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緒論二制度緒論二制度緒論二制度緒論（二）一、制度是如何誕生的？例一：和平之煙制度。北美印第安部落。抽煙成為尋求和解的必要儀式或習慣，煙管成為和平的象征。最后成為印第安人必須遵循的法律——典型的規(guī)則：在抽過煙后就禁止相互攻擊。例二：懸賞天文鐘。如何確定船只在大海上的精確位置？英國為此問題懸賞1～2萬英鎊。18世紀時約翰·哈里森獲得。付給科學家賞金無疑是激勵人成功迎接挑戰(zhàn)的好辦法。類似的做法最初只是偶爾使用，當他被制度化時，就是今天的專利制度。揭示了個體理性與團體理性之間的沖突――從個體利益出發(fā)的行為往往不能實現團體的最大利益。揭示了個體理性本身存在的矛盾――從個體利益出發(fā)的行為最終也不一定能夠真正實現個體最大利益，甚至會得到相當差的結果（理性無知）。囚徒困境的產生是因為博弈只有一次是靜態(tài)博弈。在一次性博弈中任何欺騙和違約行為都不會遭到報復，他們想合作以改善自己的境況，又害怕被另一位參與者欺騙。囚徒困境的不合作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在重復博弈中，情況會改善。在重復博弈中，對于參與者中任何一方的欺騙和違約行為，另一方總有機會報復，使違約或欺騙的一方遭受損失。所以在長期的交往和博弈中，處于囚徒困境中的雙方會越來越感覺到合作的重要性，并最終導致有利于合作的制度的自發(fā)形成(和則兩利）。市場中的經濟人在多次交換中也會發(fā)現遵從某種合作規(guī)則要比通過欺詐而獲得幾次不義之財更有利，這時制度就會自發(fā)產生。這里制度就是市場交換中的合作規(guī)則及習慣經濟人的合作恰如他們最初的不合作，是經過成本－收益計算的結果（WTO、歐盟）。2.協(xié)調博弈與交通規(guī)則的形成協(xié)調博弈的例子是交通中的左行與右行問題。在存在多重均衡的情況下，在一次性博弈中，參與者難以協(xié)調他們的行動，難免出現你右我左而引發(fā)交通事故的情況。但在重復博弈中，人們會之間形成一種約定，或者都靠左或者都靠右制度設計的智豬博弈模型智豬博弈的啟示Pigs’payoff講的是：豬圈里有兩頭豬，一頭大豬，一頭小豬。豬圈的一邊有個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遠離踏板的豬圈的另一邊的投食口就會落下少量的食物。如果有一只豬去踩踏板，另一只豬就有機會搶先吃到另一邊落下的食物。當小豬踩動踏板時，大豬會在小豬跑到食槽之前剛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豬踩動了踏板，則還有機會在小豬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爭吃到另一半殘羹。那么，兩只豬各會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小豬將選擇“搭便車”策略，等在食槽邊；而大豬則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間原因何在？因為小豬踩踏板將一無所獲，不踩踏板反而能吃上食物。對小豬而言，無論大豬是否踩動踏板，不踩踏板總是優(yōu)勢策略。“小豬躺著大豬跑”是由于游戲規(guī)則所致。規(guī)則的核心指標有兩個：每次落下的事物數量和踏板與投食口之間的距離。

如果改變一下核心指標方案一：減量方案。投食僅原來的一半分量。結果是小豬大豬都不去踩踏板了。小豬去踩，大豬將會把食物吃完；大豬去踩，小豬將也會把食物吃完。誰去踩踏板，就意味著為對方貢獻食物，如果目的是想讓豬們去多踩踏板，這個游戲規(guī)則的設計顯然是失敗的。

改變方案二：增量方案。投食為原來的一倍分量。結果是小豬、大豬都會去踩踏板。誰想吃，誰就會去踩踏板。反正對方不會一次把食物吃完。對于規(guī)則的設計者來說，這個規(guī)則的成本高；而且因為競爭不強烈，想讓豬們去多踩踏板的效果并不好。

改變方案三：減量加移位方案。投食僅原來的一半分量，但同時將投食口移到踏板附近。結果，小豬和大豬都在拼命地搶著踩踏板。等待者不得食，而多勞者多得。每次的收獲剛好消費完。對于游戲設計者，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案。成本不高，但收獲最大。

