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緊急狀態下的國家干預獲獎科研報告摘

要：緊急狀態是指在一定范圍和時間內由于突發重大事件而嚴重威脅和破壞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國家統一等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需要緊急予以專門應對的社會生活狀態。在緊急狀態持續過程中，需堅持“政府干預”和“干預政府”的辯證統一，堅持國家干預法治化，使得政府能夠有效應對緊急狀態下的危機。

關鍵詞：經濟法;緊急狀態;國家干預

一、緊急狀態下國家干預的必要性

隨著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緊急狀態”這一名稱再次進入公眾視野。2004年通過的憲法修改案將現行憲法第六十七條二十項中的“戒嚴”改為“進入緊急狀態”。這一修改“完善應對嚴重自然災難、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經濟危機、重大事故等緊急情況的法律制度……修改憲法規定緊急狀態，它是一個憲政國家在非常狀態時期的一種法制，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時，一方面政府就要超出憲法規定按特別授權行使權力，對公民的權利進行限制;另一方面也要對公民權利進行保護”[1]。目前世界上大多數憲法中都明確規定了緊急狀態，緊急狀態制度是“指在一定范圍和時間內由于突發重大事件而嚴重威脅和破壞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國家統一等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需要緊急予以專門應對的社會生活狀態”[2]，它雖然不常發生但是一旦采用卻對人民生活和國家政治有著極大的影響[3]548。

緊急狀態始終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國家緊急權的使用以保證社會和國家的利益;其二是國家行使緊急權的限制和底線。可以看出，對于緊急狀態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對國家緊急權的合理規制已經是共識，但是對于“相關的理論問題并沒有得到……高度重視”，已有的研究都是從宏觀的角度，大概的論述了：必須要有明確無誤的緊急危險的存在、緊急權的行使必須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必須依據法律規定的程序行使緊急權[3]550-544，并且都是從保障公民權利方面入手的。眾所周知，在緊急狀態下對于一些事關國計民生的行業都會進行調控甚至是直接國家干預，介于緊急狀態的特殊性——雖然政府權力在此時異常強大甚至個別國家此時中止憲法效力，但是其也是一種法治狀態——以及鹽業的重要性，對緊急狀態下國家對鹽業的調控進行分析就顯得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國家在緊急狀態下如何對重要國民經濟進行干預，進而明確在緊急狀態這一非常狀態的法制時期政府對國民經濟的干預如何保持在憲政法治允許的范圍之內。

二、“政府干預”和“干預政府”的辯證統一

我國現行憲法第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是指調控主體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為了實現宏觀經濟變量的基本平衡和經濟結構的優化，引導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協調發展，對國民經濟所進行的總體調節和控制。”[4]基于對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學分析和論證，有學者提出了需要國家干預論，認為現代法學（重點是經濟法）意義上的國家干預經濟主要來自于以下方面的原因：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雙重矯正;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滲透和融合;經濟民主、人權與法治[5]。在需要國家干預論中的干預指“要規范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同時又要規范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行為，從而在國家適度干預的價值目標下實現‘政府干預和‘干預政府的辯證統一”[6]。在正常狀態下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手段基本上都是集中宏觀調控，而在緊急狀態下政府干預經濟可能會并常常會超出宏觀領域而直接進入微觀領域。需要國家干預理論主要是對正常情況之下國家對經濟干預而提出的經濟法基本理論。但是我們認為基于學科交叉融合以及憲法的統帥性（需要國家干預論本身在完善的過程中也提到了近代憲政理念對其的統帥和基礎性關聯），需要國家干預理論可以適用于憲法意義中的緊急狀態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需要國家干預論中的“政府干預”理論可以擴展到緊急狀態下國家“緊急權”——國家對于經濟的超出日常的干預;而需要國家干預論中的“干預政府”理論是憲法緊急狀態制度中“保障最低權利”以及其他對于國家緊急權限制的理論和措施在干預經濟領域的細化。筆者認為分析在緊急狀態下國家對經濟的調控，必須要結合憲法中的緊急狀態理論和經濟法中的需要國家干預理論甚至還包括經濟學中的一些理論才能全面的分析問題。

三、國家干預法治化

古典憲法學理論認為要保障公民的權利就必須對政府的權利進行限制，甚至要求政府恪守“守夜人”的角色。但是隨著行政國家和福利國家概念的興起，只強調政府的有限已經不能滿足對公民權利保護的需要了，于是新憲政論者認為政府應該是“即受到制約的，又是能動進取的”。基于新憲政論者的觀點，筆者基本認同“通過憲法規范的制定與運作謀求一種‘有限并且‘有效的憲政政府的建立，以確保國家權力的理性設置與運作一直是憲法學的基本品格”。在國家處于緊急狀態之時，國家權力的有效行使就顯得格外重要，從某種角度上講此時國家權力有效進行政府干預的程度就是政府能否有效應對緊急狀態的一個重要指標。緊急狀態雖然特殊性——政府權力在此時異常強大甚至個別國家此時中止憲法效力，但是其也是一種法治狀態，在這一非常狀態的法制時期政府對國民經濟的干預應該保持在憲政法治允許的范圍之內。所以即使在緊急狀態之下，政府在高度追求有效性的同時也必須堅持其有限性——有限的適度的進行干預。

國家干預法治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經濟法在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國家干預為什么要法治化主要基于以下幾點原因：在市場體制中，市場是配置資源的工具，堅持國家干預市場的法治化才能維護市場中私權主體的形式公平;堅持國家干預法治化有利于保障民眾的權利;政府擁有強大的行政權力，堅持國家干預法治化，可以規范政府的行為，限制其權力的濫用。當前被普遍認可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干預手段可分為行政手段、經濟手段以及法律手段。筆者認為，應強調國家干預手段法治化，將具體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法律化，法律成為干預手段最終表現形式，且被人們所普遍遵守。

四、結語

在緊急狀態下政府的權力能夠突破平時有限性范圍的唯一理由必須就基于政府能夠有效應對緊急狀態下的危機，政府對重要經濟行業進行干預的范圍和程度必須基于應對緊急狀態的需要，在緊急狀態結束之后必須要有相應的彌補措施來應對由于采取緊急狀態而產生的社會問題。在緊急狀態之下，政府為了有效的應對局勢采取一系列的非常措施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但是這些措施在范圍上和程度上也尤其有限性。另一方面，在緊急狀態結束之后，政府必須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