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理論視角下的女性犯罪及矯治

一、資源理論和家庭發展理論20世紀60年代，美國科學家羅伯特r.o.和史密斯霍夫（d.m.）使用相同數量的資源來解釋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權力關系，并為資源理論奠定了基礎。后來，許多科學家使用或修改了這一理論，成為解釋婚姻暴力的主要理論框架。該理論指出，教育水平、專業水平和收入等資源在家庭中象征著權力和控制權。（一）制度性矛盾解決方式的價值:資源浪費、社會資本依賴作為父權社會中的“第二性”，女性所掌握的社會資源比男性少得多，這是一個基本事實。教育上，在傳統性別觀念影響下，女孩的教育投資效益被認為低于男孩，這導致全社會范圍內對女性的教育資源投入遠少于男性。主流社會價值鼓勵男性去建立異質性的社會網絡，而女性卻被朝著相反的方向塑造個性，例如，文靜、內秀、不張揚個性，等等，其社會網絡具有鮮明的趨同性。兩種社會網絡中，前者遠較后者更能為主體提供社會資本，從而致使女性的社會資本相比男性存在嚴重劣勢。個體無論在公共生活還是私人生活中，都會不斷面臨各種矛盾，矛盾解決方式分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兩種，前者是指由國家正式規則所形成或被國家正式規則所接受和保護的矛盾解決方式，是法律所支持和肯定的方式，后者則相反，其規范性質是中性甚至是被否定的，犯罪就是其中最具消極色彩的方式。隨著社會發展，社會分工的細化推動社會正式制度日趨程式化和精確化，這就使得制度性矛盾解決方式往往要求更高的資源消耗水平，有較高的“門檻”。相比之下，非制度性矛盾解決方式堪稱“價廉物美”，于是，大量資源匱乏群體被資源劣勢從前者“驅逐”到后者之中，其中，嚴重違背正式規則的行為被評價為犯罪。例如，要解決經濟困境，制度性方式是就業，非制度性方式是坑蒙拐騙，前者必需積年累月的受教育經歷和合法工作機會，而后者僅需“速成”的犯罪技巧即可。由于犯罪將面臨嚴厲的刑罰懲罰，因此，幾乎沒人會在資源足以選擇制度性方式時而去選擇非制度性方式，而女性由于資源劣勢，比男性更可能遭遇制度性方式的“驅逐”，從而墮入犯罪深淵。女性之所以在犯罪率上遠低于男性，只不過是因為，一方面，女性個性隱忍，在社會性別規范的影響下，這甚至被視為一種“女性美德”，從而愈發推動女性的自我抑制；另一方面，父權社會嚴重限制了女性所能夠進入的社會生活的范圍和層次，從而使她們比男性更少遭遇矛盾。被損害的結果反而起到了保護作用，對女性來說，這很像一個苦澀的諷刺。（二）資源利用能力與性別價值觀資源理論對女性犯罪的解釋力舉例如下。女犯甲某（故意殺人罪）：甲某在偏遠山區務農為生，兼撫養幼子、照顧癱瘓的婆婆，文盲。其夫無業且游手好閑，每數日回家向甲要錢，稍不如意就對甲拳腳相加。一日因甲拿不出錢，其夫揚言要毆打，但因困倦先去睡覺。甲在極度恐懼之下，用斧頭砍死睡夢中的丈夫。甲某曾試圖離婚，但以為離婚需要政府批準，又錯誤地把當地司法所當成政府，司法所調解處理，令甲某以為政府不許離婚，一直擔心自己被打死，孩子老人沒人照顧。事發十年之后，甲某說起丈夫暴行仍心有余悸，且對自己的行為并不后悔。女犯乙某（販賣毒品罪）：乙某離婚后生活困窘，以打零工為生，前夫拒絕支付幼女的撫養費。她聽說販毒很賺錢，經朋友介紹認識毒販參與販毒，以毒資養活自己和幼女，后來隨著“銷路”擴大，乙某染上毒癮，長期以販養吸。女犯丙某（挪用資金罪）：丙某在一大企業從事財務工作，大齡未婚，外貌平平，有位與其若即若離的男性友人。某日，該友人稱生意資金周轉困難，求丙某幫忙。丙某無余錢，經友人暗示，挪用企業資金。后友人攜錢款失聯。女犯丁某（尋釁滋事罪）：丁某的家人對拆遷款金額不滿，知道無法通過正當途徑獲得高額補償，于是想通過鬧事達到目的。其子女婿媳擔心影響工作，故全家一致推舉丁某出面鬧事。丁某遂多次躺在當地政府門口阻攔行人車輛，對相關工作人員攔截、辱罵、毆打等。多次闖進政府大樓，在辦公室拋灑垃圾、長時間辱罵、隨地小便。四個案例中，甲某、乙某都屬于資源匱乏直接導致犯罪：甲某從沒接受過正規教育，對離婚條件和程序缺乏基本認知，同時法律未能充分保護女性免受婚內暴力——這一點即便在《反家暴法》出臺4年后的今天仍無實質改觀，這使她缺乏自救的法律資源。