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農民與石達開

石大凱的研究一直是太平天國史研究的熱點。歷史總是喜歡和人開玩笑,石達開后的石達開研究,竟在短短的一個多世紀里,繞著革命和反革命的圓圈,走了一個大循環(huán)。他在本世紀初從敵對階級的誣蔑、誹謗聲中脫身出來,為資產階級民主派奉為慷慨揚鞭入劍門的英雄豪杰,轉而又被貶值是害了天國又害己的個人英雄主義者模式;六十年代后,他臉面涂的時代政治油彩更見濃厚,竟然為所謂的影射史學搬用,而論定為反動路線頭子、叛徒。石達開風風雨雨的每個時期,都受到后來者“古為今用”,被引為頗有價值法則的正宗模式,由此,人們對他的認知度,超過太平天國同時代的任何一個角色。直到今天,當中國以堅定的步伐走向改革開放、面向世界的時代,石達開研究“撥亂反正”,他作為一代人杰,又以學術界熱衷的課題方興未艾。近代中國社會研究,農民是一大課題。石達開是近代農民的一個典型,他的行為方式、思維定勢和由此產生的價值觀,是我們認識太平天國和近代農民的一把鑰匙。一、石達開的故事石達開是太平天國英雄的佼佼者,后期領導集團成員的陳玉成、李秀成和洪仁玕在先后被俘時,都異口同聲地稱贊他是太平天國的上上人物,有如陳玉成在答敵所“舉賊悍將以繩之,則曰:皆非將才,惟馮云山、石達開差可耳”(《清代野記》);李秀成談及“逆首才能及各偽王優(yōu)劣,皆云中中,而獨服石王,言其謀略甚深”。(《能靜居士日記》卷二十)他是首義集團中最年輕而又頗具權威的領袖之一。馮肖和楊韋早逝,天王進京后又是深居簡出,神龍見首不見尾,大小臣工、滿朝軍民只能自那些記述“福音”,充滿拜上帝會術語、“天話”的詔書中,尋得天王的行為和思想。石達開就不同了。他的末路顛沛,每從曲折之中見悲涼,而又在直道之上含奇險。時代給他塑造了可歌可泣的身世。在血雨腥風的近代中國,石達開自是一個具有復合文化心理的悲劇英雄;年方十八歲就背鄉(xiāng)離井,二十歲就成了貴縣客家領袖,帶同家族鄉(xiāng)人二千人赴金田團營。在北上行軍途中,開始是無所作為,但在肖朝貴戰(zhàn)死后,他率領殿左軍充任開路先鋒,沿途勢如破竹,斬將蹇旗,為此榮譽“石敢當”的綽號。在建都天京后,經年累月轉戰(zhàn)于長江中上游的廣闊地帶,多次出奇兵以少勝多擊潰對手,這些英武的行為,在仍以冷兵器為主體的近代中國農民起義者中,帶來很大的心理移位和角色崇拜。石達開形象傳奇化了,他在太平天國軍中樹立了能戰(zhàn)善謀文武全才的最佳模式。因為長期出征,在安徽、江西“上馬治軍,下馬安民”的政治生涯,使他接觸到社會各階層,以至在民間留下了不少可采的傳說。在他死后十幾年,江淮地區(qū)百姓還盛贊他的“威儀器量”(《江表忠略》);辛亥革命時期的留學生還稱譽他是“絕代英雄”(《近世中國秘史》);眾多有太平天國色彩點綴的小說,諸如《洪秀全演義》(黃世仲),《俠女恩仇記》(陸士鍔)和《紅羊豪俠》(張恂子)等,無不將石達開視為主要角色描繪和加工,對石達開的叫捧和宣傳,是一種農耕社會人們懷念太平天國所產生的心理均衡,但很重要的,是他確有不少有異于常人之處。1856年初冬,石達開回京,不以家仇而以國事為重,處理了內訌遺留問題,由此受合朝文武擁戴;他滿心要重振朝政,卻又受洪氏家族挾制,并“有謀害達開之意”(《石達開自述》)。此時此刻,他并未重蹈內訌模式,自相殘殺,而按照《春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舊義,奉行合則留不合則分的出奔路線,這在當時確為保命保國的最佳方案。