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破碎的青春夢與輝煌的狂歡宴——小說《動物兇猛》與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比較鑒賞第七講《動物兇猛》——“商業寫作中的反叛意識”（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王朔的《動物兇猛》“寫了中國70年代的城市中青少年長大成人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經驗，其中最主要的經驗便是主體性焦慮以及由之而來的孤獨感。這些青少年從學校的束縛中逃離出來，卻受到成人世界各個方面的壓抑和彎曲，大人與孩子的世界是那么遙遠，孩子與孩子之間又不能彼此分享內心深刻而復雜的經驗，所以，他們青春期的騷動只能用非正常的形式呈現出來。于是，他們打架、咒罵、起哄、相互嘲笑與模仿，可是，這并不能消除他們內心深處的焦慮與孤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動物兇猛》——“商業寫作中的反叛意識”（陳思和主編《中國而青春期的危險性、叛逆性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青春期的基本特性所決定的：即人快速走向成熟、走向獨立而又無法真正實現獨立。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一方需要確立自我，一方面又由于主客觀原因無法實現這一需要（主觀原因是自己生理心理尚不成熟，客觀原因是被成人世界限制或壓抑），內心外部矛盾沖突十分劇烈，這是人生中最擰巴的時期，因此青春的故事就成了“殘酷物語”。《動物兇猛》正以生動的筆觸表達了對青春期的獨特感悟。而青春期的危險性、叛逆性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青春期的基本特向無拘無束自由狂野的青春情懷的致敬我感到現在要如實描述我當時的真情實感十分困難，因為我現在和那時是那么不同的兩個人。記憶中的事實很清楚，毋庸置疑，但如今支配我行為的價值觀使我對這記憶產生深刻的抵觸。強烈感到這記憶中的行為不合理、荒謬因而似乎并不真實。（《動物兇猛》）向無拘無束自由狂野的青春情懷的致敬小說“打開了兩個完全不同的記憶大門：真實的但并不如意的和偽造的卻極其絢麗的，敘述者經過一番自我說服，還是放棄了真實而選擇在虛構中完成這個探索記憶的過程。然而經過拆穿之后的虛構難以再美麗起來，敘述者后來強暴了米蘭，但他并未因此如愿地得到性的滿足，反而使他少年稚嫩的心靈受到了致命的傷害。作品中在最后段落里反復借游泳的動作刻畫出他陷入虛無之境無法掙脫的內心感受，這段美好記憶的破滅即在于此，只要逾越了天真單純的界限，絢麗的想象之物也失了味，而成為令人絕望的存在，‘能感到它們沉甸甸、柔韌的存在，可聚散無形，一把抓去，又眼睜睜地看著它們從指縫中瀉出、溜走’。小說“打開了兩個完全不同的記憶大門：真實的但并不如意的和偽造……如果我們認可敘述者對故事虛構本性所做的坦白，那么整個故事（他和米蘭從相識到相熟的故事）其實也不過就是一場白日夢想，潛隱在這場大而清晰的夢境之下的，即是由時代的氛圍和個人欲望所交融生成的騷動不安的懵懂情感。這種失而不能復得情感方式，顯然是王朔所最為留戀的事情：在那樣一個無秩序無束縛的時代里，盡情地憑借自己那最初萌動的欲望沖動來創造出僅僅屬于自己的獨一無二的想象空間。那是人一生中最為坦蕩的情感，是無知而單純的，是粗野而強大的，他對這情感以及生成這情感的欲望沖動是那樣鐘愛，以至于不惜在敘事中做得夸張，甚至自相矛盾，他顧不得這些細節，因為最重要的是這情感可以得到純粹而絕對的表現。所以米蘭第一次出現在敘述者視野中的那張照片是如此美麗，她的笑容真正地燦若陽光，顯得超凡脫俗，仿佛可以穿透一切時間的壁壘，永遠地激發起無可名狀的愛的迷醉。“（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如果我們認可敘述者對故事虛構本性所做的坦白，那么整個故事王朔以調侃來完成對一切秩序的否定與嘲弄。調侃既是他小說的結構方式，也是他小說的敘述話語。他調侃時所使用的修辭策略是“以正喻邪”，而由此產生幽默加反諷的效果。比如，“高晉昂著頭雙目怒瞪，可以看到他肩以下的身體在高洋的環抱下奮力掙扎。他一動不動向前伸著的頭顱很像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上的一個起義士兵。”用“起義士兵”來形容爭鋒吃醋、打架斗毆的問題少年，正暗含著對主流價值觀的嘲弄。自輕自賤是他調侃時所使用的另一修辭策略。最能代表這一點的是他在《一點正經也沒有》里說的那句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誰”。而王朔主人公在嘲笑自己的同時，也將假裝正經的人們一起嘲笑。

王朔以調侃來完成對一切秩序的否定與嘲弄。調侃既是他小說的結構

在他那無所不在的調侃中，不僅那些虛飾和形式顯得滑稽可笑，高尚的東西也變得一錢不值，道德、理想、人生、意義、正義等等正面價值統統荒唐可笑。”《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