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試論桐城派和清代乾嘉時期的文統(tǒng)之爭阮宏玲清代詩壇有神韻派、風格派、性靈派、肌理派之爭，清代詞壇有陽羨詞派、浙西詞派、XX詞派之爭，與之對應，清代文章領域的漢學派、史學派、桐城派、駢文派之爭亦頗為壯觀。乾嘉年間，戴震、章學誠、姚鼐、阮文等紛紛為某一類“文〞爭正宗地位，一方面說明對文章美感特征的界定尚存爭議，另一方面也是特定作者群不同文化宗旨的表達。桐城三祖與漢學派、史學派鼎立的是桐城派。其古文統(tǒng)系脈絡清晰：唐代的韓、柳，宋代的歐、蘇、王、曾，明代的唐宋派。桐城派以辭章為依憑，自會將“文人之能事〞擺在首位。它的第一任盟主方苞曾以“義法〞論文。從順序來看，方苞置“義〞于“法〞之前，似乎更重作品的義理，其實，他心里看重的還是“法〞，還是文體對寫作的規(guī)定和限制。X珂?散體文家之分派?云：“苞嘗與宸英論行身祈向，曰：‘學行繼程、X之后，文章繼韓、歐之間。’故其論文嚴于義法。今約舉其大旨如下：一、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茍作。二、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三、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三點“大旨〞中，第一點屬于“義〞，但視為“法〞也未嘗不可，因為這仍屬制約古文題材選擇的體裁標準。第二、第三兩點更只能作為“法〞來理解。桐城派的第二任盟主X大櫆將方苞潛在的重“法〞意圖明確地表達了出來。他在?論文偶記?中以“神為主〞取代了“理為主〞的習慣說法。“理為主〞是理學派的根本思想；“神為主〞才真是桐城派的心得所在，且已偏于對一種韻味的感受，顯然與詩論相通。桐城派以前，韻味論大體屬于詩學的范疇，何以將之納入古文理論中來？這是受到理學派和史學派擠壓的緣故。當“義理〞和“事〞這兩個古文要素被理學派、史學派攫取之后，留給桐城派的便只有辭章了。以辭章為焦點，他論“神〞、“氣〞、“勢〞，格外注重音節(jié)。按照通常的看法，語言有兩種根本類型，一是講述性語言，一是歌唱性語言。講述性語言旨在表意，故較為樸實、明了，發(fā)音平緩，聲調變化幅度不大，同時以規(guī)那么性的旋律一以貫之。身為古文作者的X大櫆，他本應青睞講述性語言，何以會對歌唱性語言一往情深呢？這與桐城派自方苞開場的注重“情辭〞的傳統(tǒng)有關。“情辭〞是與音樂性密不可分的。故X大櫆此論一出，得到桐城派后學的紛紛贊同。桐城派的第三人盟主姚鼐在理論建構方面以提倡義理、考據(jù)、辭章的統(tǒng)一著稱。強調義理，意在防御理學派；強調考據(jù)，意在防御漢學派；而強調辭章，實為桐城派的看家法寶。姚鼐指斥理學派之作“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考據(jù)派之作“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正是以桐城派之長形理學派、考據(jù)派之短。“文章〞〔或說“辭章〞〕是桐城派的關注焦點。方苞論“義法〞，目光所注實在“情辭〞；X大櫆論“文法〞，目光所注實在“神〞“氣〞；姚鼐論辭章，目光注于何處？概括地說，姚鼐的關注重心是文章的意境和風格。姚鼐所崇尚的意境是“風韻疏淡〞。這顯然受到其教師X大櫆的影響。而X、姚二氏又取資于詩中的神韻說。故方宗誠?桐城文錄序?云：“惜抱先生文，以神韻為宗，雖受文法于海峰、南青，而獨有心得。〞X庭珍?筱園詩話?卷四也說：“近來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持法最嚴，工于修飾字句，以清雅簡凈為主。大旨不外乎神韻之說，亦如王阮翁論詩，專主神韻，宗王、孟、韋、柳之意也。〞而從具體的操作來看，“風韻疏淡〞的特征之一是“每寫一二無關系之事〞。方苞在理論上拘于“有關系〞之說，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便不免矜持一些；姚鼐那么在理論和實踐上同時擺脫了“有關系〞之說的束縛，高揭“無關系〞之幟，并以神韻說來消釋古文作者對時政的熱情。他的古文成就較高頗得益于此。姚鼐標舉風格，首先是針對乾嘉時期偏重考據(jù)的風氣而言的。考據(jù)家的通病是無識，對風格缺少領悟能力即其癥候之一。故姚鼐?尚書辨?zhèn)涡?雖肯定考據(jù)以確鑿的證據(jù)說話，“利以應敵，使護之者假設不能出一辭〞，但又強調，“然使學者意會神得，覺犁然當乎人心者，反更在義理、文章之事也〞。