但他在安慶半年,也是難以調度全軍,而與天王關系透明化,使他只有南下江西,遠走浙閩。此中情情切切,正是斷關河路絕,帶有中世紀傳統(tǒng)文化悲涼的氛圍,頗能引起農耕社會后來者愴然而涕下。在他孤軍自危道入川被圍困于大渡河險境時,又甘愿為救舊部而冒斧鉞舍身救人,其言行“仁愛忠義”,很符合傳統(tǒng)文化鼓吹的倫理規(guī)范。這些行為在古中國千百年里是罕見的,但它仍是儒家倡導成仁取義的一種實踐,以致憑借藝術形像思維的再現(xiàn),創(chuàng)造出動人心弦的作品,即使它有悖于歷史真實,只要社會有這種需要,民間歡迎、傳播,它就能生存、發(fā)揚、光大。忠君愛民,壯志未酬,唯悲劇能使人長相思,這大概就是石達開能被后來人選中,作為教育世代的愛國志士典范的原因罷。石達開的社會價值觀,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在不同時空的加工和再加工,“人們總是很容易把我們所熟悉的東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變了古人”(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他們按照自己的需要拔高或貶低某個歷史人物。辛亥革命的流產,中華民族仍然處在危亡境地,傳統(tǒng)文化心理素質的中國人,習慣于借古人行為發(fā)泄情感,石達開的偽托詩久炙人口,直到今天仍為人信以為真。由小說筆記野史杜撰的石達開故事風靡舞臺,這種光怪陸離、五彩繽紛的文化現(xiàn)象和產生的社會價值,遠遠超過他的歷史定位和影響。他作為后世人們在不同時空所塑造的彈性人物,卻改變了本來面目。人們通常把藝術型的石達開形象替代石達開的真實歷史活動,在這里,假作真來真作假是無所謂的。我們需要的是在界定歷史石達開和藝術石達開后,對這種由石達開產生的文化現(xiàn)象作出價值判斷,即石達開研究的價值觀,并從中窺視農耕社會近代農民的多元心態(tài)結構和復雜的價值法則。二、石達開是農耕社會的天人在太平天國,石達開以才德見識,深獲洪秀全特別是楊秀清的器重。1853年定都天京后,凡屬上游危急事,均由他掛帥出征,而經他努力也多是化險為夷。石達開雖然年輕,但頗具城府。當時,楊秀清的農民心態(tài),用要求嚴格,以威懾人,抬高自己的權威;洪秀全、韋昌輝和秦日綱、陳承瑢都挨過痛罵,被杖擊屁股。石達開與楊秀清相處,既無天王那樣滿肚怨恨,敢怒而不敢言,也不似韋昌輝口稱“肚腸細”,阿諛奉迎,敢笑而不敢言;他雖有尊重,也有憤懣,卻更有應付自如、能屈能伸的二重復合性格。他是包括洪秀全在內的領導集團圈子里,唯一未受到楊秀清責罵和杖擊的。石達開自有慎獨的處世之道的。他年紀雖輕,卻很懂得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石達開是沒有功名的農村小知識分子,他能夠始終保持事上以禮,與同僚無有爭奪,這種器度大量,在當時的領導集團層中是罕見的。太平天國是輕視知識分子的。在農民起義層中,早先參加的農村知識分子(半文盲和失意未有功名的知識分子)在農民圈里是受人尊敬的知識階層;而在知識圈里,又是憑資格經歷,甚至因自己源自農村、是農民起義軍成員而排擠、壓制其他知識階層。石達開的翼王地位,使他能排除這種劣根,在安慶“張偽榜,假仁義,要結民心”(李濱《中興別記》)。