原版的“智豬博弈”給競爭中的弱者以等待為最佳策略的啟發(fā)。但是對于社會而言，此時社會資源配置不是最佳狀態(tài)。為使資源最有效配置，規(guī)則的設計者是不愿看見有人搭便車的。制度設計對制度形成的意義1.彌補不足。僅靠制度演進難以滿足社會對有效制度的需求2.加速制度的演進過程。20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技術進步加快，除知識積累效應之外，有利于技術進步的新制度（專利制度、風險投資制度）的出現與完善起了重要作用，而后者正是人為設計的結果3.有利于糾正制度自發(fā)演進中的路徑依賴現象。Path－Dependence路徑依賴是描述過去對現在和將來產生強大影響的術語，人們過去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的可能的選擇。類似“慣性”，一旦進入某一路徑就會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技術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特征。在報酬遞增時，一旦技術沿著一個具體路線發(fā)展，可選路徑和可選技術就可能被忽略。發(fā)展可能會整個朝向一個具體的路線。QWERTY鍵盤：使用者多，規(guī)模經濟和投資的準不可逆性制度變遷也具有這個特征(列車軌距4英尺8.5英寸）1990年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有兩種力量對制度變遷的路徑起規(guī)范作用：一是報酬遞增，二是由顯著的交易費用所決定的不完全市場。因為，報酬遞減和市場競爭會使制度選擇上的初始錯誤得到糾正存在報酬遞增時制度會自我強化制度報酬遞增的原因在于：規(guī)模經濟(Economiesofscale)學習效應(LearningEffect)協(xié)調效應(CoordinationEffect)適應性預期(AdaptiveEffect)①當制度的創(chuàng)立時，初始建立的成本高，隨著這項制度的推進，單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會下降。②組織對制度的學習不僅使其適應新制度，而且能夠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獲利機會。③一項制度實施將會產生與其相適應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形成同一的具有互補性相互匹配的制度結構④隨著某一制度不斷居于支配地位，人們對制度會持續(xù)下去的預期普遍化，將減少這項制度持續(xù)下去的不確定性（黨的領導地位不可動搖）報酬遞增構成阻礙制度框架變革的保守力量如果市場是競爭性的，對低效路徑的依賴容易得到糾正，因為競爭使人們傾向于采用高效制度兩條形成鮮明對照的制度路徑：成功的路徑和持續(xù)失敗的路徑。持續(xù)失敗的路徑可以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說明。在這些國家，政府所從事的是有利于再分配而不是促進生產活動，所創(chuàng)造的是壟斷而不是競爭性條件，限制機會而不是增加機會。基本制度結構選擇很少有利于生產活動。吳敬璉《路徑依賴與中國改革》

《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是一個巨大的制度變遷過程，具有路徑依賴的特征：首先初始的體制選擇會強化現存體制的刺激和慣性，因為沿著原有的體制變化路徑和方向走總比另辟蹊徑要方便些。其次，一種新體制形成以后，會形成在該種體制中有既得利益的集團，即使下一步改革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改進，這些集團也會阻撓改革或者使改革朝著有利于他們既得利益的方向發(fā)展。于是初始改革傾向在有意無意間為下一步的改革劃定了范圍。改革能否成功，一定程度上取決于開始所選擇的路徑。既得利益集團案例：2011年8月1日上午，杭州發(fā)生大規(guī)模出租車停運事件。杭州市8000多輛出租車中大約一半到三分之二的車輛停運。出租車司機紛紛提出要減少“份錢”、提高起步價、降低運營規(guī)費三項訴求。一位司機算了這樣一筆賬：一個班次的收入大致在500塊，份子錢要交220元，油費200元左右，這樣下來一天收入只剩七八十，再除掉吃住等花銷，幾乎所剩無幾。