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上海城市女性犯罪研究

所謂女性犯罪，本質上是指以女性為犯罪主體實施的越權或社會規范的行為或方法。女性犯罪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和異常行為，也是一個歷史范疇。在不同的時代，女性犯罪的犯罪名稱和形式也不同。大體而言，傳統時代的女性在父權制性別規范的約束下，其活動范圍基本上被局限于家庭之內，社會化程度較低，其犯罪幾率相對較少，一般多以奸非、殺傷、干名犯義等罪名較為常見。然而，近代以來，隨著女性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女性犯罪問題反而日益凸顯，不僅犯罪數量上急劇增長，而且犯罪的類型、方式和途徑更是不斷更新，尤其是城市女性犯罪的多發，無疑更增添了新的時代特征。在民國時期的上海等城市社會中，人口密集且流動頻繁，對于眾多城市女性而言，繁華的都市固然使其有機會擺脫傳統社會性別規范的規制，從而得到更為自由的社會化空間，但同時也使得其自身的不穩定性增強，“所以難免不墮落了，犯罪了”。女性犯罪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性議題，也是婦女史研究中的重要領域，目前，學界對于女性犯罪問題亦有一定的研究積累，但是，對于近代社會轉型的背景之下城市女性犯罪現象的專題性研究，相對還較為稀少，一、時代背景與上海女犯犯罪在民國時期的上海，位于公共租界的江蘇第二監獄分監，作為一所獨立建制的新式女監，該監女犯不僅時常人滿為患，而且犯罪類型多樣，故而以該分監為例，并結合其他監所羈押女犯的實況，大致可一窺抗戰前上海地區女性犯罪的概況。依照民國時期司法統計的數據，自1929年度起，至1935年度止，江蘇第二監獄分監各年度共計入獄執行已決女犯人數達3281人。從上述數據來看，該分監歷年度已決犯的刑名，均以鴉片、毒品等煙毒類犯罪占據首位，人數最多且最為集中，這些煙毒女犯，或系自己吸食煙毒、或系貪圖小利違反法令運輸、販賣、經營煙毒及其用品；其次如竊盜、賭博等，人數亦屬不少。上述犯罪類型，均系屬經濟類犯罪，這與上海地區商業化、城市化的時代背景相契合，此外，上海地區因妨害婚姻及家庭罪而入獄的女犯亦屬不少，此類犯罪，大多系屬重婚、騙婚、奸非、和誘、略誘等項罪行，此種罪行人犯較多，估計系因在上海這種商業化、都市化的環境中，女性自身的自由性較高，較少受內地社會規范的約束，或因圖利，或因道德、智識不足而涉嫌犯罪。另據徐惠芳、劉清於等人于20世紀30年代初期，通過對位于華界漕河涇的江蘇第二監獄、法租界上海第二特區監獄署及公共租界江蘇第二監獄分監三所監所內所羈押的已決女犯359人的調查數據顯示，上述人犯中，仍以鴉片等煙毒類犯罪者占據首位，共有90人，約占調查全數的25%以上，位列第二位的是拐騙類人犯，約有71人，占總數的19%，另有綁票計29人，占總數8%以上，強盜24人，占總數6%以上，上述犯罪類型大部分亦系屬經濟類犯罪，此次調查人犯中，所有涉嫌經濟性犯罪者，人數最多，共計有282人，占總數的78%以上。抗戰之后，上海高院對監獄體系進行改組，重新組建了上海監獄第一分監，用于羈押上海地區各類已決女犯，因而，通過對該分監已決女犯狀況的分析，亦可一窺戰后滬埠女性犯罪的概況。以該分監1947年度司法統計為例，正如上所述，近代以來，隨著女性介入和參與社會活動的增多，女性犯罪尤其是都市女性犯罪日益顯現，在犯罪數量及種類等方面都遠非傳統時代所能比擬，從上述江蘇第二監獄分監、上海監獄第一分監女性犯罪的刑名及人數等統計情況來看，民國時期上海地區的女性犯罪狀況，不僅表現為類型多樣，數量亦復不少，而且很多新式的犯罪類型層出不窮，具有明顯的近代化、都市化的特征？