乙某的困境始自離婚后法律放任其前夫拒付撫養費，普通的文化程度、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以及育兒重擔都令乙某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最終誤入歧途。可見，教育資源、經濟資源和法律資源的多重匱乏是導致甲乙誤觸刑網的推手。丙某、丁某則有所不同。丙某會計能力極為出色，在業內小有名氣，丁某則在家族中具有“賈母”式的權威，二犯基本不存在——至少問題不突出——資源匱乏的情況，但她們在異性關系和家庭關系中，仍然以一種比較卑微的姿態存在：丙某自認婚姻機會極小，為此不惜鋌而走險討好異性，丁某則指望以一種獻祭式的自我犧牲換得家人的愛戴。她們的犯罪似乎無法用資源理論來解說，但實際上，丙某、丁某缺乏的不是資源，而是資源利用能力。資源的價值在于被利用，如果明明擁有充足資源，女性卻未能將資源轉化為控制力，采取制度性方式解決矛盾，就會出現資源“失靈”現象，在資源理論看來，她們也和資源匱乏的女性無異，同屬被“驅逐”之列。不同主體間的資源對比不僅僅是一個客觀事實，而且，它更具有主觀面向，需要主體選擇是否啟動資源利用能力來激活自有資源，其中關鍵環節就是主體的價值觀，在女性犯罪的語境中，就具體化為性別價值觀。正向的性別價值觀以兩性平等為內核，它令女性意識到自身能動性，積極利用自身資源，遠離犯罪。而負面的性別價值觀以男尊女卑觀念和對女性的工具化態度為主要內容，它將女性本身視為“資源”而非占有資源的主體，否認女性的獨立價值，不僅剝奪女性獲得資源的平等機會，更損害其資源利用能力，成為女性犯罪的重要推手。“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頭發長見識短”等很多俚語都是其寫照。當這套性別價值話語在父權蔭庇之下成為主流價值觀的一部分，女性也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將其內化于人格，使她們傾向于對兩性資源能力失衡的合理化，低估自身資源，惰于利用資源。回觀丙某、丁某的案例，二犯受負面性別價值觀的影響，產生了認知扭曲。一方面，忽略或低估了自己所擁有的資源——例如丙的經濟資源、丁某的身份資源，看不到以正當方式處理矛盾的可能性，例如，丙某本應意識到自己的優勢婚姻資源，即優越的經濟條件和善解人意的個性，從而，因友人“暗示”而警覺并疏遠之，而丁某則本應利用自己強勢的身份資源打消家人的貪欲或者嚴詞拒絕以身犯險。另一方面，丙某、丁某受女性“工具化”負面觀念的影響，不自覺地自我物化——丙某的自我標簽是“缺乏性吸引力的女性”，丁某的自我標簽是“有義務自我犧牲的老年女性”，從而為了標定和證明自身“價值”，最終丙某選擇用職務便利換得非法利益、丁某選擇以尋釁滋事勒索錢財。在資源理論看來，丙某、丁某犯罪源于另一種意義上的“資源匱乏”——并非缺乏資源，而是未能有效利用資源。當然，資源理論的解釋力是有邊界的。例如，女犯戊某，常年與丈夫在電子市場銷售手機，她眼見對面攤主銷售假冒名牌手機獲利，遂與丈夫商議也如法炮制，終因銷售偽劣產品罪入獄。再如，女犯己某，是某連鎖攝影器材店店長，因癡迷單反而非法占有店內數個高檔鏡頭，終因職務侵占罪入獄。戊某、己某的犯罪行為中基本沒有摻雜性別導致的資源差異因素，推動她們犯罪的是純粹的個人貪欲。盡管如此，資源理論仍然可以解釋大部分女性犯罪，人在社會中生活，“資源”覆蓋了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而性別是最普遍、最清晰的資源鴻溝，因此，資源的性別差異必然對兩個性別的行為選擇產生實質影響。二、授之以漁，寬猛相濟現代社會，知識資源是最重要的資源，增加女犯的資源占有，不僅要授之于魚，更要授之以漁，即在直接傳授知識的同時，也要傳授擴容知識的方法，前者決定知識的存量，后者則決定知識的增量。監獄要圍繞“賦能”下的女犯矯治需求，通過基礎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心理矯治、技能培訓等矯治方式，有的放矢地“投放”矯治內容。（一）提高罪犯資源占用能力1.增強就業能力，強化“賦能”教育。在法律層面，增加女犯就業技能培訓知識傳授是目前女犯矯治中最重要的工作內容，主要方向有三個：一是基礎教育提供教育資源。監獄以掃盲為核心，使文盲女犯入監兩年之內實現脫盲，具備基本的讀寫和運算能力，還鼓勵女犯參加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進一步積累教育資源。