遠征途中,每到一地就“安民招賢”(同治《綦江縣志》五卷)。他的骨干肖壽璜、李嵐谷、周竹岐和朱衣點、陶成湯等,皆是在湖北、江西期間先后參加的失意知識分子,后來多有自成一軍統(tǒng)率萬人的。農耕社會奉行完人的英雄模式,必須具備事君以忠,與友講義,忠義俱備;乃仁愛至,由此為傳統(tǒng)社會所認同。石達開忠義俱全,他在農耕社會,且是帶有近代革命家愛國救民色彩,足以具備一代完人模式。農民是最講究榜樣崇拜的,即使事跡行為不完整,他們也要自我完善,塑造為一代天人的。石達開所作所為,處處伸展忠義的合力。他事君盡忠,忠于天國事業(yè),君臣大義第一:(一)明知天王翦除楊韋,在攻破江南大營后,“狡兔死,走狗烹”,排除異姓,樹立洪氏家族統(tǒng)治,但仍效忠于天王。(二)天王疑忌,也只是出走安慶,為天京屏藩,蓋有上游之安全,天國可保無虞也。(三)離安慶西下江西,原擬在內線作戰(zhàn),但強敵壓逼、楊輔清等不合作,始才孤軍入湘,血戰(zhàn)寶慶。(四)在遠征期間,所部均冠太平天國旗號,凡授爵系從天京出,自所署官爵亦僅原系通軍主將翼王。至于臨時增設官職,因時空制宜,加床迭鋪,并無影響天國制度。1856年冬,他在誅韋后返京時,合朝文武“言其義氣,奉為義王”,此中之“義”,是太平天國最高道德標準,是被天國軍民視為完人的符號,也是小農經濟凝聚力的結晶。太平天國諸王封號幾都含有傳統(tǒng)的倫理因子的。石達開的“義氣”,在他參加革命的生涯里,表現(xiàn)得頗為顯眼,有如離京出走,沿途張貼布告表白忠貞之心。他發(fā)此行諄諭,“通告眾軍民,依然守本分,照舊建功名;或隨本主將,亦足標元勛“(《石達開布告》),但他并未因此使太平軍“大部分都沒有看清楚整體的革命前途,而激于一時義憤,大家?guī)Я岁犖楦S石達開出走?！?《太平天國史稿》卷二十二)1857年冬隨他南下江西的,并未見有安徽地區(qū)守軍,如安慶張朝爵、陳得才,桐城梁立泰,無為朱鳳魁,彭澤賴冠英,潛山葉蕓來等等。這種聽其自然似乎還與石達開當時僅是負氣,而并未想與天王為難,釜底抽薪。九九歸一,其自然根由仍是他講義氣。石達開也是靠倫理道德,團結人指揮人的。在遠征途中,將士跋涉千里,屢戰(zhàn)屢敗,屢敗屢戰(zhàn),卻仍能聚合在他麾下。魚龍滲淡,風云開合,最為凄涼的當推大渡河了,石達開堅決不降,但當考慮到自身價值,“因想真心投誠,或可僥倖免死;達開想救眾人,俱令棄械投誠“(《石達開自述》),因而在寬赦舊部的先決條件下,毅然投入敵營。此種農民領袖舍身救眾,在石達開前后就有陳玉成、李秀成、賴文光和杜文秀等人,可以說是農耕社會舍生取義的最高境界了。如此升華,以至石達開聲譽更佳;出自封閉社會給與人的文化心理機制,唯義昭著者才能傳世留彰,永垂不朽,這大概也是石達開行為有影響的一大原因吧!忠義是根本,求忠臣于義士之門。因此梁啟超、高旭(天梅)輩,乃是從石達開的忠溢于色,而不是從其歷史的軌跡,偽托詩文進行形象塑造的。黃小配根據(jù)羅本《三國志演義》模式創(chuàng)作的《洪秀全演義》,石達開講究義氣是頗鮮明的。陸士鍔1917年推出的《俠女恩仇記》,僅六回兩三萬字,寫了石達開始末。書中石達開大義凜然,不喜女色,亦淡于功利,頗有長者之風。作者對石為人忠義極為同情,在大渡河被圍時還不忍其被俘殺,而以“俠女”韓寶英之婿馬如龍為替身,讓石“率三五個心腹人,逃入印雅山去了”,后來當了和尚。