此種狀況固然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廣大女性參與社會活動空間和范圍的擴張，但同時亦有隨著社會變遷，國家層面進行必要的法律調整的緣故，在近代新式法律體系之下，女性的社會行為在法律的衡量下，可能在傳統時代甚至是在近代鄉村地區，并不屬于犯罪的活動，但是由于法律調整而被納入犯罪的范疇而被予以刑事處分，此外，對于民國時期的女性犯罪問題，亦應注意到，雖然相對于傳統時代，在犯罪數量及種類等方面都大為增加，但是在總體上而言，女性在犯罪方面，由于其自身體力及性別等因素的影響，仍遠不如男性犯罪率高。二、女犯年齡問題從江蘇第二監獄分監歷年度已決犯的年齡分布來看，在13-20歲年齡段內共有130人，21-30歲年齡段內有774人，31-40歲年齡段內有1081人，41-50歲年齡段內有738人，51-60歲年齡段內有435人，61-70歲年齡段內有116人，71-80歲年齡內人數最少，僅有7人，整體上而言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偏大的態勢；從上述人犯年齡統計數據可知，31-40歲年齡段內人犯最多，有1081人，占全數的33%，其次為21-30歲年齡段、41-50歲年齡段，人數分別有774人、738人，分別占全數的23.6%、22.4%；自13歲起至40歲，在這一時段內，隨著年齡的增長，自青少年而至青壯年，犯罪的幾率亦同時大為增加，人犯數量呈持續增長態勢，而從41歲起至80歲，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步進入老年狀態，年老力衰，犯罪幾率亦大為減少，在這一年齡區間內，犯罪人數呈直線下降態勢，年齡愈大，犯罪者愈少。總體上而言，該分監已決人犯，主要集中于21歲至50歲之間，共有2593人，占全數的79%，這表明這些女犯的大多數系屬于青壯年，因這一時段內的年輕女性，正處于其人生期間體力最為旺盛，思想活躍、欲望最多的時期，一受誘惑，則難自抑制，故而易于發生越軌違法的行為；其中又以31-40歲年齡區間內為最多，是為女性犯罪的高發期，這是女性進入社會之后，其人生閱歷及社會地位發生明顯轉變的結果，這一時段內的女性，其所參與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是其他年齡段內的女性所無法可比的，20歲之前女性，其尚處于青少年，與社會接觸較少，心智尚處于發育期間，故而其犯罪的幾率亦相對較少，隨著年齡的增長，心智的成熟，再加以逐步進入婚育階段，養育子女，承受者家庭的重擔，當家境拮據或婚姻不幸時，難免走向犯罪之路。據統計，在該分監的犯罪女性中，以有配偶者居多，鰥寡者次之，未婚者較少，而離婚者則更少，如在1935年度，全年度入監已決犯有554人，其中有配偶者447人，占總數的80.7%；鰥寡者81人，占總數的14.6%；未婚者25人，占總數的4.5%；離婚者僅有1人；以上數據顯示，有過婚姻經歷的女犯占絕大多數，可知情感問題亦有可能導致女性走向犯罪之途。戰后在上海監獄第一分監，從1947年度該分監羈押的已決女犯從年齡分布來看，與戰前相比，并未有明顯的變化，具體而言，該分監的已決女犯，在17-20歲者較少，僅有7人，嗣后人數開始急劇增長，21-30歲者有48人，31-40歲者，人數最多，有79人，41-50歲者亦有68人，50歲以后，人犯數量開始下降，51-60歲者有30人，61-70歲者僅有16人，71歲以上者更少，僅有1人。