風格往往比所謂的“證據(jù)〞更有力度。無論是風格論還是意境論，都屬于審美范疇。姚鼐以風格和意境為支柱來構建其古文理論體系，說明他刻意與理學派和考據(jù)派劃清界限，以凸現(xiàn)其“文人’風范。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主要包括抒情詩和一局部以抒情寫景為主旨的駢文，據(jù)蕭鐸?金樓子·立言?的描述，其特征有三：一是“流連哀思〞、“情靈搖蕩〞，具有濃郁的抒情色彩和強烈的感染力；二是“綺縠紛披〞，講求藻飾、辭采；三是“宮徵靡曼，唇吻遒會〞，即聲律和諧。比照魏晉南北朝對純文學美感特征的這種認識，我們發(fā)現(xiàn)，桐城派的宗旨是視古文為純文學，所以他們講求“情辭〞、音節(jié)、神韻、風格，不僅與學術著作劃清界限，而且與雜文學劃清界限。姚鼐鐘情于“文人〞風范，實即以純文學作家自期和自許。駢文派對桐城派的挑戰(zhàn)正是在古文有無資格算“文〞的問題上，桐城派遇到了來自駢文派的強有力挑戰(zhàn)。自從唐代的韓、柳確立古文在文章領域的正宗地位以來，駢文一直處于弱勢狀態(tài)。隨著清代樸學的興起，知識階層的古典文化素養(yǎng)日漸提高，以驅遣典實、藻麗絢爛為特征的駢文獲得了廣闊的開展空間。陳維崧、毛奇齡、胡天游、汪中、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孫星衍、彭兆蓀等皆為清代的駢文名家。在這種背景下，駢文家欲與古文家爭純文學正宗，便是一樁自然不過的事了。早在清初，陳維崧即在?詩選序?中為駢文家受歧視鳴不平。在他提到的幾部名著中，?莊子?是子書的代表，?離騷?是抒情詩的代表，?史記?、?漢書?是史書的代表。陳維崧以庾信的駢文名作與這幾部書并列，說明了將?哀江南賦?等視為經典的態(tài)度。他沒有貶抑古文，但如此推重駢文已足以顯示出駢文家的自信。不久，毛際可作?陳其年文集序?，熱情洋溢地稱道陳維崧的駢文說：“言情那么歌泣忽生，敘事那么本末皆見；至于路盡思窮，忽開一境，如鑿山，如墜壑，如驚兕乍起，鷙鳥復擊，而神龍夭矯于雨雹交集之中。〞二十四年后，毛際可又作?汪蓉洲駢體序?，致力于把握駢文的根本美感特征，即“遙情遠致〞，“言情那么歌泣忽生〞；神秀骨清，而又灝氣盎然。這樣的描述，都是暗指著古文的缺乏說的，雖然并未明確向古文叫板。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那么公然將駢文和古文放在一起比擬：“散行〞指古文。寫駢文必須鋪排典實，沒有“滿腔書卷〞便不能勝任，這有助于克制空疏不學、陳陳相因之弊。袁枚傲然宣稱，這是駢文勝過古文之處。其?答友人論文第二書?駁“散文多適用，駢體多無用，?文選?缺乏學〞之論，辭氣酣暢淋漓。古文家所賴以自高身價的理由是古文乃“載道〞之文，“有關系〞，“有用〞，而袁枚一針見血地指出：一、“文之佳惡，實不系乎有用與無用也。〞二、所謂“明道〞或“文以載道〞云云，“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不過是為了“挾持以占地步〞而已。這樣說來，以藻采面向讀者的駢文是勝過名為“明道〞而實陳陳相因的古文的。袁枚之外，李兆洛編?駢體文抄?，意在取代桐城派的?古文辭類纂?；其?駢體文抄序?奇偶兼用，駢散俱重，也表達了為駢文爭地盤的用意。與毛際可、李兆洛等人雖推重駢文，但仍不否認古文的正宗地位有別，乾嘉時期的阮元，以駢文派健將的身份，不容置疑地宣稱，古文不配稱為“文〞，只有駢文才具有“文〞的資格。其理論依據(jù)是六朝時期的文筆說，而他所擎的大旗那么是他稱之為“千古文章之祖〞、相傳為孔子所作的?文言?。他從訓詁入手，推斷“文〞必須具備兩個特征：一、必須有韻。“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阮元?文言說?〕所謂“有韻〞，并不一定指押腳韻，還兼指句中的平仄協(xié)調。二、文必“多用偶〞。“凡偶，皆文也。于物兩色相偶而交織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阮元?文言說?〕用上述兩個標準來衡量古代作品，其結論是：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為其以立意紀事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為古文者，以彼所棄，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之正流，終與文章有別。