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工程承包項目中的文化因素分析

國際工程承包項目作為一種重要的國際經濟合作形式，在國際經濟政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兩年來,隨著世界范圍內國際工程承包項目的數量的不斷增多,許多影響工程項目進展的因素也愈加明顯,其中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文化因素。對于文化因素影響的忽視使得許多項目不斷延期,甚至擱淺,所以研究國際工程承包項目中的文化差異勢在必行。近些年來,有些學者曾經就此進行研究,研究的視角大多是對母國和東道國的文化差異進行比較,或者是對文化影響的例證。本文從霍夫斯塔德所提出的文化的五個維度的角度出發對影響項目進展的文化差異進行分析。霍夫斯塔德是較早使用大量數據分析國別文化差異及價值取向的學者,他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大量的調查,對40個國家的文化價值取向給予相應的定位,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個人主義傾向指數、權利距離指數、不確定性規避指數、女性氣質傾向指數以及長期取向指數。霍夫斯塔德的調查研究集中在世界上的40個國家,在每一個維度下將這40個國家進行排序,給出一個值,后面的案例論述中將出現這些值。這五個指數的確定對于研究文化在國際工程承包項目中的影響以及跨文化管理體系建設有著指導作用,本文將就此進行分析。國際工程承包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國際經濟合作形式,文化因素是影響其項目進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基于此,以霍夫斯塔德提出的文化的五個維度為視角,分析國際工程承包項目中的文化差異,以期為國際工程承包項目中的跨文化管理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一、從承包方角度分析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傾向是界定個人與集體關系的一個維度,在個人主義盛行的國家,個人目標高于組織目標,在情感上不會依賴于組織;而在集體主義盛行的國家,個人對于集體有著強烈的歸屬感,集體目標高于個人目標。這個維度對于國際工程承包項目的影響體現在很多方面,如談判、本土員工管理等。不論是整個項目的談判,還是在設計階段就設計的澄清談判抑或是分包工程時與分包商的談判,個人主義傾向指數的影響都是很明顯的。在國際工程承包項目中,承包方需要在東道國建立項目部,項目部存在的時長是由整個項目的工期決定的,一個國際項目部往往要存在1—10年,所以在項目部工作的人員要駐外相當長一段時間,整個項目部的運作也就像一個小公司一樣,而且具有公司的大部門職能部門,項目部往往需要招聘一些當地的行政管理以及技術人員,所以在項目部內就會出現本土員工和母國員工的文化差異,那么對于管理者來說,如何管理本土員工,創造和諧的項目部文化氛圍成為一個重要的任務,如果處理不善,承包方很容易就會卷入勞工糾紛當中。了解東道國的個人主義傾向能夠幫助國際經理人很好地預知文化差異,在遇到沖突時能夠合理地解決。在集體主義盛行的國家,員工對于組織上有更多的精神層面的依賴與忠誠,而在個人主義盛行的國家,這種忠誠度更多來自于功利關系。以中國企業承包菲律賓北呂宋鐵路項目為例,根據霍夫斯塔德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量表可以得知,菲律賓的集體主義傾向(28)比較明顯(1—40里面,數值越高集體主義傾向越強),中國(依照中國香港類推為32)的集體主義傾向更強,所以我們可以得知菲律賓員工對于組織的精神依賴要低于中國員工。相對來說,菲籍員工對于個人生活的看重要高于中國籍員工。這就導致中方經理人要求員工加班的程度及時長要有所區分。北呂宋項目的實例已經證實了這一點,菲本土員工對于個人時間的看重程度要高于中國籍員工。二、文化維度的沖突權利距離聚焦于不同國家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程度,高權利距離的國家成員遵從社會的層級制度,自下而上的溝通存在著很大的限制因素。