從上述年齡數據可知，戰后上海地區的女性犯罪仍以21-50歲階段為高發期，這一段人犯總量達到195人，約占是年度人犯總數的78.3%，所占比重頗大，在這一年齡段內，仍以31-40歲為犯罪最為頻繁的時期，這與抗戰之前，上海地區女性犯罪的年齡分布及統計結果相一致，表明長期以來，在上海一地，青壯年女性實為女性犯罪的潛在源泉；此外，在31-40歲區間內的女犯，其所涉及罪名亦最為廣泛，除公共危險、傷害罪外，其他犯罪類型均有涉及，尤其煙毒類犯罪為最多；21-30歲區間、41-50歲區間的女犯所涉及罪名亦屬不少，總體而言，主要是以煙毒性犯罪分布最為集中和廣泛，在各個年齡區段內均占很大的比重，特別是在青壯年女性中最為常見。此外，在該分監犯罪女性的家庭方面，同樣是以有配偶者居多，據1947年的統計數據，是年該分監249名已決女犯中，有配偶者為148名，鰥寡者81名，離婚者10名，而未婚者亦僅有10名。三、無業并無產的女犯主要為無三維存從事何種職業雖然與犯罪并未有必然的關系，但是通過監犯的職業統計分析，即可得知犯罪人犯從事何種職業，抑或有無職業，何種職業，犯罪較多，或者何種職業，易于犯何種罪行，進而可以一窺彼時社會情形。據現有數據顯示，在江蘇第二監獄分監羈押的已決人犯中，以無業女性占據大多數，其次為從事工業類女性，如紗廠、煙廠女工等職業，每月所得工資自六七元至二十元左右不等，辛苦度日；還有從事服務行業的女性，大多系以女傭、洗衣等為業，此外，尚有從事小販、小本經營的女犯以及自由職業、農業、交通運輸等業者；具體而言，據1935年度的統計數據，是年度該分監共羈押已決犯554人，其中無業者居多，有262人，占全數的47.3%；工業類有123人，占全數的22.2%；人事服務業類有110人，占全數的19.9%；商業類有51人，占全數的9.3%；此外，尚有自由職業者5人，務農者2人，交通運輸業者1人。而據徐惠芳、劉清於等對于上海359名女犯的調查結果顯示，在職業方面，同樣系以無業者居多，共有107人，占全數的29%以上。戰后，在上海監獄第一分監羈押的女犯，就其職業而言，大部分亦系屬無業者，如據1947年度統計數據顯示，是年度該分監羈押已決犯249人，其中無業女犯多達146人，占全數的58.6%；其次為在各類工廠務工者，有44人，占全數的17.7%，另有從事商業經營者18人，從事服務業者有17人，務農者有13人，自由職業者7人，其他途徑謀生者4人；與戰前犯罪女犯的職業統計相類似，其入監之前，大部分女犯為無資產者，共有162人，約占全數的65.1%；稍有資產者86人，有資產者僅有1人，也就說大部分犯罪女犯均屬于無產或資產微薄的狀況，有資產而犯罪者極少，僅有一人，且屬于煙毒類女犯，而大部分無業或薄有資產的女性，犯罪率較高，其所涉及的犯罪類型亦較為廣泛，這些無業且無產的女犯犯罪類型最為廣泛，其最易所犯的罪行即是吸食、運輸、販賣、或經營、供人吸食鴉片或毒品；無業無產而從事竊盜者，亦有人在，但是總體數量并不突出，與煙毒類犯罪相比，在人犯數量上差距較大，在竊盜類犯罪中，以在工廠務工者較多，有11人，其次為無業者，有7人，此類人員或系因所得收入微薄，為圖利謀生而盜竊財物。四、女犯和犯罪者技術分布女性所受的教育程度與其犯罪率高低亦有直接的關聯，據統計，在民國時期，絕大多數女性都是文盲，知識貧乏程度相當驚人，而知識貧乏將會令眾多女性思想愚笨，缺乏在社會上謀生的能力和技藝，且昧于法令，不知法度，更易于受到社會惡劣環境的侵蝕和引誘，潛在的犯罪幾率較高。