〔阮元?與友人論古文書?〕然那么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為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為文，況名之為古文乎！〔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后?〕“說經講學〞、“立意為宗〞屬于學術著作，“傳志記事〞屬于雜文學，駢文屬于純文學。理學派、漢學派的作品可歸入學術著作，史學派的作品可歸入雜文學，駢文派的作品可歸入純文學。那么桐城派呢？桐城派主X義理、考據(jù)、辭章合一，阮元卻將“義理〞、“考據(jù)〞還給“說經講學〞、“立意為宗〞的“經派〞、“子派〞，將“辭章〞還給“沉思翰藻〞的駢文派，一點地盤也不給桐城派留下。這可真算得釜底抽薪了。桐城派的為難處境由此可見。桐城派的地位和影響桐城派的處境雖然一度為難，但經由桐城三祖的努力，最終還是成了乾、嘉時期影響最大的一個古文流派，且影響深遠。從嘉慶初年到道光中葉，前一時期的假設干作者，，如姚鼐、惲敬、X惠言、洪亮吉、孫星衍等，都在嘉慶年間去世，這一階段的桐城晚輩，主要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而梅曾亮“最為大師〞。同治年間，“文風又起。曾國藩立言有體，濟以德功，實集其大成〞。曾國藩撰?歐陽生文集序?，以桐城文統(tǒng)的傳承者自居，備細羅列姚鼐門下的“著籍弟子〞和“不著籍弟子〞；曾氏幕中的幾個主要作者，如X連卿、薛福成、黎庶昌、X汝綸等，亦與曾氏照應，有桐城之文“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臻于大〞之論。曾氏論文，以為“學問之道有三，曰義理，曰考據(jù)，曰文章〞，與桐城派完全一致，不同的是，曾氏又加上了“經濟〞，即經邦濟世，以適應新的時代需求。曾氏一派的文章，又被稱為“湘鄉(xiāng)之文〞。桐城文統(tǒng)在清末遇到了嚴峻挑戰(zhàn)。戊戌變法前后，辛亥革命之際，一種被稱為“新文體〞的文章風行于報章，其代表作家是梁啟超等人。桐城義法講究“雅潔〞，而“新文體〞卻不避俗語、土語、外來語。X汝綸?答嚴幾道書?曾說為文“與其傷潔，毋寧失真〞，如“鴉片館〞之類的詞，“自難入文〞。而時值對外交流日漸頻繁的清末，許多人目睹“經濟無窮，事變日新〞，“鴉片館〞這一類詞如“火輪車〞、“電氣車〞等，也不免“入文〞了〔見薛福成?出使四國公牘序?〕。桐城文統(tǒng)，面對時代的巨變，確實難以維系了。清代的古文流別，除桐城派、湘鄉(xiāng)派以外，還有稍后于桐城派的陽湖派，其代表作家是惲敬、X惠言。陽湖派風格較為雄放，所以有桐城派為儒者之文、陽湖派為策士之文之說。陽湖派的體系不像桐城派那樣完整，人數(shù)不多，持續(xù)的時間不長，所以影響也比桐城派小得多。其他作者，如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魏禧、汪琬、戴名世、全祖望，清中葉的袁枚、蔣士栓等，也有不少優(yōu)秀作品。桐城派研究的新收獲由XX大學中文系與?文學遺產?編輯部、XX省桐城派研究會、XX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桐城市人民政府等共同舉辦的第三屆桐城派學術研討會暨XX省桐城派研究會第二屆年會日前在XX大學與桐城市舉行。來自全國的60余位學者參加了會議。同時，“XX大學桐城派研究所〞舉行了揭牌儀式。與會專家就桐城派開宗傳衍、形成開展，到近代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系；從桐城派與清代漢宋之爭到乾嘉年間的文章正宗之爭；從方苞的古文義法到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從桐城派古文、文論到桐城派詩歌、詩論；從桐城派作家作品、文章理論到桐城派古籍文獻整理校勘；從桐城派名家、名作到桐城籍名族、名人進展了全方位的討論。關于桐城派開展和成功的原因，楊義認為“桐城派是唐宋文章、程X理學和清代學術的綜合體，它把中國傳統(tǒng)文章的精華、傳統(tǒng)道學的脈絡和傳統(tǒng)學術的精彩東西結合在一起。〞他說桐城派成功的原因：“一是它的旗幟。