由此衍生的許指嚴偽作《石達開日記》,雖無史料價值和參照功能,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塑造的石達開,卻是農耕社會近代文人心理機制建構的理想英雄模式,也是石達開完人模式的新補充?！度沼洝分械氖_開以大義定位,具體又表現(xiàn)為兩方面:一是不愛女色,不以女色以誤天下大事,也不以此損害朋友之情。大凡英雄美人陽剛陰柔,相得益彰,此乃下層的理念,但純儒以為不可取,有如楚霸王、呂布都是萬人敵,但都囿于兒女之情,而烏江自刎、白門殞命的;唯關羽、岳飛才是英雄。舊史書(含小說平話)所記英主賢相良將,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石達開屢次卻姬,且將才女韓寶英收為義女(四姑娘),而又由韓與夫婿殉難,襯托石的大義。二是石在遠征途中,多次渴求隱退,在浙江、四川名山大寺求經說禪,向往道家最高的虛渺境界,以達與世無爭、與人無爭。這真是時人于紅塵消極而塑造的完人模式。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石達開日記》作為本世紀二十年代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自有其時代的價值。石達開的倫理觀和經過加工的倫理觀,使他的文化素質完人化了。從傳統(tǒng)文化的角色定位,他可以說是被儒家、道教供奉為全民模式的諸葛亮、關羽、岳飛和文天祥等的補充;更因為他作為太平天國領袖人物,在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斗爭中,因堅決反對滿洲貴族的投降賣國而顯得更為高大,也更使后人感到貼近、親切。如果不是囿于近代中國西學東漸和民初近代教育的崛起,按照傳統(tǒng)習俗,他本可以視作神袛樹碑立廟,供人們頂禮膜拜的,但作為歷史的偶象、藝術的造象,石達開的民眾化、生活化所沉淀的倫理道德,始終薰陶著時代和社會。三、石達開的“三自”思維近代農民學是一門大課題。要認識近代中國社會嬗變,太平天國的農民特色是不可不知的。石達開雖然被史學界青睞,戴上英雄桂冠,但他卻仍是近代農民領袖的模式。社會存在、時代的烙印,使正處在古代農民和近代農民交接點上護石達開,雖然頭已伸進了走在半殖民地途中的近代社會,可是整個身子還是牢牢地陷留在中世紀故土上。他的思維定勢,大抵仍是集中反映了奪取政權后舊式農民領袖的框架。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國,是一場舊式農民為主體的群眾運動,即仍屬于封建社會中世紀走過來的人群,他們的斗爭是勇敢的,旗幟是鮮明的,但指導他們的世界觀還是傳統(tǒng)的循環(huán)論、天命觀,當然不可能有任何進化論意識。石達開是有濃厚的天命觀的,大渡河受困,他怪咎于時運不濟,后人也多有附和稱他是生不逢時云云,其實石達開所思所為都是舊式農民的沉淀,他仍是逃脫不了舊式農民領袖的思維靈光圈。石達開年輕有為,有踏實的作風,尤其在患難和逆境時,從容不迫,指揮若定,而且善于團結部屬,有較強凝聚力。由此博得虛懷若谷、禮賢下士的“太平天國第一王”譽號。但這不是所謂“民主”,舊式農民是不懂民主也并不民主的,他們擁護好皇帝,也熱衷于做好皇帝。石達開是被奉為“好皇帝”的,他揚臂一呼,幾十萬眾跟他走,有人貶之是“分散主義”、“鬧山頭”,其實正表現(xiàn)了這種上下合一的思維定勢;各派都有自己的“好皇帝”。