二是法治教育提供法律資源。監獄開設內容廣泛的法律課程，使女犯不僅知道行為的法律底線，而且獲得通過制度性方式自我救濟的能力。三是勞動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提供經濟資源。監獄通過崗位技能培訓和職業技能培訓使女犯掌握技術，提高自食其力能力，通過創業培訓，幫助緩解女犯的就業壓力。這些“賦能”教育大大提升了女犯的社會資源儲備，但由于女犯未來將面臨來自身份和性別的雙重歧視，比男犯的就業形勢嚴峻得多。因此，基礎教育應從資源補償出發，對女犯增加教育投入、延長教育課時、提高教育標準，強化其參與平等競爭的資源占有。對大部分脫盲女犯要在刑期長度允許的情況下，進一步強制進行初中教育，為未來的就業競爭打出“提前量”。技能培訓方面，目前各地培訓項目同質化比較嚴重，有項目實用性不足，對女犯就業幫助有限，難以有效轉化為其經濟資源。對此，要利用女犯人身危險性較低的優勢，借助社會力量為女犯豐富培訓項目、開拓培訓渠道、加強實操機會。在法治教育方面，要著眼于知識灌輸的有效性，進一步完善教學內容和形式，加強案例教學，選擇與女犯生活關系較密切的部門法重點教授。2.提升女犯的知識獲取渠道在信息爆炸的當下，任何人都不可能短時間內吸收到所有會用到的知識，而是必須隨著社會發展不斷擴容自己的知識量，使女犯能夠持續自我成長，這對預防女犯重新犯罪具有長效價值。知識擴容包括三個環節：敏銳意識到對新知識的需求、利用有效渠道檢索和學習，以及從眾多“信息噪音”中篩選出有真正價值的新知識并內化于心。知識獲取渠道主要有三條：一是互聯網渠道，互聯網已成當下最廣泛的信息傳播渠道，“網盲”甚至被稱為“新文盲”。互聯網操作便捷、時效性強、知識種類豐富，缺點是信息良莠不齊，女犯須提前掌握甄別能力，免受消極影響。目前，有監獄在出監環節安排罪犯學習互聯網知識，但數字化是當下社會的基本特征，數字化生活已是一種重要的生活方式，短短一兩個月的出監時間并不足以使女犯意識到這一點并掌握相關技能，尤其難以令“網盲”女犯克服對網絡的心理距離。因此，監獄有必要在日常基礎教育中納入相關教育內容，不僅教授高效的互聯網檢索方式，包括提示權威的知識類網站、政府類網站、培訓類網站等，也要提示信息甄別的技巧和方法，例如，對網絡謠言的驗證、對網絡犯罪的警惕、對網絡紛爭的回避等。二是政府渠道，是指女犯親身前往相關國家機關進行政策咨詢、尋求幫助。該渠道優勢是信息的權威性和專業性，其難點在于，受性別社會心理和監獄人格的影響，（二）監獄矯治是個人價值觀的體現與資源占有能力更多體現為客觀的資源事實不同，資源利用能力有更強烈的人格意味，它取決于內化于女犯人格的性別價值觀，旨在防止“資源失靈”。性別價值觀是個人與社會互動的結果，除受個人因素影響外，更受到社會性別文化和社會性別規范的塑造，是個體社會化的結果之一。大墻外的社會是監獄矯治難以觸及的領地，好在男尊女卑觀念雖仍勢大，但畢竟性別平等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監獄矯治針對性別價值觀中的個人因素，通過人格矯正幫助女犯建立積極的性別觀念和堅韌頑強的人格，使正向意志壓制負面性別觀念的影響，使女犯敢于、善于利用資源。有關教育內容主要分散于政治教育、法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之中。1.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為依托，樹立性別認同女性在社會性別規范影響下多以家庭為關注重心，而對政治這一“家外的世界”始終抱有一種天然的疏離感，政治參與度遠低于男性，對政治制度下各種制度性方式的了解和信任也不及男性，潛意識里甚至不自覺地回避。目前的政治教育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和政治改造為主要內容，監獄應以其為依托，一方面，重點圍繞“平等”和“自由”解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其性別平等意蘊，使女犯消除性別自卑，樹立性別認同感和自強意識。另一方面，通過意識形態教育使女犯確立制度自信，增強對制度性矛盾解決方式的信賴和選擇傾向。