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中國居民消費從197年8市場改革和對外開放起,不到四十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無論是經濟增長的速度還是經濟總量提升的幅度,均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績。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長期以來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帶動忽視了消費總量的提升和消費水平的躍遷消費占 的比重幾乎保持著逐年下降的趨勢其中居民消費率的下降幅度更是引人注目。200年8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的出口貿易開始大幅下降,于此同時,長期高額投資引發的結構失衡與產能過剩問題也逐漸顯現。轉變發展模式,提高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為此,國家出臺了推行利息稅、主動下調利率以及鼓勵消費信貸等一系列刺激消費的政策和措施,然而,居民消費疲軟的趨勢仍然沒有得到緩解。如何破解中國低消費的困境成為國內經濟研究的熱點和政策關注點。影響居民消費的因素有很多種,由于中國消費率下降是與市場化改革、經濟快速發展相伴而生,因此,解釋中國居民消費率低的研究大多數集中于經濟社會發展引發的一系列變化上。如收入過快增長、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業部門傾斜、改革帶來不確定性增加、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消費金融市場不完善等。然而,盡管近些年這些因素都發生了較大改善,居民消費狀況仍不容樂觀。因此,不得不尋求影響居民消費的其他原因,作者注意到,在中國消費率下降的期間不容忽略的另一個事實是人口年齡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轉變。人口年齡結構迅速轉變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另一個重要的特征。197年之前,我國0-1歲4少兒人口比例占40以%上,是典型的年輕型人口結構,且人口出生率保持在較高水平。8年0左右開始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下降,少兒人口比例開始下降到40以%下,隨之而來的是勞動人口比例的不斷提高,人口紅利逐漸顯現,為這一時期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然而,相比于歐美等國的人口發展歷程,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轉變速度過快,從200年0開始,我國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標,志著人口年齡結構開始進入老齡化。經過20多年的時間,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就從年輕型經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隨著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開始步入老年階段,人口老齡化持續加速已經成為當前人口結構變動的主要趨勢,并且,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出現了“未富先老”的現象。在此基礎上,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既有經典理論中熟知的渠道,又表現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作用機制。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是否構成了中國居民消費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人口年齡結構是如何對居民的消費儲蓄決策產生作用的?當前人口老齡化對消費又有哪些影響?本文在梳理人口年齡對居民消費影響的相關文獻及理論,把握我國居民消費、人口年齡結構歷史變動與現狀的基礎上。從宏微觀兩個視角、從消費和儲蓄正反兩個方面,考察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理論方面,第一,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嵌入代際間財富轉移與遺贈動機這兩個因素,構造了一個適用于分析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率影響的框架;第二,從家庭層面,將子女和老人的消費按彈性分為自主消費與引致消費,分析家庭在“尊老”與“愛幼”消費的差異性,并從需求差異和家庭選擇的優先順序兩個角度考察該差異的來源;第三,將人口年齡結構因素加入到預防性儲蓄理論的分析框架中,從“缺乏耐心”和“謹慎”兩種動機出發,分析人口年齡結構對家庭財富積累目標的影響;實證方面,本文多角度、分層次地對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在數據方面,本文使用了省際面板統計數據和具有豐富信息的家庭微觀調查數據在計量方法方面本文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 、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廣義矩估計 、分位數回歸、分組回歸等多種方法。全文共分八個章階:第1章為緒論部分;第2章為相關理論基礎和文獻綜述;第3章分析人口年齡結構、居民消費的歷史變動與現狀;第4章實證檢驗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第5章分析家庭“尊老”與“愛幼”消費差異性及來源;第6章研究人口年齡結構對家庭財富積累的影響;第7章探討人口老齡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第章為全文的結論與政策涵義。縱觀全文,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第一,中國居民的消費行為與傳統的生命周期理論的觀點不完全相符,少兒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與生命周期理論一致為正向作用,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少兒撫養比的下降構成中國居民消費率長期下降的重要原因。與生命周期理論相左,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為負,因此,近些年中國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不僅沒有拉升居民消費率,反而構成了居民消費率下降的又一原因。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家庭觀念強,受到財富代際轉移和遺贈動機的影響,老年人不會全部消費自己的財富,而是將部分財富遺留給后代,因此老年消費群體的消費傾向較低。第二,從家庭層面講,“尊老”與“愛幼”消費存在差異性。在家庭支出受限時,家庭通常會選擇將資源優先于子女消費,老人消費受到抑制。因此,家庭收入水平較低時,“愛幼”消費明顯高于“尊老”消費。因為,子女是家庭的未來,子女消費支出尤其是教育支出兼具投資性質,家庭會優先將資源用于子女消費,犧牲老人的消費,表現出尊老愛幼的不平等。當收入水平較高時,家庭能做到“尊老”與“愛幼”消費的兼顧,甚至“尊老”消費多于“愛幼”消費。并且,家庭“尊老”消費意愿普遍存在,無論是高收入組家庭,還是東部發達地區家庭,亦或者是城市家庭,“尊老”與“愛幼”消費都較為平等,只是當家庭收入或其他限制條件存在時,才會表現出重視子女消費而輕視老人消費的不平等現象。第三,家庭中子女數量和老人數量通過影響家庭“缺乏耐心”和“謹慎動機”,對家庭財富積累產生影響。總體來看,子女數量對家庭“缺乏耐心”的影響大于“謹慎動機”,對家庭財富積累為負向效應。老人數量對家庭財富積累的影響與子女相反,為顯著的正向作用。原因是子女是家庭對未來的投資,與儲蓄具有替代關系。而在當前社會保障仍需繼續完善的情況下,老人數量增加意味著未來支出不確定性增加,因此老人數量與儲蓄是相關關系,所以,“未富先老”的經濟社會特征也是當前老年消費不足的原因之一。研究還顯示,無論家庭富裕程度如何,子女數量和家庭財富積累都具有相互替代的效應,而只有達到一定富裕程度的家庭,老人數量對財富積累才能產生影響,并且隨著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數量對財富積累的正向作用越來越強。結合研究結論本文的政策含義為:經濟結構的調整要與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相結合。一方面避免少兒人口下降引起教育等消費下滑產生的資源浪費,逐漸將過剩的資源從少兒產業中緩慢抽離;另一方面要順應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加大公共財政向老年部門的投資傾斜,培育健康活力的老年產業和老年市場,保障老年人晚年幸福的同時,充分挖掘老年消費潛力,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提升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在應對和解決人口年齡結構轉變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時,要充分考慮中國的特殊國情,既不能抱殘守缺停滯不前,也不能照搬西方經驗脫離中國經濟現實,應將西方先進的社會養老體制和中國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相結合,二者相互補充。這樣既能夠充分保障老年人口的晚年幸福,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促進社會安定繁榮,又能解決養老后顧之憂,釋放養老儲蓄,提升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形成養老有保障、經濟有發展的良性互動局面。倡導正確的尊老愛幼消費觀。結合社會現象可以發現,收入低的家庭往往更加渴望下一代的成功,因此會將太多的資源用于子女消費,既可能造成資源浪費,又可能造成對子女的過分溺愛,影響子女的發展,適當重視家庭中老人的消費,既可避免以上問題,而且可以顯著改善老人的境況,讓為社會和家庭做出貢獻的老人晚年生活更加幸福。推動“銀發產業”的發展。老年人作為已經對社會和家庭做出貢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