會首先,泰勒借用柏林(IsaiahBerlin)對浪漫主義精神的描述,對照施萊爾馬赫的柏拉圖翻譯導論,指出施萊爾馬赫的柏拉圖解釋完全類似于黑格爾式的發展觀。施氏的發展論特征是:撇開柏拉圖對話的外在因素,完全從對話內部出發,強調要對柏拉圖思想作發展式理解,即將對話劃分為早期、中期、晚期,而且每一個較后的階段都以較前階段的結果為先決條件,由此可將柏拉圖對話構建成一種體系性的、前后邏輯環環相扣的發展圖式。這可以稱為“內在論的歷史發展進路”另一種考慮外在因素的進路則較為流行,可以稱之為“外在論的歷史發展進路”,主要代表是赫爾曼。赫爾曼接受施萊爾馬赫的基本預設,即對柏拉圖對話要作發展式理解,但他將對話的發展與當時的歷史背景聯系起來,著重提及伯里克利時代雅典的道德和政治狀況、蘇格拉底的審判和死亡、柏拉圖漫游各地所受到的蘇格拉底之外的影響,并且將對話分期與這些外在事件對應起來。在他的論述中還出現某些新的東西:一是將一組對話認定為本質上是蘇格拉底的對話,它真實表現了實際的蘇格拉底的哲學活動,二是明確將對話按照編年大致分為早中晚三組。此外,泰勒還簡略考察赫爾曼之前和稍后德國學界的研究狀況,認為那些研究要么和赫爾曼的研究大同小異,要么是赫爾曼和施萊爾馬赫二者解釋的折衷,不外以下四個特點:一是認為有一組對話寫于蘇格拉底生前,意在呈現歷史上實際的蘇格拉底;二是認為受蘇格拉底的審判和死亡所激發而創作了一組作品;三是認為受其他哲學學派的影響,柏拉圖的某些對話開始脫離蘇格拉底而獨立發展;四是認為在之前預備的基礎上,柏拉圖的作品變得越來越體系化并最終抵達某種頂端。除德國學者外,泰勒還提到英國的格羅特,認為受德國發展論范式的刺激,格羅特開始挑戰這一范式。格羅特強調柏拉圖對話的非體系性特征,認為每一部對話都自成一個獨立的戲劇世界,完全獨立于其它對話;而且我們對柏拉圖生平知之甚少,在對話中柏拉圖也從不以自己的聲音說話,因而無法將對話與外在因素聯系起來。他甚至將柏拉圖比擬為莎士比亞,認為柏拉圖不居住于任何世界,而是創造了每一個世界。格羅特的這種解釋似乎既不同于施萊爾馬赫的內在進路也不同于赫爾曼的外在進路,但正如泰勒指出的,這些都不是格羅特深思熟慮的想法,在某些關鍵點上他依舊逃脫不了德國發展論的范式:他欣然接受有關柏拉圖擁有形式理論(TheoryofForms)以及擁有其它被稱為柏拉圖教義之類的學說;他推進了有關柏拉圖思想發展以及將對話系于歷史背景的假設;拋開編年不談,他認為在一組對話中,柏拉圖描述的是歷史上的蘇格拉底,而在另一組對話中,柏拉圖最為遠離蘇格拉底,等等。因而,格羅特為柏拉圖對話提供的是一種線性順序,嚴格說來其進路是一種混合物,并沒有完全脫離發展論范式的影響。在討論19世紀的范式后,泰勒簡要提及它在20世紀的回響,比如卡恩(CharlesKahn)等人的“統一派”閱讀可以追溯到施萊爾馬赫,斯托克(MichaelStoke)等人的后現代解釋可以追溯到格羅特,格思里(W.K.C.Guthrie)、沃拉斯托斯(GregoryVlastos)、厄文(TerenceIrwin)等人意在區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論述可以追溯到赫爾曼等人的解釋。在19世紀的柏拉圖研究中,無論是從柏拉圖作品的內在關聯出發,企圖找出某種體系性的、必然的歷史發展進程,還是從柏拉圖作品的外在關聯出發,企圖將柏拉圖的作品系于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尋求柏拉圖思想受外界影響而呈現出的歷史發展軌跡,都必然會引出有關柏拉圖作品的編年問題,而尋求確切編年的企圖又催生出所謂的文體研究(stylometricstudies)。文體研究始于19世紀60年代,由坎貝爾(LewisCampbell)開創。