〞即所謂“學行繼程X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把程X道統(tǒng)和韓歐文統(tǒng)結合起來，用文統(tǒng)蘊含道統(tǒng)，用道統(tǒng)支撐文統(tǒng)，把唐宋以來的文章道統(tǒng)和一個新王朝治理國家結合起來，起到了對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二是宗師相承，不斷地給予同時又吸收。方苞的時代是尋找正宗的時代，他把自己的“義法〞說與?春秋??易經?聯(lián)系起來；其后X大櫆又參加“神氣音節(jié)〞說，但真正使正宗文章學形成體系的是姚鼐。三是姚鼐的文章論。姚鼐的“義理、考據(jù)、辭章〞為三綱，“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八目，又提倡陰陽剛柔、相依為用，這是清代文章理論的重要里程碑。第四是人才培養(yǎng)，創(chuàng)辦書院。姚鼐在書院40多年，培養(yǎng)了大批弟子。他的這些論述從宏觀高度概論了桐城派傳衍開展的原因。而王兵那么從微觀方面論析了清廷不同時期學術宗尚對于方苞、姚鼐、曾國藩三位代表人物文論和選本實踐的不同影響和其差異；曹虹那么探討了清帝訓誥倡導的“清真雅正〞的文統(tǒng)理念與桐城派文章風格形成的關系，從一個角度提醒出桐城派開宗傳衍的背景。辯證地對待桐城派與“新文化〞的關系：王達敏在?X裕釗與清季文壇?一文中分析了X裕釗、X汝綸共同開創(chuàng)“蓮池派〞造就大批才杰的歷史奉獻，指出：“治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和學術史的一些學者，每在進化史觀籠罩下研究歷史，以新舊論學，并進新而退舊，少有追尋歷史之是的興趣。這就使得所謂舊，如X、X及其弟子群體，在以新為主線的歷史表達中被遮蔽，而長期漂浮于無言的歷史之海。〞“那些舊人所創(chuàng)業(yè)績，不惟是新派得以成立的根底和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壇、學界的重要組成局部。〞與其正面相照應的是X器友，他在?近代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化關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近代桐城派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的路障，更是通向后者的‘橋梁’。〞而人們對近代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化關系未能作出科學評價的原因那么在于“西方中心論〞、“新舊斷裂論〞、“成王敗寇論〞和“反傳統(tǒng)論〞等錯誤觀點使然。從桐城派及桐城文化與當今社會新文化建立的關系來看，還有不少論文注意到從桐城派和桐城文化中開掘那些對于新文化建立有益的思想、觀點和主X。如周中明?論姚鼐鮮為人知的一面?中論述了姚鼐宣揚做“親民之吏〞、贊揚“盡去苛征〞、鼓吹“男女一也〞、主X“與時俱進〞等XX進步思想，指出這些仍是我們今天所應繼承發(fā)揚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組成局部。盧佑誠那么指出：梅曾亮的“民傭〞思想有相當于今天所說的“人民公仆〞的意思，它包含有愛民、憂民，惠民、利民，導民、順民之性的內容，是傳統(tǒng)的民本觀和柳宗元“吏為民役〞思想的開展等。對桐城派詩學、詩歌的研究呈現(xiàn)出活潑的態(tài)勢：在歷屆桐城派研討會上，研究桐城派詩歌的論文都寥寥無幾。本次會議漸多。王小舒?體兼唐宋氣合剛柔?一文，通過對姚鼐的詩及詩論的論析，提出了與學界長期以來將姚鼐及桐城詩派認定為宋詩派不同的看法，指出“姚鼐及其所代表的桐城詩派在清代詩歌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之地位，這種地位是因唐宋兼融和剛柔相濟兩大特點奠定的，而不是在其是否為宋詩派。〞桐城賦派的作家群，站在桐城豐厚的文化積累上，透過文化地域政治這些表層的東西，以桐城賦的新形式，創(chuàng)造了桐城文化的又一個活潑蓬勃的時期。桐城辭賦文學是人學，桐城辭賦作品應該能夠反映一個時代深處真實的東西，引起人們對生活、社會、時代、以及生命的思考。當代桐城辭賦文學，以社會百科全書的規(guī)模記錄社會變遷和歷史滄桑，具有永久的價值。學者王澤生選集，系統(tǒng)化地總結了桐城辭賦作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