將宏大政治概念與具象的個人經歷相結合，將國家社會的進步以發展性、歷史性的視角呈現給女犯，將國家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與基于此的各種制度性方式的合理性做出準確闡釋，引導女犯堅定制度信心，繼而信任制度性方式，強化其調動自身資源投入到制度性解決方式中去的主觀意愿，從而阻斷犯罪。2.激發女犯的創作熱情性別價值觀產生于社會性別文化，陳腐的性別文化麻痹女犯的主體意識，令其自我工具化、自我抑制、自我貶損，憚于激活自有資源。相應地，從徹底否定男尊女卑的性別文化入手對抗負面的性別價值觀，可收釜底抽薪之效，激發女犯善用資源、自助自強之心。對女犯的文化教育不能止步于各種藝術熏陶，更要深入到性別文化的層次，批判輕視、歧視女性和不利于女性發展的性別成見和性別角色定型，讓女犯意識到，積極、主動、理性、剛毅等性格特質并不特屬于男性，柔弱、溫和、感性和被動也不特屬于女性。對女犯加強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教育，喚醒其自我意識和主體意識，鼓勵她們無論在私人生活領域還是公共生活領域，都要自信而勇敢地進入與男性平等的主體角色，同等承擔責任、同等競爭機會、同等享有權利。3.．法治觀念缺失女性是社會中的“第二性”，這導致很多女犯往往帶著某種“被害自覺”去認罪悔罪，自我開脫、自我同情，這種心態的本質仍然是負面性別價值觀的烙刻。它否認罪責，也就默認女性在法律規范面前不具有行為選擇的權力，也就否認女性有效利用資源自助自救的可能性。當女犯再次面臨困境時，這種觀念會繼續迫使女犯消極被動、放棄利用資源尋求制度性方式的機會。因此，對女犯的法治教育絕不能停留于“授魚”和“授漁”，而是必須重視法治觀念的培養和法律信仰的傳遞。法律意味著一種穩定的行為預期，對法治的內心確信一旦建立，女犯必然在其鼓舞下增強利用資源、援引制度性方式解決矛盾的意愿與能力。同時，法律意味著底線，他人行為一旦觸碰之（例如前例中女犯丙友人的暗示、女犯丁家人的“推舉”），會自然激發起女犯的警覺與抗拒，利用資源優勢阻斷犯罪可能。法治教育的具體做法包括：通過闡釋法律的產生與發展、作用和目的、原則與規律，使女犯確信法律作為社會規范存在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確信法律的價值評價意義，以“以案說法”替代“現身說法”，引導女犯反思當日行為選擇的過錯，確信制度性矛盾解決方式的權威性和高效性。三、破解賦能型女犯矯治的難題賦能型女犯矯治異于傳統女犯矯治之處，不在于對資源占有能力的“進階”，而在于對資源利用能力的關注。如果說傳統女犯矯治致力于對矯治技術的雕琢，那么，賦能型女犯矯治則是更新矯治觀念的嘗試——前者的出發點是“一個罪犯，碰巧是個女性”，后者的出發點則是“一個女性，同時是個罪犯”，前者對女性犯罪的認識停留于生物特征和個體差異上。因此，默認女犯矯治只是男犯矯治基礎上的技術調整，使犯罪的社會因素落入矯治盲點，而后者則試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宏觀層面探討女性犯罪的系統性原因，將性別行為與宏大的社會背景相聯系，繼而從性別價值觀這個導致女性“資源失靈”的變量入手，有的放矢、對癥下藥，通過補償女犯的資源能力來強化其對制度性方式的信任與傾向，從而預防重新犯罪。然而，改變成年人價值觀是極為艱巨的工作，因而賦能型女犯矯治需要耗費較多的行刑資源。首先，它需要監獄民警自己對于正向的性別價值觀有著深刻理解和堅定信念，這對于同受負面性別價值觀影響的她們來說殊為不易。其次，價值觀的改變是水滴石穿之功，無論對制度性方式的確信、性別文化的顛覆還是法治信仰的建立，都需要較高的時間成本。最后，賦能型矯治作為新觀念、新思路尚需摸索，需要較寬松的制度環境來容納矯治手段的創新。因此，賦能型女犯矯治對人力、時間和制度的要求比傳統矯治方式高得多，要如何在有限的行刑資源中為其騰挪出空間，是一個極為現實的問題。（一）處理好“手段—平衡矯治和監管，在監獄職能上支持賦能型女犯矯治盡管監管和矯治是并立的監獄兩大職能，但矯治職能一直都面臨來自監管需求的資源爭奪,并且由于量化評價標準的原因，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教育矯治被等而下之，而監管安全則作為“硬指標”處于強勢地位。然而，在現代刑事法治的大背景之下，安全和矯治的“手段—目的”關系應該作為處理安全監管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