司機們表示“這樣做也是實在不得已”。此前出租車司機方面已向運管部門多次反映，但半年來一直未有滿意的結果。近段時間，眾多城市的出租車停運事件此起彼伏。08年11月3日，重慶出租車司機全城罷工；09年7月23日牡丹江市出租車集體停運，時間長達7天；10年3月15日河南商丘市區(qū)1000多輛出租車停運，直至19日才恢復運營。事發(fā)原因，與杭州此次出租車罷工的原因如出一轍。各地政府的應對措施，目前主要是調高起步價與補貼油價。然而，漲價和政府補貼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上海，《21世紀經濟報道》稱“上次上海出租車起步價從11塊調整到12塊，你看看晚上多少空車在跑，漲價后很多人都不打車了，倒霉的還是司機。”在北京，2010年全市出租車補貼多達4億元。但油補在飛速上漲的油價面前顯得無力，“富了公司，虧了國家，苦了司機，坑了百姓”的格局仍然在繼續(xù)。出租車行業(yè)的根本問題是行業(yè)體制問題。同濟大學城市規(guī)劃系李京生教授認為目前的出租車體制是一幫開車的人養(yǎng)著不開車的人，“其實出租車就像以前的黃包車一樣，如果說管理是必要的，那么有法律和交通規(guī)則等就夠了，沒必要再由一個公司管理。”此前，針對發(fā)生在其他城市的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中國青年報》曾分析道，從出租車行業(yè)本身的屬性來看，出租車完全適合由司機自主運營，對出租車的管理，也只需客運管理處便已足夠。這就好比小本生意人開一家門店，只需到工商管理部門注冊并遵紀守法即可，而不必非掛靠什么公司并繳納不菲的管理費。無論從什么角度看，出租車公司完全是多余的管理環(huán)節(jié)，而這個中間環(huán)節(jié)恰恰抽取了出租車司機相當比例的血汗錢。但是，由于既得利益群體的把持，出租車“份錢”這一明顯不合理的制度卻看似風平浪靜地每日運行著。從這個角度來看，看似突發(fā)的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其實是既得利益集團長期極力維護不合理制度，阻礙行業(yè)制度改革的結果。二、制度的效率1.制度效率的標準布坎南的一致性同意（絕對標準）：在缺乏客觀道德基礎的地方，唯一可行的秩序就是霍布斯式的一致。“對于規(guī)則本身，如果人們一致要求改革，則這種規(guī)則就是無效率的;如果人們對于改革的要求不能完全一致，則現行規(guī)則是有效率的。”

林毅夫的標準（相對標準）：“制度安排的選擇將包括對費用和效益的計算。……在生產和交易費用給定的情況下，能夠提供較多服務的制度安排是較有效的制度安排。換句話講，如果兩種制度提供的服務數量相等，那么費用較低的制度安排是較有效的制度安排。”2.影響制度安排效率三個因素第一.制度是否具有普適性第二.其他制度安排實現其功能的完善程度第三.制度實施機制是否健全第一.制度是否具有普適性。首先，制度應具有一般性，即制度不應在無確切理由的情況下對個人和情景實施差別待遇。否則會削弱人們對它的服從，并因此降低制度的效率。（警察違反交通規(guī)則不受罰或政府官員的道德標準比普通公民的標準更寬松，則對制度的自發(fā)遵守就可能衰退。）其次，制度應具有確定性：簡單而確定，對違規(guī)的懲罰應得到清晰的傳達和理解。沃爾瑪對工會法中“應當”的理解其三，制度應具有穩(wěn)定性和開放性。總在變化的制度不易被理解，在指導行動上效率低。但應謹防制度僵化（飲用水標準20年未變、食用油標準）。第二.其他制度安排的完善程度。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嵌在制度結構中，內在地聯結著制度結構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每一種制度安排的效率還取決于其他制度安排實現其功能的完善程度。制度安排是制度結構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數。（美國憲法被認為促進了該國經濟的發(fā)展，許多拉美國家19世紀獨立后采用了類似的憲法，憲法效率大打折扣。洪都拉斯和戈爾）如果僅僅挑出某個特定的制度安排并孤立地討論它的效率，是難以有什么結果的。研究制度安排的效率要了解制度安排在制度結構中的地位第三.制度實施機制是否健全。