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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言論自由的議論文

目前，物質生活的改善成為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既成事實，然而，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的尺度盡管不斷增加，很多人卻變得茫然無措。某些空想社會發展觀的幻滅，使人們普遍感到了信仰的空虛和行動的迷茫。重塑新的價值觀念成為當下一個必須的行動。

自由的觀念就是其中之一。就當下來說，自由仍是我們現代中國人所要努力追求和實現的一個目標。

為什么要自由?這是人本身的需求所決定的。人既有遵守規律、法律、紀律的需求，也有隨自己意志活動的需求。二者理想平衡的結果，就是在遵守規律、法律、紀律的前提下，人有隨自己意志活動的權利。

人的自由分為行動的自由與思想的自由。行動的自由受到人的活動能力的限制，思想的自由受到人的認識能力的限制。概括起來，人的自由是有限的。

通常認為，意志是人自覺地確定目的，并支配行動，克服困難，實現目的的心理過程。即人的思維過程見之于行動的心理過程。自由意志，是自發的、自動的，但并不全是沒有理由沒有根據的，也就是說，自由意志有兩部分現象，一部分是有理由的，按照邏輯去思維、或者按照規律去行動的;一部分是無理由的，來自于偶然的聯想與隨心所欲的行動。但是，二者都是有根據的，有限的。自由意志的限制，來自于人的認識范疇和思維行動的局限性。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裴多菲的這首詩強調的自由的價值重要性。從實踐層面來說，我們的經濟在最近三十年獲得了高速的發展，就是因為擺脫了計劃經濟對生產力的束縛，人們有了發展經濟的自由權，人的力量一旦解放出來，我們就會看到，它的威力是多么的巨大。在思想層面，盡管仍存在著媒體獨家控制等禁錮思想的行為，但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人們可以更方便的發表言論和觀點，互聯網已經越來越有取代傳統渠道成為主流媒體的可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盡管未到，但前奏曲已經吹響。

不自由，毋寧死!得自由，必創造、必發展!

讓自由成為我們的基本價值觀!

讓我們舉起雙手，迎接一個自由時代的來臨!

關于言論自由的議論文

霍姆斯是一位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在他擔任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時,關于表達自由有兩種極端的主張。一種極端主張是:對表達的限制、至少對政治言論的限制,任何時候都不能說是合法的。另一種極端主張是:任何可能導致邪惡行為的表達,都必須受到限制,或者說,表達中引起損害的傾向,不管其當前程度如何,都有理由實施限制。為了避免這兩種極端,霍姆斯提出了"明顯的當前危險論'。

霍姆斯1919年在申克訴美國一案的判決中首次闡述了"明顯的當前危險論'。在該案中,申克是一位社會主義鼓動家,因散發傳單譴責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兵役法而被起訴。傳單指責兵役是最壞的暴政,是為了華爾街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種反人道的可怕的罪惡行為。霍姆斯在審理這個案件時指出,在通常情況下宣傳傳單里的意見還不是犯罪。但是,每一行為的意義取決于采取行為時的情況。他舉例說,對言論自由最嚴格的保護,也不會保護一個人在擁擠的劇院里毫無根據地叫嚷:"失火啦!'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叫嚷"失火啦!'將引起嚴重的混亂和傷害。他接著說:"在每一個案件里,問題在于使用的語言是否處于這種情況和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即它們將造成一種明顯的當前危險,將帶來國會有權利制止的竇質性罪惡。這是一個可此可彼和程度如何的問題。'當一個國家處于戰爭狀態的時候,有許多平時說了無妨的話會被認為危及國家的安全,因此說這些話將是不能被容忍的。

在就德布斯訴美國一案所作的推論中,霍姆斯再次適用了"明顯的當前危險'的理論。德布斯的具體罪狀,是他在俄亥俄州坎頓的演說中,宣稱痛恨一切戰爭,因為戰爭總是統治階級用來強迫普通人民為它打仗的方法來剝削他們。因而他也反對美國對德國進行戰爭。他煽動人民拒絕進行兵役登記和應征入伍。基于這種指,控,德布斯被判處10年徒刑。在支持對德布斯的判決時,霍姆斯斷言,德布斯的講演有一種自然的、預定的后果:阻撓征兵。簡言之,非言詞本身而是說話時的情況決定了講演人有罪與否。

1925年在吉特洛訴紐約一案中,霍姆斯重申和發揮了明顯的當前危險的理論。吉特洛是前任紐約州議員,社會黨左翼領袖之一。因他先后撰寫并散發《左翼宣言》和《革命時代》,宣傳用暴力和非法的手段推翻政府的義務、必要性和正當性,鼓勵全體無產者參加世界革命斗爭而被判罪。吉特洛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后,多數法官決定維持原判。霍姆斯認為應當推翻原判。在他的異議書中,霍姆斯承認吉特洛的宣言不只是一個理論,也是一種煽動。但他爭辯說:"每一項意見都是一個煽動。它是為了讓人相信而出現,如果有人相信,就會被付諸實踐,除非其他的信念高于它或由于能量不足而在出現時被泯滅。觀點的表達和狹義的煽動之問的唯一差別是表達者對結果的熱心。雄辯可以燒毀理性。但是,在我們面前,還沒有引起一場眼前的火災的可能。如果歸根到底,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信仰注定要被社會的支配力量所接受,那么,自由表達的唯一意義就是應該讓這些信仰有機會自行其事。'