在江蘇第二監獄分監的已決女犯中，同樣亦以不識字者占據絕大多數，而有過教育經歷的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如據1935年度的統計，是年度該分監554名已決犯中，不識字者有536人，占全數的96.8%；可謂是數量驚人，而略識字者僅有13人，受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者僅有3人、2人。從人犯籍貫統計數據來看，在江蘇第二監獄分監的女犯中，以來自于江蘇各地的人犯最多，其次為浙江籍，來自于江浙一帶的女犯大致占全體監犯的絕大多數，其余人犯則大多來自于安徽、廣東、山東、河北、兩湖地區等不同的區域，在1935年度，該分監收押的已決犯中，江蘇籍人犯有395人，浙江籍人犯有102人，江浙兩地人犯共計有497人，約占全數的89.7%，其余則有安徽籍20人，廣東籍19人，山東籍5人，湖北籍4人，湖南籍3人，河北、四川籍均為2人，山西籍、福建籍則均為1人。上述人犯籍貫的分布，一方面體現出上海區域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聚集各地的資源和人員向滬埠流動和集中，同時亦體現出滬埠與江浙一帶在地緣以及社會文化層面的相似相近性。抗戰之后，上海監獄第一分監內羈押的已決女犯，在教育程度上，據現有數據顯示，要比戰前稍好一些，但是總體上仍是以不識字者居多，但是有過程度不等的教育經歷而入獄者，亦復有之，如據1947年度該分監在入監人犯教育程度并不很完全的調查數據可知，是年度在該監有調查記錄的103名人犯中，不識字者有47名，占調查總數的45.6%，將近半數，另有小學一年級程度者16人，小學二年級程度者15人，小學三年級程度者3人，小學四年級程度者1人，小學五年級程度者9人，小學六年級程度者2人，初中程度者7人，高中程度者2人，高中以上程度者1人。在人犯籍貫方面，戰后上海監獄第一分監的女犯仍多以上海周邊地域為最多，如江浙一帶女性占據絕大多數，這與戰前女犯籍貫統計結果相一致，據1947年11月底該分監在押所有女犯的籍貫統計數據，是月底該分監在監女犯共有202人，其中江蘇籍人犯有104人，約占全監人犯的51.5%，明顯超過半數；其次為浙江籍人犯，有31人，占全數的15.3%；江浙籍女犯合計共有135人，占全數的66.8%，比重頗大；此外上海本地籍者有26人，其余安徽籍11人，廣東、湖北籍各7人，四川、天津籍各為3人，北平籍2人，其余湖南、江西、山東、山西等省份者各1人，另有籍貫記錄不明者1人。此外，在戰后該分監羈押的女犯中，除了中國籍人犯外，尚有少量外籍女犯，主要有朝鮮籍2人，白俄籍1人，主要為煙毒、盜匪或殺傷類罪犯。此外，該分監還對入監女犯的犯罪原因進行了調查，所得數據顯示，由于社會影響而犯罪者，占絕大多數。1947年度該分監調查的249名女犯中，因社會原因入獄者達240人，占總數的96.4%，其中以有不良嗜好者居多；有110人，其次為不良家庭影響者有50人，結交不慎者有45人，迫于窮困經濟壓迫而犯罪者，則較為少見，共有15人，另有缺乏教育者11人，圖利投機者9人，因社會原因而犯罪之刑名多為鴉片、毒品等煙毒類犯罪，共有197人，其中又以有不良嗜好者居多，占109人；而竊盜罪者，多數系因結交不慎，共有8人，而缺乏教育、經濟壓迫者亦有，分別為6人、5人。以上數據表明，經濟窮困，并非是女性犯罪的主要動因，反而是其不良嗜好起到了主導性作用。因個人原因而犯罪者，相對確較為稀少，統計共有9人，其中情欲沖動者1人，一時過失者最多，有8人，從犯罪類型上看，情欲沖動者是因涉嫌妨害婚姻及家庭，因婚姻或感情糾紛而犯罪；而一時沖動所犯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