強制性實施機制是任何契約能夠實施的基本前提。離開了實施機制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就形同虛設。（問題：非正式制度的實施機制是什么？）人治為主的國家并不是沒有法律，而是沒有建立起與法律制度的實施機制（權大于法、以法治國）。對于正式制度，實施機制是否有效，主要看違規(guī)成本的高低（官員貪腐的成本）。還要看：一制度實施主體自己的利益，他有自己的效用函數。二是發(fā)現、衡量違規(guī)和懲罰違規(guī)者的代價。3制度結構效率制度結構的效率取決于各單項制度安排的效率，但不能通過簡單加總單項制度安排的效率來說明。其效率還受到制度配置狀況的影響。制度結構中制度安排的配置狀態(tài)有三種情形：制度耦合、制度沖突、制度真空。制度耦合指制度結構內的各項制度安排為了實現其核心功能而有機地組合在一起，從不同角度來激勵與約束人們的行為。特征：各項制度安排之間不存在結構性矛盾，沒有互相沖突的部分，從而能最大限度地發(fā)揮現有制度的整體功能。如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耦合（春節(jié)禁放與限放）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耦合（WTO與行政體制改革）。

案例：野生動物保護在過去，受到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傷害，受傷者往往得不到賠償。陜西最近出臺的相關規(guī)定使這一難題得到有效解決。《陜西省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造成人身財產損害補償辦法》于200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陜西省成為全國第二個為野生動物傷人賠償立法的省份。最近，這個辦法的《實施細則》出臺，使人身財產受到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傷害將會得到及時合理的賠償。根據規(guī)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造成人身傷害的，當地鄉(xiāng)鎮(zhèn)人民政府應當立即組織搶救和治療，搶救治療費用由縣級人民政府林業(yè)行政主管部門核實報銷。人身傷害醫(yī)療費和人身財產損害補償費列入各級財政預算，造成人身傷害的，醫(yī)療救治費和損害補償費省級財政負擔80%，設區(qū)市、縣級財政各負擔10%。）制度沖突指制度結構內部不同制度安排之間的作用方向不一致，在行為規(guī)范上存在相互矛盾和抵觸。對同一行為某些制度給予鼓勵而另一些制度加以限制。案例1：2003年新的《婚姻登記條例》將強制婚檢變?yōu)樽栽浮！吨腥A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和2005《黑龍江省母嬰保健條例》中規(guī)定：“準備結婚的男女雙方，應當接受婚前醫(yī)學檢查和婚前健康教育，憑婚前醫(yī)學檢查證明，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結婚登記”。黑龍江省民政廳明確表示：目前還要按《婚姻登記條例》執(zhí)行，不執(zhí)行強制婚檢。而黑龍江省人大表示這次修訂的《黑龍江省母嬰保健條例》是完全遵照母嬰保健法制定并頒布實施的，不存在擅自變更的情況。例2：鐵路保險制度1951年6月24日實施1992年修訂并沿用至今的《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第1條規(guī)定，鐵路旅客均應投保意外傷害保險。《保險法》第十一條規(guī)定，投保人和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應當遵循公平互利、協(xié)商一致、自愿訂立的原則。除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必須保險的以外，保險公司和其他單位不得強制他人訂立保險合同。《保險法》或其他法律、行政法規(guī)均沒有鐵路旅客意外傷害保險屬于強制保險的任何規(guī)定，而《條例》屬于部門規(guī)章，其強制要求鐵路旅客投保意外傷害保險的規(guī)定與現行《保險法》的上述規(guī)定存在明顯沖突，應當視為無效規(guī)定。