霍姆斯的"明顯的當前危險論'受到他的同事布蘭代斯(1856-1941)的擁護和進一步完善,并由布蘭代斯表述為一個更為確切的公式。在1927年惠特尼訴加里福尼亞州一案中,布蘭代斯指出:"自由表達的權利、教育權利和集會權利,當然是不可否定或剝奪的基本權利。但是,雖然自由表達權和集會權是基本權利,它們在本質上不是絕對的權利。如果擬定的特殊限制是保衛國家免于毀滅或政治、經濟、道德上的嚴重損害所必需的,自由表達權和集會權的行使就應服從限制。'但他接著宣稱;"除非言論會產生或預定產生出明顯的即刻的實質性罪惡的危險,否則,合法限制所必須的條件是不存在的。僅僅懼怕或預測可能發生某種邪惡不足以證成法律限制言論和集會。邪惡必須是嚴重的,而且發生邪惡的危險必須是迫在眉睫的。"如果還有時間通過討論來使荒謬和似是而非之論得到揭露,有時間通過教育途徑來避免邪惡發生,那么,要采用的補救辦法是更多的討論而不是強制緘默。'

70年代以后,伯格主持的聯邦最高法院把限制表達自由的標準多樣化,例如,增加對引起傷害的訊息傳播的限制,但總體上仍然是以明顯的當前危險理論為基本標準。所以說,明顯的當前危險理論是最有影響的,在政治生活中起著深刻作用的學說。

二自主主體論

"自主主體論'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哲學和法哲學教授斯坎琳在本世紀70年代提出的。1972年,斯坎琳在《哲學和公共事務》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個關于表達自由的理論》的論文。在這篇被德沃金等人譽為"重要的開創性研究'和"研究生必讀'的論文中,斯坎琳指出,擁護表達自由的理論家一般都要為表達自由權提供一個哲學基礎,即要清楚地說明哪些種類的表達行為是受限制的,并進一步論證這些行為的特權性質。理論家們曾經提供出結果論、權利論、自治論來論證表達自由權,批判或反駁對表達自由理論的各種指責。

結果論認為,總體上說,思想表達不受限制的長遠結果要勝過限制表達的結果。或者換句話說,干預政策的長期后果很可能比不干預政策的長期后果更壞。

權利論認為,公民有權利聽取任何人愿意表達的觀點,即有接觸和接受不同觀點和情報的權利;同時公民有權利去發表他想要別人知道和接受的任何思想觀點和情報,即有傳播思想的權利。

自治論認為,民主國家的人民相信他們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但自由不意味著不受限制,而意味著自我控制、自我管理、因而信仰自治。如果說人們應當受到控制或統治,那么,這一控制或統治必須由他們自己進行,而不應由別人施加。表達自由是公民履行自治義務的必要手段,沒有表達自由就沒有自治。因此,表達自由有不受干預的特殊地位。斯坎琳指出,這幾種理論都不乏合理因素,但每一種都不盡完善。,結果論有這樣幾個困難:要檢驗采用不同政策的長期后果顯然是不可能的。更復雜的是,人們不是簡單地在干預和不干預之間作出選擇。即使非常清楚,從長遠看,無拘束的、不受限制的爭論可以使社會境況變好,人們仍然可以否認社會功利要求把法律保護擴大到所有的表達行為;即使承認思想表達一般應當免受干預,也不應否認通過限制某些種類的表達行為可以使社會福利達到可能的最大限度。權利論也有其明顯的難題:難道公民的表達自由權包括煽動暴亂、鼓動宗教派別武斗、唆使犯罪的表這行為嗎?下流無恥的思想和淫穢刊物應不受限制地傳播嗎?誹謗也是法律所保護的表達嗎?自治論所依據的前提更是一個引起爭論的問題。斯坎琳試圖克服結果論、權利論和自治論的缺陷,為表達自由提供堅實的哲學基礎,同時確定一個法律干預表達行為的界線。于是,他提供了一個"自主主體論',即"平等的、有理性的、獨立自主主體論'。

斯坎琳的"自主主體論'可以概述如下:"表達'指向一人或多人傳達一種主張或觀點的任何行為,不僅包括言論和出版,而且包括展示符號、示威、音樂、表演、自殺等。表達行為可以區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通過指出行為的"適當理由,推動他人的活動;第二類是以威脅、命令、提供具體活動手段等方式,推動他人做出一定的行為。政府只能干涉(限制)第二類表達行為。