合則留,不合則分,缺乏包含心理,它也正是石達開自我感覺良好的一大表現(xiàn)。石達開打過不少漂亮仗,但仍陷于舊式農民戰(zhàn)爭的流動作戰(zhàn),注重戰(zhàn)術而不懂得戰(zhàn)略。建業(yè)比開創(chuàng)更難,農民領袖都是習慣于表層而不愿搞艱巨的政權建設的。石達開的這種思維,在出走后,或一日百里,避開強敵,或熱衷于打硬仗、憑意氣而圍攻幾十天不罷休,如攻打寶慶、韋村。爾后,他又選擇了沃野千里的天府四川,企圖沿襲劉邦、劉備行軌,根據(jù)他們模式創(chuàng)業(yè),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而無睹于近代中國時空的變遷,在風云突變、四海翻騰的大時代里,卻要躲進當時還是封閉的大西南和四川盆地去開辟“新天地”,即便有“上帝天兄保佑”,也是難以入劍門上青天的。石達開的文化心理素質和情感方式如此陳舊,固步自封,使他和他所指揮的將士越走越閉塞,越閉塞越糊涂,最后走進了絕境,又為幾千年農民戰(zhàn)爭悲劇書寫了一個續(xù)篇,而這正是石達開農民思維產生的簡單戰(zhàn)術使然。血濃于水。舊式農民選擇骨干的最高標準,它是據(jù)血親親疏、鄉(xiāng)緣遠近而界定的。石達開能用人,但基本成員還得靠家族,前期石氏家族如石鳳魁、石明開、石祥楨和金田舊人張遂謀、曾錦謙等。1858年出走江西后,軍分五旗,由石鎮(zhèn)侖、石鎮(zhèn)常、陳享容等率領,在進抵福建汀州(長汀)時,“協(xié)天燕兩石國宗、護天豫四國戚率眾八萬余來投,皆達開私黨,謂之翼府兵,矯橫恣睢,賊中畏之如虎“(《寇汀紀略》)。所謂將士也是按親疏定尊卑的.1859年入廣西后,石達開分為三路,其中石達開軍是主力,另外最強的一支就是石鎮(zhèn)侖、石鎮(zhèn)常軍。石達開就是以家族和鄉(xiāng)緣控制部隊的。在農耕社會,他只能歸依家長制領導下的血緣鄉(xiāng)緣圈,人際間的親密和信任維度,就是涵蓋以親疏為既定和習慣型的。他是全軍的統(tǒng)帥,而且也是大家長,他和主要骨干間所承擔的權利和義務都是帶有強烈的宗族色彩的,此處是不會有法律、契約化和科學化成份的。近代農民的大家長主義觀和社會意識是古代農民的歸依和認同。石達開要出走,即使洪秀全有“悔心”,特在金牌上雕刻“義王”,請他回朝,他也決不愿再回去;因為再返京,意味著他在安慶等地放棄家長的絕對大權,重新屈從洪秀全及其家族擺布,仰人鼻息。太平天國和洪秀全輩,大樹特樹天父天兄的絕對神權,把西方虛渺的造象嬗變?yōu)榭梢酝袎簟⒏缴?教誨人間巨細事宜,以及倡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要聽上帝的話等等,都是因納入信仰合一的軌道,強求統(tǒng)一秩序和統(tǒng)一行為的,以求保證大家長制的絕對權威。石達開不可能取神化了的洪秀全而代之,否則他自己也將從神壇上滾將下來化為塵埃。出走——遠離并非是唯一正路,只是由此仍可在傳統(tǒng)的奉天法古和重血親人倫的祖宗靈光圈里馳騁,因此,石達開出走和出走后的石達開,他的行為不管有否創(chuàng)新、甚至是超越前人的,但仍因難以擺脫農耕社會大家長的舊思維而黯然失色。它缺乏時代價值,也缺乏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