根據1992年修訂頒布的《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規(guī)定，所有鐵路旅客，不論座席等次有保額2萬元的保險，保險費包含在火車票價內，金額為基本票價的2%。這個標準一直沿用至今。鐵路部門在出售車票時附加“意外傷害強制保險費”，主要依據是1951年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制定的《條例》。同時出臺的，還有飛機和輪船的類似強制保險。1987年、1989年，我國廢除輪船和飛機的《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由旅客強制保險改為自愿保險。鐵路“意外傷害強制保險費”卻一直延續(xù)下來。1990年，《條例》曾因內容不適應實際情況，被列入國務院清理的法規(guī)之列，但后來卻不了了之。依國際通例，強制保險主要表現為基于公共利益政策考量的責任保險，如醫(yī)療責任險、工傷責任險、環(huán)境責任險、承運人責任險、機動車第三方責任險等，屬于社會保險或商業(yè)保險中財產保險的范疇。而意外傷害保險則屬于人身保險，強調自愿投保。二者在法律屬性方面有明顯不同。在西方國家一般都會強制承運人投保“責任險”，即鐵路公路等行業(yè)的運輸企業(yè)自己掏錢買保險，如果因為他們的責任導致旅客傷害時，由保險公司負責理賠。而旅客是否投保“意外險”，完全是自主行為。鐵路旅客運輸應當強制推行的是承運人責任險而非意外傷害險。制度真空指對于某些行為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予以規(guī)范，形成制度結構中的漏洞，使人們的某些行為得不到規(guī)范。（俄羅斯、深喉的保護）包括正式制度和規(guī)則鞭長莫及領域和空間（新華集貿市場周邊停車收費標準、官員的自由裁量領域，潛規(guī)則）也包括非法領域和空間。后果之一是私人（部門）插手制度的創(chuàng)設。（賣官鬻爵、地下錢莊、黃賭毒行業(yè)規(guī)則。這些行業(yè)事實上存在，公法不去規(guī)范。打工子弟學校行業(yè)規(guī)則）俄羅斯：九十年代的俄羅斯，有些地區(qū)私人產權和商務合同不能通過適當的法律制度得到有效保障，因此私人機構會利用暴力手段追索債款。導致各種合法的和非法的執(zhí)行合同的安全機構的崛起。Aleks。此類手段對于公司來說確實有效，但由于他不能提供普遍服務而且嚴重損害法制原則不為社會所認同。這樣做可以彌補制度空缺雇傭討債公司，成本可高達債務金額的60％在一個危險的交易環(huán)境里，商家之間自發(fā)建立非正式預防性交易制度，以防止機會主義行為。如合同抵押品制度、垂直合并、關系合同等，都屬于內生性制度。案例：中國“深喉”亟待保護“我就是‘深喉’”，當91歲的美國原聯邦調查局副局長費爾特站出來宣布這一消息之時，世界為之震驚。費爾特在《華盛頓郵報》兩名記者和總編輯的嚴守秘密中安然度過了33年。與此同時，中國審計大案－－遼寧省錦州市“交通銀行錦州分行假核銷案”（涉案金額2.2億）的舉報者鮑宇等一些中國舉報人卻輾轉于各部門，呼喚著安全的生活。慕綏新、馬向東案的檢舉人周偉因自己的行為被開除黨籍，勞教700多天，出獄后，因在勞教期間所受折磨而疾病纏身，很快撒手人寰。郭光允這位以普通公務員身份連續(xù)8年檢舉前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人，經歷了審查、壓制、追殺、收審、抄家、勞教等等打擊報復。他時刻擔憂家人和自己的生命安全。郭光允問：“舉報成功之后誰來保護我們？”

蘭貴來，南京第一個公開身份的舉報人，因舉報南京新聯廠原副廠長章志岳(副廳級)而公開接受舉報獎勵，但僅僅兩天后就被原雇傭單位解雇。呂凈一，河南省舞鋼市殘聯干部，因舉報平頂山市政法委書記李長河，本人被刺8刀，造成重傷，呂妻被刺身亡。200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報告說，檢察機關查辦的職務犯罪案件中，70%以上是來自群眾舉報。而實際上，舉報人和證人于國家利益的作用，并不僅限于向檢察機關舉報貪官。在協(xié)助司法機關偵辦犯罪、紀檢和監(jiān)察部門反腐、海關查緝走私、工商技監(jiān)打假、審計部門查案等各種領域，舉報人和證人都功不可沒。