為什么政府只能干涉(限制)第二類表達行為呢?這是因為只有第二類表達行為才能被合理地認定為犯罪。斯坎琳舉例說,如果我對你一個有理性的、自主的成年人說:"你應去搶劫銀行。'結果你按照我的意見辦事了。我不能因此對你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如果我以一連串的理由補充我的意見,例如,指出你為什么應當搶劫銀行,為什么你有資格搶劫銀行?我仍然不能對你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但是,假定你是一個小孩或弱智人,沒有法定的能力,而且我知道或應當知道這一點;或假如你是我的屬下,而且我對你說的不是勸告,而是一個由紀律支持的命令;或假如我進一步幫助你行動,向你提供有關銀行的關鍵性情報,我的表達行為就可以被合理地認定為犯罪。這就是說,僅僅向自主的成年入提供勸說性行動理由,并不構成犯罪。不論犯罪的要件如何,犯罪必須是表達勸說性的行為理由以外的行為。總之,"根據從別人的思想表達中獲得的理由而行動的人,是按照他已經相信的、而且已經判定的行為之充分理由行動的。因此,別人的思想表達對他的行動所起的作用,已由行為者

自己的判斷所取代。'行為者應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全部責任,而不能推卸其責任。否則,就是否認他作為一個有理性的、自主的行為者的地位。

"自主主體論'還包括這樣一種推論:一個認為自己是自主的人,在決定信仰什么和權衡對抗的行為理由時,必須把自己看作主權者,自己決定信仰什么和不信仰什么,他不能盲目地接受別人(包括政府)作出的一定觀念真實與否的判斷和是否應做出一定行為的判斷。是否做出一定行為(例如是否守法)要由自己來決定。作為自主的公民,他不應當授權國家去決定什么觀點是真實的,什么觀點可以表達,一切靠自己決定。自主的公民會要求政府保護他們免受傷害6但是,如果政府是自主的公民可以接受的,政府的權力必須從兩個方面受到限制。一方面,自主的公民不能授權國家去決定某些觀點是虛假的或真實的判斷,以及去組織公民接觸和交流政府判斷為虛假的觀點,否則,就將剝奪公民自己作出某些觀點真實與否的判斷。另一方面,公民不能允許政府去阻止政府認為是非法的思想表達行為,因為那樣做等于授予政府權力,去剝奪公民就應否遵守法律作出獨立判斷的權利。

上述"自主主體論'的表達自由理論可以說是一種強式自由理論。與"明顯的當前危險論'比較,其特點在于:"明顯的當前危險論'是烈表達的時間、地點和方式作為限制與不限制表達的標準,而"自主主體論是以表達的內容作為限制的標準。"自主主體論'大大地縮小了政府對表達自由實施干預的范圍,并把一部分表達視為絕對的東西。這兩種理論盡管有一些差異,但其共同點都是以不損害和動搖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為前提的。

前者是一種溫和自由主義的理論,后者是一種激進自由主義的理論。

關于言論自由的議論文

言論自由，一向被視作為最重要的公民基本權利之一。它是文明社會的基本標尺，也是社會民主和諧的重要體現。當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長期、持續提高，社會主義民主穩步推進，加上互聯網和新媒體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公民言論自由的社會環境和技術便利性都出現重大的積極變化。據統計，目前我國網民規模已超過6.49億，手機網民達到5.57億，微信國內用戶規模超過5億。我國公民現在不僅更有能力說話，更方便說話，也更容易讓各種立場、各種視角的觀點即時、廣泛傳播，瞬間為公眾所知曉。

社會善治和民主法治，離不開言論自由。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權，是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不管經濟如何發達，技術如何進步，社會發展總是存在著各種問題和矛盾需要解決，需要公民發表看法，表達訴求，協商討論，促成共識，推動進步。對干部腐敗、環境惡化、司法不公、安全事故、社會歧視等各種問題予以監督批評，本屬于社會正能量的釋放，不能把這些監督批評看作是對某些部門的"刁難'，或對地方社會穩定的"破壞'而加以限制，否則有違依法治國和協商民主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絕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它意味著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和各個方面對公民正當權利的尊重與維護。當前的社會轉型促使各種新舊問題相互疊加，日益復雜，新舊矛盾相互纏繞，迫切需要治理良方。因此，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尊重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讓人說話，說真話、實話，乃至逆耳忠言，認真聽取公民對各種社會弊病的批評建議，是聚民心、借民智、紓民困、解民憂的重要渠道，也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水準的必由之路。

從言論自由中產生的批評、建議，猶如人類社會的啄木鳥，可以發現和去除社會肌體的各種害蟲，保障社會有機體健康成長。正因為如此，那些既富有社會正義感，又具有高尚職業操守，不懼千辛萬苦和風險壓力，勇于正視并揭露社會問題的正