坎貝爾的文體研究大體是基于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即《法律》晚于《理想國》,以及根據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Laertius)的報道即柏拉圖死時《法律》尚未出版(還在蠟板上),因而認為《法律》是最晚作品且早于《理想國》;接著,他先以《法律》為中心找出文體特征與之近乎相同的《智者》《政治家》《斐勒布》《蒂邁歐》《克里提阿》,將這六部對話定為最晚一組;然后,由于《理想國》的文體特征與最晚那組對話的文體特征雖有很大不同但有不少類似,于是據此以《理想國》為中心找出文體特征與之類似的《斐德若》《巴門尼德》《泰阿泰德》,并將這四部對話定為第二組;最后,其它那些幾乎完全不具有最晚對話之文體特征的對話,被定為時間上最早的第一組。經過19世紀后半葉語文學家的努力,終于在柏拉圖作品中清晰區別出三組文體風格迥異的對話,在此基礎上,柏拉圖作品的大致編年似乎可以最終確立。在卡恩看來,雖然文體研究存在諸多問題,但仍不失為一項偉大的歷史語文學成就。19世紀爭論的一個主題就是要為對話的編年順序尋找一個可靠的標準,而很大程度上正是坎貝爾等人的文體研究才有效地結束了這場爭論,因此,其成就被認為可以和同時代的圣經批評(所謂底本假說)以及稍后的荷馬批評(所謂口頭傳統)相媲美。二、柏拉圖對話的歷史研究發展論范式籠罩著19、20世紀的柏拉圖研究,直到20世紀末才受到廣泛質疑。在舊范式動搖之際,泰勒追根溯源地考察了其出現的時間及原因,指出其癥結所在。在他看來,盡管發展論傳統的內部各家意見紛紜,但無疑有兩點共通的預設,即柏拉圖的對話作品有著一個歷史,而且有關這一歷史的知識與我們對柏拉圖作品的理解有關聯。此外,在柏拉圖對話中生硬地劃分出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認為早期對話可以稱作是“蘇格拉底對話”,其中的蘇格拉底是歷史上實際的蘇格拉底,而中期對話則顯示出柏拉圖開始脫離蘇格拉底的影響而日趨獨立,因此其中的蘇格拉底只是柏拉圖的代言人,等等。至于文體研究,正如泰勒所言,它只是修正了發展論范式,而沒有根本地顛覆它以上便是發展論及文體研究所面對的根本性的困境和難題。而在發展論框架的影響下,近現代的柏拉圖研究還呈現出某種片面的和主觀的特征。比如,通常會抽出柏拉圖對話的某些片段或主題來構建某種歷史發展的圖式(諸如形式論或理念論等);或者,如果某些對話不符合預先設定的發展模式,就會被判定為偽作,等等。三、外在論的歷史發展進路當發展論走到極端之后,所有根本性的缺陷都暴露出來。20世紀90年代前后,在經過深刻反思和爭論后,不少研究者開始追尋某種新的方法論。比如,目前最權威的英譯本柏拉圖全集在目錄編排上完全回到古代的忒拉緒洛斯(Thrasyllus)所編定的九個“四聯劇”(tetralogies)的傳統,并且收錄了所有被認為是偽作的柏拉圖作品可見,晚近以來的方法論轉向大多數是從批判發展論范式出發,而且越來越重視柏拉圖對話中的文學內容,越來越強調柏拉圖作為對話作家的身份。筆者并不試圖完全否定近現代以來發展論范式的貢獻,而是打算借助其所呈現出來的弊端來重新思考柏拉圖的作家身份及其對話文體本身的根本性意義,以期為研讀柏拉圖對話提供某種合理的視角。在筆者看來,如果從常識的角度來考慮,發展論范式的弊端首先在于忽視了柏拉圖作為作家的身份以及創作過程的復雜性。在創作過程中,各種情形都有可能發生,比如反復地修改、可能同時寫作各個對話、可能先寫短篇對話再寫長篇對話、可能先寫長篇對話再寫短篇對話;不一定某個歷史事件發生后或是接觸到其它哲學流派后就即刻創作相關的對話,可能經過很長時間再寫;并不是所有歷史事件都會激發創作;作為作家,柏拉圖不是憑空創造,也并不是沒有其確切的關切,因而需要將他放在古希臘城邦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雅典的背景下來考察。