但是，迄今為止，除了在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領域有一些比較籠統(tǒng)的法律規(guī)定外，中國尚沒有一套系統(tǒng)的關于舉報人和證人保護的法律或制度。鮑宇這樣敢于舉報或是敢于作證的人，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是極少數。目前，中國大陸民事案件證人出庭率不足5%，刑事案件證人出庭率不足3%。出庭率低的原因，除了辦案機關為節(jié)省成本、提高效率計，不肯讓證人出庭之外，另一個原因是證人不愿或不敢出證。現行關于舉報人和證人保護制度的法律空白，使得鮑宇們的要求在法律上找不到適當的依據，也使他們有可能身陷危境，并讓更多潛在的鮑宇望而卻步。“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這是現行《刑事訴訟法》中僅有的對證人保護的相關規(guī)定。這些法律規(guī)定中，鮑宇提出要求異地安置并隱姓埋名的要求，也找不到依據。法律上也沒有規(guī)定具體的機構負責解決鮑宇式的問題。在西方國家，關于證人保護的相關法規(guī)已相當健全。即使在我國的香港和臺灣，對證人保護的相關規(guī)定亦相當詳盡。對此有過專門研究的湯維建說，證人保護包括了對證人的保護(人身、財產、親屬保護)、對證人的補償(誤工工資和相關費用的補償)和證人的豁免權制度(對配偶、親屬、親近關系，證人有權拒絕出證)。如果“事前”的危險報告制度(即從舉報伊始就受到保護)和“事中”的“雙面陳述制度”(即為防止身份泄露而采取的變聲出證或蒙面出證)存在于中國大陸，就可以給鮑宇們提供恰當的幫助。在香港，由于證人保護條例和廉政公署這個強勢獨立的部門存在，31年來，香港具名舉報人的比重已從33%升至71%，這反映了民眾對法治和廉署的極大信任。2004年8月，深圳市寶安區(qū)人民檢察院施行了證人保護制度，被譽為內地首創(chuàng)。據媒體報道，2004年8月，該院實施《證人保護工作規(guī)定》，將保護分為3個階段，即偵查中的保護、起訴中保護和起訴后保護。對于因作證而將受到或已經受到嚴重暴力威脅傷害的證人，檢察機關可以實行24小時貼身保護。除了保護證人的生命安全以外，將其財產和名譽及其近親屬一并列入保護范圍。專家透露說，《證人保護法》有望在未來的3——5年內通過立法者的審議而成為正式法律。湯維建說，該法實施之后，“證人社會”可望形成。在“證人社會”中，權利人的權利得到保護，義務人的義務得到切實履行。“這將有利于樹立正直、勇敢的社會風氣”你對本案例有何評論？4制度效率遞減律一種觀點認為制度是由物質環(huán)境（生產過程的技術性質）決定的。必然隨著物質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制度是以往過程的產物，同過去的環(huán)境相適應。無論如何也趕不上隨時都在變化的環(huán)境。即隨著生產過程的技術性質的變化，制度的效率必然會降低。另一種觀點：從人們對制度的需求的角度來看，制度是一種產品。制度的需求者就是制度的消費者。消費者對制度消費的過程符合邊際效用遞減律。汪丁丁1996：邊際效用遞減律是以生理心理學理論――神經元對等量外界刺激的條件反射強度隨刺激次數的增加而遞減――為基礎的。既然人是由神經系統(tǒng)組成，心里疲勞就是先天性的，當同一制度的信號刺激達到一定點后，人們反映強度的曲線就會隨著刺激頻率的遞增而呈現下降趨勢。顯示出制度消費的邊際效用遞減。黃少安的觀點：“同一軌跡上制度變遷的邊際收益先增后減”。所謂同一軌跡上的制度變遷是指一個重大的制度變革發(fā)生后，在這個大的變革框架內具有完善修補意義的持續(xù)的變遷過程。也可以認為是依存于主制度的從屬制度的變遷。變遷收益是指多投入一單位變遷成本帶來的制度效益的變化。先增后減是指一個制度連續(xù)的變遷過程中邊際效益先因巨大的成本支出而從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升，達到最高點以后再持續(xù)下降，呈倒u型。1978年開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到83－84年間在全國推行完畢。此后農村改革沒有大的進展，保持承包制的基本格局。農業(yè)增長自78年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