但是低權利距離的國家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對于人與人之間的層級制度存在反感情緒。中國建筑(香港)公司與澳大利亞禮頓公司、荷蘭宏安公司共同組成聯合體承包中國香港的西九龍二期填海工程,就不可避免遇到了在權利距離上的巨大差異,在霍夫斯塔德的權利距離量表中,澳大利亞(40)與荷蘭(28)屬于權利距離小的國家(1—40中,數值越高權利距離越小),也就是這兩個國家成員對于社會階層和組織階層的差異會很反感,相反,而香港(8)卻尊重社會階層和組織階層的差異。這個文化維度上的差異,使得項目進展過程中出現很多的文化沖突。比如,澳方和荷方工程師在接觸中方的經理人時,按照本國的文化習慣出發,會覺得和中方經理人就技術問題討論甚至爭執是很正常的事情,因為在他們的母國文化中他們不畏懼與上級的意見相左,但是在中方工程師看來這卻是不合時宜的,有的時候甚至使中方經理人感到不舒服,認為對方不尊重他們,進而導致中方經理采取不積極的態度來應對。不論是項目的施工建設階段還是項目建成之后的運營階段,都存在由承包方傳授業主方雇傭工人操作流程的情況,在這些階段也會遇到由于權利距離差異所產生的跨文化交際問題,例如美國工程師(26)在指導菲律賓(1)操作工進行程序操作的時候,在美國工程師解釋完之后,會詢問其是否真正地了解,由于菲律賓的高權利距離傾向,使得操作工即使在不明白的情況下,也會順從地回答“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沒學會就是否認老師,但這樣的文化習慣就會導致操作的失誤。三、不確定性規避不確定性規避指數是對于不確定和含糊性狀況的接受程度。強不確定性規避文化成員通常通過一系列的法律、規章、制度和限制來減少不確定性因素;低不確定性規避文化成員樂于接受變革和不確定性因素。以日本公司承包菲律賓輕軌項目(LRT)為例,兩國在不確定性規避上存在很大的差異。根據霍夫斯塔德的不確定性規避量表,日本(4)不喜歡不確定性,而菲律賓(33)不會對不確定性感覺不舒服(1—40中,數值越高說明越能接受不確定性)。不確定性規避弱的國家,例如菲律賓對變更的抵觸較小,組織結構性弱,例如,在雙方召開技術澄清會議時,日方認為會議的組織結構應該很強,要按照嚴格的日程安排進行,與會人員職責明確,等級清晰,不允許出現與會議無關的松散進程。但菲方恰恰相反,他們認為會議可以在一種輕松的狀態下進行,邊走邊看,遇到日程安排外的東西現場應對解決就可以了,而這些在日方工程師看來確實很難接受的。四、女性氣質傾向女性氣質傾向指數關注對于傳統女性的工作角色及男性成功、控制、權力的社會角色模式的認同程度。強女性氣質傾向文化對于性別差異的敏感度很高,但弱女性氣質傾向文化的成員對于性別差異認同度不高,沒有性別差異的歧視。芬蘭貝利國際工程設計和咨詢公司,總部在荷蘭,但是在中國設有貝利(北京)咨詢有限公司,承包過很多中國的工程,例如鄭西客運專線項目,在霍夫斯塔德的女性氣質傾向量表中,芬蘭(35)是少有的幾個女性主義傾向較強的國家之一(1—40中,數值越高說明女性主義傾向越強),而中國(依照香港17,臺灣27類推,高于芬蘭)相對于芬蘭來說女性主義傾向較弱,所以在芬蘭工作人員和中國本土工作人員的溝通中,會存在著差異。例如,在會議中,芬蘭工作人員更加重視決策的群體性,而且在工程的設計咨詢中會更加注重人性化的服務理念,而這些都是中國工程設計中所欠缺的。再次,以中國企業承包菲律賓北呂宋鐵路項目為例,給中方設計公司提供設計咨詢服務的公司是一個法國咨詢公司,根據霍夫斯塔德的量表可以得出,法國(29)的女性氣質傾向也要高于中國,于是就出現了咨詢公司對于中方設計工作設計缺乏人性服務意識的質疑,多次談判中法方工程師都要求我們在成本控制范圍之內修改設計方案,但這些卻不太被中方工程師所接受,所以圍繞這一問題的每次談判戰線都會拉得都很長,也相對影響了工程的進展。還有一些日常交往上的文化差異的體現,法方的男性專家有時在見到女性員工時會以互相親吻臉頰為打招呼的方式,而這些在中國員工看來卻很難接受。這種文化差異會造成對雙方的誤解。五、個文化維度的影響長期取向與短期取向是霍夫斯塔德后來又加進在前面所述的文化的四個維度里面的,主要是評價人們對戰略是否有長遠的眼光。長期取向較強的國家關注未來,短期取向的國家關注過去和現在。這個文化維度在國際工程承包項目的設計以及員工管理方面均有影響。例如,菲律賓的短期取向導致其員工注重短期的享受,所以在每周的周六晚上都要進行社交活動,要求其加班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