雖然基于文體研究的編年分期很成問題,導致歷史發展論的客觀性、確切性也成問題,但我們還是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體諒它們(尤其是外在論的歷史發展進路),因為我們可以從中感知到其內在的某種熱望,即渴望從“知人論世”的角度來論述柏拉圖思想的發展歷程。只不過由于對柏拉圖其人所知甚少因此,從“知人論世”的角度對柏拉圖對話作發展式解釋并不是沒有可取之處,我們只是不滿其背后那種線性的、目的論的、歷史終結論的發展圖式。盡管有限,它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厘清了有關柏拉圖生平的一些基本事實,指出某些重大事件在柏拉圖對話中的反映,這是極為有益的,因為我們同樣反對以文獻不足征、不可知、文學形式為借口而對柏拉圖作品進行任意解釋的進路。如果說在“知人”方面的確有所遺憾,在“論世”方面則可以從希臘史家的著作中獲知大量信息。因而,大體可以從“知人論世”的角度來窺探柏拉圖的學說。近現代的柏拉圖研究傳統還有一個表面特征,即過于嚴肅、僵硬,雖然意識到所謂“蘇格拉底對話”的生動活潑,但其自身卻一點都不“活潑”:一板一眼地尋求發展軌跡,極為僵化地斷言編年順序,似乎柏拉圖就像他們所描述的那樣按部就班地發展、寫作。他們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希臘人有說謊的天性作為作家,柏拉圖只寫作對話(書信除外),因此,任何解釋者都要面對一個事實,即柏拉圖的作品充滿了戲劇特征。情節而外,便是人物。除蘇格拉底外,柏拉圖對話中還出現大批年齡、身份、社會地位、性格特征等方面各異的角色,我們應充分留意這些差異,才能體會蘇格拉底言辭的針對性及其最終效果。此外,我們還要牢記柏拉圖的“在場”,要留意他與其筆下人物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借助那些人物之間的對話所想要傳達的信息。四、對話traft作為對話作家的柏拉圖,其自身存在著一種緊張。他選擇口頭交談的形式來呈現哲學活動,顯然是因為意識到對話、問詢、辯駁等口頭活動與哲學之間存在本質關聯就筆者所知,近代以來最早對此問題作深度探究且卓有成效的當屬克萊因(JacobKlein)。在《〈美諾〉疏解》一書的導言中,克萊因闡發了他注疏實踐的指導原則。在論述口說與書寫的關系之前,他首先借助反諷(irony)概念強調讀者參與對話的重要性。在他看來,人們對柏拉圖對話中蘇格拉底的普遍印象是其言行方面極具反諷意味;而蘇格拉底的反諷特色在于,他并不是在其他在場之人沒有聽出反諷的情況下獲得自我滿足,而是依賴他們能夠抓住他的反諷、能夠聽出他所沒有說出的東西;這種反諷預設了聆聽對話之人必須是一個沉默的參與者;這包括我們讀者,如果我們不參與,對話便沒有發生,那么我們面對的就僅僅只是一本書。在此,筆者想借用萊辛的理論,略作改造和發揮。在《拉奧孔》中,萊辛力辨詩畫之別,并盡數雙方之優劣,認為繪畫展現空間中靜止的事物,而詩歌描述時間中連續的事件,彼此互不相通,雙方區別在此,雙方之優劣亦源于此。富于創造力的畫家會選擇某個靜止的、“最富于孕育性的傾刻”,通過這種傾刻,人們可以聯想這個傾刻的之前和之后,也就能在反思中知曉不能直觀的連續事件,這樣,畫作所選取的場景就會彌補繪畫本身所固有的欠缺。類似地,口說與書寫在某些方面雖是捍格難通,但柏拉圖選擇并借助對話這種“最富孕育性的形式”,使柏拉圖(蘇格拉底)在對話中通過不斷地交談、盤問(elenchus),通過各種離題話、各種插入、甚至使對話陷入僵局(aporia)等,不僅可以盡量呈現真實的、口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